陳宗周辦《電腦報》

一、我不能攀登科學高峯了

1953年春，重慶市西南稅管局宿舍大院。5歲的陳宗周仰着頭，看牆壁上的告示，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好多漢字，端詳許久，認不全，他猜是人名，然後突發奇想，爸爸媽媽的名字是不是也在上面？很快，他從家裏找到戶口本，折身返回，比照戶口本和告示，一筆一畫，最終得以印證，這讓他很興奮。多年後，那張告示榜，成了陳宗周童年最深的記憶。

陳宗周在上海出生，沒幾個月大，就跟着父母一路奔波，由上海，經湘潭，過洞庭湖，最終落腳重慶。

陳父一生頗爲坎坷，東北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在民國政府做稅務官，1930年代末，任四川省富順縣稅務局局長，1946年解放戰爭開打前回東北，任三個省的稅務局局長。1948年，跟蔣經國“上海打虎”。1949年沒去臺灣，之所以留下，一是認爲國民黨太腐敗，身在稅務系統更容易看清這一點。二是陳宗周的弟弟宗光即將出生，一家人不願奔波勞苦。建國不久，陳父任職西南稅務管理局，主編西南稅法，還擔任西南稅務培訓班的班主任，爲新中國培訓稅務幹部。

陳母是四川人，與陳父在東北結婚。解放後努力幹革命，曾被評爲全市勞模，還作爲調幹生，在四川財經學院（現西南財經大學）念國民經濟與統計，那是一套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治理方式。改革開放前，重慶日化系統的工廠建廠工作，陳母幾乎都有參與。

父母工作忙，無暇顧全四個子女的學習和生活，長子陳宗周不得不學會照顧自己。大人沒時間管，陳宗周過得無憂無慮，跳房子、滾鐵環，都玩過。但最開心的還是讀書。父親帶他去稅務局的圖書室，他幾乎翻遍所有的畫本，識字後，常常一個人從住處米亭子跑到解放碑的新華書店，那兒有新出版的單行本蘇聯小說，他最喜歡諷刺小說。

陳宗周7歲讀重慶大同路小學，沒兩年，父親被劃爲右派，母親從區委下到工廠做工人。“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戴在頭上有多沉重，是今天的年輕人無法想象的。

母親擔心兒子上不了初中，跟他講高爾基的故事，鼓勵他自學，還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幸運的是，從重慶實驗小學（後改名重慶市人和街小學）畢業後，陳宗周還是進了重慶四十一中，這所學校後來恢復舊名巴蜀中學，以名人輩出聞名。2013年，巴蜀中學值80週年校慶，推出“傑出校友”名單，國務院原副總理鄒家華、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著名物理學家劉寄星以及陳宗周等數十人名列其上。

不幸的是，陳宗周在班裏有點孤立，跟幾個走讀生勉強能聊幾句，與那些住讀生，則像兩個世界的人，大家無話可談。其中，既有出身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更是社會與學校氛圍使然。在那特殊的“三年困難時期”，連學校足球場都做了菜園，種牛皮菜，作糧食充飢。可是，還有位同學，居然告訴別人，他家喫荷蘭煉乳。現實，比諷刺小說更爲諷刺。

同學眼裏的陳宗周，是另一副樣子。“開學第一天，他在桌上畫了一道三八線，稍一過界，他舉拳就打。”多年之後的一次同學會上，任育浦還記得這個男同桌很難接觸，不敢跟他說話，不過，“他做幾何題，輔助線畫得非常好。”任父當時是個比較大的幹部，在陳眼裏，任就是另一個世界的人，沒法交往。

他也想有所改變。入團申請書，提過很多次，但因陳宗周不滑頭，不瞞報，有一說一，最後當然沒有結果。彼時，陳宗周自覺唯一出路，是努力學習，讀高中，上大學。

可惜，生活從不依照小人物設想的道路前進。

1964年夏，陳宗周從班主任手上接過一張“不錄取通知書”，一時無法接受，失聲痛哭，一邊哭，一邊唸叨——“我不能攀登科學高峯了，我不能攀登科學高峯了！”老師聽完，默默無言。說不錄取出乎意外，也不合理，只是陳宗周不願承認，念念不忘自己是初中部數學競賽第一名，作文比賽第三名，甚至連長跑都是第四名。

當時的社會，總號召青少年勇攀科學高峯。這種召喚，從小刻在陳宗周骨子裏，抹不去。今天再回憶，他仍黯然，說，如果人生可以重來，夢想依然是當科學家。

班主任名叫周天應，後來成了重慶很有名的化學老師，他也多次提醒陳宗周，如果考不上高中怎麼辦？16歲的陳宗周怎會想到這個問題早有別的答案。

哭了兩天，不能解決問題。初三畢業生陳宗周去新華書店買了高中課本，還拉來生死兄弟何健生一起自學。第二年，二人再考，成績都挺好，但因家庭背景，只有何被重慶電力學校錄取。陳宗周繼續自學。說是自學，也不算，一是課本找不全。二是許多知識點理解不了，一個人死摳硬記，學不到精髓，頂多搞清楚高中要學什麼。三是還得考慮如何養活自己，補貼家用。

上學的路斷了，另一條路不由自主地在腳下展開。

二、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

1965年，“工業學大慶”運動依然蓬勃，四川展開石油大會戰，相關部門韓信點兵，要求身體健康，有力氣，肯喫苦，不問出身。陳宗周們大聲高歌“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進了“四川石油鑽前二團”。所謂鑽前，就是鑽井之前，包括修路，平井場，運土石方，這份工作與民工無異，與石油工人無關，要知道，當年全靠人力，沒什麼工程機械可用。這羣年輕人苦中作樂，創造出一個名詞：“✕✕工”，既不是合同工，也不是正式工，一個沒有身份的“身份”。

半年後，一批表現良好的年輕人，被選入四川石油管理局地質調查處，陳也進了205地震勘探隊，還是不明身份的“✕✕工”，還是繁重的體力活，但是，哪怕感受到現代科技的一絲氣息，也讓他們大喜過望，唱起“是那山谷的風，吹動着我們的頭髮”這樣的《勘探隊員之歌》。

1966年5月，連在校學生都放下了書本，無助的陳宗周默默調整自學方向，從高中課本中抽離，開始自學《電工學》和《電子技術》，甚至請母親買來一本蘇聯版的《地震勘探》。稍有餘暇，也是在閱讀中度過，遇到什麼讀什麼，閱讀更多，內容更雜。

離地質調查處很近的南充石油汽修廠，有幾名年輕的汽車機修工，與陳宗周關係好，聽陳抱怨無書可讀，頓時萌生“洗劫”學院圖書館的大膽想法。想到就做，他們真的闖進藏書室，拿走一批封禁的翻譯圖書。周先福是領頭人，他招呼大家把禁書全數交給陳宗周，還說了一句讓後者終身難忘的話：“你以後當了工程師，不要忘記我們！”這些書裏，有基辛格的《選擇的必要》，它教人發散思考，考慮事情不能只有一個方案，要在多種方案中選擇一個。《蓬皮杜傳》裏的戴高樂令陳印象深刻，一個要求選票超過2/3才肯連任的總統，是何等的驕傲和自信……

那段歲月，因爲閱讀的樂趣，精神上的壓力和痛苦不再強烈。令人欣慰的是，物質上已有不錯的回報，40多元的工資，大大超出周邊許多人。

1971年，陳宗周離開地質調查處，回到重慶，在金屬衝壓廠做電工，靠着自學的電工知識，評到三級工，工作輕鬆，工資將近50元，而同時期從農村進廠的同齡人，只能拿18元的學徒工資。知識對收入的貢獻，顯而易見。

此後，陳宗周陸續在重慶第二輕工業學校、重慶輕工局的食品日化技工學校工作，做電工，做電工代課老師，做圖書室管理員，讀書，寫作……“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多年之後，他更加相信母親說的這句話。

同時，中國社會也在發生深遠變化。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開始實施“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新國策。頓時，整個社會，欣欣向榮。

也是在這段時間，陳宗周通過四川省電視大學電子專業自學考試，拿到了“電子專業”大專文憑，還結婚生子。人生，煥然一新。

三、偶然做了編輯

1982年5月的一個下午，陳宗周在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參觀展覽，偶然間看到一張手寫招聘廣告：重慶市科協的《科學愛好者》雜誌招聘編輯。抱着試試看的心態，34歲的陳宗周走進藏身科委5樓的編輯部，見到了60出頭的曾昭闓-——《科學愛好者》雜誌的負責人。後來，陳說，曾老師是他這輩子最要感謝的人。而曾老師也在晚年的自述文章中，把發現陳宗周看成工作經歷中令人欣慰的重要事情。

此前，陳寫過多篇科普文章，有篇談英國科學家巴貝奇的原始機械計算機，文章在《重慶日報》發表，還意外地拿到16元錢稿費。更意外的是，那個下午，那篇文章改寫了陳的一生，使其從70多個應聘者中脫穎而出。

兩個月後，陳宗周報到第一天，屁股還沒坐穩，分管領導趙義熙給陳安排了18個版的任務，超過整個編輯部三分之一的工作量。陳趙兩人此時還算“陌生”，起碼陳不瞭解趙。趙老師卻通過女兒掌握到陳的情況，趙女蘇寧與陳同校同級不同班，這位出身“另一個世界”的女同學，對陳的評價頗爲客觀：很聰明，成績很好，因爲出身不好，沒機會念高中。

曾昭闓畢業於中央大學化學系，是編輯部唯一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學生。趙義熙唸的是育才學校。二人都是老黨員，喫過不少苦，經歷過大風大浪，對年輕人包容。二人都很照顧陳。曾告誡陳：“編輯出版工作一定要細心認真，稿件一定不要出差錯。稿件上一處錯誤，刊物印刷出來，就會變成幾萬甚至幾十萬處錯誤。”

編輯這份工作，有一定“彈性”，一篇文字的質量，通常由投入時間多寡來決定。這對人的自律性，也是一種殘酷的考驗和磨礪。在曾的示範下，不出錯，是折磨陳宗周編輯生涯的基本要求。

陳宗周也爭氣，不停地編，不停地寫，參與刊物製作的所有流程，組稿、編稿、採訪、寫稿、校對、排版、打樣、印刷、發行、組織活動、搞經營……經驗逐漸豐富。1984年，雜誌改名《課堂內外》，陳宗周升任編輯室主任，而曾、趙兩位前輩即將退休，二老找陳宗周商量。

陳宗周自我評估，做內容，他在行，搞管理，他不行。所以，他歡迎新領導。陳宗周對搞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能指導下屬做正確的事。對此，二老有點失望。趙甚至提醒陳宗周：“如果有一天，你們關係處不好，你怎麼辦？”陳想也沒想，說，“那我走唄”。

自信和謙虛，一體兩面，謙虛是外在表現，自信是內在表現，一旦反過來，就變成傲慢了。以前，趙忍不住會批評陳的這種“傲慢”式的自信，他說，“陳宗周同志，你還是謙虛點吧”。但陳宗周沒想那麼多，他以爲，所有人都做得到就事論事，而且，所有事都可以就事論事。

四、爲了生存辦《電腦報》

1987年夏，陳宗周突然接到通知，從《課堂內外》雜誌調任重慶市計算機普及中心做負責人。這個結局既意外又合理。他第一時間想起陳登凡，電話打過去，那邊卻哈哈大笑，登凡說，“來來來，我們的蜜月開始了”。

陳登凡是重慶市科協普及部部長，比陳宗周小4歲，多年來，陳宗周一直稱登凡是他“年輕的老領導”。在一次全國性的青少年科技發明與科學論文競賽上，陳登凡是重慶的帶隊幹部，陳宗周是記者，二人結識，彼此印象深刻。

陳登凡是工農兵學員，學化學，中學基礎好，知識紮實。陳宗周服他，有兩點原因，首先，登凡尊重他，他能感受得到。其次，登凡爲人厚道，值得欣賞。

陳登凡是聰明人，考慮到做陳宗周的領導有一定難度，他找陳宗周商量，訂立出相當明晰的相處之道：第一，有不同意見甚至爭吵都很正常，但所有爭吵不過夜，當天就得解決；第二，解決的方法，最好就是喝一頓啤酒。十多年來，兩人喝過幾次啤酒。有回住在省科協招待所，相持不下，要喝啤酒，一時又找不到下酒菜，只好用泡菜下酒。現在也喝，逢年過節，陳宗周總會邀請陳登凡和幾個好友到家裏喝幾杯。

在鄧小平“普及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的指示下，陳登凡親手組建重慶市計算機普及活動中心，做重慶市青少年計算機競賽，也選拔人員參加全省全國的競賽，順便做點計算機設備供應的工作。陳登凡明白，不能只靠國家撥款搞發展。他想過做貿易，進口計算機到國內銷售，但沒找到換外匯的渠道，最後不了了之。

陳宗周到崗後，爲活動中心明確了三大工作任務，第一，青少年的計算機普及。第二，全重慶市市民的計算機普及。第三，計算機普及的規律研究。對此，登凡認可，同時強調要有穩定業務和穩定收入。二人合計，辦刊辦報，能一舉多得，滿足所有要求。二人設定的目標也很實際，自負盈虧即可。

1988年初，在重慶市科委軟科學處支持下，陳宗周爭取到一筆調研經費，聯合重慶大學，做了5000份問卷，瞭解家庭電腦在重慶的現狀與前景，併成功預測：到90年代末期，重慶家庭的電腦普及率會達到20%。這項研究獲得“重慶市科技成果獎”。再做夏令營，有5000人蔘加。然後配套夏令營，又做營員家長培訓班，讓家長們直接體驗Apple II 八位機的魅力。三件事反饋超乎預期，增強了陳宗周辦電腦普及刊物的信心。

1990年下半年，在重慶市科協負責人王華炳和重慶科協黨組書記王子源的支持下，《電腦報》成功申報，先以內部刊物形式試刊。等到來年6月，《電腦報》獲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准，陳宗周爲法人代表，任常務副總編（後任社長），主持日常工作，陳登凡兼任副社長。二陳的“蜜月”，有了勝利果實。

創刊初始，除聶榮臻元帥爲《電腦報》親書的刊頭之外，還缺錢缺人。陳宗周找錢找人。缺錢，做培訓，辦書店。陳爲活動中心爭取到一塊新招牌，“重慶市計算機軟件人員培訓中心”，培訓發證，一年最多能賺20萬，一直到1993年上半年，培訓業務都是《電腦報》的主要營收來源。

缺人，自己動筆寫。陳宗周用武樓、於普、家笠、健生等做筆名，“感覺這樣可以把自己的隊伍壯大一點。”前前後後，他在《電腦報》上寫了幾十萬字。

1992年1月3日，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電腦報》創刊，拿到3萬份訂單，一年訂閱費7.8元，郵局拿走40%，到手剩14萬元，收支不平衡。第二年，訂單翻倍，還賣出去十幾萬套合訂本，收支實現平衡。

此後，《電腦報》進入快速發展期，到2003年，這份由開培訓班賺到的2萬元起步的內部刊物，已成爲旗下擁有獨資和合資20多種科普報刊、年營業收入4.6億元、利潤6000萬元的電腦報集團，單期發行量達70萬之巨的《電腦報》，覆蓋全國2300多個縣市。那一年，《電腦報》社還成爲全國文化體制改革35家試點單位之一，是全國媒體同行關注與研究的重要對象。

2010年11月21日，方興東與陳宗周座談3個小時後，記了一篇2萬多字的《影響中國互聯網100人-陳宗周訪談》，詳細敘述了《電腦報》快速發展的裏裏外外。陳宗周解釋，《電腦報》的快速成功，“是因爲順應了計算機普及的大潮，然後又引領了計算機普及的大潮。”方興東認爲，“《電腦報》能夠成功，不僅僅是因爲它的通俗實用，《電腦報》還有一些人文精神在裏面，這是它跟其他媒介區別的根本所在。”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每個參與甚至圍觀《電腦報》發展的人，都有一份不同的答卷。

五、《環球科學》等了34年

2009年4月2日，香港，87歲的楊振寧親自開車送61歲的陳宗周到沙田車站。當日，二人與江才健（中國臺灣學者，《楊振寧傳》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共同追憶《科學美國人》中文版的前塵往事。

1972年7月1日，周總理請楊振寧喫飯，席間，總理問如何提高中國人的科學素養，楊先生大着膽子提了兩條建議：第一，現在中國對基礎科學不太重視。第二，在中國要加強科普工作。他還特別提到，像《科學美國人》這樣優秀的科普刊物，值得引進和翻譯。

1845年創刊的《科學美國人》，堪稱全球科普雜誌的領袖與標杆。其作者包括愛因斯坦、玻爾等一百多位諾貝爾獎得主，而且多數是在成爲其作者之後，才摘得諾貝爾桂冠。其讀者，更是從愛迪生到比爾•蓋茨，無數人從中受益。

《科學美國人》的中文版《科學》於1979年創刊，落戶中國科技情報研究所重慶分所（情報所），成爲我國最早引進版權的外國期刊。一本科普刊物進入中國，由楊振寧推動，前後三位總理支持，足見其意義重大。

不過，《科學》在情報所的發展不如預期，至2001年，發行量僅4000來份。當年7月，科技部決定將雜誌由重慶遷到北京，改由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信所）主辦。2005年10月，在當期《科學》扉頁上，一則公告宣佈了美方提出終止合作的消息。

2004年秋天，時任《科學美國人》全球副總裁的迪安·桑德森來到重慶，第一次見陳宗周，二人探討《科學美國人》中文版的未來。桑德森的問題是，已在中國落地多年的老牌雜誌，如何讓最新的前沿科技知識，在蓬勃發展的中國得到更有效的傳播？陳宗周的問題則是，如何讓全球最優秀的科學資源，在中國發揮更大作用？顯然，是同一個問題。此時，創辦《環球科學》雜誌，已是水到渠成。

從科協大廈到情報所，直線距離100多米。陳宗周從窗口往外望，《科學》雜誌曾經在情報所的辦公室，清晰可見。情報所一度擁有《微型計算機》《新潮電子》和《計算機應用文摘》等三份響噹噹的科技媒體。其中，《微型計算機》《新潮電子》都是情報所與《電腦報》社深度合作的產物。

陳宗周爲何敢做《環球科學》？在《百期少年》一文中，陳提出三個理由：

其一，《科學美國人》中文版在中國出版發行多年，原主辦單位和編輯團隊付出了心血，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其二，中國科技發展已進入自主創新階段，科技的自主創新需要引進和借鑑，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國內介紹國外最新科技成果，是長期的重要工作。

其三，中國自主創新的科技成果也要藉助較好的平臺傳播出去，讓全球瞭解中國的科技和東方文明，我們需要借船出海。

《環球科學》於2006年1月創刊，陳宗周擔任社長至今。到2011年，雜誌發行量突破10萬份，成爲中國科普紙媒第一品牌。從1972年到2006年，等了34年，《科學美國人》中文版終於走對了路。

六、都是爲了年輕人

2019年4月4日晚，《科學愛好者》雜誌前總編曾昭闓老師逝世，享年97歲。第二天，噩耗傳來，正在小區散步的陳宗周，呆在原地，淚水湧出眼眶。平靜下來，他寫了一篇題爲《叫我小陳的那位老者走了》的文章，詳細回憶他與曾老師相識相交相惜的點點滴滴。字裏行間，全是懷念和感恩。

文章寫道，“曾老師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他對於年輕人的態度。發現年輕人，善待年輕人，積極培養和提攜年輕人，關鍵時候堅決支持年輕人，我從老師那兒學會很多。”

回顧陳宗周作爲年輕人的經歷，從揹負家庭出身的壓力，不允許入團升學，到有人指引，憑着自學，走過那段漫長的艱苦歲月，既有被歧視和壓迫的不堪，也有被信任、鼓勵和成長的感動。對一個以“厚道”來判斷朋友品質的樂觀主義者來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觀念已成天性。

在2003年之前的《電腦報》，曾出現“24歲現象”。黎和生成爲《電腦報》編輯部主任是24歲，廖丹、劉寅斌、李大學、林軍、胡喆，也是在24歲左右被委以重任，獨當一面。與其說陳宗周願意給年輕人機會，不如說陳宗周體諒年輕人的艱難，這一點，人生沒有經歷起起落落的人，可能無法理解與認同。

1999年6月6日，黎和生離開《電腦報》社。當時，這位1991年底加入電腦報團隊的元老級員工棄“報”從“網”的故事，由劉韌寫成《報人黎和生的Internet抉擇》一文，發表在《南方週末》上，影響甚廣。但創業不易，黎和生的新事業《現代計算機》雜誌連受挫折，發行打不開局面。

此間，陳宗周9次約談，勸黎迴歸，直到2002年，黎和生才肯答應。二十年後的一個晚上，已成著名投資人的黎和生喝醉酒，打電話給陳宗周，說，“真的，陳老師，我就像您兒子一樣，您就像父親一樣關心我。”

1996年夏天，哈工大計算機專業的學生林軍，在哈爾濱打電話給遠在重慶的陳宗周，自稱是《電腦報》的讀者，希望畢業後加入編輯團隊。陳宗周沒有片刻猶豫，在電話裏表示歡迎。1997年初，還在唸大四的這位年輕人，成爲編輯部的一員。

到年底，《電腦報》新開網絡版，林軍遂成爲這塊新園地的負責人，後又出任天極網創始總編輯。幾年之後，林軍離開《電腦報》，創辦科技媒體“雷鋒網”，著成《沸騰十五年》一書。

2001年春天，即將從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胡喆，在校園裏閒逛，看到成果展中有上屆校友在《電腦報》的身影，被打動。這位年輕人也成爲“24歲現象”中的一員。胡喆離開《電腦報》後，參與了UCWEB和百度早期的工作。2021年，他與林軍合著《沸騰新十年》。

曾昭闓體諒陳宗周的艱難，放手讓他磨礪。陳宗周體諒黎和生、林軍、胡喆等人的艱難，纔有了《電腦報》的成長和“24歲現象”。誰都年輕過，誰都艱難過，年輕人最大的艱難，不是相信自己，而是如何獲得成長。必須得承認，每一份艱難，都會改變一個人的性格甚至命運。

七、尾聲

2003年7月9日，55歲的陳宗周卸任《電腦報》社社長和天極網董事長等職。

頭一年的10月13日，陳宗周寫了一篇名爲《爲什麼當企業家》的文章，提到中國傳統文化對知識分子下海創業的影響，他提到，“我只敢鼓吹更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去當企業家，中國也需要更多的企業家。而我自己，還是待在書房裏不去當企業家爲好。”

他告訴一位年輕人，“不想當企業家，也一直是我的真實想法。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護照上有職業這一欄，我填的是編輯，而不是經理、管理人員等。”

他還說，“現在，我是以一個退休的科技工作者的狀態，在工作，在生活。”（完）

手記

稿子寫完，請陳老師指點，兩天後，除校訂事實外，我注意到，他刪了幾處。他解釋，不想這篇文字給任何人造成一絲不便。這樣一來，我覺得連文章標題也不夠明晰，不能讓讀者一眼看懂他的故事爲何與衆不同。

我明白他的考量。的確，有什麼是放不下的呢？但我擔心對他不夠公平。他笑着說，“看看我得到的，已經足夠公平了”。他忘了採訪過程中自己幾度哽咽。

時光流逝，你很難分得清，哪些事真的放下了。所謂“公平”，在時間面前，與許多其他信念一樣，不再堅韌。

我寫陳老師，理由有三：

其一，2000年之前接觸互聯網的中國人，有誰沒讀過《電腦報》？這份內部小報，如何做到全國赫赫有名，其中的艱難，值得了解。

其二，艱苦歲月不僅僅是他的，也是你的，也是我的，有否覺察而已。個人改變不了環境，但起碼可以先改變自己。如何走出，靠的又是什麼？

其三，《電腦報》《環球科學》或同時期的其他報刊，無論是引進全球最新知識，還是輸出中國式的答卷，其連接與轉換的媒體價值，熠熠生輝，其對中國科普事業的貢獻，不可磨滅。而今，我們又爲什麼要做媒體？我們這一代媒體人又當有什麼樣的抱負或使命感呢？

的確，“使命感”也是一種信念，但在垃圾資訊大爆炸的今天，它是一個奇怪的論調，不合時宜，令人尷尬，讓人不知所措。

但有一點我能確認：如果不幸想起什麼信念，就該提它一下，也許有作用呢！

採訪、撰稿：朱芳文，2021年6月3日寫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