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新周刊》用了一整本来关注大家的“日子”，试图分析“大日子”与“小日子”的区别，甚至想定义下“社会”与“个人”的价值所在。用我充满幻想的理解来向纠结的人做个说明：只有先过好个人的小日子，社会才能过好大日子。但反过来就会一团糟。
重点在于后面的转折。是转折也是区别。是区别也是现实。是现实更是方向。我们总是强调自己不怕吃苦、不怕受累，怕就怕方向不对。于是，我在这一瞬间有点理解自己那几天为什么会觉得累。我在老洪和老黄面前飞了一下午搭半晚上的唾沫星子都没能让他们理解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又该如何让更多安逸的人去理解“大日子与小日子”跟“鸡生蛋”或者“蛋生鸡”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讨论题呢？
我想起胡适。记得某人说胡适就是一个小文人。言下之意对文人群体都颇为不屑。也罢，各人有各人的路数，每人的学习方式受益路径不同而已。但不屑本身也意味着一种封闭。这种封闭很难让他去理解胡适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写的那些文字。
譬如这回《新周刊》的观点，胡适也早有表述，他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引自胡适《介绍自己的思想》）。简要来说：利己是最好的利人。
比胡适说这话晚一点，美国人威尔逊（前通用汽车总裁）也说过：“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必然会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之亦然”。即便美国人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还是让说这话的家伙做了美国的国防部长。对比来看，胡适就没那么幸运了。在宽容心上，中国人不如美国人。
其实，胡适过的也是一种小日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社会或者你的环境不允许你有自己的见识的话，你也不必难受与拘谨，照旧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或者就像一粒钻石那样把自己藏在沙砾之间，让那些愿意相信财富的人自己去寻去得。
与胡适不一样的是，普通人的小日子里面没有大财富，或者有点小安逸，但也没什么不好。要的就是这13万万同胞的小安逸。问题是，那得是真正的小安逸，不带一丝偏见或者愚昧，不带一丁点儿不屑或者自闭，不带一丝的不安与浮躁。
我看，这个得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