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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怎么了解，但它真的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开创了让大家自豪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使得我们觉得活在这个时代是个幸运儿。至少比起我们的父辈要好上百倍，一代能比一代强，你还要多要求什么呢？嗯，中国人。

对于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有人期待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也会出现。有媒体分析，此次全会将有两个半“看点”，一为大陆的“十二五规划”、二是“政改”，还有半点指的是“人事安排”，谁在未来执掌中国。

十二五规划，关注的是民生，人民如何获得更好的物质保障；政改谈的则是民主与人权，人民如何获得自己应得的权利；而人事安排关注的则是由谁来带领国人实现这些目标。我不懂政治，所以不能乱说，也深究不得，但个人以为媒体分析的看点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落实到个人头上，我该怎么给自己做个五年规划呢？未来的五年，我该做好什么？我该如何去实现？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该如何通过实现自己的目标来带给家人幸福。这一点是根本，没有幸福，一切都毫无意义。于是，那个老问题又回来了：何为幸福？另外，我能不能将这个问题问给十五届五中全会呢？

听上去有点幼稚，好吧，当我是在周末清早的一个玩笑吧。不必理他。周末快乐！

我是一个不善于聊天的人，有的时候说的太多，有的时候又听的太久。这种节奏我总是难以把控。说又是一件考验自信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我宁愿选择沉默，安静的坐在那里，看众人的表演。

我觉得生活就是一场表演，有的时候是主角，有的时候又沦为配角，在起伏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寻的久点了，便懒的去寻，随波逐流罢了。稍有不甘心的一部分，就整日里扑腾个不休。可惜做什么，是别人不知道的，这会让自己心虚。于是说出来似乎成了一个必然，一个让心不虚同时还可以稍稍建立点自信心的事情。但我总以为，这里面建立起来的自信心，久了长了，就演变成了一种自我安慰、自我膨胀，甚至是自大。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也担心自己会在往那个方向去赶。心里一哆嗦，又闭上了嘴巴，安静下来。

这也是我总喜欢自言自语的缘由吧，对自己说点什么，不会妨碍谁，也不会让谁膨胀。

这几天，各地的媒体都在讨论着所谓的“言论自由”，这该从温总理的几次公开谈话说起。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纽约，温总理一直强调政改的重要性。对于我等百姓而言，简单说就是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了。这等自由我原以为我有，若不是媒体吵的这么矫情，我哪里知道我真的没有，而且已经从祖辈那里被继承到基因组里了，我的安静不正是一种天性的表现么？

祖辈传给我的东西太多太多，但整理一番发现都是没用的一面，比如怕事，比如贫穷，更可恨的还有那么一点点清高，如果能跟着一部分人的样子赚点钱，有些毛病倒也算了。真想冒昧问句祖上：你们在那个时候，都争取到什么东西了？后来想想，我得问问自己，以后能为孩子们留点什么。你觉得呢？

《华尔街日报》近期发文提醒大家：中国已经失衡。文中指出“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及国人对男孩的文化偏好，将导致未来几十年出现重大社会问题”，并大胆推测：或许将通过战争来完成改善男女失衡这样的一个人口问题，譬如在台海、非洲、或者朝鲜等地输出“多余的男人”。

按照年龄段来推算，2000年以后出生的男孩似乎更有可能成为这个“多余的男人”，这种可能还需寄望于国家有继续维持稳定发展的决心。但不管怎样，任何一个时代的男孩都不该向社会“朝贡”，沦为“贡品”或者所谓“多余的男人”。

我说战争的牺牲者就是社会的“贡品”，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战争的利益永远不可能被牺牲者所享有，从事情的结果来看，所有战争的即得利益者无一不是投机分子，好吧，你做投机者，我做牺牲者，这世间真的有“多余的人”吗？谁会成为悲剧的主角？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调整而被调整，这种事情就失去意义。但没人为此买单，当年制定那些决策的人早已变作森森白骨，与前人又能争出个什么理来呢？从调整与被调整的关系上来看，人口政策或者今天反思人口政策本身都是在背离人性的。让一些人决定另一些人的死活，也违反了自然界里的一些基本规律吧？

不过一旦命运如此，又该如何面对呢？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不如在自己身上发生来得痛快！又或者消极一点来看，再拖个几十年吧，等到一切都被拖进来坟墓，死了的人就不会为活着的人操心了，即便多余，你还活着不是？活着就是好事，活着就要好好的活！

历史总是喜欢遗忘，但人民不会。

被遗忘的历史带着欺凌悄悄的走进无人的角落，与被刻意遗忘的其他混在一起，成为其他。有的时候，一种荣誉可能会成为骄傲，也可能成为侮辱。如果这种荣誉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就不得不注意它的两面性是否合时。早一秒是侮辱，下一秒或许就成了骄傲。

2010年10月8日11点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由中国人刘晓波获得。这个时候，他正身处锦州监狱……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记录和说明这一刻。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刘晓波是谁？因何入狱？又因何获奖……我不知道历史的笔触在此刻会做何打算，或许会根本忽略？！也或许在日后哪天突然追忆？还是那句话：历史总是喜欢遗忘，但人民不会。

可惜刘晓波只会成为一个符号，他被人们记住，只是因为他让人们知道了还有自由、民主或者人权，对这些方面有个参照物罢了。人们不会关心他这个个体在当下的痛苦与悲伤。我们这群陌生的残忍的同胞总喜欢也只会围观，与捧着历史书当故事书来看的心情一样，同自身当前利害无关的，怎么吆喝都无所谓，是否记得也无所谓。

国人对于创纪录的事情总是热衷，对于数字背后的其他除了抱怨和忍让之外，别无他念，一年一年，反反复复。最近媒体又在大吹“铁路单日客流超829万人创历史新高”，想想那一节节车厢里像是运货那样被塞满了回家的人，你会觉得这是值得炫耀的乐事吗？

有关部门的领导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总有吉尼斯选手的“游戏”和“娱乐”心态，游离于现实层面太远。以为装的越多就显得自己越有能力，结果呢，不是他们老子去挤火车，所以不必操舒适度和质量等闲心，目的只有一个，装的更多，乘客成了手中的道具被大肆玩弄，采取的手段也极为麻木，甚至不顾别人的死活。

我一直对“火车站票”这个玩意很抵触，有了它之后，总会让人犹豫不决，貌似它至少给了你一个回家的机会，尽管是站着。但不如没有它。一张站票背后有很多的毛病，原本按标准配备的乘务人员，基本上不会因为超载而多出几位，而火车上有限的空间被挤满之后，除了兜售小商品的贩子愿意挤来挤去之外，乘务人员是几乎看不到的，服务质量无从谈起。既然你不能提供相应的服务，你凭什么可以卖多余的站票呢？

我们对于自身权利究竟有多少和能追究多少，向来是摸不透的，这才让王八蛋们抓到了愚弄的机会。我也想找个别的机会扳回这一局，比如，让这些领导碰到我手里，也做回什么道具玩玩，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自我安慰式的诅咒他们了。但在这个机会出现之前，只好劝自己尽量不要被道具了就好。MD，花钱给你们创纪录，自己还遭罪，真是天理不在啊！

日本人终于答应放还詹其雄，而中国人也如愿赢得了这场“纷争”。这样的结局在撞船事件一开始就有有识之士一眼看穿，可见民间智慧根本不逊于所谓的国家智库。也或者是这种类型的事件在历史上频繁发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泱泱五千年的大国国民们。

但也有人说我们不算赢，至少在赢的方式上，我们没有表现出民族的尊严来。这里是有问题的，国人的心态是既想要里子也想要面子，如果一切都顺风顺水的话，这种贪婪是无止境的。倘若一切都偏要反着来，既没面子也没里子的话，你又会发现国人的忍耐性也是没有止境的，这两极分化的性格使得我们找不到一个参考的标准，我们要的究竟是什么？结果还是过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都不需要？

从这里看出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过分的自尊与过分的自卑交杂在一起。一方面，我们为我们的历史而骄傲自满，站在祖宗的大树下听着故事做着美梦，另一方面，我们又为现实的孱弱而痛苦不堪，口袋里面子上里外里都是干干净净。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整明白的是，我们痛恨的那个我们，始终不包括我自己。

好吧，就算我们没有赢得什么，我们丢了一个大大的面子到世界各地，但那又怎样？难道你真的不相信若干年之后，钓鱼岛可以被收回吗？我是相信的，所以我不担心这个过程里出现的所有令人不爽的画面，站在未来回忆今天的时候，我们一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比其结果更加重要，虽然我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好的念头，如果我是詹其雄的话，我会选择为国捐躯。不知道那样是好事还是坏事？

过了两天，我才想起前天是九一八，并不是说当天我不知道是什么日子，而是忘记了历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据说今年的这一天，我们可以举行游行，示威，为了钓鱼岛，为了渲泄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流传最广的传言是这么说的，也许还有其他很多原因，但媒体就是被捏住喉管的鱼鹰，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让你吐什么，你也得吐什么。

我并没指望九一八要发生些什么事，我干脆都忘了这一天。我在那一天，去走了一次亲戚，中秋马上到了，拜节是最实惠也是最该做的事情，没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关心我的不满在何处发泄，我跟很多人不同，我的所有不快都可以在睡梦里渲泄一通，我甚至怀疑我有主导梦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好像能够决定自己该做什么样的梦。譬如，想说什么，可以到梦里说，想见谁，就可以在梦里见谁，想做什么，梦里都可以做，不仅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梦，有的时候，梦还会给到我更多惊喜，包括我做梦之前没想到和没敢想的那些事情。

我为我有这样的能力而高兴，但略显低调，除了在这个地方稍作炫耀之外，在别处我是不会承认的。这算是我的一项福利，不是别人给的，是老天赐的，我得珍惜。当然，你如果也想拥有的话，不妨在白天里尝试着练习练习，或许也能因白日梦做多了，便真能影响到夜里发生的种种，如此良性循环一两个周期，你也就有了自己的快乐，这是秘密，不可多言。

说回到九一八，如果不是有某个网站，我甚至都不知道韩寒先生也对这个游行有些梦想做，可惜的是，他做在博客里，明摆着就是让人家来删的，何必呢，韩君似乎还没找着做梦的好处和窍门，真该反思一下。总之，九一八本该平静，就让它继续平静吧。

先看段视频，不知道你看完之后还会觉得搞笑吗？无论谁代表了正义，真正受苦的还是平民百姓，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一个平民。当我们愤怒的叫嚣着要抗日或者抗美的时候，我们真该问问自己，一定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吗？或者说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的话，请告诉我。

那天我在微博上说：“如果人说假话就会死该有多好。可惜没有神，只有神话。古人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神话，原来只是一堆抱怨和幻想。”这段话不算是抱怨，算是由感而发。首先我憎恨一切虚伪的东西，对说假话获利的人尤其痛恨，但你也知道，我们周边偏偏就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是我不能融入这个社会的一个硬伤，谁会接纳一个不认同自己的人呢？另一个来说，我们在信仰上的缺失，让我们找不到精神坐标，不知道敬畏什么，不知道拒绝什么，面对一切大小诱惑都不能自拔。而这似乎是我们的通病，前人与今人都在这上面困惑不已，要说有点差别，那就是前人还有创造神话的权利，可我们呢？当然，如果你将神话也当作谎言一类，便没了我这烦恼。

战争与谎言是孪生兄弟。我这个结论在一定角度上是站得住的，似乎也不一定是我的创见，前人也该有这个见识，只是我读的书少，记下来，算是我的一个感触吧。但我也不知道如何区分真正必要参与的战争与真正需要抵制的战争，也许只能期待我们生活在一个说真话的世界里，在那里，人可以无畏，可以牺牲自己，仅仅为了真理。对吧，你也相信的。

自从日本人在钓鱼岛绑架了我们的船长之后，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国民选择沉默，那今天会等到什么呢？与每次的反应都差不多，大部分国民发表各类言论进行抗议，小部分热血人士出钱出力以实际行动参与保钓，而代表大部分与小部分的国家则选择“先礼后兵”的策略，“礼”是我们一直看到的，“兵”却未见一个。于是我会想，如果哪一天国民都麻木了，不在对跟钓鱼岛相关的事情有所反应而选择沉默，那又可以等到什么呢？你说国家会站出来做点什么实际的而不是说点什么模糊的吗？

我这样的想象力未免太过局限，也许中国人沉默的性格已经被日本人研究透彻，至少从唐朝以来，人家日本人就一直在研究中国，可是我们这么多年都在干什么呢？除了受欺辱、抗议、妥协、鄙视、谩骂之外，有人真的去认真研究过日本，又将那个民族都在想什么，都在做什么，向我们的大众做了传播和教育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输得彻底。

我不是不喜欢愤青，愤青不是某种人，而是某种情绪，我不排斥任何发自内心的情绪，哪怕带有那么一点点破坏力，但得记住了，如果能让破坏力变成生产力或者战斗力，就不是环境可以驾驭和控制得了的事情了，完全需要靠个人的觉醒。

我们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被人刺激一下，就出来咆哮一声，被人扔进一块骨头，就立马偃旗息鼓。试想下如果你在笼外围观，看这样的民族，会不会觉得不逗逗玩玩实在是太可惜了。

说到觉醒，我们又会太敏感，是的，不要让别人欺负我们是一种觉醒，不要让自己的无知欺负自己也是一种觉醒，理智点的都能认清楚，我们的觉醒差一个来自自身的原动力：我们的个体要不要变的更强？我们的情绪经过原动力的引导变作一种燃料，在心底燃烧，我们的语言和行为才会显得理智和有说服力，我们的抗议才有力量和韧性。

现在，是我们该要放弃沉默，冲出囚笼的时刻了！

今天是教师节，先要给我的老师们发个短信，送个祝福。但也许是因为今天的特殊，也想给现在的老师们泼点冷水，提个醒：注意素质。

如果我以这样的方式开头，一定会引来无数痛骂，似乎我自己就该注意点素质。可笑的是，“注意素质”这个词组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我们说素质本身就是自发的，而不是伪装的，你承认吗？对于一个没有素质的人而言，“装”是一件不会长久的事情。从这样的开头到这样的解释里，我显露出我自己的愤怒，我觉得表达的应该很明确了。

对于老师，一个最简单的要求，如今都显得有点过分。“为人师表”这个词似乎只能在小说或历史里去追寻了，如今的老师们可爱可敬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有答案，请你告诉我。

8号的旧闻（我用旧闻这个词也很痛心，这样的事情我们听的还少吗？）里说，有一个两岁半的女童，在幼儿园遭遇老师长达十分钟的“殴打”，媒体又在乱用词了？试想下一两岁半女童遭遇了一个成人长达十分钟的殴打，不早就一命呜呼了吗？好吧，你终于知道媒体在表达自己不满的时候，多少会带点夸张和谴责就理解了。

幼儿园在发生（殴打）这件事情之后，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对于家长是没有任何交待，而在发生（殴打视频在网络上流传）那件事情之后，才说明了该教师是临时员工，并做了辞退处理。

事情起因是两个同样年纪的小朋友因为争抢板凳而导致，有孩子的家长应该都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大人怎能插手？这位老师，就算你不打算教育好其他的孩子，你也该为自己的孩子做个考虑吧，今天你可以帮她欺负别人，明天就有人能够帮别人欺负她，你在培养的也许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贱骨头，自然，你本身也足够贱的！

看到这里，我想问下大家，如果你是那位家长，你会怎么做？换做是我，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没有道理可说！当然，我不是教你怎么去报复那位老师，而是强调你该坚持追讨你的权益！

最后，还是要祝福下真正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我相信总有些老师敢于并乐于接受这份祝福！他们是无愧于心的。

对于媒体的用词，我一直很迷茫，也许是因为我没上过大学的原因，不太理解一词多用或者一词反用的道理。在我看来，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军舰相撞后，是日军“绑架”了中国船长，而非媒体所谓的“逮捕”，“逮捕”一说似乎意味着事情已经有了一个定性，难道这些媒体们已经确定了事实的真相了吗？

在路透社的文章里，提到新华社的报道用了“抓扣”这个词，可以看出日本人的野蛮，但表述上显得模糊，因为抓扣的两方或许都是有过失的，没能反应实际情况。实际上在新华社的稿件里，也一样用了逮捕这样的字眼，我不知道高层会不会像我这样扣字眼，总之，让人十分不舒服。

我觉得至少得用“绑架”这个词，除了看到日本人的龌龊之外，也说明我们确实吃了亏，我们的国民在自己家里被外人抢走，而且还是外国军队，我不知道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本身是否意味着“侵略”这个事实已经产生？如果是侵略，我们何时采取实际行动去救回我们的国民呢？难道真的要等他们成为烈士后盖面国旗就好了？

我用的是“如果”这个词，那是因为老百姓看不明白，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在臆测。我不知道收复钓鱼岛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也不知道尊严与经济那种损失更为惨痛，我更不知道老百姓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但如果我能做到的话，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拿回本该就是我自己的东西，保护好我的国民。政府，请给我一杆枪吧，看看我怎么对待那些侵略者。

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也许还在激烈的争论之中，但作为无神论教育下的中国人，我宁可相信有神仙菩萨，也不会相信什么劳什子上帝，毕竟西方人相信的玩意，我就应该不相信，要不咋做中国人呢？幸好，连宇宙之王霍金都终于承认：我们不需要上帝。

在刚刚表示存在外星人没多久，霍金又在与美国物理学家里昂纳德・曼罗迪诺（Leonard Mlodinow）合写的新书《伟大的设计》（The Grand Design）中表示，根据新的一系列理论，宇宙并不需要一位造物主的存在。“因为存在重力等法则，宇宙可以、也会自动从虚无创造出自身来。宇宙和我们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自然发生的。”他确认。上帝没有创造宇宙，“大爆炸”是物理法则作用下不可避免的结果。

而物理学之父牛顿坚持认为：“宇宙不可能是从一片混沌中自发产生的，而只能是由上帝创造”。如果牛顿活到今天，想必也是一番激烈的争辩，可惜现在的人没有福气，看不到群星璀璨。

但物理学家到底比不上一个码字的，法国诗人鲍狄埃早在1871年就写下了这样的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如果霍金从小唱着《国际歌》长大，估计今天得出这个没有上帝的结论来，从情感上来说就不会太复杂，甚至也能像我这样表现的轻松一点。

是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那宗教为什么要创造出一个救世主的形象来呢？从某种角度去理解，我们容易将一种期待寄托在一些我们明明知道得不到的和不存在的事物上，如此我们的灵魂就能得到一个虚无的安置。但现在的宗教与刚开始已经不一样了，它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对于人的这种寄托需求还会有帮助吗？等霍金成为哲学家的时候，一切都会有答案。

媒体上总是报道了各类“拆迁钉子户”的消息，孤独的人除了抱怨、抗议之外，在现实的社会里是找不到一个代理渠道去争取什么的。其实，即便作为企业这样的团体来说，有的时候，也会跟个人一样孤立无援。

来自台BBC中文网的消息称：土地置换已成台商最大头痛。文章谈到，由于大陆经济类型的调整，经济发达地区的台企需要向不发达地区迁移工厂，作为投资成本的主体，土地置换就成为最大的问题。而从台商圈了解到的消息来看，这样的事情早在2005年就有发生过，有喜有悲。悲的无非是补偿的少，不必多说。喜的也有，譬如昆山某陶瓷品牌，仅土地置换一项，净收入超过4亿元，外界谣言称厂商将返还40%的补偿金给当地政府。

与本地居民相比，台商显得有点“过分”。作为投资成本，土地与人力一样，时刻会面临上升的压力，对于企业主而言，这是一个常态性的管理问题，早该有各种打算。但商人逐利的本性在这个时候帮上了大忙。在加上有点钱，可以找到各类关系通融，甚至在大局上也可以通过台协会联合当地企业向海基会这样的台商代言机构反应情况，争取更多的利益。我说的“过分”是相对而言，我们的拆迁户总是喜欢讨个说法，可最终结果是连基本权利都没有保障，而我们的外资企业是讨个利益，结果连不该拿的也都拿到了。当然，我说的情况也许是两个极端，但在这极端之间，看到了如此大的差距，怎能不叫人唏嘘？

或许因为企业与个人的权利在法律层次上会有不同层次的保障，我们本来就不该将二者做个比较，我也无意指责企业占了便宜，我更不是抱怨民众受到了欺辱。有比民众还惨的企业，也有比企业还肥的民众，这个社会多元的个性，使得我还抱有一丝微妙的期待！虽然这种期待看上去也很奇怪。

专家们总喜欢预测，但很多不好听的预测往往都会成为现实。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哈德森研究院（Hudson Institute）学者约翰李（John Lee）撰文表示，中国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即将落入经济“失落的十年”，所承受的痛苦将比日本大得多，因制度不够成熟完善，大多数中国人无法享受经济成长的果实。

自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来自各地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多数在唱赞歌，好在也有一些独立学者保持着清醒，无论人家说的对还是不对，我觉得都应该向他们的“质疑”本身表示敬意！

专家拿中国与日本做比较，是因为二者的经济成长模式类似，都是通过“出口与固定投资”带动的成长。但二者所不相同的地方在于资金的占位，“在日本，民间资本占到75%，而在中国，民间资本则仅仅只有5%”。专家据此判断：“在中国，只有少数有关系的圈内人受益”。

出口和固定投资意味着GDP的增长来自外部动力，一旦外部无力，将会带来巨大的打击。而谁掌握资金，则意味着国民消费市场的潜力，很明显，我们的国民缺钱，也就无法看到民生消费的增长动机。至于“少数、圈内人、有关系”则至少代表了三次筛选，层层递进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与此无缘。

这是我不喜欢这个预测的原因，谁希望在自己的祖国只能看到一小撮人吃香喝辣？但那是享乐的时候，专家提醒，这十年里还将承受比日本更多的痛苦。这让人不得不警觉起来，这世上不乏“有福他享，有难你当”的混帐事，到底会有哪些痛苦事要到来呢？当然，也可以将不好的事情反过来对待，找到那不好的因由，借助这个时机做个整治，那才是将坏事变作好事的基本方法。

无意中看到这个家伙活的不错，挺羡慕他的，并不全是因为“免费经济运动”，而是这种生活看上去更接近大自然。我羡慕的是能在大自然生活。当然，和板凳一样，我并不认为笔记本或者网络代表着某种隔阂，只要能被纳入一个正确的循环，就属于自然。而这个正确的循环需要一个包容和勇敢的心。

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是在为别人而活着。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认识我的人在为我而活着，尽管这话听上去有点刺耳。要不我们为什么总喜欢向对方倾诉，喋喋不休不是为了发泄，而是为了一种告诉：我活的还不错，你该夸奖我。或者，我活的还不好，你该帮帮我。当生活被诱进了那种超越或者攀比的氛围里，我们除了慌乱和害怕之外，总缺了那么点淡定。这些都说明我们不够包容。我也是这样的人，虽然我一再否认，但我真的做不到可以不考虑他人眼中的我而纯粹的做自己。

我想要说的这种自然的生活其实与免费关系不大，免费是其次的，因为“付费”这件事情我并不反对。我们甚至都在为山寨、盗版而付费，再去接受那些本不该免费的服务，是否觉得心里有愧呢？总有人和我一样固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好吧，扫兴的话题就要适可而止。

免费经济运动得以提倡，更多的还是从节约资源的角度出发。假设地球是一块电池，我们得承认它有消耗殆尽的一天，我们现在所作的一切都只是在尽量减少消耗而已，有什么办法可以为它充充电呢？也许你能找得到。在我没有找到之前，那就尽量减少下自己的消耗吧。

有好事者研究得出国内媒体的商业模式是“腐败+公关”，对外公关，对内腐败尔。就像你听说过的那个著名的两面硬币那样，孪生兄弟亲。我曾经也有过一番感悟：“如果你能洗钱，请选择用媒体做道具”。现在想来也不全是无病呻吟。

在我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有以公关业为职业诉求。在那个时候看来，无非就是用文字去行销而已，哪里上升得到“公共关系”的层次。幸亏我的理解过于初级，被这个伟大的行业一脚踢开，否则以我这样的素质无论如何仰视，也看不到这行业的半点阴影来。但如今，嘿嘿！我终于可以站在远处冷笑几声，叫你得瑟！

冷笑之后才发现这公关几乎不能叫做一个行业，它与我理解的“常规”相差甚远。即便现在所有的行业都有所交叉，但能如同公关这样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的也不太多。这让我感觉公关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随时准备伸向这里或那里，这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至于媒体业？算了吧，还有媒体吗？媒体已经沦为公关的道具，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该称为媒介业更为恰当。

公关的初级阶段就是花钱买关系。这种不正常的行为被看成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媒介人和公关人站在两端，扯起一根大绳，用力的甩着。不幸的公众们站在一边围观，被绳子套进去的，就不得不跟着绳子跳舞，最后累死此地。这种残酷被视为传播。而忽略了传播的基础是诚信及公正。

抛开诚信或者公正这些哄孩子的说法，公关就能上升到一个新境界：私关。即利用公共关系之器收获私人关系之利。看上去蛮符合老子的无有之论，这也为公关或腐败提供了可以狡辩的擂台。甲：为什么不可以腐败呢？如果你允许这样的公关存在的话。乙：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公关呢？如果你不腐败的话。公众：咦？他们在说什么？

好吧，公众继续围观。

这个标题跟那部“喜剧片”《鬼子来了》就是一个意思，不过艺术化的电影比现实高出很多，超越了生活，才称得上艺术。在艺术的光环之下，我们总能很快的平息怒火，原谅这个，宽容那个。甚至所有的残忍都可以用喜剧来表现。但该冷笑的是，谁又在恳求你的宽恕或者给予你宽容了呢？

瞧！航母来了！在我们的N多次抗议、严正抗议声之中，它还是坦荡荡的来了。诸位需要警醒的是：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才符合基本的尊严？于是，打还是不打，它俨然成为一个问题。对于小民而言，如何支持也成了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好吧，对于我等好事者而言，竭力做一点预热的工作也是必要的，起码不会让自己在事情发生后因未知而显得慌乱。无论如何，慌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情，大国民要的就是从容沉稳。

南海离自己还有点远，扯回到自己的生活。这段时间总是不经意的在和十多年前认识的人联络、交流，让我疑似走进了某种轮回。过去的一些场景也径直走进脑海，甚至在梦里出现。于是诸如一些会不会让我更加脆弱等等弱智的担心充满我狭隘的胸膛，淤积而不得释放。整个人仿佛也回到了那个年代，变得消极而又沉闷。我并不是不喜欢他们，我只是非常的讨厌与他们初识时的那个我，愚笨、自大、自私、狭隘。这些年来，我想我有了很多积极的改变，但在那一刹那间，又被回忆挤回原形。

于是，这回忆与那航母具有同等的杀伤力，于自己不喜欢的部分里肆意的践踏着我，每踏落一下，我的身体仿佛就会多上一个窟窿。你说我可以避开无视嘛？谁会那样做？没有勇气的行为比死更加令人不齿。但那勇气，我又向哪里要得到？

历史古迹需要保护，新的标志性建筑也需要建造。保护我们曾经拥有的但可能被破坏而导致以后失去的譬如前者。建设我们需要的但现在还不能拥有的以后通过奋斗可能会拥有的譬如后者。但前者无疑更加重要，因为我们起码还有基础去拥有它。

从这个角度来看：挺郭德纲这件事要比骂禹晋永或者唐骏那些事重要百倍。

这也是我对所谓“郭德纲事件”的唯一看法。我说的不算隐晦，只是我不够勇气，还不敢完完全全的说出我要说的话，这也算是一种懦弱的曲折吧，但我觉得能明白哪个重要就好。我还知道，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明白，这社会能不更好吗？但你若将是否喜欢郭德纲与是否支持郭德纲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考虑，我就只好对你微微笑了。

本来想整理点网络上关于郭德纲的评论的，但是算了，不折腾了，好事者自己去找吧，假如你还能找得到的话。

在我看来，吉利和比亚迪都不应该在汽车领域获得很大的成功。尽管目前他们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销售成绩。在一个急速膨胀的市场和一个虚荣心作祟的年代里，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市场需求导向的结果。

我站在一个来自90年代初的，在汽车改装厂的流水线工作的工人这样一个身份上去下上面的结论，我没打算抵赖这只是我的不服气。作为一个曾经有志于汽车制造业的家伙，我想用运气来掩饰点什么也不为过，尽管我曾经还是一个“不合格”的工人。

不过，时间还长的很，10年后我们再看吉利和比亚迪，那个时候他们在做什么最重要。

我喜欢并且佩服勇敢者，但并不喜欢好高骛远之徒。我本人看上去更像后者，这也是经常自我怀疑的缘由之一。探险之于个人，是一种精神、意志及生理上的多重历练，但对于一个层次丰富的团队而言，则更多意味着残忍与不幸。

如果李书福和王传福在做好摩托车或者电池之后，能像王石那样安分守己，只是去做一个人的探险，我也会对这家企业保有更多的期待，对他们本人保有更多的尊敬。不要说我固执于“隔行如隔山”的愚昧之中，起码我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及实际的产品里没看到成功的合理理由。

怎么了？！一年几十万的销量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连王传福都在央视“对话”里用到忽悠这个词，你会认为他们是在用专业的方式销售汽车的吗？好吧，就算是专业的。你又认为我们的消费者真的懂汽车吗？又有几个没被那些媒体公关稿所蒙蔽及诱惑过呢？

庞大的人口基数，非对称的销售信息，丰富却无良的媒体误导，急切盼望被归类的消费心态等畸形因素是吉利和比亚迪能够获得市场销量的主要原因。一旦消费者理智或者被理智之后（理智属于主动性的，说明消费者不愿意在做傻子了。而被理智则是指消费者在付完不该付的学费之后学乖了），还会有这样的生存环境吗？

但无论如何，李书福和王传福算得上是“勇敢者”，一定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定语的话，我则只能在“愚蠢”或者“凄凉”之间徘徊。但你一定知道，我这不是在做人身攻击。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据中国民间组织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称，当前中国基督教人口有一亿，而家庭教会组织则多达80万个，远超于政府的三自爱国教会。他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2亿人口信奉基督教，而社会需要一个精神体系，是中国宗教复兴的根本原因。

宗教的缺失一向被看作是国家软实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因素，国人在得到过好多马马虎虎的结果之后很容易将失利归咎到“我们没有信仰”这类原因上来，譬如对于国足的表现，总是一副怒其不争的态度，但那结果似乎也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信仰的团队自然是以失败告终。而似乎也只有信奉宗教才可以证明国人的信仰为何物，尽管我们并不确定信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固执的认为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承载方式，如果说不信教的我就缺乏信仰的话，我并不是很在意。诸如爱与和平、包容与忍耐等等信条，我也有我的解释并持续遵守着，能这样就好，何须一个形式呢？可是，你得知道，大部分人都还需依赖于组织内去完成这些信仰，这本身确实值得关注。

而“我”的问题则更为普遍。一则是出于过分的自信，另一则也表露出一种坚定的自卑。组织内与组织外，是不同的两种境界，内外的含义自有不同。我在这里不敢多说关于宗教组织内外的关系，怕不小心亵渎了神灵。很明显，我急于找到那些游离在组织外的人，想与他们交流沟通：你有你的信仰吗？你相信你的信仰吗？你信教吗？这样的问题最终会困扰到我，是因为我孤独惯了，孤独本身就像是一种信仰，如今我却想摆脱它。

洁癖其实也是一种病，起码是一种心理疾病，多少与自卑或不自信有点关系。爱干净爱的过分不行，做其他任何事过了头总会让周边人不舒服，大多数以“癖”相称的都带有隔离色彩。

还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话题，我越来越感受到，在我们这个参差不齐的社会里，千万不要将某一件事情的发生归结到某个群体的悲哀，不要将个人的不幸转化为群体的愤怒，个案就是个案。媒体有没有洁癖？多少都自认为有点，但事实上却要因人而异。简单点来说，我们在好的媒体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不好的记者，在不好的媒体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好的记者，本身并不矛盾，矛盾的是我们习惯于将“你”唤作“你们”来称谓。

就像我在这里总喜欢将我换做我们一样，这种急于归类的心情，其实是在寻找一种安全感和一种依靠，总认为有很多人可以和自己一样，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其实并没去了解究竟我的这种立场有多少可以站的住脚。但看的人不一定会管太多，他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赞成”或者“不赞成”，做出与自身无关的判断是最简单也是最无价值的一件事，但我或者你不都正在这样做吗？

害怕自己被孤立，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若这个社会都在追求个性，而忘记了共性的部分，那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前提势必会被削弱，没有共同的交流空间会是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障碍。这或许是洁癖带给我们的唯一好处。

回到前面，我这里说的洁癖还是与媒体和记者有关。媒体的洁癖来自于对自身立场与新闻理想的追逐，记者的洁癖则来自于对自身理想的实践。这都是一个貌似可以简单描述，但实则意味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人牺牲了，我们说他们被沦丧。有人坚持下来了，我们又要给他立个牌坊。但我相信这样的两极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我在想，可不可以有那么一天，我们的记者可以做一回轻松的报道，就能赢得读者的尊敬而不至于怀疑自己站错地方，犹犹豫豫，洁身自好呢？

新华网消息：截止28号晚上8点，南京“7·28”可燃气体泄漏爆燃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10人，另有120人住院治疗，其中14人伤势危重。而另一则来自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现场报道称，仅尸体就已经抬出100多具…..

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掩饰真相，譬如唐骏、禹晋永之流，我们会称之为谎言，并群而攻之，那意味着正义需要伸张。为了某一群人的利益而掩饰真相，虚报人员伤亡，企图大事化小，譬如刚刚在南京发生的，我们又该叫它什么呢？像现在这样藏着掖着，是不是等同于诈欺呢？

谎言永远是谎言！即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重复。只是从掩饰到被承认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给说谎者用暴力掌握了，在这个时间段内，大家只剩下站在谎言里悲叹，但却无力去捕捉真相，更谈不上去质疑那些站在台前的代言人。

我甚至会想：如果换做另外一个，情况会有多少的不同呢？譬如，他可以邀请记者继续现场报道，将所有的处理安置手段都公开透明，让媒体不至于在说还是不说这点事上纠结难堪……这种“丰富”的想象力或者说是对社会常态的完全不了解。我知我的想象有足够天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大环境对于小个体的威慑力，一个不够坚强，没有信仰和原则的家伙怎有能量“异”于常人呢？

也许，现在唯一能做出判断的是：“2010年7月28日上午10点”，又是一串很快会在我们脑海中被遗忘的数字。

我最不愿意别人问我户口在哪里，因为户籍所在地总让我感觉不爽。我多希望我只是一个农民，但一旦被进城了，反而就开始焦虑，躁狂了。由此引发的一种憎恨，势必还会因为我狭隘的心胸而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想把这户口迁回到出生地，但不知道为何，竟又舍不得。难道我的内心也认为城镇户口要比农村户口好吗？我不是认为自己不屑于此吗？这！更让我不爽。

好像我习惯了在各种不爽之间生活一样。我知道，如果你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不爽，实际上只是你一个人的不爽而已。幸好，我可以高兴的承认，我只是对很少的几件事不爽，这几件事归类下，无非是对自身的不爽，不涉及他人也不影响他人。我一向都安分的很。

本来想聊聊我为何对现在的户口不爽，但是又不愿意触及太多，我怕我的不爽会让其他关心我的人受伤。我多希望他们知道，我没有任何一点责怪他们的意思，他们是为了我好，我知道，并且我也接受了。我只是在某天之后及至今天的这段时间内，对我自己是如何处理这件事而感到不爽而已，对我来说，自身之外的全是外部环境因素，我们都是外部环境的奴仆，我怎会弱智到对他们不爽呢？

看到新闻，说各地都在调整城乡户籍制度，使之逐渐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说，以后没有所谓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了。多一句嘴问下，户籍制度本身合理吗？我之前怀疑过很多很多，比如我生在农村和生在城市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但这个不同真的应该存在吗？

回到新闻上。也有专家对此比较担心，其实她担心的也有道理，如果不能解决好基本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问题，户籍改革只是把城乡二元化变成城内二元化，旧的歧视被新的偏见替代了而已。但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就像在水池里按皮球一样，按下这个，浮起那一个，怎么做都不像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对于我来说，还是自己照顾好自己比较务实。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曝料，一份上海女大学生的包养价目表流出江湖，“付2万元就有学生情人”，看上去这条标题有广告嫌疑或有鼓励意图。真搞不懂你外国人看咱中国人的热闹咋就一点都不输于中国人看你们的热闹呢？你们不是新加坡的吗？注意点素质行不行？

附：《联合早报》刊登的包养价目表
外国语大学：零用钱0.7-1.4万，生活费8-13万
上海大学：零用钱0.6-1万，生活费7-10万
理工大学：零用钱0.5-0.8万，生活费6-9万
师范大学：零用钱0.45-0.7万，生活费5-8万
上海商学院：零用钱0.4-0.6万，生活费4-7万
旅游高等专科学校：零用钱0.1-0.3万，生活费3-5万
中体职业技术学院：零用钱0.07-0.2万，生活费2-3万
音乐学院：零用钱1-2万，生活费10-15万
戏剧学院：零用钱2-3万，生活费12-17万
（单位：人民币）

“学生情人”应该算不上什么新生事物，港台电影里对此多有描述，在日本和台湾也有“援交妹”这样的说法，“无非”就是用身体去交换某一时的金钱及物质需求。但我们这边整的挺文艺，将两个很美很纯洁的词连到一起，学生？！情人？！既直接，又不乏美感，还极具传播力。创新这个词组的家伙一定是智商300的外星球生物，要是被我捉到，一定要将它遣返原籍。

不过，既然是“交换”（原本我用的是“卖”！不过可以含蓄点，改用“交换”）！学生情人凭什么能值这个钱呢？看来这与市场供需有关。不妨将“学生情人”看做是一个行业的新品类来对待，面市之初，它确实握有一定的定价优势，但前提是它具有足够的卖点，那样才可以往高端高价上发展。好事者们可以先找到几个关键词，譬如：情人、学生、用户、身份、学历、财富等，用来分析下学生情人究竟值不值钱。

首先，情人这个行业已经很古老，二奶、小姐都属于这个范畴，按用途分，都可以划分到X用品类别，但情人或许因为是活物，可以带点人气味，就难免要与简单的死物X用品分开对待了。了解点营销知识的都理解，在一个老的行业里要做出新产品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你如何划拉，产品的功能性要求是基本的，除了不断的附加附加之外，就只剩下品牌的更迭了，比如鸡变做小姐、第三者变作二奶等等。当大家都对这些麻木的时候，市场自然走低。如此，推出学生情人这个品类，也算是市场需求了。

市场需求就是要满足用户。学生情人的用户群具体到什么人可能很难辨别，但如果将他们与财富、学历和身份三个关键词绑在一起，应该不会有太多出入。

首先，这些家伙们都有点钱，像那种收入刚过6000元就被社会中产了的阶层应该不至于虚荣到这个地步，既然你可以付的起每年十多万的开销，你至少得有同等的收入吧？如果仅仅是这样，你还得需要一个傻乐吧唧的老婆，要不，你那钱也抽不出来不是。

其次，他们会觉得带个大学生妞是一件比较有面子的事情，虽然他们不喜欢承认“有学历的鸡它还是一只鸡”的道理，但“掩耳盗铃”这个习性，就是这行能蓬勃发展的理论基础。

另外，既然面子照顾到了，那自个儿的身份地位也就被佐证了。很明显，一个男人可以带个美女到处招摇，但不见得敢把银行存折别在衣领上到处炫耀，他得找一个证明自己的物件不是。再说了，你有钱可以买到名车洋房，但你买不到纯真的爱情，学生情人看上去不错，可以让人装的不空虚，很充实。现在连暴发户都害怕别人说自己只剩下钱了，你看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精神文明的需求自然就会有，不需要启发。

如此公平的买卖，催生了这个市场的蓬勃发展，不过，想把这个品牌做好，我建议还需遵守几点原则：1、坚守高学历、高价位、低年纪的原则，打造学生情人的品牌特点，坚决与鸡、二奶、情人等恶俗类别区隔；2、对于那些恶意竞争、低价进入市场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严厉打击；3、与盛产优质产品的单位保持密切互动，争取在学生情人的基础上推出更加高端的产品，早日奔向“奢侈品”品牌行列，与哎呦喂等国际一线品牌看齐。4、鼓励更多的用户群体少读书、多赚钱，完了全花在这里。

……

回到标题上，学生情人真的值钱吗？这个问题现在终于弄清楚了，如果你恰好是消费者，你就该担心荷包里的钱会越来越少，面子这回事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倘若老天有眼，让你根本与这个市场无关，那么何不跟我一起，远远的站在一边冷笑着呢？！

在成功的因素里，我更看重能力。当然真诚也是一个成功要素，你不真诚就很难成功，如果不真诚的话你根本就做不到这一天。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by唐骏

在看到这段话之前，我选择同情唐骏，我同情他的理由是为他十多年前的一个选择感到惋惜。我曾听过他的演讲，按我的判断，他比很多人要可爱的多。我说的可爱，也许正是唐骏自己所理解的“真诚”，在他的语境里，他是无所不能的。在我这里，也没必要纠结那“可爱”究竟是什么，一切都是相对的。但如今相对的场景被唐骏自己给置换了，让我对“真诚”这个词有了认真和坚持，我期待唐骏能有足够真诚的表现，而不是那些虚虚实实的声明。因此，我给他三点建议：1、先回答方舟子们的质疑，说明学历以及经历的真实情况，并给出你能出示的证据；2、再告诉大众你在这起事件中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做；3、最后，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哪里来回哪里，给大家一个潇洒的背影，换一次用时间来“洗刷”恶名的机会……

回到唐骏的言论上，会让人觉得不安。如何将“真诚、蒙、欺骗、成功”这些字眼与成就连成一体？就算他是最能适合这个社会法则的生物，他也不该做这样的表述。他何必要向其他人示威呢？或许这就是成功者的愚蠢一面，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却不知道地沟里也可以淹死人。我再做个不恰当的引用，将这句“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套到广告宣传上，我们才发现，这不是成功的标志，而是广告的奥妙。譬如现在面对大众质疑的用“快餐真功夫存在检疫造假”、“霸王洗发水含有致癌物质”等事件，我才相信真的存在“拜广告教”，他们依赖广告，而不是诚实。身为半个广告人，“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惊慌”（此句来自郑钧的《赤裸裸》，提醒，凡是名句，需注明出处，否则会引发剽窃纠纷）。高兴的是广告无所不能，惊慌的是广告一旦误导舆论，就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

我早知道这就是一个真真假假的社会，从同学的脸上，从老师的眼里，从邻居的行为里，从父母的感觉里，都有不同的体会，这社会唯一没有遮掩的看来也就是这个世态了，能不能看的明白比较简单，如何适应得了则要看个人造化。但大众早已失去了耐心，所以只学会围观及人云亦云。因为我们无数次的围观，就会有无数的人和无数的风光被埋葬！被打了假的人会被踢到角落里不在发声，没过多久就会消失，像没来过这世界一样。还没被揪出的家伙们继续嚣张着，其中一些乖巧一点的伙计可以选择沉默，多享受享受暴风雨来临前的安逸，那会是他一辈子最怀念的日子吗？

思考的障碍来自于对真相的逃避

这样的题目有点大，我原本想指出一些言不达意的现象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在写出这个标题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无力阐述清楚。我的思考发生了障碍，不仅仅体现在表达层面，也在思考的初始激荡阶段，我会害怕产生更多的误解，我真的确定那只是表达的问题吗？

举个例子来说明下：

王烁先生在思享家上发文指出“唐骏需回应学历作假指责”，我支持王先生的观点，唐骏先生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在社会对个人产生质疑的时候，应该及时站出来回应，并有责任举证以澄清事实。既然，公众赋予了你社会典范的荣誉，你也必须以真诚和透明来面对社会。稍微发散一点来说，诚信是社会价值得以良性延续的一个基础，你个人可以不讲究诚信，但是请你不要破坏我们所共有并维护的社会价值基础。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也在想，如果唐骏先生真的被证明是不诚实的，除了他个人承担的那部分“后果”之外，我们的社会该做何检讨呢？社会错在哪里？我们是否该在这个时候来检讨下诚信缺失问题的背后是什么？我忧心忡忡的在这篇文章后面回复到：“我觉得无论唐骏的学历是否有假，有另一个问题值得反思下：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看重学历？”我原来以为一些共识的部分无需啰嗦，但从其他读者的反应里，我看出我这是在画蛇添足，譬如：

@甲：“这不是看重学历的问题，是个人诚信的问题。”
@乙：“我觉得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学历是否重要的问题,而是诚信是否重要的问题.低学历高能力的大有人在.除非迫不得已的原因,否则不值得鼓励,更不值得宣扬与学习…”

以上本身只是一个示例，我不是想据此指责谁或者反驳什么，我只是想借此描述下思考的障碍是如何发生的。

由一篇文章获得读者共鸣，引发其他读者做更多思考，应该是这篇文章的可取之处。但大多数人是否也有我这样的痛苦，在同一篇文章下面，人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本身是好事），而一旦将这些结论当成是一轮成熟的交流，则会显得一厢情愿。大多数情况之下，表现自己的欲望大大强过对于是否能收获真相的渴望。

从这里，我有点理解为什么说“顶”、“沙发”、“支持”这样的词汇才是论坛的主旋律，因为大家要的只是围观而不是思考。群众们想要看的也不是真相，而是“乐趣”。于是，我们的思考必然有着天生的缺陷，善良如我的人会认为万事都不够接近全面，但现实如我的人到现在才敢承认，我们只是故意躲开真相而已，思考的障碍恰好来自于我的闪躲之间。

我必须得抱怨下我的宽带服务商，“伪大”的“东方有xiang”公司，除了收费正常之外，服务从来都没有正常过。“伪大”这个词是我自己生造的，用来专门形容这些拿钱不办事的家伙们，你一定会知道这词的意思，企业里面也有装B装的厉害的，且不论糟糕的柜台服务，就算是基本的付费项目，也给我整的支离破碎，我一直在怀疑，有线通是不是用错了名字，不如改成有限通比较妥当。

但再坏的事情也有好的一面，我可以（其实是必须）在早上5点多起床，打开电脑，凑合上连上网络，像现在这样在我的网站里写上一些值得记忆的事情。这“很好的”保持了我的写作习惯，但我发誓我从来都不愿意写如今天这样无聊又无力的抱怨。不是都在提倡变革吗？我是不是也应该放弃下我的忍耐心去换别家的服务呢？或者在继续观望，指望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来掌握住它的神经刀规律，好像现在这样等它方便的时候再来上网？

提到变革，还是觉得冰岛人厉害，刚在本月12日通过立法允许同性婚姻，他们68岁的女总理就与50多岁的“娇妻”（这一角色没确认过，这里就是指那个意思）在法律生效的当天（6月27日）宣布正式结婚，此前，她们采用了一种民事结合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瞧瞧人家的办事效率，在回头看看我们这“欲走还留”的犹豫风格，似乎命中注定只能提供和接受这样的糟糕服务，又怨得了谁呢！

“上半场踢的像韩国队，下半场踢的像中国队”，这是我对朝葡之战的看法。朝鲜队输球之后，我觉得好累，就像是跟着朝鲜人踢完了整场比赛那样。我知道第二天一早，各种嘲讽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尽管各路媒体在赛前纷纷探讨着所谓的朝鲜精神，看上去也是在为朝鲜队加油助威，但现在看来，不过是迎合了球迷们畸形的猎奇心态！

朝鲜人输球与中国人的关系不大，但多少有点唇亡齿寒的味道。可惜这就是足球，没办法比拟当年的抗美援朝。中国人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哪里有底气给朝鲜支招？尽管如此，赛后我们的专业人士还是很“客观”的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某某从足球的专业角度，也就是从球员和球队本身的实力对比上，又做了一回事后诸葛。而某某某则从场外因素，尤其是领导指挥教练（这种情况，我们都很熟悉也很痛恨）这种“特殊国情”角度去做评判，有点指桑骂槐的意味……但无论两位是从何种角度去看，得出的结果居然都是：1、朝鲜输球是必然的；2、足球是讲究实力的；3、所谓的足球精神是狗屁；

正如我现在所想，那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一个中国人的毫无根据的揣测而已，而这些家伙们也只是代表着个人意见。但人家朝鲜人和葡萄牙人有没有想这些并不重要，他们既赢得了比赛，也获得了尊重，比站在一边说风凉话的要强上很多。但如果没有所谓的足球精神在支持，你会觉得那些必然会存在吗？如果朝鲜队跟你一样想着少输就算赢，我们会为他们而感动吗？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用自己的小心眼去揣测对方，还逼着对方去接受“你就是这样想的”，这种思维在交流上不起任何作用，这也是国人看似开放实则保守闭塞的根本原因。

好在，我只是一个普通球迷，我觉得这场比赛或多或少还是体现了朝鲜人的进取精神，这是值得赞许和鼓励的，无所谓他们那些足球大腕们相约去打落水狗，往朝鲜队身上踩上几脚！或许，这就是中国人吧！可悲的是，我用这样一句虚无的“或许”若是可以赢得您的默认，那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国人对于自身认知的悲观和自怜，是一种无奈，更加无奈的是不知道自己身处这种情形还将持续多少个五千年！

我想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对于偷盗和强奸这样的犯罪行为深恶痛绝，我曾经想过，对于犯这两件事的家伙们，一律杀无赦。可惜我不是明太祖，现在这社会也不够专制，早个几百年我出了生的话，这问题早就解决了。

“幸运”的是住在地球另一边的波兰兄弟们想出了一个好玩的招儿，决定对于犯有强奸或恋童罪的男性强制实施化学阉割，而且还将它立法处理，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这就是法律，无需争议了。瞧，这帮波兰人真的太狠了！

好事是好事，那些犯了罪的家伙们终于没机会再去犯罪了，就算他们想犯也犯不了了，那个谁不是说过吗，想法是无罪的（谁说过？站出来承认下）。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这个化学阉割我不太懂，但听上去蛮恐怖的，我想有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实施了惩罚之后的后果是无法弥补的。就像死刑一样，一旦执行了，这家伙就没法复活了。同样，一旦被化学阉割了，也就真的永久失去 了。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在于它的不可挽回。要知道，从古到今，这冤假错案可是从没少见过，要是一不小心被犯罪了，你找哪里去说理去？

放心吧，我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我只是在替一些无辜的倒霉蛋提早发个言，别以为你是好人就不会被犯罪，别以为你不去做坏事，坏事就不会在你身上发生，说的简单点吧，惩罚的意义应该在于“改变”，既然是改变，那就得有一个允许新生的机会，否则，惩罚的意义在哪里，不如直接一枪毙掉利索，何必站在这里听我扯淡。

如果我说我的记忆力出现的问题全拜互联网所赐，是否有点“屁股不正怪马子（凳子）歪”般的无赖？但记忆力的缺失与注意力的零碎确实又是有关联的，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我的注意力越加零碎而难以凑成一整块呢？强调下是我的，并不是出自自私，这种事情可能也因人而异吧，我不想以偏概全的去给它做个定论，那样偏激又不够公允，这一点是不允许在我身上发生的。

好在有人帮我做了一些还算完整的论述。作家尼古拉斯・卡尔在新书《互联网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麽？》中指出，互联网损害了我们深度思考的能力。他发现，当保持上网状态时，自己注意力分散，无法专心写书。为此，他自行限制上网和收发电子邮件，并且关闭了自己在Twitter与Facebook的账户。

为了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起来，我们不得不将开放的心态收拢，原来互联网给到人们最大的教益反而成了鸡肋，开放吧开放，难道开放也是有尺度的吗？而这个尺度又该如何掌控呢？或许，开放并不意味着注意力的分散，譬如，你可以继续将自己有限制的开放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只要在这个红线里活动，你的注意力既可以保持最大的开放，得到最大的收益，同时，因为你的有意识，让你所有的关注都可以有一根主线在左右，让零碎的注意力变成一根线上的珍珠，个个都闪闪发光，但又被串在一起，连成一个有价值的整体。

这应该算是一种最佳的状态。但注意力一旦被切割，就很少可以被串起来，要知道，在缺乏足够的自制力的前提之下，任何理性期待都会输给感性的现实。经常玩微博的人感受或许更深，当140个字符塑造了（这确实是一种塑造）新的自我之后，同时也给到了我们一个越加肤浅和不加思考的语境，在这个环境里，我们得到了勇敢的说，却遗失了智慧的说。但说的重点不是在于敢不敢，而在于好不好，不是吗？当你觉得自己真的可以成为新闻的中心的时候，那种自我膨胀好比柏杨所谓的恐龙形态实在是让人扼腕，用肤浅应对上一个肤浅，用浮躁期待下一个浮躁，思考这件事情完全被重新定了义。

正如我现在正在写的这篇文字一样，我期待有人愿意花点时间认真读上一遍甚至更多几遍，但我也知道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人会那么做，在他们看来，站在别人的世界里看自己总会显得有点可笑，更加不幸的是，我也认为这种认识没什么不对。

在有足够自制力的人看来，卡尔的担心和我的问题都属于正常范围之内，在任何时期都可能产生，就像吸毒一样。难道你要说因为有毒品你就一定要去吸食吗？虽然处处都已互联网，但懂得自我控制该是谈论互联网及其影响力是否好坏的一个基本前提吧。要知道，在乡下，很多家长对学生们是否会去网吧来评定这个学生的人品好坏，这种事情在我们看来是不是就显得可笑了呢？

对于大多数来说，我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并不是很好，有各种各样的“瘾”，有一点似乎可以确认的是，如果你抵抗不了酒瘾或者烟瘾之类的玩意儿的话，染上点网瘾似乎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只是换了内容而已，说到底还是个人问题。回到刚开始强调的我的注意力，我想之所以越加零碎，应该是缺乏自我管理吧，好了，去他的什么互联网，拿你来当挡箭牌，对不住了。

韩国人几乎已经确认击沉“天安号”是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亲自下达的命令，其目的是为了让他最年轻的儿子金正云接班树立一个最合适的理由。无论是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是各地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倒也很一致，而朝鲜方面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美国的911事件发生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911看上去更像是美国领导人精心策划的一个战争由头（抱歉，我无意去伤害谁，在政治家面前，我们都是受害者），而这次的天安号事件也很难逃过类似的揣测。

我用到揣测这个词。无论是媒体、韩国的李明博或者所谓的美国情报机构，都很擅于揣测，尽管这几方的动机和方式完全不同。李明博方面作为最高领导人，势必需要对国民一个合理的交代、解释并有所合理的行动。于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责任人与一个听上去还算勉强的理由在所难免。而相关的美国情报机构，则可以借势去解释早在这类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有过的其他揣测。换句话说，他们只是为自己曾经的观察找到了一个现实的例证而已。但媒体呢？媒体怎么想？好吧，终于谈到主题了。

台湾的媒体说，无论在这之前的情况如何如何，但现在的朝鲜和韩国的局势不容乐观，第二次韩战有可能会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内突然爆发。不过，这些统统不用关心。媒体说，应该关心的是，假如真的像某些机构预测的那样，朝鲜的飞弹确实已经对准了韩国三星的总部，而在战争开打之后，三星被击毁（应该只是建筑，我的猜测），将会影响到全球的IT产业。如媒体所了解，三星是全球面板、半导体、记忆体及家电品牌的产业龙头，而部分台企正是其竞争对手及市场跟随者。韩战一旦爆发，台企取代三星，获益价值可能超过4000亿人民币。

问题是台企真的也这么想吗？很明显，韩战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被纳入到台企的中长期市场规划里，不可能有哪一位台商愚蠢到敢于赌这样的一个局。但从现实面而言，很多已经知名的大企业确实受过战争之恩泽，譬如前段时间麻烦缠身的丰田汽车。而台企自身最近也已焦头烂额，郭台铭也已经无法面对十一连跳的问题而亲赴深圳了解情况，他应该无暇顾及所谓的战争爆发后给到富士康等企业的“好处”了。

人都死了，要钱有什么用？生命的尊严都找不到，财富的价值又有什么意义呢？

反过来想一想，台湾的媒体也经常会提及大陆有很多的飞弹面向台湾本岛，意图将此种威胁明确化。但甚少有媒体敢于预测，一旦台海战争不可避免，对于台湾产业及两岸产业的影响会有多么强烈。起码不敢去量化出一个具体的数值，很明显，任谁都不愿意面对同胞相残这样的一个局面，更不要去谈在这个局面之下所谓的经济收益问题了。人都死了，要钱有什么用？生命的尊严都找不到，财富的价值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正在朝鲜半岛上发生的事情呢？不也是亲兄弟吗？凭什么别人家亲兄弟打架，我们就该盘算着两败俱伤后可以拿到什么好处么？这种行为似乎比强盗更为可耻，该归纳成哪一类？这就是中国人吗？

好吧，如果说不这么想的就不算是中国人，反正我们站在一边看热闹的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想要改变或许真得等到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有转变，到那个时候，就算付出血的代价也是活该。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在这里，稍微做一点点反思，最起码不要那么幸灾乐祸好不好？

在富士康十连跳之前，星岛环球曝出富士康在河北廊坊的工厂出现员工跳楼及童工猝死的两则消息，台湾的今日新闻则质疑在富士康多连跳的背后，是否有人煽动员工，以『一跳保全家』来应对当下实在是穷到无可救药的生活。

与富士康相关的话题是近日来民众关注的焦点所在，触动的不仅仅是十几条年轻的生命为何轻易的走向终结，更引发了全社会关于贫富差距、血汗工厂、社会激励、企业关怀甚至中国青年之未来等方面的议论。但议论总是像空中漂浮的花粉那般缤纷实际上却没啥作用，媒体除了告知刚刚发生的某一跳之外，只得妄加猜测（寻找某一个点进行肤浅的敲击）每个个案背后的所谓动机。

即便是源于实地的调查也总是无意间揪出了比死亡更为可怕的社会问题：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家长们为何只能默默的接受经济“援助”（记住！在这里富士康并不喜欢用赔偿金而是用捐赠金的名义处理善后问题）？在贫穷面前，家长们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想知道孩子为什么而死了的真相吗？或许只是无能为力？还是和媒体一样束手无策。

但我们的社会不是说要关怀弱者的吗？当他们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有这样的机构站出来为他们说上一句话，办上一件实事呢？难道不能在确认孩子为什么而死亡之后再去考虑是否接受（及如何接受）所谓的经济“援助”吗？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面对生命尊严的问题上做到心安理得，我们又该如何坦然面对自己的贫穷呢？

算了吧，你会说你现在过的很舒坦，你也与那些住在低矮破旧的小平房里的人相距甚远也相安无事，你不会让自己未满16岁的孩子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为了家庭的生计而付出辛苦的劳作……更可悲的是，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早已习惯如此，贫穷只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字眼，能否用“坦然”来修饰真的重要吗？

是的，小民的生活是单纯的，单纯到愚蠢的地步，但似乎也不会有人对此表示愤怒，甚至连歧视也没有。这个社会在这个时候居然变得如此宽容。不知道柏杨先生看到这幅场景是否又要心痛不已了。我是心痛的，但似乎也只能对着文字自怨自艾了。倘若生活会跟我开这样的一个玩笑，让我变成了其中的某一个人，我会做些什么？那个时候我会要求社会为我做些什么呢……好吧，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在我身上发生，现在，当我们面对这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我们又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新华社播发的最新新闻稿称，陕西南郑幼儿园凶杀案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人，另外还有11名儿童受伤，其中有2名伤势严重。作为一名7岁男孩的父亲，在看到这则消息的一瞬间，我能体会到那种失去孩子的绝望。可悲的是，这个社会还做不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情怀。

类似的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自南平事件之后的两个月以来，在校园里针对幼儿和小学生的恶性伤害事件已经发生了6起（死伤者具体数字未统计），在北京一地，据警方披露的伤害未遂事件居然也达到了7起之多。在这些一连串（但又并非有组织）的伤害背后，我们除了质疑校园的维安工作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层次的问题值得去追问呢？

……

当然，作为一个现在还安全着的家长，可以不用管太多“闲事”，弄清楚当下我们该做些什么可以保护到孩子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们不该让这句话从孩子们的嘴里说出来，要知道：让孩子绝望是社会最大的悲伤，也是我们为人父母最大的失败。

对于大多数跟我一样的人来说，收入只能用有限来形容，怎么会用到有色这个词呢？可惜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识太过浅薄，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多彩的，尽管有些色彩看起来就像是蝰蛇身上的斑纹。

官方媒体《经济参考报》近期发表了一篇关于国内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文章，其中，将收入按照不同性质以颜色加以区分，分别为白、黑、灰、血、金五种，有点类似于《易经》中提到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分类。大多数人不必惊奇，你只能跟我一样（貌似我在为我们惋惜），属于“白色”人种。除了有据可查、可见及可控那么点微薄薪资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收入的，统统划归“白”阶层，不知道所谓的中产是不是在这个阶层里再去细分的？

相对于白来说，黑色人种也不难理解，凡是通过不可查、不可见、不可控的手段获得财富的都应该属于这个范畴之内了。我们只是知道有这样的人，但没法知道具体的谁是谁，如此的黑色看上去有点像影子，面容模糊，举止妖异，但也毫不奇怪。

第三种在白与黑之间徘徊，称之为灰色收入。但凡有点小权利的人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在我这个行业里的，给到记者的车马费就属于这个范畴。或者当初在汽配行业里的采购过程中得到的回扣也属于这个范畴。但法律不一定就可以给到一个严格清楚的界定，既然是灰色，就有可能变成白色也有可能变成黑色，那要看具体是谁站在那里了。

第四种为血色收入，听上去就会让你耸肩乍舌的那种，如黑砖窑的奴工经济。我只能说这种收入很无耻，在这里我相信并祈祷（是不是先祈祷再相信？顺序重要吗？除非真有天神！）有因果报应一说，无需我多唠叨。

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的金色收入。这是一种“高级”收入模式，利用钱来生钱，用资源来生钱。比如放高利贷、收房租、投资股市。看上去无所谓好与坏。我们这些穷N代们似乎也不该太过追究这个阶层的底细，毕竟人家有个有钱的祖宗，你越眼馋，就越显得自己无能，显得自己无能的事情我们还是少做点为好。

好吧，对照着五类，给自己做个简单归类吧，看看在哪一个区间里会有你的身影。但是求求你别告诉我你很向往哪一类，那可不是什么值得你奋斗的目标。什么，你要漂白？别逗了，收收心去过你的富裕日子吧，过一天算一天了！

我希望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相信会有人正在这样做着，我们不也是希望有这样的故事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发生吗？看一则来自《半岛晨报》的消息：

1974年出生的山东人郭荣庆书写了一个普通人的传奇：从一个蹬着三轮车的打工仔成长为一名大学教师。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一个道理：读书改变命运，读书成就梦想。这位已经在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教了2年多书的法学硕士，分析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说：“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我先在某个地方来纠结下：读书不意味着就是学习，而学习也不一定要从读书中来。毫无疑问读书（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还包括社会进修及其他各种方式的自学）会是一种很棒的学习方式。但是，我纠结在这里的企图是为了告诉一些无书可读的人（我说了什么？无书可读？别扯了？！是吧？！），只要我们的人生有方向，只要我们可以坚持往那个方向去走，我们也一样可以获得成功！

我的意思是说，也许我们的生活充满各种艰辛，甚至无米可食，但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理想。或许你会辩驳，一个快要饿死的人还会谈什么理想？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有！那就是先活下来再去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对的，你我都知道，没人会承认自己没有价值，但这种“不愿意承认”绝对不是因为虚荣，对不对？我们必须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我有点强迫症似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去实现自身价值的期许，即便有人会拿出在不同阶段谈不同期许的理由来（这点我不反驳），但你也得承认，所有的之前的期许都是一种铺垫，都是为了实现最后的个人价值。即便是在谈生存的阶段，也一样可以拿来做你前行的方向（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不想回头重读，也许粗糙，但却真实）。

我喜欢听到这样的消息，比那些所谓的娱乐八卦简直要强上千万倍，社会应该将这些当作榜样（哦，千万不要使用偶像这个词，以免招致横祸）来学习效仿，传媒也应该将这些消息当作社会的进步激素来广泛传播。

我们的人生很艰难，但幸而有理想，虚幻的灯火照耀我们现实的沧桑才显出生活的意义来。就像是在做一幅画：我们要将一张白纸画出一个什么样的图形取决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当你决定了去取这盏灯的时候，管它是放在山顶还是在某个幽谷，尽管去取便是！

李承鹏和郑渊洁是我喜欢的两类人。李承鹏说他说的不是真理而是真相，要知道说真相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首先，你要懂得怎么去了解真相，其次要懂得怎么去表达真相，最后，你还要勇敢的说出来。好在李承鹏是个全媒体传播人才，这样的人对传播原则的理解比对单纯技术的应用要更有天赋。而郑渊洁在这次玉树大地震后首先是捐出100万的善款用于震区教育事业，另外又选择退出中国作协以表示对“体制”的沉默对抗。捐款不难，只要你有爱心有钱就可以做到。但敢于去宣扬自己的沉默对抗就需要勇气和智慧了。

他们这样的两类人，有一个叫做“勇气”的共同品质。当然，匹夫之勇不是我追求的。他们的勇气来自智慧，也来自对周遭社会和生活的责任心。这是一种担当，不仅仅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活着，也有心让身边的人活得更有质量。与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所谓活着就是精彩、活着就是幸福又要高出几个境界。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李承鹏更为侠义，他的言辞话语犀利，有我渴望的那种辩才。而郑渊洁则更为睿智，可以将高深的东西用浅显的故事表述出来。我很幸运，可以看着他的《童话大王》长大。

他们都算是写字的人。写字的人在我看来都可爱的很，且富有正义（当然也有些写字的人不一定有正义感）！从正义出发，对待任何一件不平等事，都会有自己的判断、理解，更为可贵的是还会写出来并传播出去。我觉得真正的正义感源于清高的品性，不屑于恶俗为伍，不屑于体制混淆。或许，你会觉得清高很无趣，但无趣的清高总比有趣的龌龊要好太多。

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写点什么。我说的写点什么不是要像做论文那样先找出个什么论点完了再又将各种理由拼凑成一块文字。文字本身是可有可无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他眼里的这段文字与那段文字没有差别，对待的方式都是不屑一顾的。自然，这段文字也无什么特殊之处，从视觉上也绝对触动不了他，至于进入思考的层面就算是后话了，后话就等机会再表吧。

写字的时候是在周一，我预定在今早来发布，早上九点的时候，我要在浦东出现，将以媒体协办者的身份去参观一次行业展会。这几样事情都无切实的关联，也并非什么有用的信息，但起码可以表示我对已知生活的失落来，这就是无聊的一种吧。所以你可以见到这篇文字会带着一点点让人厌恶的味道，对我来说，这种味道是一种折磨。

昨天大家热议的焦点是“吉利最终收购了沃尔沃”。李书福的用意是“用高端品牌的声誉来推动其在中国的销售”。《经济学人》杂志还将李书福与亨利福特做了联系。我有自己的疑惑，我在围脖上说：“《经济学人》杂志把李书福比作亨利福特，我觉得不具可比性。李书福收购沃尔沃只是农民工娶了一位大学生，用来贴标签而已。可惜，实力派最终还是向偶像派去妥协了。”亨利福特是汽车行业的缔造者，而李书福只会是这个行业里一个新的提供者，他不可能伟大到与前者相提并论（除非李可以将汽车做成免费商品或者实现其他的能够革新产业的重大举措）。很明显，收购沃尔沃也只是一种商业考量。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恩主时，沃尔沃也只会认为这仅仅是一桩生意。而在商不言商既是中国商人的可爱之处也是可怜之处。

就收购本身来看，我认为吉利在浪费时间和金钱。第一，我不相信连福特都没做好的事情，吉利就能做好。第二，我不觉得吉利在对待沃尔沃这个品牌上有足够正确的认知。至于谈到沃尔沃这个品牌以及这个品牌能够给吉利带来好的名声这回事情，我觉得吉利有点一厢情愿了。吉利短时间内无法从沃尔沃这个品牌中获益，相反因为吉利本身的品牌地位会给沃尔沃带去难以估量的影响。对于沃尔沃的竞争对手来说，被吉利收购可能是一个坏消息中的好消息了。

一方面咱国人可以收购大品牌足以令自己感到骄傲。但有能力收购是一回事，而该不该收购却是另外一回事。毕竟沃尔沃只是千百个等待救命的品牌之一。沃尔沃为什么需要被救命？沃尔沃的价值在哪里？而吉利需要的又是什么？这些需求都能够彼此契合吗？李老板应该早有答案，但无聊的是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焦虑，那可是花了大把大把的美金呢，嗯，看来我还是很尊重财富的。

这边还听得到李书福的心砰砰作响，那边又传来比亚迪对奔驰的迈巴赫这一品牌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想象一下，如果比亚迪的公关足够高明，他应该让这则新闻成为假新闻永远不要成真。但倘若这真是一条确凿的真新闻，那比亚迪的战略规划部门（我想说的是老板的智囊团队）是否该好好的劝一劝不差钱的王老板，将迈巴赫这样的品牌当作汽车品牌来思考，会是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错误。

写下这个标题，我就知道我做了一回标题党。很明显，我一个农民工是不合适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因为要牵涉的概念如国家、国家梦和主体等等任何一样都是庞大复杂到如我这样的人是无法说清楚的。但好在我本来就没打算要说出个什么意思，这个题目只是我想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已，我不能给出什么答案，但我需要找到答案，也许只有那样，我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样的梦在奋斗着吧。

我说我在奋斗，有点恬不知耻的味道。包容的人就不要跟我计较太多了，我知道自己的可怜之处在哪里，自卑的我除了自嘲下之外，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的，这短暂的一段时间的逃避就让我过的稍微舒服点吧。回到我说我在奋斗这回事上。我从一个小渔村来到这样的一个大都市，从家里带出来的除了老实诚恳之外，或许还真有那么一点小梦想，这也是拜那些早期读过的几本可笑的小说所赐，自卑的作者们总是幻想着“生活里多点理想，生命才更精彩”这样的鬼话。我是上当受骗了的。

我清醒来之后却已经不能自拔。虽然现在我不靠那些小说来自慰，但也只是换了宣泄的工具而已，如今的好莱坞巨制从激励的角度来看也没多少高明之处，但妙就妙在人家始终在强调一件事，那就是你的梦想终会实现。当你看到一个自我欺骗的谎言从另一个人嘴里被说出来而获得安慰的时候，要说没有共鸣那一定是你活得足够累了。我清醒后不能自拔的状态之一就是还不想活得太累。于是我找到了“我的命运是我的幸福”这样的一个与此文标题同样晦涩难懂的意味，并为了标榜自己有了这样的安慰而时刻准备着兴奋、与人辩论及其他各种必须的反应。

但这个基础只是我个人。我想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很简单。而无数的人则是无数的个人，也很简单。略微不同的只是我们把无数的人这样的一个集合叫做了社会，把维系社会的一个规则叫做了国家而已。从这样的认知里你多少可以看到我的幼稚与可爱来。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我还是自私的认为，我是梦的主体（写到这里，我害怕了，我是不是该把标题的那个“主体”换成“主角”呢？我不知道。再想一想，乱了晕了，随他去吧）。再强调一次，我是梦的主角！你赞成吗？

在我看来，“传销”这个词本该是行销史上最棒的一个术语，所有的销售行为都是一次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则是成功销售的最高境界。但遗憾的是它用错了地方表错了意，就像一个混蛋长了一副英雄像那样让人痛恨到咬牙切齿。如今一谈起这个词，朋友没得做是小事，搞不好害得自己家破人亡不得不胆颤心惊。

据《南华早报》报道，最近深圳警方正在调查的一起案件涉及到某香港销售电话软件的公司，初步怀疑内地有60万人陷入了这家公司的传销骗局，涉案金额可能高达20亿元。我想这应该算是近年来最大的一起传销骗局了吧。虽然被骗的家伙们值得同情，但你们就为什么会被骗呢？难道当初就没有人怀疑过阻止过你的行为吗？当时对于他们的怀疑，你是否也有类似于今天知道被骗的恼怒和不安呢……打住，不打击你了便是。

我最早在1996年的时候接触过传销这事，记得当时是一对夫妻档，男的啥印象我早忘了，女的因为亲自给我做过按摩（让人脸红的回忆啊），说记不起来就有点对不住了。但我太笨，一直没想明白数学上的递增究竟是怎么增上去的，于是对这男的说“做这个会怎样产生财富”一直没提起兴趣来，但他们要推销的是“摇摆机”，我对身体运动如何影响健康到是愿意体会一番，就这样委屈了那女的一把（估计那女的也算过做了按摩就能够增加成功几率这样的糊涂账吧）。

但更受委屈的是我的那位同学，为了拉我进来，被我躲到今天，按今天的话来说，他也是受害者，值得同情，但我到今天也不愿意搭理也是事实（为这些人叹口气，千万别遇上我这样心胸狭隘的人，否则你会真的一无所有）。而后，经常会听到某同学、某邻居、某亲戚“被传销”的消息。再后来，如果听到某同学、某邻居、某亲戚打听我的近况尤其是经济状况时总会怀疑他是不是“想传销”……总之，那些年里“传销”让我的人际关系备受煎熬，反过来也成了我评判人家人品的一个标准，真是一件滑稽事。

等我稍微理解一点销售这一行的时候，再回头去看传销就觉得这些受害者其实也都是咎由自取：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婪，对投机行为的放任，对自身财产的不尊重，他们哪里有机会去犯这个错呢（嗯，假如一开始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错倒也不必我在这里马后炮了……此处思维混乱，删掉）？他们……无语了，还是做个安全点的总结吧，只要你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的基本投资公式，你就可以跟我一样站在这里看看笑话就好了，生活不总是缺少点小事故嘛，何必在意太多。

我经常在新浪微博上剔除一些粉丝，因为怕别人看见这些粉丝是没有头像的“机器人”时感觉糟糕，我不得不为了质量而去牺牲数量。但我也确实佩服既有质量又有数量的超级偶像们，他们的粉丝个体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号令这么一群粉丝，真是英雄气短也无悔！

在这几天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已然见到了一个超级偶像的范本并会议论不止，与大多数英雄末路的情节遥相呼应。在各国大片里也充斥着类似的桥段：为了正义或者其他什么公众利益，英雄舍己为人，成为前进路上的牺牲者。（往往为了满足观众对英雄的最高期待）在片子结尾，又会峰回路转，英雄身上发生奇迹得到神助，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最终化险为夷。这样的桥段可能在美国人的思维里能叫做故事，但在伊朗或者这里（我所知道的世界不大），抱歉，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想没人会否认自己曾经或一辈子都在盲从着什么，包括真实存在过的现实或者被掩藏着不知道的真相或着被修饰过的假象（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盲从不被否认就好）。盲从是粉丝长成的前提。可惜现实是超级偶像的坟墓，也是粉丝的坟墓。我们得学会面对现实。尽管我们从青春年少的时候就开始说着要学会面对现实，口号喊了这么多年，把愤青喊成了网民也未尝有好的迹象出现过，我们还是在人云亦云着乐此不疲的重复，且看不到时间匆匆溜走白发绕上鬓头。

不妨将盲从的心放下后去想想，其实谷歌真的没能带给我们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不该是什么便捷的高科技、什么激动人心的新媒体概念、或者什么面对公正的勇气等之类的玩意儿（那些都只是工具，为了交换什么而拿出来的底牌）……除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才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尽管这种启发与谷歌没有必然关系，也不是说只有谷歌才能给到这点启发，但事实上还真的没有其他事件更容易让你看清这个问题。有趣的是，这本身又会与我们的敬仰相悖而行。哈哈，或许真理就隐藏于此，等待你来发现它吧。

我对数字不太敏感，这与一年级因为考算术差点没能入学时留下的心理阴影有关。从小到大，自己拿钱出去花的次数也不多，到长大后有了工作，连收入也少的可笑，一只手便可数完，所以对四位以上的数字总是不能一眼就看明白，更不用说能悟出什么东西来了。数字，对于我来说，有的时候就是一声惊叹！

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国内2009年共查处法办贪官26226人。恐怖的是：这个数字比2008年略有提升。参考统计学的概念，这意味着在2010年，还会有差不多数字的贪官要被查处。于是做个简单的除法，按国内815个市来分配，大约每个市有超过30名贪官在“潜伏”着……真的不敢乱想了。

与贪官相对应的不是清官而是上访户，但事实就是这样的让人不舒服。这篇文章还报道：2009年上访户也超过了105万人次。即便这个群体不是百分百因为贪官而生，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贪官不贪，可以秉公问政，哪里又会有那么多的“不讲理”的上访户呢？而这个数字，相比被地方政府拦在京外的大多数来说，要用“漏网之鱼”来形容是既恰当又悲凉。

那些数字看上去是那么的压抑，就像一笔沉重的负债，在等待我们努力偿还！但好的一面在于问题被暴露出来了，有数字可循，这一定是一种进步。你先别管这种进步的速度如何，慢行比不行要好，起码民可以告官，官可以被管，社会可以透明，公义就能长存。数字除了是一声惊叹之外，也是一个里程碑，用来记录我们所经过的这个过程，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印记。

来自《南华早报》的消息，新闻出版总署将为有意入职的记者（包括编辑）推出新的资格准入考试。有别于以往的“新闻记者证”，新的考试项目似乎更多的会在思想认识及道德素养上做一个统一协调及新的要求，以期形成“有共识”的新闻处理方式。

官方统计显示，国内目前有1943种报纸和9860种杂志，从业人员高达百万，其中有23万名编辑和一线记者。而这仅仅是指具备合法刊号的正规军。同时并不包括如电视、电台、网络等其他媒介形式的从业人员。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如何达成“有共识”或者仅仅只为了增加一道手续？

公众确实厌恶假记者及假新闻，但假新闻与假记者也只是一个鸡与蛋的循环，谁先谁后，找不出绝对的根由。最起码并不是道德标准的高低在约束这样的行为。假新闻从根本上来说，只是当今浮躁社会的一个泡沫，在第一时间它可能是真实的，但在第二时间或者其他时间，它有被证明是虚假的，这与新闻的真实性并不相悖。问题是在处理方式上，优秀的记者懂得养新闻，而普通的记者则只能是跟新闻。跟新闻的人总会吃老公关的亏，如此，公关人员到更应该有个准入资格考试才好，他们的良心和道德情操才会决定社会上有什么样的“流言”。

说到底，记者只是一个记录的人，记录的东西往往都是片段。但有些片段能得到公众的容忍，而有些则不能。需要协调的是如何将片段做到连续化、全面化处理。记者需要锻炼的还是专业层面的能力，至于道德方面，只要是成人尽可以信任。当然，若以匡扶“道德”之名行“一言”之实不在我等小民讨论的范畴了。

想起张国荣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像我们这样级数的艺人，就应该多做些尝试性的工作，那样才会有意义。”张宏也一样，似乎并不单纯的就是为了这样的理由，但起码是这样去做了，是的，在做的开始和过程里，也许事情并没有想的太过全面，以至于复杂到不敢开始，这是新闻人的短板，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这个月初，《经济观察报》等十多家主流媒体以联合社论的形式，联合刊发《请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并敦促户籍制度改革》一文，原意从民生出发，为民代言，在形式上则较为“另类”。但事后不久，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此次新闻活动的主要操作人—经济观察网的副总编辑张宏—被解职，其他相关人等也受到来自高层的严重警告。

且不论张宏的被解职与之前的这场新闻运动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其他媒体的猜测也不必过多操心。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做了所谓的主流媒体应该做的事情，这才是他们理应受到尊重的理由。但相反去看其他的更加“主流”的各类媒体，你就会知道尊重强者不如尊重智者。

我不是新闻人，但我一直渴望自己有新闻人的骨气，在我看来，那骨气里多少包含着一点天真、任性、包容和直率。但可惜的是，好的新闻人和好的新闻媒体并不总会对应在一起结对前行，有的时候，看媒体做的很辛苦。有的时候，看某些人很悲壮。静下心来，我应该说声：向张宏们致敬！

打工的人抱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干得多赚得少”，做老板的人也有同样的埋怨，只是换了其他的说法，怨天尤人的人也是如此这般境遇，否则不会每天唉声叹气，好不容易抚平了心绪，平衡了心情，忽又觉得青春没了，合理的抗议变成了快要断气的一丝幽怨。生活就是这样，等你学会了接受一切不公并成为习惯，你就不会发现自己已经沦为平庸。

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通过调整国家与居民之间的收入比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老百姓不在觉得“干得多赚得少”。代表们的建议多从“分配”角度来考虑，但事实上，劳动报酬的增长意义需依附于社会激励模式的成熟而得以彰显，不仅仅是让人得到合理的报酬，更需要激励人们的满足感和荣誉感，使之有动力去追求更富效率的生产方式。只谈分配，仅限于汽车换胎，轮胎是新的，但速度不变，外表好看而已。谈及激励，则是换了新车，有了更大马力的发动机，可以更快更稳的前进。

但民怨又很难通过一两条简单的措施得到彻底根治，新的问题会随之产生，即便有了合理的分配，但民众对此分配模式比之从前的接受度还需要时日磨合，在这个不够成熟的过程里，民众更需要强化的是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财富管理方式，很明显，收入增长后的生活方式调整往往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到时候，“干得多赚得少”可能就要被“赚得不少花的更多”替代了。如此，还是会回到是数字增长（分配调整）或素质增长（激励手段）的争论里，不如现在就解决好它！

人大代表宗庆后在两会上提议：给低收入群体发放1万亿消费券，并提出3：7消费模式，即每购买100元商品，个人只需要支付70元，另外30元由消费券支付。如此算来，1万亿的消费券最低可以拉动3.3万亿的消费。这样好的提议里，有几个问题我没法弄明白，第一，低收入群体怎么界定？第二，1万亿的消费券如何均分？第三，买什么商品可以使用消费券？第四，用消费券购买的商品如何保证其定价合理？第五，低收入群体的真正实惠在哪里？

据说宗先生在之前的达能和娃哈哈之争中有被曝光其（及其家族成员）的国籍问题，这个疑问我想网上给到的答案都是模糊的，当然，这里也不是要翻旧账，我只是在想，这位人民代表到底代表的是哪国人的哪个阶层。如果说宗先生可以代表商业界的商人无疑是没有人反对的。所以，商人的提案与商业有关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了，说到底，这份民生建议怎么解读都与商业计划书没什么两样，实质上更像是一份商品促销计划书，只是发起的范围和发起动机被提升了而已。

至于我为什么会有那几点疑问，各位可以环顾下自己的四周也许就可以找到答案。应该吃低保的无人问津，明明日子过的滋润的人到了年关总有更多的上级关怀与问候。我们到底有多少名低收入人士？或许给13亿人平分3万亿大饼如何？一人分点，至少是均分，就算正面意义不大，但保证没负面影响也是好事一件。问题是你拿到了你的消费券，那么你可以做什么呢？去菜市场买菜？怎么买？一次买100元的？要不怎么保证最划算的标准呢？但如此又会造成多少不必要的消费呢？更何况原本定价78元的商品完全可以重新换个品牌定价做99元，谁又在管？该怎么管？说到底，一个月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该如何算计着将这30元的收益最大化呢？

有意见的人总是到处都有，提建议的也总是煞有其事。关心本身是好事，但能否解决真正的问题才是根本，是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付出关心，但一定不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回到关心自己的利益为止，更不要只顾着解决自己的问题。貌似社会总欠缺这种行动力和执行力，其实只是看这种行动和执行是为了什么对象，针对弱势群体的，总是那么的不得力。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总能看到这些不得力的提案，除了标榜自己尽力为民之外，是一点作用也没起到。一个会议里总有太多的旁听者，但是看上去他们活的比谁都对得起人。

来自《北京晚报》的一则消息：“北京东城检察院近日对65岁的犯罪嫌疑人孙某批准逮捕，孙某曾被疑数年间在北京市多个地区制造碰瓷事件千余起，但根据现有的调查证据，仅能够证实孙某从2004年至2010年间，以碰瓷的方式行骗39起，涉案金钱近4万元”。简单换算下平均一次就能得手近千元，如果近千起都能被证实，那孙老头的行骗金额就逼近百万了。

“碰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就这么来钱呢？先维基百科下：

碰瓷，属北京方言，泛指一些投机取巧，敲诈勒索的行为。例如故意和机动车辆相撞，骗取赔偿。此外，“碰瓷”也是古玩业的一句行话，意指个别不法之徒在摊位上摆卖古董时，常常别有用心地把易碎裂的瓷器往路中央摆放，专等路人不小心碰坏，他们便可以借机讹诈。

说到底“碰瓷”就是敲诈勒索。这种行为虽然可恨，但上当受骗者也不大值得同情。对于“公了or私了”这样的腔调，你本来大可不必在意，阳光下发生的事情你就得在阳光下解决。偏偏你要担心把事闹大了、真的相信花钱能买个什么平安……因为你这样，“碰瓷”这碗饭还真的就会继续有人吃下去，搞不好还会像那个孙某人一样，作为长期职业，再甚者，可以结帮拉伙的来做。

换句话说，你越担心什么，还就会来什么。你怕社会不正义，社会就对你不正义，因为你没有做到让自己正义起来。你或许会抱怨为什么有这样的人跟你过不去，但你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遇到他们你就没辄了，是不是你总是抱有侥幸的心理再过着，看着满眼的不合适，却冷静的出奇，直到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才觉得失态炎凉。看上去，“碰瓷”似乎就是一个小闹钟，时刻提醒我们注意着别拿社会不当回事。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则假新闻，要知道现在看媒体与跟一个长舌妇聊天没太多区别，看见听见就算了，好玩你就笑笑，当不得真。好在大家也习惯了将假新闻当作娱乐来调剂，你看这生活才滋润丰满的很。贴一段来自网络的不靠谱消息：

上海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2月16日发布消息：春节过后该市将诞生三项新职业，分别是注册婚姻辅导师、注册心理陪护师和注册员工援助师。其中，注册心理陪护师是凭借自己所拥有的专业心理知识，“登堂入室”陪伴在老人、儿童、患病者以及临危者等人士身边，以心理沟通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心灵护理。

简单点来说，你可以在三陪行业中的“陪聊”领域创业了。具体点讲，就是你需要通过学习考核拿到相关的资质证书（注册心理陪护师），并在正规的机构（法人企业）提供合法的服务（如陪聊）。于是有人质疑，这样做岂不是让“三陪小姐”变相上岸？

质疑这点的人其实可以问下自己，如果通过几百课时的辛苦学习，最后拿到符合标准资质的证书，她们在上岸后还会做以前的营生吗？一旦有了证书，那旧有的商业模式你还不许人家改变吗？想通了这点，质疑的人就是在说笑，何苦一开始就要歧视一个新工种呢？至于那些期待着某类特殊行业正规化的社会精英们应该会心灰意冷，还是去街头抽根烟吧，那里或许有些机会。

将局部细节放在全局立场上来看，不失为一个奇妙的新思路。男人们再次为自己有意无意偷看异性的胸部去找到一个借口，起码可以不用再自责，毕竟偷窥不是一件能上台面的好事情。有趣的英国人通过调查发现：“爱胸之心，人皆有之”，这点不分男女。且看一则来自新加坡《联合晚报》的消息：

英国最新调查发现，女性美丽胸脯曲线，不只男士爱看，女士也爱看，90%女性承认每天都会瞄其他女性的胸口几次。这项由整容医院访问了英国3000女性和 1000男性的调查同时证实，男士的确情迷女性胸脯，40%人说每天“赏胸”至少10次，48%人更招认遇上异性会“先看胸，后看样”。男士看胸部纯为欣赏，但对于女性来说，原因复杂得多。40%坦承会妒忌朋友或同事天赋骄人，但自己的信心不足，51%女性则认为自己的胸脯未达理想，63%不讳言渴望拥有更骄人上围。

和“胸大无脑”一样，男人喜欢看胸纯属好色这个论调似乎也可以被推翻，甚至连男人好色本身都可以分出品性各异的几个档次。凡是跟科学研究沾上点关系后，我们的“认识”就找到了客观和公正。大多数人认同的事情那一定是正常的事情，大多数人都在掩饰或者撒谎的事情，那也跟谎言没多少关系了。

同理，两个不同的人即便对同一个人说出同样的一句话，但接收者所能接受到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接受对象对传播者的身份、地位、语气还有彼此间的过往关系都会综合考量，以便得出信息的“真实”意义。重点正在于“真实”，“真实”就是所谓的动机。回到看胸这回事上，如果一个博客写手跟一个媒体专栏作家同时做这件事，那性质就不一样了，前者是流氓，后者则是骚客。不知道换作是你，你又是哪一类呢？唉！得叹口气。

有钱的人都很蠢吗？
在我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接二连三的发生，不得不让人怀疑受骗者的智商！
当然我并不想刺激他们，本来也没我的事情，只是因为看不懂他们受骗的方式，才会想着去怀疑他们获得财富的过程。
看来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法则确实古怪的很，让人无语。
不多说了。

来自台湾《中国时报》的消息：

吕秀莲今(23)日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专访时表示，国共预备自2009年至2011年，运用“国共论坛”、“海峡论坛”、“两会协商”三项平台，及“经济合作协议”、“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和平协定”三项协议，力促两岸完成和平统一。她形容国共两党现阶段的关系，如同两人牵手合跳探戈的状态。

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则新闻，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两点可能：第一，在民进党看来，这三个平台的作用基本代表民意，是强势不可逆的；第二，民进党也认为这是两岸或将一统的最好历史机遇。当然，如果吕秀莲不可以代表民进党的话，那么这仅仅只是吕秀莲的个人认识。即便如此，也体现了岛内最顽固的一帮人的心态变迁。

我并不觉得吕秀莲过去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她当下或未来的两岸立场，只是作为政治筹码，她会用此为自己的将来置换点什么确实是一件值得思量的事情。或许，她也要评估下，在统或独的硬币两面，她本人的价值和获益如何才能最大化。

查理芒格曾说：

一家资质良好的企业与一家苟延残喘的企业的区别在于，前者一个接一个地轻松作出决定，后者则每每遭遇痛苦抉择。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理解为：

一个优秀的人和一个平庸的人的区别在于，前者一个接一个的轻松做出决定，而后者则每每遭遇痛苦选择。

是的，我把一家企业换成了某个人。给我这个启发的查理芒格是股神巴菲特的盟友，也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投资人，他的判断是最标准的行事指南，我不得不从中受教。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去对哪家企业做实质上的点评，不过对人我可以。尤其是我知道何为优秀，何为平庸，这点区分能力其实也很难得。

我在回想着过去数年以来，我在面对我的一些人生选择的时候，往往都表现的极其痛苦，似乎是因为选择不多，而未来又无法看清。先可以断定，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接着就可以分析出我的平庸表现在哪里。我的选择不多，空间太小，余地太少，意味着我在制造这个选项、空间、余地的能力太差。有点像虫子给自己拱窝，力量大的可以推个大点的窝，住着也舒服，力量小的，只能缩在窝里，很容易就被憋死。无法看清未来，则意味着我不具备前瞻性，所谓的鼠目寸光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我这样的一个人，确实活的很痛苦，面对选择时的艰难状况可见一斑。

幸好，这人的优秀或者平庸往往也是在交替前行的。做人最紧要的还是得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优秀，哪些方面平庸，认清楚这一点，那就是智慧。知道自己如何最大的发挥优势，如何尽量避免或者努力修正自己的平庸，那就是阅历。所以说呢，企业从山寨中走过来没什么不好，只是不要想着一辈子做山寨，那就是愚蠢了。再回到查理芒格。

前段日子，我有惊异过：郭台铭跟我想的一样。我的出发点是因为觉得王传福这个人太狂妄，大话太多，沽名钓誉，明明是自己一个人的野心，还偏想把它包装成“为国人争光”的境地。而郭台铭指责王传福的是这个人缺乏商业伦理，挖墙脚、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商业机密等损人利己的品性。查理芒格则维护王正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当然，我不否认环保节能产品出现的越多，确实越伟大。但前提是你在用什么方法，你在用什么目的来推动这个事的发展。不择手段的进行一项伟大事业可是一个可笑的悖论哦。

我当然没有资格加入这场为了各自利益而争辩的浑水，我记录下这个故事，只是想给自己提个醒，人的优秀和平庸，一件事情的伟大与平庸，往往还是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阅历，我们唯一需要避开的就只有愚蠢了。可是，我们为什么又如此喜欢愚蠢呢？

老祖宗把偷情简称为通奸，也就是通奸者在不合适的时间以不合适的关系发生不合适的行为。通奸堪比偷盗，所以，为了状纸上的斯文，通奸又被称为偷情。很明显，偷情的核心就是以偷“情”为名行偷“性”之实。有没有那种真的只偷“情”，不偷“性”的关系呢？某媒体称约有8成以上的已婚男女正处于这种“亚偷情”状态。

首先很难界定这份杂志媒体究竟选择了多少位已婚男女参与此次调查，我模仿该杂志的思路估摸着来套下：先当这本杂志实际有发行100万份，然后这100万位读者恰巧都是已婚人士同时又都参与了这次调查并如实回答了那些问题。于是有80万人被调查出处于这样的“亚偷情”状态。这里有个终极数字80万，但在咱中国13亿人面前，算个什么比例？万分之六而已。好的，就算咱13亿人只有20%是已婚人士，那也不过是千分之三的比例。也就是说，按照这份杂志的调查，中国也只有0.3%的人处于这种“亚偷情”状态，而不是什么荒谬的80%？

另外，这份杂志也没有准确的说明亚偷情该怎么偷？因为不管是亚偷情还是偷情，都离不开一个偷字。如果没有偷的话，那亚或者不亚也都毫无意义。换句话说，这本杂志就是想说，有这么些人想偷情但是又迫于各种压力没有去实施。要知道，我们想做但是又迫于压力没做的事情太多了。你随便找个名头都能忽悠个全国80%、90%的人出来哭诉下各自想做但又一直没能去做的各种事。比如，想更简单的拥有财富，有人靠抢银行，你不能，靠等，靠想。你能说他“亚抢劫”吗？按照这份杂志的逻辑，什么天方夜谭的名字都可以想得出来，什么有趣的调查都可以编的出来，只要前面加个“亚”，不愧是亚媒体啊！

难怪媒体没有公信力了，每天如果都把时间花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面，还能传播出什么有价值的新闻与资讯呢？再说了，这样做一定就能够赚钱吗？怕也不是这么轻松吧。说到底，不过就是拼了命填版面而已，以为制造个什么话题就可以充当媒体了。这样的媒体，不过是让纸浆多循环处理了一次而已。不过，要真是只想做“亚媒体”就没啥话说了，披着媒体的外表，一份正人君子的样子，却做着上不了台面的勾当，真是亚到了家。

不知道这则新闻是不是真的，星岛环球报道如下：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连续第二年在股东会上重炮攻击对手比亚迪。他表示，因为比亚迪的抄袭让鸿海遭受了数百亿元损失，除了现在的法律动作外，也考虑在台湾提告。由于比亚迪等在手机市场强力竞争，鸿海大军也加速开往NB代工领域，近来传出鸿海NB研发团队成军进驻内湖原普立尔大楼。

我之所以贴过来，是因为要是郭台铭真的是这么说的，那么恭喜他，他和我对比亚迪的认识一模一样。郭台铭说，比亚迪窃取他的机密，没有行业道德。另外媒体解读到他还暗讽巴菲特老爷爷投资比亚迪是看中后面的政府资源。也就是说，郭台铭意指比亚迪不是一个靠正规手段在玩的企业，所以，他颇感不顺，不得不骂。不过我与郭台铭不一样的是，他出于经营与竞争的需求，而我纯属个人意见。
我不仇富，我仇恨的是自己还没有富起来。所以，我并不关注比亚迪是如何富起来，富到想造汽车，富到想造全世界最强的汽车品牌。就像郭台铭说的那样，泡泡吹的太大，就要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大家都欢迎小泡泡。

老是吹大泡泡，其实给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一个刚识得几个字的人立马觉得自己可以挑战颜真卿，创造出什么新的书法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大泡泡。从来没有做过一桌菜的小女子要烧满汉全席估计也不是几个人能够等得及的。即便让你比亚迪造出了什么6什么4的，难道那些比比亚迪起点还要高的汽车厂家都睡在那里等你跑过去不成？

我不是反对咱国家有厂子能干掉丰田或者本田啥的，我倒是强烈期待。不过，这个任务似乎也只能交给上汽或者其他大哥来完成才对，托付给你这个小弟，实在是让人顿觉咱中国人的轻浮来不是？咱中国人都是要面子的，你不能要咱全体中国人跟你背上一个虚妄的骂名啊！所以，那些喜欢说大话说空话的人和企业，在我看来，都是极其讨厌的！

我并不相信DUODANG制就意味着MZ，除非每一个ZD的成立都真切的代表着某一种民意及某一群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今在台湾，“ZD”这个招牌不过是一些无赖之徒的敛财工具和谈判道具，在这点上来看，这种“ZD”的创立似乎和多数“杂志”的创刊在耍同一种套路，为此买单的总是那些不经世事的菜鸟。

先读一则来自星岛的消息：

继2008年“台湾GCD”正式成立之后，台湾地区内政部6日称“中华民国GCD”已于2009年初向内政部申请备案，依规定于今年3月31日予以备案，成为台湾第147个ZD。该D首任总书记则是陈水扁的堂弟陈天福。

陈天福表示，他是行动派的，希望能完成大陆领导人胡锦涛的历史使命，用行动来促成两岸统一，但也希望在过程当中，台湾民众要获得尊重。陈天福指出，“中华民国GCD”的ZD体制接近中国GCD，走社会主义路线，他希望藉由成立GCD，让台湾人更加瞭解GCD。

陈天福进一步指出，台湾已经不适合现有的制度，需要进行经济思想的革命，而“中华民国GCD”就是一个革命ZD和准ZZD，宗旨就是要让大家都有饭吃，在正式获得ZD登记许可之后，他计划号召数百万党员，且党员不必缴党费，近日内就会推出全方位的活动来号召民众入党。

“中华民国GCD”在内政部登记的党主席是吕宝尧，吕同时也是中国天同党党主席。

因为这则新闻里出现的三个人物（陈天福、陈水扁及吕宝尧），国内各地媒体对此条新闻予以了足够的曝光。通过百度，我还差到了两张聘书，与新闻中的两个人物正好呼应。

据国内媒体2006年的报道，陈自曝当初来到大陆身上仅有8000元台币（2000人民币左右），跟内地闯荡上海的打工仔无异，由此可见其当时境况之窘迫程度（似乎与他的陈水扁堂弟的身份不符）。我的台湾媒体朋友告诉我，陈天福在台湾的知名度并没有他向大陆媒体所讲述的那样高，更不会夸张到“走在台北街上，会有六成人跟他打招呼”。实际上，我的另一位台湾朋友对陈的认知则更为简单：他只不过是一个会打着堂哥（陈水扁）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的小混混而已。

失败的人都比较类似：没钱，没地位，没人关注他在说什么，甚至也没有时间多看他一眼……而成功的人则各有各的故事，每个人似乎都有值得学习之处，每个人都成了当然的学习和追逐对象。我们这些小民还没有从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阴影中缓过神来，又不得不面对32万个成功的人和32万个成功的财富故事，按奈住自己不平衡的心，不得不谦虚的低下头，貌似虔诚的匍匐潜行。

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又是一家咨询公司）发布了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报告指出：

“估计至2009年底，中国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达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将达到32万人，同比增长6%；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

另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

“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

简单做个算术，这32万人，每个人的最低资产为1000万元，而且是可投资资产（言下之意，应该不包括房产、汽车等固定资产），平均下来是每人约2812.5万元。而在中国呢，则是每4063个人里面，就有这么一位超级款爷。开个小玩笑，如果将这些财富平均在分配给13亿人，每个人居然可以分到6923元，远远超出全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

显而易见，人人立志成为这样的一个群体，于社会性意义的彰显和个体价值的充分发挥有无穷的动力。不过，我还是坚持希望，这样的财富差距最好只是这些商业性机构的自我膨胀式的吹嘘。长期看来，贫富差距本身不会是问题，问题是何种规则在左右这样的结果呢？

网页！网页！网页！当数以亿计的网页被串联成一个新世界，激情的人们热衷于从一个网页钻到另一个网页的时候，不由的发出“信息真多、真丰富、真齐全”的感概！

而在大多数人还没想出办法如何逃避海量信息轰炸的时候，搜索引擎却开始无事可做，改行做起了厨工，没事炒炒现饭。你随意打开一个引擎网站，输入你想要寻找的一些关键词，大多数的时候，你会在搜索结果里面找到貌似自己需要的信息，然而，当你点开链接之后，才发现这条两、三年前的信息，正在静静的躺在那里等着你给他翻翻背呢！

很明显，具备时效性是网络的一大特点，已经过时很久的信息被标以最新时间放在搜索结果里，不知道是搜索机器人的问题，还是设置搜索机器人的人的问题！又或者这也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行业潜规则？不管怎么看，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网络开始没货了！

当信息泛滥，必然导致信息不值钱，接下来，写作者就会搁笔，找其他可以养活人的路子去了。反过来，没人写内容了，就导致信息被反复编辑，编辑到后来成了比原创更为重要的活，但是编辑还是敌不过转载转贴，于是连编辑也没人做了。没了内容、没了编辑，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信息被复制，流传（这个时代之前的那批写手也算是交到好运了，难得的大范围内的转载！）……

接下来，就开始需要原创了，但是到这个时候，看信息的人是否准备好掏钱了呢？

昨（6）日中午，巴达维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马来西亚称为拉央拉央岛），首次以马来西亚国总理的身份宣示马来西亚拥有这片领土。去年8月，该国副总理纳吉布也在这里措辞强烈的宣布：“我们必须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和拥有者！”两位脑子被枪打过的马部落首领仿佛被外星人劫持到火星一般兴奋而不知所畏！不久之前，菲律宾也妄想通过一纸草案（《海洋基线法》）一厢情愿的将黄岩岛收归囊下（但实质上已经占领）。

因为南沙群岛（共计50个岛礁）而在不同时期爆发的抢夺战涉及到菲律宾（已占领8个）、越南（已占领29个）、马来西亚（已占领5个）、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在这些傀儡小国后面自然少不了一些实际操弄者，如美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究其根本，还是出于南沙群岛及周边蕴藏着的巨大能源储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府及人民的一再忍让让事态越发扩大！

这让我想起了香港著名的黑帮类电影。很多人能够成为黑帮老大，其实是时事所迫，并非本意。混黑帮的深知这世道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便你不想去欺负别人，也绝对不能让别人来欺负你！前辈们教导的“温良恭俭让”只能是对朋友而言，但对于你的敌人，你必须将他一次干到位，让他知道什么是底线才行！在想想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拉克举全国之力来反击，不是因为人家知道自己弱小就不反抗，而是因为人家知道反抗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态度和尊严！

对于到你家里来抢来偷的强盗，你还要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么！？面对强盗不懂得反击的人，我们会认为他还保有做人的基本尊严么！？现实点，你不可能跟一个与你没有共同话语平台的人去谈什么道理或者呼吁什么正义！你只能用实力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实力！当然，我不是一个喜欢用暴力思维解决问题的人 ，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大道至简，事情复杂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就该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历史证明，对于卑鄙的人，这种方式最凑效，同时也最节约社会资源，于更多的人更有利！

同胞们，让我们多多回忆下1840年吧，难道那里才是我们的答案？！

刘翔作为体育界的杰出代表成为政协委员，可惜的是，刘翔接连两年都缺席两会。一时间，“刘翔再度缺席”成为本次两会的一个话题。大家都在关心，他为什么会缺席。不过，我关心的是，即便他不缺席，他又能参出什么来呢？

作为一个体育冠军，一个社会公众人物，在大众的眼里，似乎在各方面都能比一个小老百姓更具代表性，大众将这种认识转换成一种差异性（这种情况似乎在体育界和演艺界更加明显），甚至无条件的涵盖到其他方面。在大众看来，刘翔除了是跨栏冠军之外，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民意代表，可是实际情况呢？

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表示：

花最多的中国却没有国花，是全球华人的一大憾事。所以，他决定递交提案，建议确认牡丹为国花，为国庆60周年献礼！

宗委员是从“确定国花，引领花卉市场消费，带动行业经济发展，以推进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快速复苏”这样的思路来引导出这个提案，貌似一举多得，其实是一无是处。

很多大杂志是不用人物来做封面的，除非是出于“封面故事”的需要。因为杂志是一个媒体，代表了一定的社会性及客观性，是不可能无稽到用一个人来代替它的舆论重点和报道风格的。

而“国花” 这玩意就跟杂志是否用人物做封面一样，是一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事情。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花。本来没有国花，就无所谓一些感情或者品味寄托上的高下，可是，一旦有了国花，似乎就逼着有些人去改变自己、去迎合一些事物（而且这种改变多少是带着怨意的及不便的）。

和国旗、国徽、国歌相比，国花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属于精神及民族寄托，但“国花”纯粹就是个精神消耗品。对于大国而言，国花就更不应该有。有国花的国家，总是会显得那么小气、局限，甚至有了国花之后，国家原本该有的包容也找不到了。

当然，如果从纯民间的角度来看，搞个“中国十大名花评选”的活动，通过专业行销的手段来开发这个市场，或许比宗委员的这个提案更加实际。

唉，我一直渴求（这个词用的不好，貌似我很领导）这些委员的提案可以真正做到更实在点、更真实点、更紧迫些。那些给自己戴戴帽子的事情就不要在做了。还是那句话说的，不折腾，不扑腾。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

建议全国用10年的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汉字。并称此举有利于两岸统一。

不知道潘委员如何会如此突发奇想，白白浪费这万一之提案机会。

毫无疑问，繁体字对于汉字的理解与传承有其独到的作用，可是与繁体可相互替换的简体字比较来看，二者相差并不是太远。以我为例，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所谓繁体字的教育，但是绝大多数繁体字我还是一眼就可以辨识，对我的工作和学习也未带来任何的便与不便。

另外，我觉得奇怪的是我们为什么总是陷入在一种非此即彼的挣扎之中呢？难道说这个世上只有一种选择可以留给大家么？简体和繁体仅仅是汉字演变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好或者不好，在于对当下社会的适应及不适应。如果全中国都知道爱是用心来实践的话，你又何必在意这爱（愛）字中是否少了一个“心”呢？

即便我们提到繁体字在教育学生方面，能起到“更形象化的去传承”这个作用，我们也不一定要废除简化字啊。难道大家不觉得大多数繁体字笔画那么多，就是在浪费油墨么？

如果提到有利于两岸统一，估计也是一厢情愿了。按照这种思路，似乎所有说英文的国家都应该重新组合成一个新联邦才对。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国家还在积极抢救及保护少数民族文字及语言呢？至于两岸的统一与否，是不可能以文字统一为契机的。

如果有1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花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比方说编辑一部《汉字演变大全》（当然，我也没百度下，是否已经有了此类书籍），以记载、梳理并传承中华汉字演变历程，似乎更加有社会及现实意义，而且这个还不会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体现了“不折腾”的基本民意。

先来看段新闻：

【星岛网讯】美国一名22岁女学生声称为了筹措攻读硕士学位的费用，2008年起在网上拍卖初夜，实行价高者得，现时叫价已飙升至370万美元，吸引一万名男士出价竞投，务求一亲芳泽。

星岛新闻集团消息，这名女学生迪伦（Natalie Dylan）来自加州的圣迭戈，本已取得妇女研究学士学位，但希望攻读家庭与婚姻疗法硕士学位课程，毅然决定透过上网拍卖贞操筹集学费。而她的最后目标是攻读博士课程。

在2008年9月，她宣布拍卖初夜的消息甫曝光，网上叫价已上升至24万3000美元。自此之后，叫价有升无跌，如火箭标升，最新叫价急增至370万美元，出价者多达1万人。

迪伦强调，她并非要贬低自己。她是鉴于23岁的姐姐为了筹措攻读学位课程的学费，而不惜当妓女三星期，因此她立下决心，出卖贞操。

她说，有兴趣的男士们包罗万有，有些纯粹追求肉欲，亦有富商彬彬有礼地开价；更有人想结交女友，但她已马上表明只是“一夜情”。她坦言：“我知道很多人斥责我离经背道，但我认为这没有甚么大不了。”

迪伦2008年受访时曾说：“拍卖初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可让我财政稳定。我已准备好面对争议。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为何不可用贞操赚钱？”她本打算在eBay网站打出拍卖广告，却遭该网站拒绝。为了证明自己的处女身分，她愿接受测谎及妇科检查。

如果有“雇佣军”的存在，那么迪伦拍卖初夜权就合乎伦理。起码她没有为了赚钱的目的而去犯罪。这个讨论的前提是迪伦确实是因为这个需求而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有其他的目的或者隐藏着另外的想法。单纯就这件事本身来说，雇佣军的存在似乎比迪伦们拍卖初夜权更加的不合理，一个人“生命”是不是比“贞操”更为重要呢？

可是，又是谁在控制着别人的“生命”与“贞操”呢？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去想办法挣钱，如果你需要的钱远远超出你能挣到的范围，你就不得不为之付出超常的代价！除了生命和尊严，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出卖？！同样的，当你想剥夺另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也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所以任何的买卖都是一种交换。甲需要乙的性命，就需要拿钱用A去跟乙交换，A就成了雇佣军。A得到了金钱，甲得到了剥夺乙的生命的权利，而乙就成了金钱的替代品。

同样，迪伦需要钱去读书。她用自己的初夜权来交换，是因为这个社会上需要这个初夜权的人太多了。试想下今天的社会到处都是处女的话，迪伦的初夜权将彻底没有价值和市场。那么，由此可见，初夜权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划分到稀缺产品的类别，甚至可以成为奢侈品了。那么一旦这个市场被唤醒的话，原先被欺骗或者廉价贱卖的初夜权，将重新得到重视与珍惜，以期在这个新的市场上获取更高的回报。这样，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是市场起着调节“少女初夜权”量的多少，而非传统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类的道德底线也被彻底的市场化了。可见，市场经济大潮水就是人类的大灾难，我们的诺亚方舟在哪里？

如果开征烟草税，是否会增加青少年犯罪呢？

一包烟加一元钱（或其他数额）进行销售，会对烟民产生以下几种影响：
1、戒烟；
2、中高收入烟民不受加税影响，继续抽；
3、低等收入烟民或许会少抽，或者抽更差点的；
4、一些超低收入、无收入，但是又抽烟的烟民，他们怎么办？

问题会出现在第四种情况里，无收入，又有烟瘾的烟民会集中在青少年、老年人群体中。

重点就在青少年。设想一下，他们将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所以，烟草税的开征会否增加青少年犯罪呢？我认为值得探讨！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如果一个错误被犯了很长的时间，那它还是一个错误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可惜的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或者说都不想回答。

马英九称『台湾』为『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显然比一些人所认定的『台湾本身就是一个主权国家』要来的正统。

简单点来说，即便你台湾地区说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那这个主权国家也只能叫『中华民国』，而非『台湾』。坚持以『台湾国』自慰的人，是不是不想记得昨天？

中国人好像都喜欢玩文字游戏，其实文字游戏嘛，就是愚民的。老百姓不是喜欢被愚，而是不得不被愚。这和关在强盗窝里的无辜女子一样，再多贞烈，还是得做人肉玩具。

理顺了这个思路，就知道了马英九只是在纠正一个犯了多年的错误而已。难道这还需要道歉吗？

不出意外，马英九以超出约221万票的优势当选了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新任“总统”。在选举过程中，马英九承诺将以『积极的、谦虚的、廉洁的、全民的』态度，『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带领台湾2300万人民过上好日子。

先不论那些近乎完美的领导风格靠什么来实现，但至少摆在所有台湾人面前有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处决台湾『贪官』陈水扁？

只有正确，果断、快速的处理好陈水扁的事情，才可以接近马英九所期许达成的『廉洁的』承诺，并彻底斧正2000年之前国民党长达50年之久的『黑金政治』不良印象。而这仅仅是安内的第一步。

未来4年，真正决定马英九成败的还是台湾的经济力表现，也就是台湾的民生问题。而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就将成为决定此表现的关键因素！我的疑问由此而生！

马英九真的能代表台湾的未来么？如果马英九寄期望大陆默许他的『三不政策』（不独，不统，不武）得以维持，是否显得太过一厢情愿？试想在这样的前提下推行马英九的其他解放、提振台湾经济的措施，又置大陆立场何地？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而言，自古『成者王侯败者寇』，既然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为什么没有勇气去担当呢？如果因为一个政党的利益，而损失2，300万人的前途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我还是那句老话，台湾不是只有50年的历史，台湾也不仅仅是现在2，300万人的台湾。我们都还有后代，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很明显，现在的两岸现状并没有为子孙后代的利益着想！

男人对女人有很多误解，有的是故意为之。

一些憨厚的科学家就自觉肩负使命，以澄清诸多误解。

据新加坡《联合晚报》报道：美国社会学家艾温·罗斯戴尔女士在对1200名美国妇女做出的一项关于『胸部及智商联系的相关研究』后发现：女性的胸部越丰满，她就越聪明。胸部丰满的女性，智商要比普通女性高出10分左右。甚至那些“中号”女性的平均得分也比“偏平胸”的女性们平均得分高出3至4分。

这是让大多数男人都很吃惊的新闻，因为『胸大无脑』这个词总是被一些大男人用来形容一些女人。甚至也是一些自诩『胸小有脑』的女人用来贬低同胞缺乏『内秀』的标准说辞。

而今，一切都变了，事实颠倒了个。

男人会觉得惶恐，几乎很多有钱又缺德的男人总是希望『胸大』的女人真的『无脑』，那样简简单单好控制，以便自己可怜的智商还可以掌控那些美丽的女人。

但一些『胸小』的女人会更加惶恐，人不怕自己比别人丑，但是怕比别人笨。美丑是可以看出来的，无法更改，所以可以习以为常。但是如果连聪明与愚笨都会写在『胸前』，让人一眼便知，那可真是一件要命的事。

接下来，除了更换一些男人和一些女人的旧有认识之外，是否还蕴含了丰富的商机？

美丽的女孩，想让自己看上去很聪明么？那么就……

谁知道呢？

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状态维持下去只会让自己坐以待毙，让自己喜爱的事业成为一个假事业，让这个行业的无数前辈先烈沦为冤魂枉鬼。

请相信如我一般自认为肩负基本社会道义的媒体从业人员最终还是可以面对初衷。

我承认，我们的媒体最需要打假。这个结论并非仅仅表现在一个“包子”、一张“某州日报”上。作为媒体的核心表现，“新闻”这个字眼一旦与“假”字纠缠不清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公众对媒体的其他外延如发行量、收视率、渠道、覆盖面、读者、广告等字眼的极端失望了。

媒体的影响力因为其吸引注意力，保持舆论中心地位的基本特征不会改变，尽管正负参半。但其公信力及信任度的下降早已是不争之实。媒体热衷于保持自身的注意力，而不在乎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无忌社会道义的责任。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恶习居然成为了很多媒体的市场立足之本。

假、大、空出现后，自诩公正的第三方也尾随而至，一切仿佛是为了完善一个生态链一般的发展，却没有人意识或疑惑这个链条如果依靠自律，也是可以稳定的运转。起码，在局部如此。

于是这样一个貌似繁荣的市场不得不因为规模的扩大，产生了合理的泡沫，又因为合理的泡沫的存在，多余了些不合理的泡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稍加时日，混在一起，谁是谁非，乱成一团。

为了迎合某种私利，媒体就难以站在道义的最高点，即便立在一个土丘上，干嚎两句社会道义放肩上，也无法掩饰两条肮脏的泥腿。

自律不成，不如自贱！

到了最后，干脆不再掩饰，反而一变到底，做不成贞女，干脆做个娼妓！那样，才算立足这江湖！赢得这利益！

唉，媒体，就和黑社会老大一样，名气都是兄弟们给的，你要是弄虚作假，早晚会给你打回原形！

昨日，“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各大媒体报道口径不一，路透社认为这是“首个国家级台湾商会”，中央社直呼其为“中国大陆台商总会”。大陆官方媒体新华社及该机构的官方网站都简称为“台企联”。很明显，这是一个折中的称谓。

一直以来，中国人很在乎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一个恰当的名分，何来言论之公信力？对于台湾人来说，更加注重“名”的意义。（这与我们过去对台商低调的印象似乎有些抵触。）

早在1994年，全球各地的台湾商会就联合成立了“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于1990年3月在北京成立。对比一下，为什么这里没有用台湾商会这个称谓？可见，中文字义的表达使得这成为一个难以揣摩的谜中之谜。

其实，中国大陆有浙江商会、安徽商会。对应“台湾商会”本不为过。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两岸如今的环境下进行考量，却更加的耐人寻味。从某种意义上，路透社的称谓似乎更加合理。而中央社的称呼有点肤浅，实在是不知台商的个中滋味。

中国还有句古话：“财大气粗”。那就是表明，如何才能使一些财大的人气不粗呢？照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只有一个“名”了。

“台企联”的成立及立名，从官方的思路来看，大陆还是给自己在台商、尤其是台湾问题上给予了一定的想象空间，无论是为08年大选的胜者，还是为未来的台湾当政者都预留了一个更合适的位置。也许到那个时候，全国台商总会的出现才比较适宜。

上周日看了第一财经的《头脑风暴》。话题是“中国商帮”。

节目以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徽商和晋商作为研究范本，并邀请了一些所谓的新徽商、新晋商作为嘉宾。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做商帮研究的所谓专家、学者、业内人士。当然，现场少不了一些迷茫的、不知所措的、七七八八的观众。

呵呵，又是轻浮的几十分钟。

我为什么要着重提历史上，以及所谓这些词呢？因为我想告诉我的朋友：这些都是需要确认的，大家不要被误导了。

我们不妨先了解下，商帮是个什么概念？

在商业发展历史上，因为宗族、地域、资源整合等原因结伴行商的经商团体，走出了自己的地域，将某些独特的物品从甲地带到乙地或丙地，再将某些需要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家乡。这些东西可以是茶叶、是盐，也可以是创意、是执行能力。而一旦这些团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垄断了某个行业、或者形成了某种商业运作模式、或者延伸并塑造了某些商业之外的价值观，这才形成了帮。毫无疑问，这个帮的划分是以地域为主要特征的。因而有徽商、晋商之称。

同时，由于历史印象的积累，以及我们这些后人对于文化的简单膜拜，中国似乎有了“商帮文化”这个概念。

在世界上，我们最熟悉的商帮（如果有的话），莫如：犹太商人。在无数历史典籍及文学作品中，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最会赚钱的商帮（而非民族），其经商的观点与手段在世人的心智中占有极强的印象：最会赚钱。

可是，在我们对徽商、晋商的总结上呢？找不到最具说服力的特征来总结其价值。如果仅仅是局限在地域上，那么这种研究的角度就不该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在资源分配、资源调整、促进社会物质进步等方面的成就和意义了。中国的商帮文化，其实根本没有存在过！至少在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因为《乔家大院》的热播，就一厢情愿的相信山西人就是怎样怎样的信守诚、义；我们也不能因为胡雪岩，就一定要说左延安、尹同耀如何如何，中国的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他们也是红顶商人么？

说到新徽商、新晋商的概念，更是让人尴尬。

看看吧，出于媒体的炒作与报道需要，涌现出了美商、日商、韩商、台商、港商、浙商、苏商、京商、新沪商、新徽商、新晋商等名词。所指无非是一些具有共同属地的商人，并人为的把他们强加在一个群体之列。

以台商为例，官方资料显示，在现在的中国，有100多个大、中、小型城市居住着120多万台籍人士，其中大约有10万台籍人士是大陆6万多家台资企业的企业主，或者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企业高管。而我国官方及民间合作的机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的企业会员及个人会员，却只有2万余名。也就是说，认同这种划分标准的商人，不足这个群体的1/5（或者说1/60）。而台商还是目前华人世界中公认的最具代表的商帮群体之一。

这说明什么问题？

简单点来说，就是商帮文化的幼稚。如果硬要说有商帮文化的，那这种文化也仅仅处于萌芽期。如果仅仅依靠过去的记忆来引导现在的商帮进化，无疑是一个无趣的过程。

从以上的角度去看，关于“中国商帮”的头脑风暴无疑显得极其轻浮。大概他们很乐意相信“三岁定终生”的看法。现在做这个选题，与在幼儿园强奸一名幼童有什么区别？不仅不会帮助到她的成长，反而会给她一个错误的标签和导向。不是么？

那么这些所谓的精英为什么要做这个选题呢？

我想无外乎以下两个原因：

1. 期待其在注意力及话语权的建设上有些成就；

2. 期待在看似弱智（越是自诩精英的媒体就越认为自己的观众是弱智，其实不是故意这么认为，但是他们制作出来的品质就是在把观众当做弱智）的群体中强奸其印象；

那么这些所谓的精英会总结这个栏目的成功点在什么地方呢？咳，谁知道，真希望他们可以读到这篇文章，也许可以得到点启发吧！

最后想给传媒精英们提个建议：可否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因为传媒人掌握的资源是大众的信任（这种信任有的时候确实有点浪费），而传媒人自以为是的创意或者噱头其实还是要以服务大众为基本原则的。也许传媒人确实给不出更好的建议，别担心，没有人会指责你！起码你不要误导别人相信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那样的话，你的职业素质在哪里呢？

还是拿本期主题做例子吧。如果先来讨论现今社会的商业背景？之后再讨论是否需要商帮这样的概念？再请那些所谓的商帮代表来谈谈他们对商帮的理解？有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还请一些商帮研究者表述他们对商帮文化发展的展望以及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的具体意义？

这样的一个选题，也许就能告诉大家商帮文化的现状，起码是一个有思路的争鸣吧。

当然，我知道你会说，这是头脑风暴。是的，不管怎样，也要做些正确的事情吧，如果是无趣的或者最后不了了之的东西，那不是在浪费时间么？想想看，那么多精英的脑袋，在一起轰轰隆隆了几十分钟的热闹之后，顿觉无味，那样是不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传媒的变相亵渎呢？

嗯，是不是这样？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