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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刊文报道中国富人们出于各种考量，包括子女教育、食品安全、空气质量、财务安全等等，已经或正在或将要移民国外。此举被戏称为富人们的B计划，主旨只有一条：赶紧赚钱，撤离中国。

作为同胞，却不敢嘲笑这种以生活品质做诉求的逃离，它看上去显得既正当又华丽。更不该否认的是，这些百万美金身价的人无论来自哪里，过去如何，但现在已然不同。我们这些还在为衣食住行操心劳命的芸芸众生，也不该与他们在同一个国度里共存。移民或“被移民”更像是一种必然。

但中国人的保守天性，使得对移民的态度显得犹豫，夹杂着羡慕嫉妒与恨。羡慕的是移民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应该会更好的那种）。嫉妒的是为什么我不可以？而仇恨却很难留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这种奇怪的感觉，犹犹豫豫的表达不出，或者，这种恨里也有祝福的意味？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富人的话，我相信你会有更多的祝福送给他。是不是？

于是，送别的人多了，空气中都少了一点味道。剩下的穷人们该不该为自己做一点打算，不如也有个B（bad）计划如何？稍微想象一下，当你留在一个资源枯竭，财富趋向于零，智慧被窃取，精英都在别处的国度，望着周围与你同样颜色的同胞，你还能剩下点什么追求呢？

无非是如何存活而已。穷人们该退守到当初生长的地方，至少还有块土地供我们生息，至少看不到更多的送别，至少不再有更多的犹豫……为一斗米而生存的族群，原始而又单纯。

昨晚做了一个梦，比较血腥。梦到一帮子专家、记者被带到了《决战猩球》（Planet of the Apes）里的场景，猿人们对这帮地球人轮流做各类实验，诸如活体取胆啥的，现场是哀嚎一片，而边上还有一些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鬼东西在围观叫好……

虽然是个恶梦，但梦醒之后，却觉得人更精神，有小时候吃完奶的那种亢奋。可能是这些天看多了“活熊取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就看不到动物保护组织通过媒体出来抗议呢？或者我该问，为什么媒体就不能报道报道这些抗议声呢？

至于归真堂邀请专家、记者去现场参观活熊取胆的全过程，更让人觉得可耻。诸位能记得鲁迅在《药》里提到的那个“人血馒头”吗？拿馒头等在一边蘸人血的家伙很无耻，难道围观看杀人的人就不可耻了吗？

这年头不必指责专家，群众早已看清了它的本质，就是混口饭吃的赖皮狗，踢一脚滚很远，喝一声就能立马滚回来的那种，没什么良知道德可供叹息。但媒体记者就不该也是这个标准了！用一个记者的名头，去充当一个“媒奸”的角色，可耻至极！

妈的！真希望有现世报！又是一群混蛋！

情人节之前，广电总局又出台新规：各地电视频道在每晚7点到10点之间不得播放境外影视剧。规定还说明，每天播放的境外影视剧不得超过影视剧播出总量的1/4。此举唯一受益的群体可能是国内演艺界。可见，广电总局在提振民族创意产业，解决演艺界失业率这块还是办了一些实事。

但一想到会有更多的脑残出现在荧屏上，就不得不让人痛恨当年。

或者，广电总局该去翻翻老帐，清算下当年都是谁引进了诸如《加里森敢死队》、《聪明的一休》、《花仙子》这类不是东西的洋人片。如果没有第一次，如今的“限制”就无需发生，而那些左右不分的家伙们也就没理由拿洋人的作派来装饰门庭，在我们这些只追《乡爱》的土老逼们面前炫耀了。

所以，你该理解，我说的“恨”与情人节的主题非常契合，像张学友歌里唱的那样，有爱就有恨，而错爱也能错恨着。至少打我出生以来的这三十几年，唯一不会改变的是，我们一直这样被“计划”着过生活：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物，走什么样的路，看什么样的电视，听什么样的歌，甚至有个什么样的孩子……谁又能例外？

至于下一步？该不该取消情人节、圣诞节呢？我期待。如果可以一人一票的话，我会选择让广电总局得到这个权利。

简单按造句的标准来看，这个标题有点怪怪的，肯定不能清晰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读者需要带一点包容来看，认真点的家伙，甚至会立马跳过，不屑读完。

我的意思是想表达，“精神”这个词是很诡异的，一个人形容另一个人身体状态不错，会用“精神很好”来表达，说的人真诚，听的人舒服。而一个人形容另一个人思想品德高尚，也会用“##精神”来表达，如大无畏精神等，也能将一个人捧的舒舒服服。当然，如果要捧一群人，也可以用“精神”来点缀，比如企业家精神、城市精神等等，一群人都受益的时候，精神往往看上去更真实一点，没有谁敢得罪名义上的一群人不是？

但精神的诡异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通用性，更在于它的出处。出处很重要，那个提出各种精神的人很重要。定性的人越高级，精神越褒义。反之，像我这样的一个屁民要是想抱某人的臭脚，说说各种精神，比如说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很有奉献精神，这话听上去就有点酸酸的。即便我想急于站队，也得跟在后面排个七八里地才算有价值不是？

好在我这样的人只能属于被精神的一个族群。你可以忘记前三年读书，后三年做工，到了第七年，你得响应国家号召勇敢的下岗，这叫自立精神。你可以忘记年年缴抗旱防涝的份子钱，但内河一破，房子被淹，你得老老实实的自谋去处，这叫奉献精神。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计较每月几百元的社保开支，无论你是有业待业失业，等到老时才发现还得靠孩子养活，那叫啥子精神？

总之，我们一直都很精神，甚至有点亢奋过度！写字码字看字识字断字造字的怎么读起来这般头疼到神经呢？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望江县还是做了一件于民有利的好事。在这个谈核色变的年代里，地方上少建一个核电站，民众们也就少一分安全隐患。我才不相信那些可行性报告上专门用来欺上瞒下的鬼话。

近日，安徽省望江县发文，以环保的理由，要求上级相关部门叫停江西省彭泽县核电厂项目的建设。在这之前，离望江县直线距离也不太远的东至吉阳核电厂，从2007年末的热闹筹备到如今的“默默无闻”，似乎留有三地政府利益博弈的印记（当然，这两个规模一致的项目不一定出自同一个提案）。

自去年日本大地震后引发各地对核电展开讨论以来，我们的地方政府似乎也找到了一条“平衡”之道，在发展核电项目上，得之，解决就业，提振经济。不得，打环保牌，安抚民心。

而可能侥幸逃过一劫的民众却反应的过于乐观。征地建厂给予的经济补助，建厂开工后可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让身份角色也将发生转变的人们期盼已久。在这个连专家都不想搞清楚核电是个什么玩意儿的年代里，让底层民众不安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贫穷。那种看不到尽头的贫穷才是耻辱，拿什么交换又有什么可畏？

彭泽县的民众或会用“羡慕、嫉妒、恨”来理解望江县的举动，而东至吉阳的农民工们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候下去，来年一定要在家门口上班才行。

“质疑”本身是一件值得质疑的事，就像方舟子质疑韩寒。围观者一向喜欢表面上那些娱乐的部分，却少有对内在追根溯源的，而那些能更进一步做讨论的家伙，也有担心事情闹的不够大，玩的还不尽兴的嫌疑（抱歉，我这种猜测也是可耻的）。

大家都说方舟子是打假斗士，但如果要让我喜欢他，我只希望他的名气能不能不要那么响亮，我会怀疑，一个出了名的斗士，靠什么保有当初的淡定呢？

有些人支持方舟子，无非是因为他有“知道”真相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扳倒一个又一个偶像，偶像们也都清楚“城头变化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实，扳不扳，偶像迟早都是死。而那些不支持韩寒的人也该知道，即便韩寒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韩寒也是万万不能的。无非是方寒或者郭寒而已。

只是，当有需要攻击某人的时候，总会将他先钉在一个十字架上，再去寻证据来审判他，定他的罪名。记住，在中国，仅仅是罪名就可以让一个人万劫不复。至于是不是真有那些罪，谁又真的在意？就像一帮子暴徒拖住一个人在街上暴揍一顿，就算事后承认打错人了，但围观的人当中还是有人相信“无风不起浪”。可惜，这种暴徒式的做法连“良民”们也跟着参与进去，不得自拔。

是的，我也跟很多人一样，喜欢真实的东西，痛恨造假，甚至将它视为道德底线。可是道德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底线又是什么标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还是去掌握那些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真理”？大家叫嚣着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试问：当下社会里的道德又是个什么模样？正人君子们真的能感动中国吗？

或者，在我们要求别人讲道德的时候，先要自省一下，我的道德是不是放在别处？

作为一个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知道分子，方舟子把精力放在了捍卫道德这条路上，我以为很可笑，有点堂吉诃德式的荒唐。大概他也不会相信，靠质疑能造就完人？！

当然，我依然支持方舟子们打假，跟公众们说说地沟油是怎么炼成的，要比抓一个人的短更有意义。聊聊震区的房子怎么建才能防震，要比扳倒一群市侩更有价值。我以为，真正有益的知道分子，会把自己的所知无私的分享出来。至于那些不痛不痒的口水官司，是不是也有违道德呢？如果真有道德的话。

最近因为花钱很多，收入骤降，变得对数字敏感，平常不在意的，如今也会拿来琢磨下，算是体会到了郎咸平教授那般清醒式的“痛苦”，而且，我是真的心痛，不像那家伙装的蛋疼。

早前网上流传一个数据，说国内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人口只有2400万，这个数据据说来自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之口。

而另一组由某商业机构炮制出来的数据则云：中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已达到101.7万人。

另外，有好事者在国新办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看到，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占全国公务员总数的9.6% 。并以此推算：中国公务员总人数约为3919万。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也曾在CCAV《新闻1+1》中透露，中国年三公消费高达19000亿。

把这些数字放到一起，就会得出两条让我痛苦的事实：

其一、中国约有13.4亿人月均收入不足3500元，年收入不过4万人民币，这里有我；

其二、中国公务员人均年三公花费近4.8万元，这里没我；

简单说，有我没我就是痛苦的根由（如果有机构以这个做幸福指数统计，那该得几分？）。原本你不去算账，还会觉得自己活的挺好挺幸福，但如今看来，我是笑多了江对面的战友，浑然不觉自己也是愚蠢的可笑。我想我下一回再听到那些比我更穷苦的人的消息，是否会多点同理心呢？

说道德，感觉是一件很玄的事情，因为从小的教育，父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讲道德。但至于什么是道德，似乎又没有交代清楚，一切都看家里长辈的一言一行尽心模仿。

每每有乞丐路过，外婆总会盛上一碗热饭或者一碗米，遇到家里有水果、糕点的时候，外婆也会搭上一点，外婆说行善积德就是有道德。

父母亲与人共事，总持一条规矩：不能让共事的人吃亏。比如一起出去收购鱼种，除了各自要买的数量之外，路上的吃喝开销，宁可多付不会少付。又或者路上遇到同乡叔叔阿姨，一同坐车出门回村，为对方买个车票，也是必须要做的事。父母亲的不让人吃亏，就是自己的有道德。

我们是这样看着做着长大的，所以在各处时遇到行乞的人，不免会多用点心，一元两元多少尽点道德，但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呆久了，遇到奸诈之徒多了点，对于道德二字就忘了许多。更多的时候，同情心大于同理心。我是说，同情心已经不叫有道德了。

至于与人共事，也还是想讲道德的，但这道德讲的比较苛刻。于人严厉，于己宽松。希望对方要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吃亏。嘴巴上虽还说吃亏是福，心里念的却是为什么我不能沾点光呢？这一进一出，道德自然又要打折。

所以，我总觉得说道德是一件很玄很虚的事，于人于己的要求不同，道德就没了基础，说也就无趣了。

当然，再坏的家伙都不会否认自己对道德有一种极高的标准，诸如进步、光明、向善之类，只是用以修饰的华丽词汇而已，当不得行动指南。若真的进步，就不用在意不仅不，相信人人皆好人。若真的光明，又何必自吹自擂，酒香怕你巷子深吗？若真的向善，就不会去作恶，小小的恶做的越多，对道德的伤害也就越大。

更加悲哀的是，今时今日，“道德”不是伤不起，而是无处可觅，哪位曾见过道德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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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得说下，我并不打算就此事向各方要个什么所谓的公道。今天记录下来，也仅仅是对能看到这篇文字的朋友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尽管媒体也经常曝光各家医院的丑闻，但一想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可能的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不得不继续保持沉默。

而新闻里再传肿瘤医院发生将患者姓名恶意涂改的消息，作为另一名正在该院就诊的病人家属，我几乎将认定这些所谓的大医院，实在是有意把事办错。

从今年10月以来，我和我的家人辗转在上海、安庆两地的四家三甲医院之间，包括上海华山医院、安庆市立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和上海肿瘤医院。遭遇到各种如索要红包、医生乱改患者记录、护士态度恶劣等状况。感叹来医院看病，不止是病人要承受生理上的各种痛苦，病人家属也要跟着受受医院的气。

让人疑惑的是，无论是在哪里，这几家医院都会犯同样的一个错，故意将病人的年龄和姓名写错。一个1954年出生的人，居然会被写成48岁或者56岁，一个名字里明明是“风”，硬要被写成“凤”才肯罢休。更令人费解的是，同一家医院，在缴费单、病人病历以及病人病理报告上的姓名、年龄居然都可以不同。

作为病人家属，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医院是在故意制造这样的一个误会，好在事后推卸（至少是掩饰）应负的责任……要知道，这些医院可都是拿着身份证去登记挂号的。

当然，我没有心情从医院的角度去理解这种事，我只能说“店大欺客”还有市场。如果你经历过必须在外面排个二、三十天的队才能入院，而你又亲眼所见空缺的床位一直在被内部人员用来应付各种各样的关系，你就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自己是个屁民了。

拜托，能认识一两个医生到底还是好事，这个从小我就知道。难得糊涂的人，总是有选择的。

可能是怕再出事，重庆荣昌的警察在查出当地一家幼儿园的校车超载之后，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建议教委取消这家幼儿园的办园资质。由于新闻里并没有交代取缔之后，这些孩子的入园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好事者会疑惑：一刀切是不是办事者应有的思路？

我想起90年左右，为了迎接一大员考察我们村，领导半年前就下命令，家家都得把厕所改成沼气池，新装一套使用沼气点灯烧火的设备……劳民伤财的大举动，仅仅是为了一个统一的形象。

而99年那会儿，我们两班约70几个同学被某国营工厂下岗分流，一句道歉也没收到过。你能体会到你生命中有六年的时间奉献给了这个冷漠的地方，你不会痛哭一场吗？可是谁又有时间和闲情理会该与不该呢？

当然，我们会说，在国内办事就是需要一刀切。要不，托关系、走后门的准能有机会脱身。所以一刀切起码能维持表面上的一个公平。好吧，就算一刀切是一个标准，但它过于暴力，过于野蛮，过于绝对。

回到重庆荣昌，校车超载，那就换部校车解决问题。若买不起，那就租了。就算学校租不起，租费转嫁到学生身上也没问题。只要有道理，家长就没反对的可能。

实际上，把问题聚焦到一个点上，总会容易解决。而那些怕麻烦，拒绝后遗症的明智做法，总显得过激而愚蠢。我们不可能因为那个人是小偷，就一定要剁了他的手才肯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