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AV去港大

这是一则老新闻,昨天才从十来万吧上看到,觉得有点意思,也贴过来,给诸位围观下。顺便我在唠叨两句。

一来是诸位尤其是男士,对于爱情动作片的人前不屑人后追捧,甚至是人前人后面不改色的那套本色做法,让自己透过AV来做教育,一边受益匪浅一边心理压抑。另一方面,屁民们想玩点高雅,就追捧下丁度巴拉斯,将意大利式的情色与敦煌壁画上的图腾做个艺术式联想,稍稍安慰下那颗躁动的心。

但无论是哪一套,都是心照不宣,至于敢开班上课,堂而皇之的去做研究,屁民们就不得不感叹港大教授们的智慧和魄力。

话说早先这些教授们与屁民们也都一样,但流氓有了文化,那就上升了一个境界,屁民们遥遥看着,听着,围观着就好了。如果,你有2000元钱,你也可以站近点,混个VIP,你也就是文化人了。

真倩杂志创刊

zhenqian mag又是4月,又有很多杂志创刊。尽管金融危机的阴影依旧,但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一些杂志还是需要“斗胆”出来试一试。今日,标榜引领全新生活方式的女性时尚杂志《真倩》(Z  Magazine)正式出刊。

这本杂志的封面让我不由的联想起《华乐》杂志,同时,还有一个疑问:它是来自日本的版权吗?在杂志里,我没有找到联想的根据。倒是出版者标识的目标读者基因,让我庆幸他们不只是想做一本有盈利的消费杂志。这年头有真理想真难。

杂志自我陶醉,认定了它的读者将具备:自我、品质、怀旧、心灵、环保、艺术、平和等基因。由此,张爱玲(或者说是她的作品)成了自然的代言人,但和《明》在4月做的张爱玲特辑所不同的是,《真倩》似乎在用张爱玲说着杂志,而《明》则是用杂志去说张爱玲。

我欣赏的是杂志的主题连贯性,单看各章节的标题,会让你以为在读一首长诗。配以各种书法,杂志的文化品味被拔的很高。这有别于很多女性时尚杂志。如果那些高端消费品牌需要另寻消费卖点的话,这本杂志倒是很好的营造了一个文化环境。

令人羡慕的是,这本创刊号上聚集了众多一线品牌,因此也让杂志后半部的内容与其他时尚杂志雷同,写满了公关稿。这本身不算什么,如果可以一直保障每期杂志有那么几个值得阅读的专题的话,这些东西就当作是附送给读者的时尚资讯吧。

至于为什么会联想到日本版权或者出自日本杂志,主要还是因为看到封面女郎的造型风格,让人似曾相识。似乎回到盛唐时代,又似乎走到东瀛小岛。总之,将中华文化融合现代时尚最基本的功课还是要让国人懂得并认可“祖先传统”的基本价值,国人重获身为中国人的自信。没有自信,就很难复兴,及至流行。

《城市文化情报》创刊!谁需要情报?

又一本新的城市杂志创刊了,《城市文化情报》以5元的价格上市。

在我的印象中,情报类的杂志好像能够卖钱的不多。捷讯传媒到是出了好几本情报,《装修情报》、《人才情报》等等,也是类似的价格,但是真的能够卖出去多少,有谁敢说他知道?

凡是情报,就意味着读者的流动性。但是针对城市消费情报而言,这种定论是否也该成立呢?

各位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

我们根据什么选择看电影的地点?

我们根据什么决定周末的安排?

我们根据什么决定旅游假期的行程?

我们根据什么来导游外地来沪的朋友?

有这样的一本情报是不是真的有用?那情报的及时性在这本双周刊上可以体现多少呢?这本双周刊能够为读者争取到的最大消费折扣又有多大呢?读者能够因为这本杂志不仅从信息上受益,更可以因为这本杂志获得更多次数的消费体验?

要是做好这本杂志一定要解决好这些问题。

因为这本杂志是在番禺路858号301室创刊的,不说别的,单是这个地址,就值得我祝福他们!

虽然我也许并不需要情报!

吴彬版《读书》正式上市

无论如何,2007年的9月,《读书》杂志还是让资深编辑吴彬代替了汪晖、黄平出任执行主编。在这之前的好几个月里,围绕着这个结果先后发生了种种传闻与针对这些传闻的种种评议。

 

根据这个结论来看,之前的那些传闻大体上不算空穴来风。回头再去看第一个报道这件事情的记者,即便不是敏感聪慧,也算得称职尽责。

 

新人吴彬其实是《读书》的一个老人,多年的幕后工作,使得她对这本杂志的精神可以有最准确的认识和落实。

 

从杂志的编者附记来看,吴彬认可了前任还是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这让外界对汪、黄二人离职及其任职期间的种种判断都无关紧要了。 

 

而帮前人洗干净了脸,自己却要面对一潭浑水。市场推广手法陈旧、发行量持续走低、新媒体渠道冲击严重、个人信息接受观念的改变……推及目前整个的媒体环境与读者需求,《读书》的这个换帅举措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标准作为对吴彬胜任与否的参照,或许也不是吴彬可以解答的一个问题。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感情。为一件事情付出几十年心血的吴彬,也只能屈从自己。不知道她会不会有我这样的感觉:《读书》已经超越了一份市场化杂志的使命,她只要在内容上获取读者的重新信任就已经成功,而《读书》杂志的成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功!她将直接印证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群体中扮演的舆论角色及其社会地位的变迁。 

 

回首汪、黄时期的最后一本《读书》封面,仿佛已经在告诉我们,《读书》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