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路人遭遇酒后滋事持刀扎死人被控防卫过当”，原本安分过日子的老实人，结果却因他人的不法之举而承受牢狱之灾，这样的法律谁能遵守得起？
自卫不是暴力。就算是，用“暴力”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也没有错。连国与国之间都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基本，何况是人。
很明显，自卫不该扯上“过当”之说。试问下，哪一次被欺负而忍气吞声的人被社会追问过“防卫不力”的问题呢？既无“不力”，何来“过当”？
法律为何与情理不通？起不到惩恶扬善的作用，立法的人应该去反思。
我们不能阻止罪案的发生，但是，我们起码应该有权利及有能力不为“受害”付出更多代价。
罪恶若不止步，“自卫”何妨过当！
两小孩打架，引来无数网友围观，议论纷纷，让人装模作样的感叹尼玛的家教很操蛋。但加点耐心，去读完媒体的后续报道，或可多了一种理解：为何当事人觉得此事妥当呢？
过去，我们总习惯将一切的暴力斥为坏习惯，并予以阻止，结果这样的孩子被教育出来之后，只懂得忍！忍！忍！于是有“在电梯间被人痛打而不还手”的事情（详情）出来，也就不必同情加声援了。不懂得救自己的人还有什么指望吗？
家长们必须要反思下，是不是正当防卫也属于暴力呢？如果不是，你起码得教会孩子有正当防卫的意识和能力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位家长的做法就值得借鉴了。
当然，对于善良的人来说，以暴制暴肯定是最后的选择，下兵之计虽然容易得出结果，但如何去承受输赢，也需要家长的教育与指引。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一个强大的民族应该少点懦弱的性格。所以，这不该是一个人的事。
语出“广东787名‘死魂灵’混进新农保冒领38万养老金”，同期被曝出齐齐哈尔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不得不让人怀疑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只是我们知道或不知道而已。
排除恶意的占小便宜的少部分人之外，此事也反映出基层办事人员一向敷衍了事，在其位但不谋其政，食其禄却无忧可分，堪比死魂灵。
“死魂灵”这一说法，出自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书中通过描述一个骗子贩卖已去世但没有被注销户口的农奴的故事，揭示了旧时俄罗斯官场腐败，处处充斥行尸走肉的社会现实。
尽管没人愿意看到这部略显夸张的作品的现实翻版，但中国式的“死魂灵”还是被揪了出来。或有不同之处，但死活有别，同样是“死”，哪里找什么高下贵贱？
当然，那些基层办事人员或者永远也无法理解如何不去敷衍与推脱，要么是群众呼声，要么是领导指示，前前后后，就是不干他的事。那一副委屈的小媳妇嘴脸，让人想去指责，都觉得自己过了分！
是的，你能对一个死人发什么火呢？
语出“人大代表倪萍获奖”。这话题本已过时，但昨晚倪阿姨抹泪写成一篇博文，否定自己是脊梁一说，让人诧异。
事实上，倪萍获得的奖项全名该做“纪念建党90周年•共和国脊梁系列活动之‘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简单的说，这个奖项与彼“脊梁”无关。更何况你也看得出彼此有别。
于是李大眼一冲动，倪阿姨就感动了，终于又有人把她带回春晚梦境。可惜事如春梦了无痕……
很明显，“脊梁”有血有汗有生有死，偏偏无梦。它只意味着坚韧的意志、超乎平常的勇气和自立自爱自律的节操。
《朱子语类》明示世人：“况当世衰道微之时，尤用硬着脊梁，无所屈挠方得。”意思是说，在法律不公、道德混乱的社会风气下，更需要硬起脊梁做人的人，那样国家才不会衰亡。
鲁迅也曾解释过谁人堪称国之脊梁，大家不妨对号入座：“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可悲的是，同样的质疑难道还要我们带到下一个世纪去吗？
娱乐，语出“传广电总局将限制地方卫视娱乐节目播出次数”。俗称“限娱令”。与武侠小说里的“奖善罚恶令”不同，此令不公，甚至有独撑央视之嫌。
广电总局从节目同质化、内容低俗化、明星呕像化的现实，总结出既不利于电视业提升，也不利于媒体影响力建设的严重后果。似乎一纸“限娱令”将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限娱令下，州官放火，星星点灯，喜欢被包养的央视或可重振雄风？但万幸的是，百姓们向来习惯自娱自乐，或者苦中作乐。
宋人叶适在《东塘处士墓志铭》中早有感叹：“既苦志不酬，右书左琴以善娱乐。”意思是说，既然不能正正经经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如读读书、弹弹琴，让自己快乐的过生活。简而言之，娱乐，就是让人愉悦。
从愉悦出发，“限娱令”能做到的太有限了。这次广电总局的减法做的不好，下次是否该考虑下怎样做做加法，既不失公正，又能带来增益。
一句话，你得尊重“老百姓是有智慧的”这样一个现实。
老话说，物以稀为贵。奢侈品的界定在于不可复制性。从这个标准上来看，繁荣的商业社会里充斥着流水线产品，难有奢侈可言。可笑的是，每年却有数以万亿的金钱在哄抬着这个产业。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ipad，它本不算奢侈品，但爱马仕推出的ipad套套，价格却超过ipad本身，让人忆起“买椟还珠”的陈年往事，于是“爱马仕”就成了奢侈品。再比如说，某女士花了280万元购买了四十几件家具后发现，所谓的100%意大利进口的“达芬奇家居”不过是以低廉的价格在东莞定制的国产货，于是“承诺”就成了奢侈品。
奢侈品可能满足了某种精神需求。而这种满足又成就了它在中国的繁荣，同时，也给世人一种“价高即奢”的错觉。我们必须承认，在奢侈品及强悍的广告面前，人们是没有智商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真正的奢侈品来自不可复制。譬如我们人类自身，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恩赐。但是，请试着自问，你的价值在哪里？
像我这样只读过职中的家伙对“国标（GB）”印象深刻，满脑子里都是标有GB数值的各类机械标准件。如果说“被量化”保障了我们基本的生活品质，那建立在“GB”之上的应该是一种安全感和信心。长期以来，我们以为是那样的安静生活着。
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GB，也没有安全感或者信心可言。唯一存在的就是公众的认知有限，媒体的偏袒和各地利益的博弈。
继公众知悉“全球乳业最差标准在中国”之后，前不久的“北京地铁事故造成1死28伤”也告知公众，电梯国标落后欧标十余年。
在跟大部分公众相关的食品及公共安全中，我们唯一可以信任的“GB”，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个伙同商家欺骗大众的帮凶，即便是出于护佑地方经济发展的心理，但却置亿万人民的安全而不顾的行为，理应被大众谴责。
而在“工业GB”之外，另有一种“道德GB”，红十字会近期被公众追问、斥责……但有理由相信，在当下社会中，红十字会很容易就能“挺”过这一关。因为公众将渐渐明白自己能做的事似乎不多。
可见，有考核，但没惩罚，是GB敢于落后的真正原因。
辟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先要否定“别人说的”，接着肯定“自己说的”，结果却是“事实”其实不一定。
国人不是喜欢不一定，但不是你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什么真的都会不一定。好在我们早已习惯各类辟谣，就像自我调侃食品含毒与身体健康的伴生关系那样，自嘲百毒不侵其实只能是听之任之。
尽管辟谣是一种自我辩解，但民众更倾向于体现出自己的意愿来。
有美国媒体曝姚明将退役，而姚之队立即站出来辟谣说没有此事。另外的一些媒体却急于为姚明在NBA做个总结。可见民众更倾向于姚明退役，即便不是姚明本人意愿。再举个例子，媒体曝光“女子宝马车内吸毒被抓后称‘我爸是村长’”，一时间，网民、媒体大加鞭挞，甚至称此事做“我爸是李刚”的延续版。可见民众对吸毒女、宝马车、村长爸爸这样的题材有更多幻想。
媒体的断章取义造就了客观的新闻和需要被辩解的新闻，这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满足（或引导）民众倾向。在已麻痹的听觉、视觉和触觉里，辟谣反而有点类似于在昏睡状态下被狠掐了一把，能让人惊醒！
靠！或者民众喜欢倾向“仇视”，也是媒体故意惹的祸？这个谣谁来辟下？！
骂娘意指用粗俗的话去骂人。这种解释蛮有趣，我很少听到骂人骂出高雅意味来的。
最近有广东的开明官员肯定了群众愿意骂娘是件好事，他说：“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其实也可以反过来问下，为什么领导要发脾气，要骂娘呢？归根结底一句话，领导也是人。
该官员的意思很容易理解，老百姓愿意抱怨（根本谈不上骂娘），是因为对当政者还有期望。比方说我要投诉某某医院见死不救，控诉当地主管卫生的领导玩忽职守，这算是骂娘呢？还仅仅是投诉呢？
正当的投诉未有合适的渠道去承接，而试图跨越着去接受“骂娘”就显得那种包容多不合适，无论是骂的人还是被骂的人，占理的人总要吃更多的亏。
按国人的习惯，输事又输理真正窝囊的很。
语出各地流行的各类指数，我很关心民众的“幸福指数”或者官员的“辛苦指数”，经济学术语被用以考量社会品质，算是一个好现象，起码好坏都有个参考值了。
相对来说，官员的“辛苦指数”更有价值，也更容易被关注，若指数能与官位高低挂钩，或与酬劳对等，就有了不小的一个动力。而百姓“幸福指数”就较难提升，一则众口难调，二则百姓不需要管自己是否在一个大框框里是否幸福，或者他更喜欢没事偷着乐。
可问题是各类指数是如何建立的，民众还不清楚。昨天糊里糊涂的被幸福了，今天或许也糊里糊涂的就被不幸福了。官员们倒是清楚的很，昨天你做模范，明天我做代表，一来二往的，“指数”就被废了，无人再信就没意思了。
幸运的是，今天既然有人愿意冒险勇立“贪官录”，明天他们也会愿意为好官们建个“纪念碑”！总之，愿意被指数的官员，都是好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