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江苏常州出租房屋 分级分色管理”。办事人员取巧设定一套让自己舒服的管理办法，采取逆向治理，将原本“参与其中”的服务角色偷换成“置身事外”的监督角色。却未曾想过自己是谁在供养着？
治理，意指管理，统治。《荀子·君道》中提醒管理者：“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一言以蔽之，治理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舒服。这必然要以百姓做出发点。
首先，分级分色的出租房管理方式会增加百姓的经济成本和社会压力，扰民的事这些年做的还不够多吗？其次，硬件达标与治安安全之间不存在同步增长的概念。认为靠监控就能杜绝犯罪发生的思维，还停留在故事里的东厂时代。
更可怕的是，将房屋分级分色，其实就是将人量化成三六九等，使之成为一个标签，或好人或坏人或嫌疑人，一眼能看得出来的那就是真的吗？
如果你们坚持相信，不妨从自己做起。将身家量化，贴在肩膀头上，让人一看，你是奉公守法的好公务员，还是浑水摸鱼的制服流氓，岂不更坦荡？
药家鑫该不该杀，不是一个问题，药家鑫会不会杀，一定是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摸摸自己的良心就能知道答案，第二个问题你得摸着某些人的口袋才能知道答案。
这个时候，我特别渴望中国的教育能做到这样的一条：无需依靠法律，当一个人做出像药家鑫这样的事情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首，而是自裁。中国教育可以做到这样，就算成功了。但听上去好像跟某朝某代也差不多，古人该做的榜样都在哪里放着，学或者不学就是教与不教的问题了。
将法律问题寄托于教育，这个蛋扯的忒远了点，法官们乐享其成。教师们会连忙摆手，我只负责教他弹琴，当艺术家，但他要做一个有艺术修为的杀人犯，与我何干？最多也是家长的责任。家长那边也会摆手，我只生出这么一个儿子，想着要他成为某样的人，他不小心杀了人，大不了赔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说了，与你何干？剩下不会摆手的只有受害人了。
好端端的一条性命，就这样丢了，实在是惨。换我知道自己也有这样的遭遇，我一定也会随身带把刀子，遇到状况时，先捅你到半死不活，到最后我会痛快的认罪伏法，免得围观的人到今天还在议论纷纷，我没弄明白，这事有什么好议论的？
药家鑫被判死刑是必须的，他的家人做出巨额赔偿是必须的，他的教师和学校做出道歉是必须的。但这一切“必须的”成为“必须的”之前，什么“不可能的”都会发生。说不定哪天又传出消息，人家家属接受赔偿要求，放了药家鑫一马呢？到那个时候，“金钱买命”可就明了，想想那些没生命的钞票可以摆平一切，就不敢多想这社会要怎么才收得回来？
如果开征烟草税，是否会增加青少年犯罪呢？
一包烟加一元钱（或其他数额）进行销售，会对烟民产生以下几种影响：
1、戒烟；
2、中高收入烟民不受加税影响，继续抽；
3、低等收入烟民或许会少抽，或者抽更差点的；
4、一些超低收入、无收入，但是又抽烟的烟民，他们怎么办？
问题会出现在第四种情况里，无收入，又有烟瘾的烟民会集中在青少年、老年人群体中。
重点就在青少年。设想一下，他们将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所以，烟草税的开征会否增加青少年犯罪呢？我认为值得探讨！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