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物语:反主流的Grok来自火星

5号,xAI发布AI模型Grok,我登陆grok.x.ai ,发现可以申请体验。

《金融时报》认为,Elon Musk发布Grok,是为了对抗OpenAI、谷歌和 Meta。

为什么叫Grok?马斯克推文回应,“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

有网友解释说,“Grok”一词来自Robert A. Heinlein于1961年写作的科幻小说《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书中,“Grok”是一个火星词,意思是完全理解某事或某人,以至于观察者成为被观察者的一部分。

问一下ChatGPT,它回答,《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这本书在多个层面上对60年代的美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1. 文化与反文化运动:这本书成为当时反文化运动的象征之一,它探讨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迈克尔·史密斯所提出的“水兄弟”概念象征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亲密共享,这在当时的背景下具有颠覆性。
2. 宗教和哲学思考:作者通过迈克尔·史密斯的角度对地球上的宗教和道德观念提出了质疑,引起了对宗教信仰、人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组织的广泛讨论。
3. 性解放:书中,作者探索了性的自由和解放,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前卫和争议的话题。这些观点后来被认为与性革命的理念相吻合。
4. 语言与沟通:书中创造的火星语单词“Grok”(意为完全理解和同情地同化某物或某人的真实性质)进入了英语词汇中,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5. 科幻文学的发展:这部作品被认为是Heinlein创作的“成人”科幻小说之一,它与其他作品一起帮助定义了新浪潮科幻文学的边界,并且推动了科幻文学向更加深刻和复杂的主题的探索。

谷歌的Brad认为,这部小说被视为一种反主流文化的宣言。

Grok在官宣推文中,也确认自己机智且叛逆,它说,“Grok是一个以《银河系漫游指南》为蓝本的 AI,因此几乎可以回答任何事情,更难的是,甚至可以建议要问什么问题!”

我乱猜,如果Grok真的可以回答任何问题,那它一定也会说假话,而且有办法让读者认为那是真的。

马斯克强调,Grok最独特而根本的优势,是通过X平台实时了解世界。它能回答大多数其他人工智能系统拒绝回答的辛辣问题。

这是一个卖点。但其他人工智能拒绝回答的问题,往往也是政策制定和监管部门不想听到的,Grok又能突破多少呢?

当然,我相信马斯克的初心。

此外,马斯克提到的X平台,除了推特,还应该包括星链(Starlink),它是SpaceX的一项透过近地轨道卫星群,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Starlink收集数据的能力目前还没被媒体提及。

想起另一篇报道,《经济学人》在“Silicon Valley is piling in to the business of snooping”一文中指出,硅谷的科技新贵,正在向美国警方出售商品。该文提及纽约警局从初创公司Brinc手中采购配备夜视摄像头的无人飞行器。

我关注的是,OpenAI的创始人Sam Altman就是Brinc的投资者之一。如果Sam要求Brinc采集并输送数据以提升ChatGPT的竞争力,应该不算什么阴谋论。

回到火星来的Grok上。我的朋友醒客评论Grok的出现,说“人类又发明了一款同样的轮子。”

我想,轮子多了,选择权就容易回到普通人手里。更何况,这回可是火星来客。

撰文:朱芳文(NM PR联合创始人)

阅读笔记:谁是技术进步的最终受益者?

从读第一个字开始,我就想知道:对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技术越进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将越穷困?很不幸,答案几乎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更好的技术,加深了贫富差距。

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glu) 和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于2023年5月16日出版了这本书,全名“Power and Progress: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和繁荣而奋斗的1000年》),二人试图搞清楚:哪些人,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

两位作者的写作思路十分清晰,先尝试厘清过去1000年来,哪些人从以往的技术创新中获得回报及其必然性,再来推测,今天,哪些人更有可能在经济和政治上从人工智能的发展中获益。

对照当下风靡全球的ChatGPT热潮和AGI迷思,这本书的出现,颇为及时和重要。

先说一个故事。

1785年,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圆形监狱”的设计,在圆形建筑中,如果照明充足,位于中心位置的警卫,会给人一种一直在注视着每个人的印象。此举只需很少的管理人员,可大大降低成监狱的运营成本。

边沁的灵感取自巴黎的一所军事学校,其建筑物被设计为易于管理学生。其弟塞缪尔(Samuel)想出设计原型,意在解决复杂的人事关系。边沁加入一些挑激人际互信的技术安排。他坚信,这是“一种新的监视形式,其力量之大乃前所未见。”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提炼出几个关键词。

愿景寡头。

技术。

生产力潮流。

普惠全民(共同繁荣)。

把这几个关键词串起来,即愿景寡头(边沁)积极推动技术(圆形监狱)的发展,提高了狱卒的工作效率,降低了监狱管理成本,但未能引发生产力潮流(狱卒的工作效率被提升,但工资没有增加,反而造成了部分狱卒失业),进而达成共同繁荣(部分狱卒失业,犯人被监控地更为严密)。

显然,一个理想的社会,需仰赖技术,推动生产力潮流,最终普惠全民。

愿景寡头不是这个星球上的新物种,至少从亨利·福特开始,到乔布斯,到马斯克,再到Sam Altman,这群强大的技术领导者,因为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成为毋庸置疑的控制者和叙事大师,他们总是坐在桌子旁,麦克风前。

前述旨在降低监狱运营成本的“圆形监狱”设计就是技术。铁路运输、运河修建、蒸汽机、iPhone、ChatGPT……都被称之为“技术”。

“生产力潮流”单纯地相信:提高生产力的新技术、新机器和生产方法,也会产生更高的工资。尤其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这股潮流将带动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

该理念背后的逻辑相当简单,即,当企业变得更有生产力时,他们希望扩大产量。为此,他们需要更多的工人。当更多的公司同时招聘时,就会集体抬高工资,最终使得工人受益。

不过,这种好事往往是一场美梦。现实中,生产力潮流总是局部且短暂的,而且永远不会自动发生。

的确,自动化提高了平均生产率,但不会增加工人的边际生产率,实际上反而有所降低。想要提高工人的边际生产率,最重要的是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可见,生产力潮流因果链中的第一步,取决于具体的选择:即,使用现有技术,并开发新技术,以提高工人的边际生产率。而不仅仅是自动化工作、裁员或加强监督。

新技术,不会必然带来共同繁荣。可是,愿景寡头却无一例外地支持新技术的发展。

2007年,史蒂夫·乔布斯说:“让我们去创造明天,而不是为昨天担心。”

如您所见,苹果是最大的受益者,由此走向万亿美元市值之路。不过,移动互联网真的普惠全民了吗?

1895年,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预测:“未来的反乌托邦中,技术将人们隔离开来,以至于他们演变成两个不同的物种。”

今天,看看身边刷抖音的人,再看看那些成天研究将流量变现的人。同样的世界,不同的物种。威尔斯的预测足够犀利。

任何一波技术变革,都使某些人比其他人受益更多。技术驱动的组织,也诞生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增强了某些人的能力,并削弱了另一些人的能力。显然,技术就是控制,不仅是对自然的控制,更是对其他人类的控制。

无法自拔的是,我们已沉溺于愿景寡头的魅力泥沼里长达数个世纪,回看昨天,你不觉得福特的T型车伟大吗?再看今天,马斯克的星舰,不让你激动吗?山姆的ChatGPT,不让你欢欣鼓舞吗?不只是我们普通人,这些现代寡头也迷住了有影响力的舆论守护者:记者、其他商业领袖、政治家、学者和各种知识分子。

斯坦福大学人本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认为,“不要放慢技术”,这是理论上创造共享繁荣的唯一途径。他倡议:我们不要和机器赛跑,而该“利用”机器去赛跑。这意味着我们要关注机器以及人工智能如何发展,对人类更有用。

但对愿景寡头们来说,这意味着监管。尽管马斯克也曾要求暂缓AI开发,但这仅仅是愿景寡头们在前进路上的暂时分歧而已。在他们手里,人工智能仍在向前进。

乐观的愿景寡头急需乐观派意见领袖的乐观背书。《大演算》作者、华盛顿大学电脑工程系教授佩德·罗多明戈斯认为ChatGPT并没有聪明到值得人类害怕的地步。他反对过早监管,“今天的人工智能,就像1995年的互联网。监管它,就是扼杀它。”他讽刺说,“如果1492年就有了欧盟,那哥伦布的航行,将被法规绝对禁止。”

本书的两位作者,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没有过多的悲观,“传统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都无法执行涉及社交互动、适应、灵活性和沟通的基本任务。”

显然,所有的乐观结论都基于人本位的思考。换作人工智能本位,是否会有新的结论?当然,所谓的人工智能本位,不过是愿景寡头本位的修饰。

我猜,任由最聪明的人发展最疯狂的技术,人类很快将走向一个美丽新世界:一方面,每个人都享有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按需分配,按需消费,无需工作,由机器人代劳一切。另一方面,无论你想做点什么,都不如人工智能干的漂亮,也不如它更有效率。甚至,对这个时代的人类来说,工作反而成了奢侈品。

此刻,我们是否要对镜自怜:活着,仅仅是为了敬仰那些新上帝(愿景寡头)吗?

朱芳文
2023年5月28日

人工智能时代 你追求通用组织技能吗?

1949年,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在著作《心的概念》中指出,“知道是什么”和“知道怎么做”,是两回事。

他以外科医生举例,一个对医学知识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但出色的医学知识与手术技能也不是一回事,手术技能至少不是医学知识的简单产物。外科医生从教学中学到了大量知识,但他也一定要通过大量实践,以学习更多技能。

这种认知适用于今天的“人工智能”。AI知道是什么,甚至知道为什么,即掌握了Know what和Know why,但是,只有拥有几十年实操经验的人类医师,才有手术技巧可掌握,知道怎么做,即“Know how”的部分。

所谓AI焦虑,是指AI放大了某种焦虑,但实质与AI无关。焦虑的核心则是,你有没有像前面提到的外科医生那样,积累了行业Know how?成色又如何?

AI焦虑还有一面,与其说是个人的焦虑,不如说是组织的焦虑。别的团队10个人干的活,为什么我的团队要用50人?我们应该用AI,但没人会用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底层,是许多公司不尊重Know how,与专业技能和知识比起来,老板更在乎自己的理解力和接受度。或者说,此Know how非彼Know how。甚至,其自定义的Know how只是用来戏弄老实人的借口。

而一家公司是否尊重Know how,要看它是否迷信“降本增效”,与减少一元钱的成本比起来,增加一元钱的收入,甚至一百元的品牌溢价,更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Know how是增加收入,提高附加值的基本前提。

Know how是活水,花钱是投资,只有亏本的投资才算成本。降本增效是一把枷锁,听起来很正确,但世上没有那么美好的事,虚幻的目标禁锢了许多企业老板的思维和认知。只有以适量的Know how投资,来提高效能,才是企业该做的事。个人也是如此。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年轻人,如果熟练使用ChatGPT,又懂得一点Python,再加上一点点行业知识(不一定要到Know how的程度),就意味着掌握了基本的通用人工技能,如果你的企业招新人,恐怕很喜欢这一种吧。

起码,在AI进入AGI(通用人工智能)阶段之前,职场人都该有动力去追求通用人工技能,掌握AI时代的基本工具,积累行业Know how,是必然的成长路径。

那么,人工智能时代,企业是否有动力去追求基本的通用组织技能呢?

好消息是,我们的“AI焦虑”,远远不及美国来的强烈和直接。或者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还比较多。

连王小川都承认,对比ChatGPT,中国的水准至少差距三年。这三年,足够一家企业建立尊重Know how的组织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