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蝗虫

最近,有一些上海人称我们外地人是“外地蝗虫”,因为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侵占”了他们“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利益。对此,我个人表示很遗憾,因为我们,本地蝗虫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实在是显得我们不够道德。

比方说,我家小孩在上海读书,不是因为我连续缴够多少年的社保,而是靠着拉低本地孩子的人均教育水准而得的一个机会。我能理解这种“侵占”,原本可以吃30元的商务套餐,如今只能吃10元钱的路边摊,任谁也不好接受,对吧?……那谁能告诉我,过去的30元都吃了些什么呢?又有谁能告诉我,我们这帮外地蝗虫缴的社保在为谁服务呢?

我曾试图理解,那种因为出生地而有的优越感是什么样的一种快感,即便是说一句“阿拉上海人”都能令自己陶醉半天,那种感觉应该很棒很美妙,我猜。我也期待自己说“我是东至人”的时候可以更骄傲一点,但心底里却在告诉自己别那么肤浅,毕竟东至不是上海,对不对?或者还是清楚的明白:谁他妈在乎你是哪里人,你有价值才叫重要!

人该被分类吗?也许希特勒没有这样的疑惑。血缘?种族?地域?无论按哪一种方式区分,一定都会有个高下优劣,结果必然是对立与偏见。今天,你可以区分外地人与本地人,明天,你就要区分精英与垃圾,后天,后天你恐怕就没机会参与区分了。

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很有限,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这十多年来,我生活的状态也不算好,但并不渴求得到什么意外的东西。这也是大多数外地人的心态吧。我知道这只是为了生活,像是一种交换,用青春,换一碗可以吃的饭,用努力,换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有什么错呢?难道本地人不需要这样做就可以享受生活么?

荒唐的是,大家都在辛苦谋生,但却不习惯彼此信任,甚至彼此攻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外地蝗虫》上有2条评论

  1. 我想从某些局部来回答你,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2000年,我走在上海的任何一个没有路灯的马路,从不担心有人尾随,抢劫和偷窃。2012年车停闹市区,车窗被砸碎,财务被洗劫,警和民的反应不是节制犯罪,而是互相安慰说,没办法的,车里不要放东西,下次自己小心。
    2000年,在上海,人走人道,车行车道,是约定俗成,我骑车在路上,非机车道分明,机动车不会开在非机动车道,反之亦然。2012年,上海已经没有车道,只有马路。
    2000年,在上海地铁里随地吐痰是不可思议的行为,2012年,在上海地铁里随地便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2000年,上海户籍人口1673.77万人,外来流动人口387.11万人。
    2011年,上海户籍人口1412.10万人,外来流动人口935.36万人。

    上海土著,一对夫妻大多生一个,6个人的收入养一个人,
    外来流动人口,一对夫妻至少生2个,超生无成本,1个人的收入养9个,

    造成的是40%的外来流动人口,占用了上海52%的义务教育资源和63%的就业岗位。

    1997-2000年,外来人口犯罪基本稳定在600人内,占全市占犯罪总人数的74.79%。
    2001-2006年,外来人口犯罪突破2000人,占全市占犯罪总人数的76.25%

    这是绝大多数上海人可以给到的答案。

    1. 首先感谢你愿意来这里回复我的文字。

      恰好,我正是在2000年初来到上海,可惜,当时工作在郊外的沪太路,没能看到你描述的人走人道、车走车道的规范社会场景。

      作为外来人口,我结婚近9年,惭愧的是,到现在也不敢生第二个孩子,生活成本太高,无力负担。

      你说的其他情况,因为我没有切身体会,怕也不能与你讨论。

      从心里说,我愿意也希望你能重新生活到你所描述或期待的那个时代、那段生活。

      但残酷的是,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

      今天,上海有理由不喜欢外地人,外地人也有理由为自己的利益争取什么,难道说这里有错与对么?

      我相信,你也希望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有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自由吧?

      回到现实,从你的措辞里,我试着猜测,你是不是也有几个关系还不错的外地人朋友呢?如果恰好那个人就是占海特的父亲,你是不是会多点同理心去站在他的角度思考一番呢?

      我们都知道,那没有答案,中国还不会出现普通人改变大制度的先例,何需担心?

      但对外地人来说,只要上海朋友愿意多理解一点,似乎就足够了,并不需要物质上的什么。

      回到你说的数据上,我愿意这里理解:原来价值100万的公司被做成了100个亿,员工增多了,但平均收入也提升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希望最后的100亿只分给最早创业的那批人,你说呢?

      好吧,生活还是有美好的,祝你一切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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