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注回家了

晚上的时候,就能见到芳和朱注了,整整26天。朱注的这个假期过的很快活,不知道很久没见老爸,他是想呢,还是怕呢?看得出来,我有点不太自信了,在我手里,他肯定不算太轻松,尽管我对他的要求也不多,但更少一点就是孩子的期望。

这几个礼拜,朱注没有失约,能在约定的时间给我打来电话,或长或短,有想你念你,也有当天的趣事,我能感受到他的快乐。好在我也忍住了,一直没问他关于作业、学习方面的扫兴话题,那个也是我小时候不喜欢多提的。

那天芳告诉我清早她站在江堤边上,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爷爷后院的低矮围墙上,坐着一个少年,右手边是长江,左侧面是长长的绿绿的江堤,江风吹来,带着江边树丛里腐枝烂叶的气味,耳边传来江水轻推堤岸的哗哗声……或者有一天,我可以过爷爷奶奶那样的生活,在江堤外面,有一幢自己的房子,开一个小茶馆,过一段真正的生活。

但现在只是想象。于现实点,我得想着怎么去赚钱,尽管已想过多次,却没找到一个可行的办法。我一直在问自己,假如现在没了工作,我能做点什么养家呢?瞧,我是不是想的太多了?总之,我不能在这样浪费时间了。

又坏了朱注的好事

朱注看超超在玩电脑,手就痒了。

那天已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通,第一是大姑手机里的游戏比爸爸手机里的要多很多,第二是PSP被妈妈留在了怀宁。而昨天的诉求就更直接了,他想去东至陪陪大姑,顺便玩玩大姑的电脑和手机。奶奶当然是同意的。妈妈有点勉强,给我发短信算是求救。

所以,爸爸反对了。远在千里之外的老爸坏了朱注的好事。电话那头,我一边听着朱注说“好”,放弃去东至的计划,一边听到他已在哽咽。心里肯定很多抱怨:老妈啊老妈,你本来可以不要告诉爸爸今天我们去大姑那里的。或者他心里也没想那么多,只是难过自己玩不成游戏而已。

但小气的朱注没有接着打电话给大姑告诉她自己的新计划。

不过大姑还是想安慰下朱注,说这两天抽空把电脑送回黄泥湖。我觉得不是很好,但又不想再次破坏这个暑假。再说了,起码朱注已经知道回家陪奶奶过暑假要比玩游戏更加重要。

同学往事

等我在网上看到她的留言,她的照片,我才确认人生就是千回百转。兜兜转转之中,时间就溜走了。尽管你可能觉得每一天都活的有滋有味,但你回头去看,不一定都看得明白。

我偶遇小学同学俞孝敏,88年那一拨人里的其中一位。庆幸的是,我还能准确的在合影里找到她。于是,我们就聊起了彼此都还记得的人,大致可总结成一连串的“想不到”,而这些“想不到”又与“十二大”有关。

要客观的说,我在“十二大”是白混了三年。当然,我也跟其他青春期男生一样,有自己喜欢的女生。我也跟其他上进青年一样,有自己理想的人生。我也跟其他内向孩子一样,有自己的一个小角落。那是复杂而又苦涩的一段时期。但我还是愿意在事后想把这段经历概括的轻松一点。比如我常说的,这三年除了睡觉就是放学,这样概括不算离谱。

所以,等我上了班之后,才发现原来同校同厂的某个姑娘其实就是我小学同学杨沁的时候,就不奇怪了。或者等我昨天从俞那里得知,她和程媛都在楼上的某个班级与我同校了三年之久,而我却一无所知,就更不需要“想不到”了。还有,我们有新的共同认识的人,比如杨亮,她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吃惊。

于是,我很自然的想起了孝肃路,想起工人文化宫上的某条巷道,想起了四中门口,想起了英克莱自行车,想起了旧皮鞋,想起了林同学和饶同学……

昨晚其实到很晚才睡着。

第十一天

我退化了。可能是已经习惯了被照顾的生活,芳一离开,我就开始数着日子过了。第一天、第二天……还会继续数下去,直到她们回来。

原本月初送朱注回了趟东至和怀宁,结果因为被担心,朱注和芳又陪我一起返回上海。是朱注写的那封让我们感动的信让朱注再次回家。这样来回折腾就打乱了六月底的计划,包括放弃了昨天开始的苹果夏令营。

朱注在上上个周六的晚上拥抱了我,还跟我约定,每个周三和周六都会主动打个电话给我,这算是培养他遵守承诺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会在周二和周五的晚上偷偷提醒朱注的妈妈,要敦促朱注遵守这个约定。好在朱注表现的都还不错,比去年乖上很多。我在电话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夸奖他遵守约定,他很高兴,会和我说上很多。

朱注在周三的电话里告诉我,说这个周二是他最开心的一天,在琳姨家和小姐姐玩的很开心。而且出去坐的是红姨的大货车,回来又坐了一次杨叔的警车……或者,我坏坏的猜测,周二没有写作业才是真正让他开心的理由?哈,不过没必要去求证了。

昨天,中午的时候,芳在厨房里发粑,说要带点回东至。下午的时候,又去地里种玉米……

今天,芳会带着朱注一起回东至。

回家

篝火

朱注放假了,要送他回家。

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上海人,我也无意去纠正他的地理观念,只是告诉他,你是个东至人。现在偶尔也会复查下:朱注,你是哪里人?我总高兴听到他嘴里说:我是东至人。往往末了还会加一句,也是中国人。我八岁的时候,还没有中国的概念。他比我强点,好事。

昨天听弟媳妇说起“新华村”的时候,觉得特有意思。

“新华”是我妈妈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小时候,我总会听到很多跟“新华”有关的事,比如要买个什么东西,或者叫个什么车子,或者看场露天电影啥的,统统都要到“新华”才可以做到。在我心里,“新华”一直是个无所不能的地方。所以,后来在新闻里第一次听到“新华社”的时候,会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那也是我妈妈那里的。

所以,我说有些概念是我们没法遗忘的,甚至掺不得半点假。

但奇怪的是,我又是一个半假半真的东至人。出生在东至,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东至长大。但户口却在东至对江的另一个城,在那个城里,也生活过与在东至差不多的日子。

我喜欢东至,却讨厌对江,但今天又不得不做点跟对江有关的事。如果说现实残缺点才更加真实的话,我愿意理解它做真实。这也算不得掺假。只是一种奇怪的状态而已。

小时候与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同学,可能处在另一种掺假的状态里。我曾问过他的理想,他笃定的说他想做一个很好的商人,很好的徽商。“徽商”是他强调的。可问题是在很多场合,他都要求我们将他当作外省人去对待。我可以说我理解他的处境,但我不能说也能接受他的做法。

对比自己,这算是一种自私。属于一个省的两座城,其实也是两个地方,我是不忠实于任何一方的一个流浪的人。何必去借机指责某人。或者我只是想证明,类似的情况很多,我不要太介意。

好了,稍微收拾下,就要出发了。祝我们旅途顺利!

在福州想南山

昨晚算是失眠了,到2点都没睡着,这在过去不多见。估计是话说太满了,潜意识里要给自己一个教训吧,下回不再炫耀什么了。没意义。

昨晚住在福州鼓楼区的一个地方,可以远远的看到鼓山。如果将周边的场景置换下,只留下我待的地方与我看到的鼓山,我会觉得这里跟黄泥湖太像了,我在家里,面对着南山。两座山差不多的高度,差不多的远近,看它时候的心情似乎也差不多。

觉得这个地方与我的那个农村近似,是昨天上午时候就有的感觉。5点多钟出门,沿着长街走着,看着形状各异的榕树,会不由自主的去问,这些树都是从这里长成的吗?或者是从哪里搬来的,只是那些看过它长成的人,其实是否有在意过它长在哪里,最后又留在哪里呢?这些问题都比较造作,这脑袋里也问不出实用的问题来,不值得回答。

或者,我只管问下路人,鼓山该有多远,我是不是该去那里望望。但南山呢?在我面前矗立了20多年,我也只是从它脚下路过一两次。我是不是得想想我下回再见到南山该怎么做?事实上,即便连“南山”这个名字也没有来由,我只是从一首古诗中牵强借来,我甚至不确定它究竟叫什么。

但我确定昨晚的失眠与这些事情无关,只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会有一些不恰当的焦虑而已。

传卡扎菲被杀!

对应这个标题,其实有很多值得一说的格言警句可以贴在这里,但我的脑子关键时候就掉链子,只好用中国人最常说的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熟悉,我就省点口水。

当然,卡扎菲被杀只是一个江湖传言,但也可能是利比亚示威者的一个战略,甚至是不怀好意的美国人的一个计谋,在得到新华社确认之前,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不是一个传言,姑且听之,如果不是,那一切照旧,如果是的话呢?那还是一切照旧,是与不是,干我鸟事?

就当传言有误吧,但我们的那句老话后半段是不会错的,我坚信。所以呢,对于一个示威者宣称占领了80%的国土以及大约10万人出逃而形成的一个大约“还”剩6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证明的?或者又有什么是值得去隐匿的呢?

恭喜利比亚人民!

我现在很想喝一杯比亚茶,不知道跟我们家的东至云尖相比有什么不同,或者,那根本就是两码事?

在东至

这段时间我离开了网络。事实上从21号开始,我有两三次上网的机会,但只能用来回复下朋友们的评论。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即时更新博客,前几天的博客也是早已写好,存在这里做了预发布,我怀疑这样做不太合适,所以我该向真正关注我的朋友们致歉,这是一种不够诚实的表现,而我喜欢诚实点。

我今天人在东至,虽然我在这里出生,但在这个县城,我待上的时间没有超过一个星期。算算吧,我这30多年的时间里,给到这里不超过200个小时,越往细处算,越显得自己多愁善感,越显得自己土气,越显得自己难成大器……好吧,这就是我,酸酸臭臭的,自我感觉还不错。

我坐在车子里面,隔着右手车窗,望着远处高高低低的山头,看着前河的流水,看着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几匹骡马,看着河对岸来来往往的那些大车小车……右边看到的,是我曾经不愿意关注的,如今关注了,却只是看着,说不出一句话。

我下了车子,坐在这个二层楼里,耳边是大街上各种交通机械交集的噪音,耳朵根上晒着暖暖的太阳,格外的暖和。打开笔记本,写下这样无趣的一段,算是对东至的一种纪念。东至,你懂吗?

集贤路往事

花山

朱注上小学了,作为父亲除了恭喜,也顺便借机怀念下我的小学生活,20多年前的那个少年生活里多了点波折,缺乏了点安全感,不过也谈不上幸福与否,各个时段都有不同的快乐,回忆下以敦促我在朱注身上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简单统计下,跟我同班至少一年以上的小学同学居然超过了120人(1、一年级同班同学有30人左右;2、四年级转学新增同学35人;3、五年级合并班级新增同学30人;4、六年级转学新增同学30人),这还不包括同年级有认识和有来往的其他同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小时候的那点波折,人常说“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的古训我也是有深刻体验的。也因为同学基数过多,到今天能玩得来可交心的朋友,却也是在那个时期就培养下来的。

上面这张照片是我四年级时的一次合影,里面的同学还有不少能叫得上来名字,甚至还能回忆起与他们相处的个别细节。但若问自己那个时候我最在乎的是什么的话,我还是会强调“尊重”两个字。其实那些城里的孩子,由于年龄的原因,根本还谈不上对于农村人的某种歧视,但我的敏感造成了自卑与自尊的这种拉锯,舞台就在我心里,我一个人的战争而已,但那确实让我痛苦过。

有的时候我甚至想把那个时期都描述的“痛苦”点,比如多谈谈借读城市与寄人篱下的感觉,可奇怪的是:尽管我还能回味到那种不舒服,而笔下却不愿意承认。我甚至还觉得那也算是一种历练,或许在其他人那里,却因此比我少了点什么,至于这点“什么”重要或者不重要,也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清醒点来看,在朱注身上,我希望很多事情都可以说的清楚,他能理解的清楚,不该像我这样,对于过去都还有很多的未知和迷茫。要不,今天回忆起来总是不愿提一丁点儿细节。粗糙的回忆才美。

乐土1999

1999年的时候,安九第一次出远门,一走就是一天一夜。这是安九第一次坐火车出门,从安徽沿江的一个小渔村,去到靠海的大城市天津。

那年安九22岁,职业高中毕业已有三年半,除了一副400度的眼镜,身无一技之长。迫于经济压力以及和父亲的紧张关系,安九不得已跟着同村的长辈出来闯世界。这一次,安九将会在塘沽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包吃包住一天25元。时值9月,还有4个多月就要过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安九或许可以带个2000元钱回家过年。

火车从安庆出发,沿着合肥、蚌埠,抵达北京。在北京站广场,人潮涌动,这是安九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阵仗。那一刻,安九头晕,想吐。与安九同来的乡友小鸭拍着他背部,为安九舒缓紧张。小鸭比安九小一岁,但却早几年混社会,如今,他的身份是大工,薪水是安九的两倍。他愿意照顾安九,让安九觉得自己离他们这个团体不是很远。出门之前,安九很担心会被他们孤立。其一是因为小工的身份,其二还是因为安九些许的虚荣。要知道,半年之前,安九还是一家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今天,安九却要重头开始。

得了小鸭的关注,让安九觉得自己不该那么矫情,终于止住了想呕吐的念头,先闭上眼睛,让耳朵去适应人群涌动的轰鸣,再慢慢睁开双眼,从天上往下看,天空、楼房、汽车、广告牌、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人。耳朵里听到的也全是北京话……是的,安九到了首都。不知不觉中,安九就到了这个地方。天安门在哪里呢?毛主席像在哪里可以看到?安九会见到奔驰车吗?好多疑问在瞬间蹦出,随着安九的目光在寻找答案。

但是他们不敢随意走动。他们得窝在这个地方,等一部车子来接他们去目的地。他们一起大概八九个人,三四个中年人带着四五个年轻人,呆站在广场上,围成一圈,圈中间是行李,看上去就像一群战士守卫着他们的阵地那样。

工头终于出现,一个邻村的年轻人,看上去比安九大不了多少,据说也是做小工出身,这多少让安九找到了一点平衡。一路上,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大声谈着路上的见闻,无非是一些惊奇、失落和愤怒。也有一些跑题的说话,譬如将来发财之后要如何如何等,都随着离工地越来越近,而变得没有激情,描述也非常缺乏想象力。

工地缺人,工头用红烧肉和啤酒来欢迎他们。他说,今晚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带队大叔自然是满口感谢。与安九曾幻想过的大块喝酒和大块吃肉的江湖潇洒不同,安九只吃了一块红烧肉,便觉得嗓子口发痒,立即止住了这顿丰盛的夜宴。随后,安九在工地的一侧,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妈妈报个平安。打电话的时候,安九没有哭。

安九很久没有哭了。安九小时候可是一个爱哭的男孩。11岁的时候离开爸爸妈妈去姑姑家借读,之后就染上了爱哭的毛病,那是因为时常觉得委屈,一个人会对镜自怜,心生悲伤。渐渐有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性格。于是更加的受不得一点委屈,经常准备着泪水,来应对下一个人的责难。多亏了这个毛病,安九终于在13岁的时候,结束了借读生涯,回到了家,和两个妹妹团聚。说来也奇怪,自那以后,安九又似乎忘记了哭是怎么一回事了。

是的,那天安九给妈妈打完电话之后,安九真的没有哭。对于一个22岁的男人来说,本是一件真正应该的事情,安九却拿来反复强调,似乎有点无趣。但真就是这样,往后的年月当中,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人看见安九哭过。

这拨来自安徽乡下的施工队来这里的唯一任务就是将这个工地里已经建成的几栋住宅楼完成毛胚装饰。具体来说,就是用水泥、石灰将房子内部的墙面、天花及地面弄平整。要知道,在乡下,这已经算是比较隆重的装潢了。在农村见到的新房子,大多数都可以看到裸露在外的红砖、水泥块、甚至还有生了绣的钢筋骄傲的戳立着,似乎是为了证明此建筑用料的货真价实。内饰更是无从谈起。有的人家有窗户但是没玻璃,最后不得不找些红砖一砌了事。在他们看来,城里人确实很有钱,住这样高的房子,还要将内饰弄的那么平整,确实很是羡慕(那个时候安九并不知道,这仅仅只是毛胚房,等用户买房之后,还会在做精装修)。

当天晚上,他们就分到了各自的行头:一副手套和一双胶鞋。因为天气还有点热,工头另外给每人还配了一付凉席和一顶蚊帐。安九已经记不起来自己被分在哪个角落,只知道这拨人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大概有30平米左右大。大家将凉席铺在地上,等到凉席全部铺满的时候,只留了一条可以进出的路来。这让安九想起了电视剧《霍元甲》里的场景。一群师兄弟在早间被师父用鞭子鞭起练功。很明显,安九没有想起他还知道的包身工或者周扒皮之类的残酷剥削情境,却用勤奋劳作做替代,这多少也是一种善良,用来掩饰或麻痹他们无助无力的内心。

第二天一早6点钟不到,安九被叫醒。带队大叔说,你是小工,需要提前半个小时起来,将大工需要的工具家伙什送到工地上。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直接被上岗了。安九的第一次小工生涯,源自这个9月的早晨,那天,安九的眼角带着眼屎,却满含希望。

为了避开别人的谈论,安九没有带上眼镜。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工作,似乎与眼镜这种东西没有多大关系。好在他们工作的场地大概不过100平米。大工们占领各自的位置,往墙上涂泥,用一种叫做刮子的工具用力刮着。安九的工作就是将从楼下吊起的运泥车推进这个小工地,将一车泥卸倒在地上,再将泥车送出去。回来之后,往自己所服务的大工泥桶里及时添加泥浆就好了。

这拨人一共有两个小工,安九是新手,带队大叔让安九只要服务其中的三个大工就好。这也算是特殊照顾吧。可是令安九恐惧的是,这三个大工都是年轻人,荷尔蒙在他们身上转换成了无限的工作能量。一天下来,他们几乎干掉了四分之三的工作。

在身体上,安九本不吃亏。这些简单的劳作,让安九想起了夏天在家里收获油菜的情景:来回走动着搬送菜籽杆,父亲在菜籽杆上用力踩踏,黑黑发亮的小菜籽滚落到铺在地上的床单上,等一拨结束,爸爸妈妈就会收拾掉踩的雪白的菜籽杆,将散落到床单上的油菜籽圈在一起,倒入蛇皮袋里,之后,再铺开床单,开始下一拨劳作。

与收油菜籽不同的是,水泥完全没有生气。涂在墙上也显不出任何精神。这些涂墙的小伙子们也都在拼着命的比快,安九直到现在也没有想通他们为何那么着急着把事情做完,却不讲求平衡。安九在为他们的泥桶里添泥的时候,安九就在想,其实跟父亲在一起做事还是很轻松的。至少,在精力上他比父亲更有优势。

下工之后,安九随便吃了几口饭,就准备睡觉。可是挣扎着始终睡不着。等到工友们都睡着之后,安九又睁开眼睛,窗外是天津的夜空,同样的月朦朦。不知道今晚,爸爸妈妈、外婆、还有亲爱的妹妹们会在想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