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在哪里?

万维网将人际社会变成一个互联网之后,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各类物品自然会因为流转需求而组合成另一个物联网(注1),从本质上说,以人为本的互联网与以物为本的物联网都是基于计算机和万维网的一个循环链,与互联网不同的是,人是活的,有主动性,而物是死的,只能赋予它主动性,在物联网初期,传感器及相关监控管理设备的应用,让它显得有点异类。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你通过某家快递公司快递一件物品,只要你拨打查询电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件物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什么人取走,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什么人领走。大多数人并不重视在这之间发生过了什么,比如它曾经在什么时间停留在什么地方。不过,无论这种需求是否有具体体现,它已经是物联网的一个例证。

但物联网的火热,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大型企业的行销及商业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这些大公司为了垄断未来市场或者在未来市场早早占位而利用现有的传播渠道向大众尤其是买单的用户炮制的一个新概念而已。说到新概念,也不是每个概念都能获得市场响应,物联网之所以成功,就是基于两点:第一,它已经是事实,但无人给它定义,并梳理出完整的运营模型;第二,除了少部分大型企业,很多以附加值为方向的中小型企业只能是赞成或者符合大企业的市场需求,说到底只是为了把蛋糕做大好分上一杯羹。

与互联网类似的是,物联网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各类信息安全问题,而信息安全又是与人有关的最为重要的考虑之一。虽然,我们不太愿意承认,在移动通讯中,我们的个体早就暴露在信息安全的框框之外,无他,所谓的安全与否,只是少了一个标准与可供信任的对象,谁在心底里没有怀疑过移动或者联通对自己的隐私照顾的并不是那么让人无忧呢?

不少业内专家将信息安全当作物联网建设(其实用“建设”一词不如用“整合”一词来的恰当,但大家都这么说)的一道屏障,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就像中国移动根本不用担心沃达丰是否能够进入中国一样(这点只是我乱盖,并未求证,我的意思是说,在某些领域,因为地方或国家保护,实行开放或封闭的“态度”才是关键,而不是其他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无视IBM之类的企业,或许专家们就会掉转矛头大肆吹捧“物联网”了。

当然,物联网从来不缺少吹捧者。无论是质疑的、支持的还是在这个领域潜行的、淘金的或者已经获得利益的,都只是在一个混沌的生态圈里努力清晰这个概念的归属,并在最终明确之前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已,至于最终明确的时间表,或许会比保守派们想的更快点。简单来说,只要有多几家企业用物联网作为直接的宣传口号,比如像IBM宣导的“智慧地球”那样,或者联邦快递修改下它的”使命必达”陈述,物联网时代或许就能早点出柜,礼物早就收到了,只是还没有拆封而已。

很遗憾,我觉得“我们”忽略了这种梳理,没有有意识的参与其中,只是做了一个围观者或者是被动参与其中的一颗“杂质”。我们不是一直准备着努力寻找新机会吗?那现在还要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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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所谓“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其目的是让所有的物品都与网络连接在一起,方便识别和管理。传感网在国际上又称为“物联网”,这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之後的又一次信息产业浪潮。

读书无用

以前听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就拼命的寻找真知们,总渴望能听到他们的指点,好让我轻松的面对这社会。现在又听说“一日观世博,胜读十年书”,开始后悔抽屉里还躺着两张朋友送的世博门票,为何没缘分去补个十年功力。

冷静下来安慰自己,觉得这两种说法大抵是在长见识的方式中将“读书”拎出来做个基准以测定其他方式的成效几何,或者只是为了衬托下其他方式更为有效。无论如何,以“读书”作为长见识的方式里最没成效的一种来看待,是时下最不需要辩白的事了。好在现在真正读书的人也不多,所以这个社会的繁荣确实也很必然。

我并不是想讽刺谁,因为我理解的繁荣或许在你看来只是泡沫,我不作辩解。我理解的读书在你看来也很狭隘,我也不作辩解。我所理解的讽刺在你看来只是酸葡萄心理,我看更不需要辩解。唯一需要辩解的就是为什么不读书反而可以让社会繁荣?

我的意思是说不读书就没了礼义廉耻,没了礼义廉耻自然就会让社会繁荣,一个以利驱动的社会怎么可能不以利为表象呢?这么简单的论证也体现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少且囫囵吞的无知分子。可惜我这个无知分子偏偏又有点固执,且固执的让自己也恨。干脆简单的下个“读书无用”的结论,又怕伤了那些还在读书的孩子,但如果读书有用,又体现在什么方面了呢?对于这个应该被证明的真相,我还真的没啥办法,只好继续纠结下去吧。

暧昧的国与国

钓鱼岛或许是我的狭隘个性,使我容不下各种暧昧,对于人的好与坏,对于道理的明或暗,对于某件事情的对与错都喜欢辩的明明白白,如果用“正直”这个词来形容我,我是受不了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误解中被美化了而且也“被”接受了,这类人最后的结果都要被当初抬举他的人踩到脚底,大肆唾弃。我不要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说到底,我只是一个愚蠢而又有点小鸡肚肠的人,因为不能在脑子里妥当安排好那些相悖的认知,索性只留下自己可以把握的一小部分供自己消遣。

所以,我看不惯钓鱼岛这个事情,无论是我国还是日本国的态度。就好像我们在马路中间看到了一个钱包,甲乙双方都在争论是自己的,但在没有明确证据之前,谁也不许乱动那个钱包一样。但那样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复杂,如果钱包里只有一万元钱,而没有其他任何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个钱包的主人是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换作是我,很简单,是我的就是我的,你就是要跟我玩命我也得拿回来,不是为了里面的一万元钱,而是为了一个道理。如果不是我的,我绝对不会跟你去争,顶多在边上围观,看你去跟别人争。当然,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角逐不可能这么简单。可道理还是一样的。讲道理按道理办事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态度。我所赞成的就是一种正大光明的态度,而不是现实里如此的暧昧。

用“暧昧”来形容在钓鱼岛上两国的态度,也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这本身也让我很是纠结,虽然我并不喜欢纠结。“暧昧”本身也是一种纠结,我会在“我为什么纠结这个用词的想法”上去揣测“两国对钓鱼岛如此暧昧”的纠结立场,答案自然是虚无的。要说我没这个能力,我又是不愿意承认的,我想说的是,那只是因为我对事实的真相知道的太少了,如果足够多,我应该可以提出一个真正公平的解决之道。好吧,谁愿意给你知情权?又一个老问题摆在面前,绕开不谈。

回到暧昧。我真的不喜欢遮遮掩掩的关系。不过,如果暧昧是一种战略的话,那就只能说明我们这等人只配围观在一边了。见过动画片里围观的观众是怎么画的吗?没鼻子没脸没眼睛没嘴巴的,你看像不像我们啊?

谁给谁干活?

这是一则正在美国流传的中期选举广告:“2030年的中国课堂上”。结尾处中国教授说了一句话:他们都得给我们干活。让我觉得2030年的中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副态度,实在是让人鄙视。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广告制作者们对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上,起码在我看来是不够友善的,但我能体会到他们对于未来中国的那种恐惧。当然也不排除政客们故意扩大这种恐惧,以期在当下获得一种同心力,为自己的选举服务而已。

我每次说的而已,都是一种与正当结果不一致的另一种结果,我也希望是我想太多,以中国人之心度美国人之腹。不过,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的吗?大家不都是在“度腹”之间的无尽误解中尽量去寻找对自己当下或者未来更有利的一面去想事情的呢?幸运的是,美国人的幽默天性倒也提醒了下国人不至于头脑过热,如果在中国的课堂上盘坐着过半数的外国人,我们就真的不该只考虑中国的事情了,不是吗?

继续广告结尾的那句话,“他们都得给我们干活”。到底是奴性不改的国度?还是真的被美国人看破?可是回到2010年当下的现实里吧,有多少中国人在为外国人打工干活呢?我们的世界工厂制造出来的产品即便名义上是“made in china”,但赚钱的也是中国人吗?好吧,现实的事情也不要去想了,想也想不舒坦。毛主席说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如何,谦虚点过日子才不会遭人嫉恨。谁给谁干活,就各有天命去吧,同是地球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算赢吗?

日本人终于答应放还詹其雄,而中国人也如愿赢得了这场“纷争”。这样的结局在撞船事件一开始就有有识之士一眼看穿,可见民间智慧根本不逊于所谓的国家智库。也或者是这种类型的事件在历史上频繁发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泱泱五千年的大国国民们。

但也有人说我们不算赢,至少在赢的方式上,我们没有表现出民族的尊严来。这里是有问题的,国人的心态是既想要里子也想要面子,如果一切都顺风顺水的话,这种贪婪是无止境的。倘若一切都偏要反着来,既没面子也没里子的话,你又会发现国人的忍耐性也是没有止境的,这两极分化的性格使得我们找不到一个参考的标准,我们要的究竟是什么?结果还是过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都不需要?

从这里看出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过分的自尊与过分的自卑交杂在一起。一方面,我们为我们的历史而骄傲自满,站在祖宗的大树下听着故事做着美梦,另一方面,我们又为现实的孱弱而痛苦不堪,口袋里面子上里外里都是干干净净。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整明白的是,我们痛恨的那个我们,始终不包括我自己。

好吧,就算我们没有赢得什么,我们丢了一个大大的面子到世界各地,但那又怎样?难道你真的不相信若干年之后,钓鱼岛可以被收回吗?我是相信的,所以我不担心这个过程里出现的所有令人不爽的画面,站在未来回忆今天的时候,我们一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比其结果更加重要,虽然我曾经有过一个很不好的念头,如果我是詹其雄的话,我会选择为国捐躯。不知道那样是好事还是坏事?

两个世界

Z君是台湾某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通过朋友介绍,前段时间路过上海时我们有了一番交谈。我们谈的这些话题,其实我都不懂,或者似懂非懂。都没有经历,或者都想经历,都想做点什么,但是不知道要做什么,能怎么说。当时的表达也只是为了表达,或许那意味着我知道了该去知道这些东西,但那又如何?

蜜Z君以项目名义申请来陆,对两岸传媒做个调研也只是个人兴趣和教学需要,看得出来那并不影响他正在进行的项目。但无所谓,我也想了解下这位台湾副教授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话题从《台商》杂志开始,聊到台商在大陆的境况,说喜也说悲,比如当下的台企土地置换问题,不知怎的,却也聊到了其他的一些平常我根本不太可能会去说的东西。先记录下来,有时间的时候,每段都可以单独写篇文字。

关于鲁迅
Z君问如果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鲁迅还活着,他还会继续为红色革命唱赞歌吗?
鲁迅是否是革命文人或者说他属于哪个门派,我并不知道。但是以文字来看,他应该不屑于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加之其已有的影响力,随大流在他身上或许是看不到的。而延安文艺座谈的主题是“文艺为民众服务”(这点需要考证)的文艺路线,如今是否还在影响着文艺界,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比鲁迅,我更喜欢胡适,虽然我对二位的了解都一样的少。我是主观的。

不错,鲁迅和胡适,还有陈独秀,这三个人可以放在一块来讨论,如果有人愿意指点的话。

天涯社区中日关系趋势
Z君组织学生做过调研,在天涯社区上针对中日关系趋势有个分析,他们发现有一部分理智的人还是能从两面性上去看待日本,及日本的优缺点,而不是一味的打死,或者更极端的出现一些骂人话。我不否定他的观察,但为了表示我觉得那些极端表现不代表很多人的时候,我举了个不恰当的例子。我说我们看一个社会的舆论方向,会关注那些精英分子,平民的话再有道理也只是参考,算不得数,网络也是如此,那些极端的人哪怕再多,说的话不够理智,就不能当作思想趋势的样本,我们应该将那些理智表达情感的人视作网络舆论趋势的范本,如此种种,大约如此。

关于礼仪
这个话题源自我对朱注学校的观察,我认为学校教育的可能不是礼貌,而是礼仪。礼仪是一种仪式,但缺乏尊重与信任的内核。Z君也觉得大陆的礼节太多,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我有不太恰当的打断:你发现没有,我们传统的端午、春节是有礼仪的,但却没有大力提倡,反而是一些“新”的节日却被隆重的过着。

关于民主
Z君谈到大陆吸引了台湾的精英阶层,来大陆投资,创业。留守岛内的就觉得失业压力很大。我问了一句,起码你们有私产,土地至少是你自己的吧!Z回应说是。于是话题又回到台商土地置换的问题上。民主的好处需要长时间来消化,不能仅仅关注一时之得失。我特别感兴趣当初蒋经国先生是如何决定实施民主之路的,难道真的是知道大趋势之下,莫能挡焉?

……
这些话题都只是随意的聊了下,但于我来说很重要,我有点知道台湾人在想什么。Z君对我的背景有点兴趣,介绍了下经历,也谈了下学历,等知道我只是职校生之后,有点漠视。不过我无所谓。

临了告别的时候,还帮他约了一个他在台湾的旧同事,现在上海经营一份报纸,台湾人真的很有趣。

沉默可以等到什么?

牢笼中的民族自从日本人在钓鱼岛绑架了我们的船长之后,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国民选择沉默,那今天会等到什么呢?与每次的反应都差不多,大部分国民发表各类言论进行抗议,小部分热血人士出钱出力以实际行动参与保钓,而代表大部分与小部分的国家则选择“先礼后兵”的策略,“礼”是我们一直看到的,“兵”却未见一个。于是我会想,如果哪一天国民都麻木了,不在对跟钓鱼岛相关的事情有所反应而选择沉默,那又可以等到什么呢?你说国家会站出来做点什么实际的而不是说点什么模糊的吗?

我这样的想象力未免太过局限,也许中国人沉默的性格已经被日本人研究透彻,至少从唐朝以来,人家日本人就一直在研究中国,可是我们这么多年都在干什么呢?除了受欺辱、抗议、妥协、鄙视、谩骂之外,有人真的去认真研究过日本,又将那个民族都在想什么,都在做什么,向我们的大众做了传播和教育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输得彻底。

我不是不喜欢愤青,愤青不是某种人,而是某种情绪,我不排斥任何发自内心的情绪,哪怕带有那么一点点破坏力,但得记住了,如果能让破坏力变成生产力或者战斗力,就不是环境可以驾驭和控制得了的事情了,完全需要靠个人的觉醒。

我们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被人刺激一下,就出来咆哮一声,被人扔进一块骨头,就立马偃旗息鼓。试想下如果你在笼外围观,看这样的民族,会不会觉得不逗逗玩玩实在是太可惜了。

说到觉醒,我们又会太敏感,是的,不要让别人欺负我们是一种觉醒,不要让自己的无知欺负自己也是一种觉醒,理智点的都能认清楚,我们的觉醒差一个来自自身的原动力:我们的个体要不要变的更强?我们的情绪经过原动力的引导变作一种燃料,在心底燃烧,我们的语言和行为才会显得理智和有说服力,我们的抗议才有力量和韧性。

现在,是我们该要放弃沉默,冲出囚笼的时刻了!

不惜以任何方式解救中国渔民!

钓鱼岛

对于媒体的用词,我一直很迷茫,也许是因为我没上过大学的原因,不太理解一词多用或者一词反用的道理。在我看来,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军舰相撞后,是日军“绑架”了中国船长,而非媒体所谓的“逮捕”,“逮捕”一说似乎意味着事情已经有了一个定性,难道这些媒体们已经确定了事实的真相了吗?

在路透社的文章里,提到新华社的报道用了“抓扣”这个词,可以看出日本人的野蛮,但表述上显得模糊,因为抓扣的两方或许都是有过失的,没能反应实际情况。实际上在新华社的稿件里,也一样用了逮捕这样的字眼,我不知道高层会不会像我这样扣字眼,总之,让人十分不舒服。

我觉得至少得用“绑架”这个词,除了看到日本人的龌龊之外,也说明我们确实吃了亏,我们的国民在自己家里被外人抢走,而且还是外国军队,我不知道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本身是否意味着“侵略”这个事实已经产生?如果是侵略,我们何时采取实际行动去救回我们的国民呢?难道真的要等他们成为烈士后盖面国旗就好了?

我用的是“如果”这个词,那是因为老百姓看不明白,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在臆测。我不知道收复钓鱼岛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也不知道尊严与经济那种损失更为惨痛,我更不知道老百姓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但如果我能做到的话,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拿回本该就是我自己的东西,保护好我的国民。政府,请给我一杆枪吧,看看我怎么对待那些侵略者。

失落的十年

边之松

专家们总喜欢预测,但很多不好听的预测往往都会成为现实。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哈德森研究院(Hudson Institute)学者约翰李(John Lee)撰文表示,中国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即将落入经济“失落的十年”,所承受的痛苦将比日本大得多,因制度不够成熟完善,大多数中国人无法享受经济成长的果实。

自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来自各地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多数在唱赞歌,好在也有一些独立学者保持着清醒,无论人家说的对还是不对,我觉得都应该向他们的“质疑”本身表示敬意!

专家拿中国与日本做比较,是因为二者的经济成长模式类似,都是通过“出口与固定投资”带动的成长。但二者所不相同的地方在于资金的占位,“在日本,民间资本占到75%,而在中国,民间资本则仅仅只有5%”。专家据此判断:“在中国,只有少数有关系的圈内人受益”。

出口和固定投资意味着GDP的增长来自外部动力,一旦外部无力,将会带来巨大的打击。而谁掌握资金,则意味着国民消费市场的潜力,很明显,我们的国民缺钱,也就无法看到民生消费的增长动机。至于“少数、圈内人、有关系”则至少代表了三次筛选,层层递进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与此无缘。

这是我不喜欢这个预测的原因,谁希望在自己的祖国只能看到一小撮人吃香喝辣?但那是享乐的时候,专家提醒,这十年里还将承受比日本更多的痛苦。这让人不得不警觉起来,这世上不乏“有福他享,有难你当”的混帐事,到底会有哪些痛苦事要到来呢?当然,也可以将不好的事情反过来对待,找到那不好的因由,借助这个时机做个整治,那才是将坏事变作好事的基本方法。

公关即腐败

有好事者研究得出国内媒体的商业模式是“腐败+公关”,对外公关,对内腐败尔。就像你听说过的那个著名的两面硬币那样,孪生兄弟亲。我曾经也有过一番感悟:“如果你能洗钱,请选择用媒体做道具”。现在想来也不全是无病呻吟。

在我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有以公关业为职业诉求。在那个时候看来,无非就是用文字去行销而已,哪里上升得到“公共关系”的层次。幸亏我的理解过于初级,被这个伟大的行业一脚踢开,否则以我这样的素质无论如何仰视,也看不到这行业的半点阴影来。但如今,嘿嘿!我终于可以站在远处冷笑几声,叫你得瑟!

冷笑之后才发现这公关几乎不能叫做一个行业,它与我理解的“常规”相差甚远。即便现在所有的行业都有所交叉,但能如同公关这样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的也不太多。这让我感觉公关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随时准备伸向这里或那里,这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至于媒体业?算了吧,还有媒体吗?媒体已经沦为公关的道具,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该称为媒介业更为恰当。

公关的初级阶段就是花钱买关系。这种不正常的行为被看成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媒介人和公关人站在两端,扯起一根大绳,用力的甩着。不幸的公众们站在一边围观,被绳子套进去的,就不得不跟着绳子跳舞,最后累死此地。这种残酷被视为传播。而忽略了传播的基础是诚信及公正。

抛开诚信或者公正这些哄孩子的说法,公关就能上升到一个新境界:私关。即利用公共关系之器收获私人关系之利。看上去蛮符合老子的无有之论,这也为公关或腐败提供了可以狡辩的擂台。甲:为什么不可以腐败呢?如果你允许这样的公关存在的话。乙: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公关呢?如果你不腐败的话。公众:咦?他们在说什么?

好吧,公众继续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