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记了去年的元宵节有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我也忘记了这之前的很多年的元宵节是怎么过的，自从来到这个城市之后，元宵节于我来说似乎成了一个比西方节日更远的日子。
我想强调的是我还在家里的时候，至少这个日子会吃点汤圆、或者去公园里看看灯，或者跟外婆围着收录机听上一两段黄梅戏。当然，这些事情现在也可以做，虽然这是两种感觉。
我不喜欢同一件事情有两种感觉，那不符合我的记忆，我不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不错的人，让我费力的记起某种感觉要比让我适应多种不同的感觉简单一点。当一些感觉不对味的时候，我只好选择不去做它。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废话了，借用这段黄梅戏来祝福各位朋友元宵节快乐！
作为一个在外漂泊的农民工，我会经常关注家乡的建设消息。比如听到池州要跟铜陵合并成江南市、瓦陇要建核电厂、沿江高速要修到东至等等，每每传送这类消息的老乡总是浑身兴奋，满脸幸福。而听到的人也免不了一阵振奋，像小便时打个激灵那样。
但我听到这类消息总是高兴不起来，还喜欢泼泼冷水，末了还会多追问一句：“那你会怎样？”其实，我的意思大家该明白，无论这个城市的硬件有多好，对你自身的生活会有质的提升吗？但我也只对那些对自己有所期待的人才说那样丧气的话，而那些靠着屁股成功的人，是不屑与我争辩这些的，我懂，我收敛。
看来大家都有一种不愿意做小的心态。有一则新闻报道我国在200多个地级市当中，有183个有规划成为国际大都市。这点你可以从中央台早上七点左右的广告里看到，地方政府纷纷花着纳税人的钱在宣传自己的政绩。抛开这些城市的规划者对于国际大都市的定位本身存在重大差别之外，这些规划里还流露出某些近似的“气质”：虚伪、浮躁和不切实际。当然，我不能说，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如今的官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官场是个什么样，我哪里知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样的一个状态。
先将你能做的事情分成两块，姑且称之为理想（为个人喜好而做）与现实（为生存而做的）。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总会屈服于现实，只能一点点的实践自己的理想。小人物们也会默认这条曲线对于自己是有意义的，或者说这就是游戏的玩法。
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会追求这两块的平衡，最好的发展状态是既可以服务理想又可以满足现实需求，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恰好又可以养活自己。
我说的是另一种状态。
当一个人真的经历太多太多之后，往往会显得或者“被迫”很淡定，对于理想与现实这种概念的区分已经没有十几二十年前那么认真了。理想也好，现实也罢，当下的生活是否快乐才最要紧。这样的心态一旦出现，人反而会在选择上患得患失，你可能不愿意承认，这种前后矛盾的事情怎么就会发生呢？在心理承受的范围上，觉得一切都可能发生，但在现实里做出选择的时候，又对一切抱有幻想……
算了 ，我自己都有点解释不清了。
当我以一个农民工的身份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我真的没想过永远做一个工地小工，我也没有设计好我该在什么时候可以转成薪水待遇是小工两倍的大工。我也没有想过今年去上海，明年去西安那样东飘西荡碰碰运气，我总以为运气这种事情与我无关。可是今年，我突然对于自己曾经没有这样想而“失落”，当我看到重庆的企业可以开出4000元的薪水给到农民工，当我看到深圳的农民工可以跳好街舞，当我看到北京的农民工可以在春晚唱上一曲《春天里》，我不知道是我没变，还是这个世界变了。
那天和人聊天，我现在唯一觉得飘在上海的好处就是没有压力，至于为什么这么说，我就不解释了，我很好面子。这种感受就像是在春天里，浑身都在躁动。
在这篇文字里不应该用到“我”这个字，埃及人及埃及法老都只是一个传说，在那遥远的别处，我听过，但也只能算是听过，与己无关的另一个事情而已。
我还在关注着我什么时候可以无忧无虑的回到我的家乡，开始另一段生活。可以早上起来拔拔地里的草，上午的时候给小猪喂点食，下午的时候去地里耕作上一两个钟头。晚上回来可以看点书，写点字……在这个时候，我不该提到“我”。
今天是一个普通的周末，穆巴拉克下台了，我们该为埃及人民高兴吗？甚至鼓掌致敬。但这都与自己无关，也不代表什么。
我可以继续这样生活。在上海。每天与我的客户或者朋友们在网上聊聊天，严肃的时候说点关于台商或者台企的事，然后，也是通过一系列庸俗的手段将自己的杂志推销出去，无论关系深浅，我总以为我在做着一件专业的事，这是让我高兴的。但难免有点悲哀，我做这些无非就是为了糊口，人除了糊口，还能做点什么呢？
L昨晚想来睡得不好，向我推荐某香港电台主持人，大赞他才华横溢。好吧，这类家伙跟Twitter一样，只是拜了言论自由的福，若是在某处，他岂不是死的很惨。说到才华这玩意，我想起早年牛群冯巩的相声里有这么半句对联：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否则，你也不会看到每年有多少白痴透过春晚主导着我们的精神大餐。
我昨晚睡的还算好，今早会去拜访一个朋友。如果我用“穆巴拉克下台了”做见了他的开场白，你猜会怎样？我不知道，或许什么反应都没有。也或许他会问，是哪一个穆巴拉克？
让人担心的事情时刻在发生着，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别处。
一名叫做古尼姆的谷歌区域行销主管（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天生的行销人。当我注意到他的行销人的身份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想来也只有谷歌这样的公司才有资格聘用这样的人）近日承认自己是“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脸谱网页的管理者。该网页是号召埃及人展开反政府示威的主要工具（哈立德·赛义德是个28岁的商人，去年6月被密探打死后，引发埃及历时数个月的反警察示威活动）。古尼姆在迪拜（而非开罗或者其他埃及的某个城市）负责谷歌的中东和北非行销业务。
这样一来，埃及的青年起义便与facebook、google沾上了关系，但它们只是互联网精神的一种表征。我是说，无论是facebook、google还是其他的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有可能与之相关，因为它们都只是互联网的开放世界里的一个代表，简单来说，它们能量化的体现各类呼应。
有人感叹一呼百应的恐怖或者神奇，但有能力改变这种呼应关系的人却极少去思考呼与应之间的因果。事实上，大多数人往往害怕登高“一呼”，却无视沉默的“自己”在暗暗的积攒能量等到适当的时候做出无意识的“百应”。既不愿意去一呼，但也无法拒绝那一应，等社会自然发展到那个阶段，就已经脱离了追究谁是谁非的时候。
我觉得这世上没什么事情值得某些人去担心。如果想着去控制什么，不如反思下该怎么主动去面对甚至引导那些必然会发生的事。要知道，参与或者说在某段路上行走比坐在那里空想空谈重要的多。
从上个月的21号到这个月的8号，这个假期有19天，时间上显得非常奢侈。我很高兴自己敢用这么长的时间来与自己“对抗”，或许放下什么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只要够勇敢就好。用到勇敢这个词，心里就难免有点羞愧，这是我的弱项，虽然是我想要的，但我知道一直做不好。这个博客也不够勇敢。没有上当去使用卡的要死的无线上网卡，也不想借用别人的电脑写什么东西，这段时间里的博客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这里向关注这个博客的朋友们致歉，并祝各位兔年大吉大利。
20号的晚上，以为自己坐上了绿皮车，幸运的是，硬座变硬卧，不亏反赚了。一路上，朱注睡得的很香。就是难为了老爸，只能坐在那里睡觉。这几年，我对老爸有点“不对劲”，我再想我该怎么回到以往，或许只是妹妹说的心理感觉而已，没什么两样，我们都像从前那样好。妹妹这么说，我心里舒服一点点了。
21号回到石镜。院子里雪很多，朱注想玩搭雪人，没有理他，跟他打起了雪仗，他很快活。晚上进入了过年的主题：撮麻将。或许你不知道，在我的记忆里，大人们在过年的时候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打牌撮麻将，我就是拿着零食站在麻将桌前围观过了N多个年。这就是传统吧？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甚至可以称为农村里的“过年文化”。
22号，继续看雪，继续撮麻将，教朱注写作业。
23号，一早老陈开车过来接我去安庆（老陈终于舍得买了一辆小车）。与汪荣会合后走了好几个地方，为了同学会做准备，我们拍了点照片，学校、工厂、焚烟亭，这里都有我们的记忆。我还会抱怨，将自己的青春放在这里，真的是一种浪费。可恶的十二大时代，可恶的安达尔时代，可恶的农村与城市，可恶的……抱怨是没有止境的，今天能够淡定的去回味，我算是成熟了。
23号晚上，江镇从外地赶回来，邀上小孟子、老胡几个人一起腐败。我总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安庆人也说的过去，江镇带我去吃的安庆本帮菜确实是我没有听过的，但味道实在很好。嗯，跟我老妹烧的有得一拼。顺便提下，江镇也买了自己的小车。
老陈跟我调侃，说话同学们这些年变化都很大，物质上丰富了很多，早几年买房算是第一波，前两年买车算是第二波。我感兴趣的第三波又会是什么，老陈接过说，换老婆。想到几位梅开N弄的兄弟们，这玩笑也不算过分。
27号在石镜过的小年。
28号老陈开车送我们回黄泥湖，单程90公里路。芳抱怨我起的太早。说我每次回黄泥湖都会特别积极。这跟大姨的说法一模一样。这一点习惯，我是三十年不变。话说当年小时候（比朱注还小的时候），每次从大姨家回家总是冲在最前面，大姨总是要唠叨几句。让我回家装做无所谓，唉，我做不到。
29号，敏还没有放假，先去东至看她，顺便我们几个泡个澡。在东至的感觉我已有描述，不多说了。
31号，跟芳和莉去到安庆，一早先去给二姑拜年，中午约了华仔和包包一起吃饭，吃过饭就去参加折腾已久的同学会。这种感受我也有描述，只能算是一种没来由的纠结，不能算是理智的表达。最兴奋的事情是见到了张利军老师。我想起了毕业的时候，她和她的老公为了我的工作分配问题带着我去四处求人的场景。那年，她的孩子刚读一年级，如今，我的孩子也读一年级了。
晚上跟小多、包包还有胡学斌通宵，小胡同学技术很高，一吃三，我心服口服。一早6点多，跟小多送他到江边。希望他早日成家，这是我对他今年的唯一祝福。
1号，我去接小叔回黄泥湖过年，小多送我们回去。从安庆回黄泥湖，单程60公里。想想有点后怕，我们可都是一通宵没睡，这要是有一点点意外，怎么对得起小多。再次感谢勇敢的小多。下回绝对不会那么冲动了。
2号，过年。吃、吃、吃、撮、撮、撮、钱、钱、钱。
今年过年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守岁。有点遗憾。
4号，去给小姨婆婆贺寿。小姨婆婆长的跟我婆婆一个样，我就特想我婆婆也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
7号坐早班车回石镜，到石镜才8点多钟。一路顺利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8号回上海。
这笔流水帐记得不算太清晰，但比空白要好很多，我总喜欢将事情梳理的清楚点，好方便我能回味点什么。你说呢
两个小时之前，我走出了上海火车站。出租车师傅笑着说，这回家过年像打仗一样。师傅是崇明人，说自己现在好了，要是回家的话开个出租车就搞定了，就算不开车，搭一个小时的公交也很轻松。师傅没问我从哪里来，我也不想多做解释：拜托，安庆那个狗屁地方，经济落后就得被人排挤。好吧，我属于那种嘴碎的围观者。
我回来了，我很高兴。尽管今天早上，我还对着门前那片树林感叹，又要等到一年之后，才能回到这片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把鸟鸣虫嘶看成品质生活的乡下来。过去，我们从这里离开的时候，带着的那些记忆，如今都渐渐淡了，换了另一种心态和另一种眼光重新打量这个地方，还是有不好的方面，但好的方面是我们学会了珍惜？（算了吧，或许你会说，如果你在外面赢得了财富，你还会这么诗情画意吗？）是珍惜还是有保留的造作，我分不清楚。
但我回到上海，我也很高兴。我总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地方。但于我最公平的地方在于，我可以离开很远很久很长的时间、空间，我将自己放在另一个世界里重新雕琢，我期待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仅仅有你想要的，也有你做不到的。我坚信这个，所以会回来这里。你呢？坚信什么？
上回见过某人之后，有种相见不如不见的感受。如今，这种感受越发清晰，似乎在告诫我什么，我知道，我只是脑袋里的糟糕事太多，多到没有时间和空间留些正经东西，好赖不顾的瞎想让我浪费了大好光阴。
那天在车上望见了我最想念的那位老师，他骑着摩托车从车边路过，我却不好意思打声招呼。这又是为了什么？我没明白自己的一些行为与我思我想的差距。我所想的与我正在做的，往往有“戏剧化”的巨大差异，我是一个言不由衷的人么？我不知道。
想着今日要去的同学会，又多想了一点点。到底是不够包容或者是不够开放，总回想起好多年前的自己，难道还想把自己带回到那个自我封闭的时期吗？好奇怪。
我是说我原本不需要那样这样，但却偏偏会那样这样。我的自制力究竟会有多差，我还不是很了解。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形式并不重要。我是说在这之前，我觉得每天五点多起床，是一个好习惯，但是没能想清楚起床之后做点什么，就是坏事。如果适当安排下，比如锻炼半个小时，或者写字半个小时，或者阅读半个小时，那就是于我最大的一件好事。而我又觉得形式不重要是说，如果我想写点什么抒发下心情，其实蛮可不用计较有几多人知道，写在博客里的应该是轻松点的事，虽然我渴望更多人来了解我，但博客未必是唯一的方式，对不对。
当然，我的这点杂念并不会影响我去做点什么，我只是知道了而已。知道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段时间我离开了网络。事实上从21号开始，我有两三次上网的机会，但只能用来回复下朋友们的评论。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即时更新博客，前几天的博客也是早已写好，存在这里做了预发布，我怀疑这样做不太合适，所以我该向真正关注我的朋友们致歉，这是一种不够诚实的表现，而我喜欢诚实点。
我今天人在东至，虽然我在这里出生，但在这个县城，我待上的时间没有超过一个星期。算算吧，我这30多年的时间里，给到这里不超过200个小时，越往细处算，越显得自己多愁善感，越显得自己土气，越显得自己难成大器……好吧，这就是我，酸酸臭臭的，自我感觉还不错。
我坐在车子里面，隔着右手车窗，望着远处高高低低的山头，看着前河的流水，看着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几匹骡马，看着河对岸来来往往的那些大车小车……右边看到的，是我曾经不愿意关注的，如今关注了，却只是看着，说不出一句话。
我下了车子，坐在这个二层楼里，耳边是大街上各种交通机械交集的噪音，耳朵根上晒着暖暖的太阳，格外的暖和。打开笔记本，写下这样无趣的一段，算是对东至的一种纪念。东至，你懂吗？
对2012心有顾虑的人现在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我们一旦真的有了这样的“方舟酒店”，就不会像电影里表现的那么糟糕。这是俄罗斯建筑事务所“Remistudio”的设计作品，外形像是一个可以滚动的轮胎，既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也可扎根在陆地上。如果可以作为飞行器在空中悬浮，那就更加完美了。
方舟拥有自己的生物圈，可以自行产生水电，提供新鲜的水果，承受强烈震动等等，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正常的物理条件，譬如有正常的阳光和水，一旦发生地球人难以想象的状况，如何应急可能也不敢多想。
好在方舟拥有足够让人放心的成本，如今能在上海买房的人就可以有经济能力入住方舟酒店。而且酒店建设周期比那些商品房要快上很多，三四个月的时间就能让你拥有一套灾难避风港。
至于那些买不起房的人，像我这样的，还是赶紧想想办法，是不是可以在方舟酒店边上搭上一个什么呢？比如一个小一点的轮胎屋，或者能防水的胶囊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