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周办《电脑报》

2019年,陈宗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一、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

1953年春,重庆市西南税管局宿舍大院。5岁的陈宗周仰着头,看墙壁上的告示,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好多汉字,端详许久,认不全,他猜是人名,然后突发奇想,爸爸妈妈的名字是不是也在上面?很快,他从家里找到户口本,折身返回,比照户口本和告示,一笔一画,最终得以印证,这让他很兴奋。多年后,那张告示榜,成了陈宗周童年最深的记忆。

宗周在上海出生,没几个月大,就跟着父母一路奔波,由上海,经湘潭,过洞庭湖,最终落脚重庆。

陈父一生颇为坎坷,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民国政府做税务官,1930年代末,任四川省富顺县税务局局长,1946年解放战争开打前回东北,任三个省的税务局局长。1948年,跟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1949年没去台湾,之所以留下,一是认为国民党太腐败,身在税务系统更容易看清这一点。二是宗周的弟弟宗光即将出生,一家人不愿奔波劳苦。建国不久,陈父任职西南税务管理局,主编西南税法,还担任西南税务培训班的班主任,为新中国培训税务干部。

陈母是四川人,与陈父在东北结婚。解放后努力干革命,曾被评为全市劳模,还作为调干生,在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念国民经济与统计,那是一套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治理方式。改革开放前,重庆日化系统的工厂建厂工作,陈母几乎都有参与。

父母工作忙,无暇顾全四个子女的学习和生活,长子宗周不得不学会照顾自己。大人没时间管,宗周无忧无虑,跳房子、滚铁环,都玩过。最开心的还是读书。父亲带他去税务局的图书室,他几乎翻遍所有的画本,识字后,常常一个人从住处米亭子跑到解放碑的新华书店,那儿有新出版的单行本苏联小说,他最喜欢讽刺小说。1950年代,正是中国和苏联老大哥的“蜜月期”,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加上权力的“助推”,全国各地形成一股苏联文学热,很好地弥补了当时社会阅读视野狭窄的现实。

宗周7岁读重庆大同路小学,没两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母亲从区委下到工厂做工人。宗周最直接的感受,是不停的换学校换住处,短短几年,换了4所小学和4处住所。有段时间,母子几个住曾家岩,恰好在周公馆对面,房子很好很高档,但很快就被某领导找借口调换,逼到别处,父亲还在农村改造,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父亲被划为右派,只因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考试用人。第二句,不要事事学苏联。第三句,光明伟大的事,不要自己说,要让别人说。1979年平反时,这些说法又被承认是对的,不构成右派言论。可惜,20多年的光阴一去不返。

家庭出身的压力,小宗周也感受得到。同龄娃儿骂他“右派右派,像个妖怪。”他不喜欢骂人,也不知道怎么骂,总不能说“右派右派,不像妖怪”吧?为了维护父母,他跟人打架。只有打,才能回击。日后回忆,他认为赢多输少,毕竟,自己挥舞着正义的拳头。但再正义的拳头也抹不去那道阴影,“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戴在头上有多沉重,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母亲担心儿子上不了初中,跟他讲高尔基的故事,鼓励他自学,还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幸运的是,从重庆实验小学(后改名重庆市人和街小学)毕业后,宗周还是进了重庆四十一中,这所学校后来恢复旧名巴蜀中学,以名人辈出闻名。2013年,巴蜀中学值80周年校庆,推出“杰出校友”名单,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物理学家刘寄星以及陈宗周等数十人名列其上。

不幸的是,陈宗周在班里有点孤立,跟几个走读生勉强聊几句,与那些住读生,则像两个世界,无话可谈。其中,既有出身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更是社会与学校氛围使然。在那特殊的“三年困难时期”,连学校足球场都做了菜园,种牛皮菜,作粮食充饥。可是,还有位同学,居然告诉别人,他家吃荷兰炼乳。现实,比讽刺小说更为讽刺。

同学眼里的陈宗周,是另一副样子。“开学第一天,他在桌上画了一道三八线,稍一过界,他举拳就打。”多年之后的一次同学会上,任育浦还记得这个男同桌很难接触,不敢跟他说话,不过,“他做几何题,辅助线画的非常好。”任父当时是个比较大的干部,在陈眼里,任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没法交往。

他也想有所改变。入团申请书,提过很多次,但是,写简历要与家人划清界限,令他痛苦,感觉备受侮辱。宗周不滑头,不瞒报,有一说一,最后当然没有结果。彼时,陈宗周自觉唯一出路,是努力学习,读高中,上大学。

可惜,生活从不依照小人物设想的道路前进。

1964年夏,陈宗周从班主任手上接过一张“不录取通知书”,一时无法接受,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念叨——“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老师听完,默默无言。说不录取出乎意外,也不合理,只是宗周不愿承认,念念不忘自己是初中部数学竞赛第一名,作文比赛第三名,甚至连长跑都是第四名。

当时的社会,总号召青少年勇攀科学高峰。这种召唤,从小刻在宗周骨子里,抹不去。今天再回忆,他仍黯然,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梦想依然是当科学家。

班主任名叫周天应,后来成了重庆很有名的化学老师,他也多次提醒陈宗周,如果考不上高中怎么办?16岁的陈宗周怎会想到这个问题早有别的答案。

哭了两天,不能解决问题。初三毕业生陈宗周去新华书店买了高中课本,还拉来生死兄弟何健生一起自学。第二年,二人再考,成绩都挺好,但只有何被重庆电力学校录取。何父不像陈父,没被明确的划为黑五类,领导认为何这种家庭可以读书。陈宗周继续自学。说是自学,也不算,一是课本找不全。二是许多知识点理解不了,一个人死抠硬记,学不到精髓,顶多搞清楚高中要学什么。三是还得考虑如何养活自己,补贴家用。

上学的路断了,另一条路不由自主地在脚下展开。

二、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1965年,“工业学大庆”运动依然蓬勃,四川展开石油大会战,相关部门韩信点兵,要求身体健康,有力气,肯吃苦,不问出身。陈宗周们大声高歌“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进了“四川石油钻前二团”。所谓钻前,就是钻井之前,包括修路,平井场,运土石方,这份工作与民工无异,与石油工人无关,要知道,当年全靠人力,没什么工程机械可用。这群年轻人苦中作乐,创造出一个名词:“✕✕工”,既不是合同工,也不是正式工,一个没有身份的“身份”。

半年后,一批表现良好的年轻人,被选入四川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陈也进了205地震勘探队,还是不明身份的“✕✕工”,还是繁重的体力活,但是,哪怕感受到现代科技的一丝气息,也让他们大喜过望,唱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这样的《勘探队员之歌》。

1966年5月,连在校学生都放下了书本,无助的陈宗周默默调整自学方向,从高中课本中抽离,开始自学《电工学》和《电子技术》,甚至请母亲买来一本苏联版的《地震勘探》。稍有余暇,也是在阅读中度过,遇到什么读什么,阅读更多,内容更杂。

慢慢地,在这段岁月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报刊广播中的宣传已失去兴趣,对官方批判的事物,反而格外关注。批判孔孟之道,让他们了解儒家学说。批判“投降派”宋江,让他们读起了《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名著。反击右倾翻案风,让他们对邓小平的“反动言论”佩服不已,甚至对这位实事求是、善于用朴素语言表述真理的领导人,满心崇敬。这些年轻人,在黑暗中叛逆、摸索、前进。

离地质调查处很近的南充石油汽修厂,有几名年轻的汽车机修工,与陈宗周关系好,听陈抱怨无书可读,顿时萌生“洗劫”学院图书馆的大胆想法。想到就做,他们真的闯进藏书室,拿走一批封禁的翻译图书。周先福是领头人,他招呼大家把禁书全数交给陈宗周,还说了一句让后者终身难忘的话:“你以后当了工程师,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书里,有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它教人发散思考,考虑事情不能只有一个方案,要在多种方案中选择一个。《蓬皮杜传》里的戴高乐令陈印象深刻,一个要求选票超过2/3才肯连任的总统,是何等的骄傲和自信……

那段岁月,因为阅读的乐趣,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不再强烈。令人欣慰的是,物质上已有不错的回报,40多元的工资,大大超出周边许多人。

1971年,陈宗周离开地质调查处,回到重庆,在金属冲压厂做电工,靠着自学的电工知识,评到三级工,工作轻松,工资将近50元,而同时期从农村进厂的同龄人,只能拿18元的学徒工资。知识对收入的贡献,显而易见。

此后,陈宗周陆续在重庆第二轻工业学校、重庆轻工局的食品日化技工学校工作,做电工,做电工代课老师,做图书室管理员,读书,写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多年之后,他更加相信母亲说的这句话。

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发生深远变化。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国策。顿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

也是在这段时间,陈宗周通过四川省电视大学电子专业自学考试,拿到了“电子专业”大专文凭,甚至还结婚生子,人生,焕然一新。

三、偶然做了编辑

1982年5月的一个下午,陈宗周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展览,偶然间看到一张手写招聘广告:重庆市科协的《科学爱好者》杂志招聘编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34岁的陈宗周走进藏身科委5楼的编辑部,见到了60出头的曾昭闿–《科学爱好者》杂志的负责人。后来,陈说,曾老师是他这辈子最要感谢的人。而曾老师也在晚年的自述文章中,把发现陈宗周看成工作经历中令人欣慰的重要事情。

此前,陈写过多篇科普文章,有篇谈英国科学家巴贝奇的原始机械计算机,文章在《重庆日报》发表,还意外地拿到16元钱稿费。更意外的是,那个下午,那篇文章改写了陈的一生,使其从70多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两个月后,陈宗周报到第一天,还没坐稳,分管领导赵义熙给陈安排了18个版的任务,超过整个编辑部三分之一的工作量。陈赵两人此时还算“陌生”,起码陈不了解赵。赵老师却通过女儿掌握到陈的情况,赵女苏宁与陈同校同级不同班,这位出身“另一个世界”的女同学,对陈的评价颇为客观:很聪明,成绩很好,因为出身不好,没机会念高中。

曾昭闿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学系,是编辑部唯一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学生。赵义熙念的是育才学校。二人都是老党员,吃过不少苦,经历过大风大浪,对年轻人包容。二人都很照顾陈。曾告诫陈:“编辑出版工作一定要细心认真,稿件一定不要出差错。稿件上一处错误,刊物印刷出来,就会变成几万甚至几十万处错误。”

编辑这份工作,有一定“弹性”,一篇文字的质量,通常由投入时间多寡来决定。这对人的自律性,也是一种残酷的考验和磨砺。在曾的示范下,不出错,是折磨陈宗周编辑生涯的基本要求。

陈也争气,不停地编,不停地写,参与刊物制作的所有流程,组稿、编稿、采访、写稿、校对、排版、打样、印刷、发行、组织活动、搞经营……经验逐渐丰富。1984年,杂志改名《课堂内外》,陈宗周升任编辑室主任,而曾、赵两位前辈即将退休,二老找陈商量。陈自我评估,做内容,他在行,搞管理,他不行。所以,他欢迎新领导。陈对搞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能指导下属做正确的事。对此,二老有点失望。赵甚至提醒陈宗周:“如果有一天,你们关系处不好,你怎么办?”陈想也没想,说,“那我走呗”。

自信和谦虚,一体两面,谦虚是外在表现,自信是内在表现,一旦反过来,就变成傲慢了。以前,赵忍不住会批评陈的这种“傲慢”式的自信,他说,“陈宗周同志,你还是谦虚点吧”。但陈没想那么多,他以为,所有人都做得到就事论事,而且,所有事都可以就事论事。

四、为了生存办《电脑报》

1987年夏,陈宗周突然接到通知,从《课堂内外》杂志调任重庆市计算机普及中心做负责人。这个结局既意外又合理。他第一时间想起陈登凡,电话打过去,那边却哈哈大笑,登凡说,“来来来,我们的蜜月开始了”。

陈登凡是重庆市科协普及部部长,比宗周小4岁,多年来,宗周一直称登凡是他“年轻的老领导”。在一次全国性的青少年科技发明与科学论文竞赛上,登凡是重庆的带队干部,宗周是记者,二人结识,彼此印象深刻。登凡是工农兵学员,学化学,中学基础好,知识扎实。宗周服他,有两点原因,首先,登凡尊重他,他能感受得到。其次,登凡为人厚道,值得欣赏。

登凡是聪明人,考虑到做宗周的领导有一定难度,他找宗周商量,订立出相当明晰的相处之道:第一,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吵都很正常,但所有争吵不过夜,当天就得解决;第二,解决的方法,最好就是喝一顿啤酒。十多年来,两人喝过几次啤酒。有回住在省科协招待所,相持不下,要喝啤酒,一时又找不到下酒菜,只好用泡菜下酒。现在也喝,逢年过节,宗周总会邀请登凡和几个好友到家里喝几杯。

在邓小平“普及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下,陈登凡亲手组建重庆市计算机普及活动中心,做重庆市青少年计算机竞赛,也选拔人员参加全省全国的竞赛,顺便做点计算机设备供应的工作。登凡明白,不能只靠国家拨款搞发展。他想过做贸易,进口计算机到国内销售,但没找到换外汇的渠道,最后不了了之。

宗周到岗后,为活动中心明确了三大工作任务,第一,青少年的计算机普及。第二,全重庆市市民的计算机普及。第三,计算机普及的规律研究。对此,登凡认可,同时强调要有稳定业务和稳定收入。二人合计,办刊办报,能一举多得,满足所有要求。二人设定的目标也很实际,自负盈亏即可。

1988年初,在重庆市科委软科学处支持下,陈宗周争取到一笔调研经费,联合重庆大学,做了5000份问卷,了解家庭电脑在重庆的现状与前景,并成功预测:到90年代末期,重庆家庭的电脑普及率会达到20%。这项研究获得“重庆市科技成果奖”。再做夏令营,有5000人参加。然后配套夏令营,又做营员家长培训班,让家长们直接体验Apple II 八位机的魅力。三件事反馈超乎预期,增强了陈宗周办电脑普及刊物的信心。

1990年下半年,在重庆市科协负责人王华炳和重庆科协党组书记王子源的支持下,《电脑报》成功申报,先以内部刊物形式试刊。等到来年6月,《电脑报》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陈宗周为法人代表,任常务副总编(后任社长),主持日常工作,陈登凡兼任副社长。二陈的“蜜月”,有了胜利果实。

创刊初始,除聂荣臻元帅为《电脑报》亲书的刊头之外,还缺钱缺人。陈宗周找钱找人。缺钱,做培训,办书店。陈为活动中心争取到一块新招牌,“重庆市计算机软件人员培训中心”,培训发证,一年最多能赚20万,一直到1993年上半年,培训业务都是《电脑报》的主要营收来源。缺人,自己动笔写。陈宗周用武楼、于普、家笠、健生等做笔名,“感觉这样可以把自己的队伍壮大一点。”前前后后,他在《电脑报》上写了几十万字。

1992年1月3日,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电脑报》创刊,拿到3万份订单,一年订阅费7.8元,邮局拿走小40%,到手剩14万元,收支不平衡。第二年,订单翻倍,还卖出去十几万套合订本,收支实现平衡。

此后,《电脑报》进入快速发展期,到2003年,这份由开培训班赚到的2万元起步的内部刊物,已成为旗下拥有独资和合资20多种科普报刊、年营业收入4.6亿元、利润6000万元的电脑报集团,单期发行量达70万之巨的《电脑报》,覆盖全国2300多个县市。那一年,《电脑报》社还成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35家试点单位之一,是全国媒体同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对象。

2010年11月21日,方兴东与陈宗周座谈3个小时后,记了一篇2万多字的《影响中国互联网100人-陈宗周访谈》,详细叙述了《电脑报》快速发展的里里外外。陈宗周解释,《电脑报》的快速成功,“是因为顺应了计算机普及的大潮,然后又引领了计算机普及的大潮。”方兴东认为,“《电脑报》能够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通俗实用,《电脑报》还有一些人文精神在里面,这是它跟其他媒介区别的根本所在。”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每个参与甚至围观《电脑报》发展的人,都有一份不同的答卷。

五、《环球科学》等了34年

2009年4月2日,香港,87岁的杨振宁亲自开车送61岁的陈宗周到沙田车站。当日,二人与江才健(中国台湾学者,《杨振宁传》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共同追忆《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的前尘往事。

1972年7月1日,周总理请杨振宁吃饭,席间,总理问如何提高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杨先生大着胆子提了两条建议:第一,现在中国对基础科学不太重视。第二,在中国要加强科普工作。他还特别提到,像《科学美国人》这样优秀的科普刊物,值得引进和翻译。

1845年创刊的《科学美国人》,堪称全球科普杂志的领袖与标杆。其作者包括爱因斯坦、玻尔等一百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多数是在成为其作者之后,才摘得诺贝尔桂冠。其读者,更是从爱迪生到比尔•盖茨,无数人从中受益。

实际上,杨振宁的建议,周总理明白,只是有些话,他不方便讲,由杨先生开口,事情变得好办。总理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主席点头,总理再推动。两星期后,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的文章,此事有了开始。最终,到邓小平复出,批示负责科技的方毅副总理亲自督理,《科学美国人》的中文版《科学》于1979年创刊,落户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情报所),成为我国最早引进版权的外国期刊。一本科普刊物进入中国,由杨振宁推动,前后三位总理支持,足见其意义重大。

不过,《科学》在情报所的发展不如预期,至2001年,发行量仅4000来份。当年7月,科技部决定将杂志由重庆迁到北京,改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信所)主办。2005年10月,在当期《科学》扉页上,一则公告宣布了美方提出终止合作的消息。

2004年秋天,时任《科学美国人》全球副总裁的迪安·桑德森来到重庆,第一次见陈宗周,二人探讨《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的未来。桑德森的问题是,已在中国落地多年的老牌杂志,如何让最新的前沿科技知识,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得到更有效的传播?陈宗周的问题则是,如何让全球最优秀的科学资源,在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显然,是同一个问题。此时,创办《环球科学》杂志,已是水到渠成。

从科协大厦到情报所,直线距离100多米。陈宗周从窗口往外望,《科学》杂志曾经在情报所的办公室,清晰可见。情报所一度拥有《微型计算机》、《新潮电子》和《计算机应用文摘》等三份响当当的科技媒体。其中,《微型计算机》、《新潮电子》都是情报所与《电脑报》社深度合作的产物。

陈宗周为何敢做《环球科学》?在《百期少年》一文中,陈提出三个理由,“其一,《科学美国人》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发行多年,原主办单位和编辑团队付出了心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其二,中国科技发展已进入自主创新阶段,科技的自主创新需要引进和借鉴,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国内介绍国外最新科技成果,是长期的重要工作。其三,中国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也要借助较好的平台传播出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科技和东方文明,我们需要借船出海。”

《环球科学》于2006年1月创刊,陈宗周担任社长至今。到2011年,杂志发行量突破10万份,成为中国科普纸媒第一品牌。从1972年到2006年,等了34年,《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终于走对了路。

六、都是为了年轻人

2019年4月4日晚,《科学爱好者》杂志前总编曾昭闿老师逝世,享年97岁。第二天,噩耗传来,正在小区散步的陈宗周,呆在原地,泪水涌出眼眶。平静下来,他写了一篇题为《叫我小陈的那位老者走了》的文章,详细回忆他与曾老师相识相交相惜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全是怀念和感恩。

文章写道,“曾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于年轻人的态度。发现年轻人,善待年轻人,积极培养和提携年轻人,关键时候坚决支持年轻人,我从老师那儿学会很多。”

回顾陈宗周作为年轻人的经历,从背负家庭出身的压力,不允许入团升学,到有人指引,凭着自学,走过那段漫长的艰苦岁月,既有被歧视和压迫的不堪,也有被信任、鼓励和成长的感动。对一个以“厚道”来判断朋友品质的乐观主义者来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已成天性。

在2003年之前的《电脑报》,曾出现“24岁现象”。黎和生成为《电脑报》编辑部主任是24岁,廖丹、刘寅斌、李大学、林军、胡喆,也是在24岁左右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与其说陈宗周愿意给年轻人机会,不如说陈宗周体谅年轻人的艰难,这一点,人生没有经历起起落落,可能无法理解与认同。

1999年6月6日,黎和生离开《电脑报》社。当时,这位1991年底加入电脑报团队的元老级员工弃“报”从“网”的故事,由刘韧写成《报人黎和生的Internet抉择》一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影响甚广。但创业不易,黎和生的新事业《现代计算机》杂志连受挫折,发行打不开局面。此间,陈宗周9次约谈,劝黎回归,直到2002年,黎和生才肯答应。二十年后的一个晚上,已成著名投资人的黎和生喝醉酒,打电话给陈宗周,说,“真的,陈老师,我就像您儿子一样,您就像父亲一样关心我。”

1996年夏天,哈工大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林军,在哈尔滨打电话给远在重庆的陈宗周,自称是《电脑报》的读者,希望毕业后加入编辑团队。陈宗周没有片刻犹豫,在电话里表示欢迎。1997年初,还在念大四的这位年轻人,成为编辑部的一员。到年底,《电脑报》新开网络版,林军遂成为这块新园地的负责人,后又出任天极网创始总编辑。几年之后,林军离开《电脑报》,创办科技媒体“雷锋网”,著成《沸腾十五年》一书。

2001年春天,即将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喆,在校园里闲逛,看到成果展中有上届校友在《电脑报》的身影,被打动。这位年轻人也成为“24岁现象”中的一员。胡喆离开《电脑报》后,参与了UCWEB和百度早期的工作。2021年,他与林军合著《沸腾新十年》。

曾昭闿体谅陈宗周的艰难,放手让他磨砺。陈宗周体谅黎和生、林军、胡喆等人的艰难,才有了《电脑报》的成长和“24岁现象”。谁都年轻过,谁都艰难过,年轻人最大的艰难,不是相信自己,而是如何获得成长。必须得承认,每一份艰难,都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甚至命运。

七、尾声

2003年7月9日,55岁的陈宗周卸任《电脑报》社社长和天极网董事长等职。

头一年的10月13日,陈宗周写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当企业家》的文章,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影响,他提到,“我只敢鼓吹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去当企业家,中国也需要更多的企业家。而我自己,还是待在书房里不去当企业家为好。”

他告诉一位年轻人,“不想当企业家,也一直是我的真实想法。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护照上有职业这一栏,我填的是编辑,而不是经理、管理人员等。”

他还说,“现在,我是以一个退休的科技工作者的状态,在工作,在生活。”(完)

手记

稿子写完,请陈老师指点,两天后,除校订事实外,我注意到,他删了几处。他解释,不想这篇文字给任何人造成一丝不便。这样一来,我觉得连文章标题也不够明晰,不能让读者一眼看懂他的故事为何与众不同。

我明白他的考量。的确,有什么是放不下的呢?但我担心对他不够公平。他笑着说,“看看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公平了”。他忘了采访过程中自己几度哽咽。

时光流逝,你很难分得清,哪些事真的放下了。所谓“公平”,在时间面前,与许多其他信念一样,不再坚韧。

我写陈老师,理由有三:

其一,2000年之前接触互联网的中国人,有谁没读过《电脑报》?这份内部小报,如何做到全国赫赫有名,其中的艰难,值得了解。

其二,艰苦岁月不仅仅是他的,也是你的,也是我的,有否觉察而已。个人改变不了环境,但起码可以先改变自己。如何走出,靠的又是什么?

其三,《电脑报》、《环球科学》或同时期的其他报刊,无论是引进全球最新知识,还是输出中国式的答卷,其连接与转换的媒体价值,熠熠生辉,其对中国科普事业的贡献,不可磨灭。而今,我们又为什么要做媒体?我们这一代媒体人又当有什么样的抱负或使命感呢?

的确,“使命感”也是一种信念,但在垃圾资讯大爆炸的今天,它是一个奇怪的论调,不合时宜,令人尴尬,让人不知所措。

但有一点我能确认:如果不幸想起什么信念,就该提它一下,也许有作用呢!

朱芳文,2021年6月3日写于北京。

采访、撰稿:朱芳文
图片:陈宗周提供

百搭韩寒

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观众,一个人也可以为自己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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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午的时候,《TIME》杂志“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评选”即将出炉,来自中国的韩寒可能会占据前三。与暂列榜首的伊朗反对党领袖Mir-Hossein Mousavi(穆萨维)不同的是,韩寒的正式身份只是一名在国际赛场默默无闻的赛车手,虽然27岁的他早在10年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我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加上之一这样的后缀?)。《TIME》杂志对政治的关心一直要超出文体层面,但这次连韩国花式溜冰选手金妍儿的得票也超过了80万,单纯从得票数来看,体育似乎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它更大的影响力。

我相信更多的网友都愿意将韩寒当作一名作家来看待。说到作家,也是有区分的。有的作家是用来娱乐的,有的作家是用来痛苦的,有的作家则是用来思考的(至于那些大多数让人用来学会遗忘的作家就无需分类了)。而韩寒则属于那种表面看上去用来娱乐,稍深点看是用来痛苦,但实际上则是用来思考的另类杂交品种。出于嫉妒,我没有认真读过韩寒的任何一部作品(虽然我曾经特想买他的那本《三重门》,但最终嫉妒心战胜了好奇心),有些70后的人是不是很想将这个80初的家伙拉进70后呢?看上去这家伙更像是个70世代:有思考,有行动,也有反抗。真的。

韩寒的身份曾一度让我觉得费解,我甚至以为韩寒这个名字有点类似“王勇”、“张峰”那样大众化,要不为什么从作家、到赛车手、再到歌手,这些是非圈里都有一个叫做韩寒的名字呢?当我终于知道这是同一个家伙的时候,我就失语了。这或许是我嫉妒的一次举证。

看上去—-从各类媒体片面的报道上看到—-百搭韩寒更愿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简单的人。就像普通的一个老百姓那样,我可以随意的写写字(只是他的字可以卖大钱),可以随意的开开车去溜达(只是他可以参加竞赛),可以随意的找个麦克风吼上几句(只是他出版了几张唱片)……他可以随意的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虽然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不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而且不在意自己最终能得到什么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随意的做点什么呢?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观众,一个人也可以为自己鼓掌,这没什么不好。也许这才是我要介绍韩寒并打算给诸位建议的一个地方:随意做自己,开心过生活。

宁波人朱敏

当朱敏被众多不相识的人当作电影明星一样簇拥着走出某论坛现场,他一定相信身边的这群人中或许会有另一个他。身材挺拔的朱敏,年近花甲,但从肢体语言上无时无刻不在表露出他还年轻。

当你用心将朱敏从一个陌生人变为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钦佩他。《环球企业家》杂志今年4月份给朱敏刻画了一幅比其他媒体报道要鲜活很多的肖像。该文作者张亮在文章开头写道:

“从1969年到1971年的三年时间里,知青朱敏在宁波东乡从事着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春种秋收时,他要每天从凌晨2点工作到晚8点。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但他似乎始终无法适应这种正规、平凡的生活。于是他加入了乡里的手拉车队。”

这样的的观察或者说猜测确实独到。

演讲的时候,朱敏在语气和语调上有习惯性的后缀,初听他说话,让人丝毫不怀疑他有过7年的农民经历,质朴、纯真,『卑之无甚高论』的谦虚心态显露无遗,但加上丰富、多变、不安的肢体语言,又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是的,当高二学生、知青、农民、大学生、公派留学生、技术员、创业者、投资人等不同层级的社会身份由一个人的生命去延伸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

朱敏来自宁波。宁波人朱敏多次表述宁波人『开放』的基因在他的血液里澎湃不息,这个带有乡土气息的表述,造就了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家。只有当一个人『开放』了,才可以接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好处,比如知识、经验、人脉、资金、机会等等成功的要素就会向这里涌来。可是这种『放开』又是如何可以做到的呢?朱敏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他引用一个印度朋友说的关于『甘地的不抵抗运动』的笑话,借此来分析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区别。他很惋惜中国人总是把眼光局限在『专业的技术』层面,不能在各种领域放开,无法达成事业的高峰。而印度人则要开放很多,因为圣雄甘地有提示,对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就采取不抵抗的心态。所以,印度人做不好流水线的工作,做不了技术层面的工作,只好将自己转向管理层面……在说这个笑话的过程中,他自己笑得很开心,甚至整个身子在沙发上或前俯或后仰,可想当初这个笑话给他带去的震撼和某种启发。

笑话仅仅是笑话,不说笑话的时候,朱敏很认真的对大家说,既然我们左边是富邻居美国,右边是穷邻居印度,那我们就要努力学习他们各自的特色。这种邻居论,应该是他世界观的一部分。从某个角度去说,多少代表了一点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

他觉得人的本质都非常的相似,只有坦诚以待,展示你努力工作的一面就是你找到合作者的基本条件。如此『相人有道』,应该是他的“赛伯乐”公司名称的真正含义。

被媒体称为“天使投资人”的朱敏,却质疑一些投资人的心态。他认为当前约有70%的投资人不合格,主要是因为这些投资人总想着去控股,去掌握企业。在他的观念里,来控股的投资人都不是好的投资人。先后投资过500余家高科技企业的朱敏,更愿意在投资中将『信任』先于『收益』。

中国台商:李茂春西进大陆 三步走

年过五十的李茂春喜欢大声地笑,那笑声非常的爽朗,仿佛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笑声中加入了十万分的自信心一样。很多人都是被他的笑声所感染,而开始想更多点了解他。

总投资规模达三亿元人民币的“世博大酒店”,是嘉善县第一所五星级标准商务酒店。这也是嘉兴地区目前唯一的最高档次商务酒店。对于即将启用的世博大酒店是嘉善“地标”的称谓,谦虚的李茂春,像怕孩子被宠坏般的连连摆手:“谈不上,谈不上”。

四海之内皆朋友

军人出身的李茂春性情豪爽,为人直率,炯炯有神的双眼透射出智慧与坦诚,有广交朋友的习惯,并以此为乐。经常说:四海之内皆朋友。各地寻常百姓、各家商人、各级官场显贵,在李茂春看来,只要大家以诚相待,就没有不适合做朋友的。

坦诚的李茂春觉得自己需要更多人的帮助,也乐意帮助别人。虽说手上投资颇多,事业宏大,但仍一力身兼嘉兴台协会副会长及嘉善台协会常务副会长两职,“为同乡友人解决一点小事情,是不需计较的”。李茂春认为:台协会在帮助台胞创业的时候,起到了衔接、服务补充作用,但台商在大陆投资赚钱与否,还是要看台商个人的打拼!

谦虚的李茂春始终将自己当作一个学生,对任何与其交往的人都非常客气、尊敬。李茂春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古话。“在大陆投资多年,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与指正,那么事业的发展壮大必将受到更多的挫折与磨难”。

台商在大陆的两个阶段

自一九八三年来到大陆,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投资心得的李茂春,总结台商投资大陆这些年的历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批台商刚到大陆,由于缺乏对政策的了解,对当地老百姓的认知不够,一味照搬在台湾的生产管理模式,未能融合到当地的文化、习俗之中,遭遇到了诸多挫折,成功的台商也就屈指可数了。

但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情况就开始转好了。首先,后来者以先行者作老师,虚心借鉴前辈的经验,二来大陆的相关政策开始松动,三来对当地民俗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地化生产与管理有了很好的融合性,这样一来,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成功率大大提高。

“当然,这与大陆整个的经济气候是分不开的”。李茂春还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大陆各地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极大的提升了台商在大陆创业的积极性,并且随之激励出来一大批有能力、素质好的人力队伍,也是台商在大陆取得成功的要素”。

大陆投资三步走

谈及自己在大陆的投资,他概括大致为“三步走”。

李茂春选在东莞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先以木业产品切入市场,试探性的投资了约四百万美金,生产胶合板。外销市场反映良好,让李茂春初尝胜果。遂又踏出第二步,走多元化路线,增资四千万港币,扩大投资面,渐渐涉足房地产、娱乐城、医院等项目。

在东莞医院项目中,李茂春紧紧抓住了医院发展的三个要素:医学研究、先进设备及专家。大胆牵手如华中大学医学院、同济医学院等医学界影响力较大的名校,大力引进先进医疗设备,建设了以这两所大学为依托的附属医院,并命名为东莞泌尿医院。同时还盛情聘请了中国工程院吴阶平院士、郭应禄院士、张心湜院士三位院士及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先生等四位医学界名家长期担任医院的名誉院长,为打造李茂春追求的第一医疗品牌而奠定基石。

能吸引如此多的行业精英,绝非市场经济的作用,而是一个真正立志投身医疗事业的企业家与一批有社会责任心的专才因“英雄相惜情结”而结合的“奇妙反应”。

自二OO二年大力投资嘉善世博大酒店开始,李茂春认为已经到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步,他迈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大胆、坚决。

今年七月已经进入后期装修阶段的世博大酒店,年底即可投入使用。而克隆东莞医院发展模式,即将动工兴建的嘉善医院项目又是一个大手笔,该项目占地一百亩,前期预算投资两亿元人民币。

一个谦虚宽容的家长

李茂春意味深长的说:“我的祖辈将我们带到了台湾,那在我的手上,我要将我的孩子们带回大陆,毕竟我们根在大陆”。李茂春遥想数百年前,自己的祖辈随着郑成功进入台湾,而今日,自己携妻带子回归大陆,他的心情虽只有自己明白,但那意义确实也感动了他周边的朋友。

现在,李茂春全家早已定居大陆,在这个地方,他的事业版图越扩越大,自然离不开家人的鼎力辅助。

李茂春将东莞的近亿元资产委托夫人全权打理,自己则带着刚从英国求学归来的女儿专心致志的在嘉善开辟他的新战场,拓展他新的领地。

身为李氏家族中的重要一员,李茂春对女儿的期望很高,而在谈论中对女儿工作成绩的满意则是夹杂了一个企业家与一名严父的复杂情感。那一丝慈父的赞许,也未有明显表露出来。

呵呵,依然是那谦虚本色。

后记

面对记者,李茂春无法掩饰其处事果断且低调的风格,使我们很难捕捉到他内心深处的涟漪,但他言谈中表露出的“笑傲江湖”般的豪爽之气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源:《中国台商》杂志
作者:朱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