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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谈“美好”的话题，“春晚”本该有份。单单这个词来说，寓意凄美，诗意满溢。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写到：“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大致是副追忆似水年华不得的心境。不过，今天已无人再借“春晚”感叹光阴虚度。这个词换上了新装，成为新中国娱乐的第一记号，却不再美好。

如果你愿意回忆第一回央视“春晚”，你该感叹“电视”这种媒介的新奇。一个小方盒子里面，却有精彩的世界。可等你看到第N回“春晚”的时候，你心里只剩下疑问，还是那几张老脸吗？还是那几种说笑吗？还是那些个桥段吗？怕是早就为他们吐过好多回了吧！

若想这种感觉能淡点，就该重新认识理解“春晚”这个词，至少让它比老师、小姐、英雄、公仆什么的早点投胎，重新做“词”才对。

想象一副好场景吧：春日里，斜阳下，远山近水，把赏几页闲书，管它风吹帘动，花插絮飞，已是不怕“奈老何”了。

近期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事情应该包括这桩，绝不输于让人心烦的傅苹女士血泪史。可北京远在北京，雾霾却已密布13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能遮住4个德国。

霾，语出《诗•邶风•终风》中的一句“终风且霾”。当代人非常有爱的将它译作“狂风席卷扬尘埃”，这豪气听上去与“醉卧沙场君莫笑”是一个意境，仔细想来倒也有几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哀！

若请公知们出面总结这局面如何造成，怕又是一场无休止的论战。斗嘴容易，却始终解决不了问题。换老百姓，就算将“霾”理解到“埋”的境界，也没几分现实教育意义。

大家都务实一点，可伸手去做的，无非是各种节约，各种环保。诸如电灯少开一盏，电脑少用一天，电话少打一会，出行尽量搭公交云云，能喊能做的也就这些，能做好能长久的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可问题是，当真做好就能除根了吗？那些制造问题的家伙们哪里去了？他们是不是该负点责任，至少从现在起能被管理起来，不再犯错！

好吧，谈到治标又治本的问题，似乎又绕到另一件论战上去。我们吵吵了5000年，脑袋一代比一代糊涂，眼光一代比一代局限，莫说是北方的霾，即便是南方的雾，也迟早能蒙瞎我们的一双眼睛。

电影《死神来了》居然陆续拍了五部，我只看过前两部，便断定续集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剧情来表现相同的恐惧罢了。换句话说，我对恐怖片的理解有限的很，那些在我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虚假而遥远，又因遥远而难以勾引我对它的念想，靠想象谋市场的电影面对我这样的观众也只能是无语。

不过，有时候，我又觉得玩笑话未必没人当真，比如战神真的会来吗？如果他来了又该怎么办？

12号下午2点左右，一颗名为”战神”的小行星将运行到与地球距离690万公里的位置，目前”战神”正以每小时35000公里的速度飞来。美国已将”战神”列为潜在危险，但专家称”战神”绝不可能撞击地球…… 距离690万公里，时速3.5万公里……需要197.14小时到达地球，也就是8.214天，也就是12月21日一早……

不管怎样，有些巧合看上去挺有趣的。要不，就实在是这个世界太大太复杂，每天发生的事太多太多，以至于让我们用一种预设的立场去看待的时候，它真的好像就像是被演过的那样。这预设的立场，能让你将过去没有关注的事情放大来看，又将这些放大过的事串成一串来印证那个预设。

这本身是有趣的，尽管谈及的话题并不那么好玩。为什么谈的是末日呢？来点外星人访问地球该有多好？或者来点新预设，将人类的起源设定在海洋的深处，然后，诸位探险者和科学家可以踏遍万水千山去寻找证据，找希望要比找末日好玩的多。

我也该去找点希望，如果我觉得在凌晨4点起床本身就是一种有希望的象征的话，我更不该辜负这股热情，但我彷徨，不晓得如何面对失望。但我似乎也清楚，如果战神会来，就没有什么能叫做失望。是的，它也许真的会来。

甘肃某村的一段围墙，近日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延伸阅读），大家都想讨论：谁在遮谁的羞？

与同为欺上瞒下的面子工程相比，遮羞工程要低调的多。一个县城盖一座有八个白宫那么大的政府办公大楼必然招人非议，可要是花点钱去建段围墙将某些“不雅”的地方圈起来，让领导们眼不见心不烦，似乎不该有什么争议。

之所以低调，在于它于上于下均无直接利害。对下而言，只是一个空间的隔断，老百姓依然过自己的日子，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必然也是如此，不等不靠不拿不要，正是老百姓的本色。对上而言，谁都更喜欢被修饰一新的新社会，至于是否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是少想为妙，和谐才能共荣。这上上下下，已不必关联，呈现出一幅被割裂的松散形态。

另外，从今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发，遮羞也是一种“理性”诉求。在张兰国籍门事件中，我们看到精英的分裂模样：一边在国内赚钱，一边又变换身份逃避应尽的责任，一边还大谈爱国主义。他们依然在代表着人民，只是到底用的是哪一种身份呢？更可笑的是，此事此人居然能让部分同胞认为“情有可原”，实在是理性遮羞的“成功”案例。

岂止是立在路边的墙？诸君去看看各种统计数据，对比下现时生活，是不是很难有勇气去质疑什么？瞧，这件皇帝的新衣，罩着的已经不止一人。

也许，我们只是用各自的方式遮自己的羞而已。

最近，有一些上海人称我们外地人是“外地蝗虫”，因为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侵占”了他们“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利益。对此，我个人表示很遗憾，因为我们，本地蝗虫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实在是显得我们不够道德。

比方说，我家小孩在上海读书，不是因为我连续缴够多少年的社保，而是靠着拉低本地孩子的人均教育水准而得的一个机会。我能理解这种“侵占”，原本可以吃30元的商务套餐，如今只能吃10元钱的路边摊，任谁也不好接受，对吧？……那谁能告诉我，过去的30元都吃了些什么呢？又有谁能告诉我，我们这帮外地蝗虫缴的社保在为谁服务呢？

我曾试图理解，那种因为出生地而有的优越感是什么样的一种快感，即便是说一句“阿拉上海人”都能令自己陶醉半天，那种感觉应该很棒很美妙，我猜。我也期待自己说“我是东至人”的时候可以更骄傲一点，但心底里却在告诉自己别那么肤浅，毕竟东至不是上海，对不对？或者还是清楚的明白：谁他妈在乎你是哪里人，你有价值才叫重要！

人该被分类吗？也许希特勒没有这样的疑惑。血缘？种族？地域？无论按哪一种方式区分，一定都会有个高下优劣，结果必然是对立与偏见。今天，你可以区分外地人与本地人，明天，你就要区分精英与垃圾，后天，后天你恐怕就没机会参与区分了。

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很有限，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这十多年来，我生活的状态也不算好，但并不渴求得到什么意外的东西。这也是大多数外地人的心态吧。我知道这只是为了生活，像是一种交换，用青春，换一碗可以吃的饭，用努力，换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有什么错呢？难道本地人不需要这样做就可以享受生活么？

荒唐的是，大家都在辛苦谋生，但却不习惯彼此信任，甚至彼此攻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很想知道。

1996年，Panda熊天平与上华唱片签约，如愿由一名音乐爱好者成为正牌歌手。在这之前，是长达八年的辛苦等待，这令Panda备感折磨。所幸，隔年发行的大碟《爱情多瑙河》大获成功，之后的四年里，Panda更是一口气发片11张，获奖无数，数十首作品被万人传唱。

其中，《火柴天堂》是Panda不得不提的经典作品之一，它讲述着一个关于流浪、迷茫、等待及哀伤的主题。借由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背景，Panda将自己在音乐路上的各种遭遇统统倾诉（也有媒体指出，《火柴天堂》是Panda特别为一位华年早逝的知己而作—-在车祸中丧生的表弟—-以寄托哀思）。

当然，你知道的，我并不想探讨音乐。贵州的五个孩子肯定能让很多人想起这首歌。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想的，能做的，又能是什么呢？

16日早晨，贵州毕节有五名流浪儿被发现死于街头垃圾箱内，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约七岁。经当地公安部门初步调查分析，五名流浪儿可能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媒体还指出，15日，毕节当地最低温为6度，当夜曾下毛毛雨。

媒体也有“详细”报道，但不忍多看，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喉舌而已，做不得大脑的主。通过其他渠道发出的声音，有一些可实际操作的办法，比如为流浪人员捐衣过冬。也有一些除了表达愤怒别无他用的倡议呼号，比如惩戒贪腐、建立救助机制等等，但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有一些附带条件的虚伪的人道主义，比如说名人赵丽华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的“转发微博捐款”活动，一个“腾讯微博转发有效”的限制让我对所谓“公益”又多了一丝不屑。

庆幸的是，无论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好赖不计，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这种悲剧的发生，但大多数人也不得不承认：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已经崩溃，求助与被救助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起事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构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这五个孩子是“谁”？为什么会流浪？谁该管这种事？怎么管？

难道说，这个世界或有自由，若你只是为了活着，也许没人管你。有人说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比如Panda因为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但放在此时此地，会不会想说：活着就好。梦想虽然可以让生活发亮，但却不能延续生命，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于是，众人感叹：“孩子，愿天堂里没有寒冷！”一句善意的、更多意义上还是为了安慰活人的、看上去能让逝者一路走好的祝福！

实际上，不止这首歌，我能想起的还有何勇有一句歌词：“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杜甫也有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世界似曾相识吗？比之20年前如何？比之1250年前呢？仿若重演！

陕西曾家镇的事让屁民觉得人不如畜生，有的人活的不如畜生，连生养都要被人恩准。也有一些人品性不如畜生，连基本的人性都泯灭了，为了钱无所畏惧。无论是看哪一群人，都是生不如死，死不如不生。真想问问他们，有想对那个7个月大的还没来得及从世上走一遭的婴孩说点什么吗？

黄渤有一部叫做《杀生》的电影，可以说是这则新闻的另类诠释：是谁在主宰我们的生死？

既然得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心情自然沉重。我有很长时间不想在这里记下点让自己觉得有必要记住的事，如果你也偶尔读读历史的话，你总会发现一些类似的事在反复轮回着，只是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经历或者不经历，放下或者放不下而已。这种装逼的腔调真让我讨厌自己，我那种非黑即白的态度哪去了？

我是想说，人总要畏惧点什么。不是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吗？我信但我更希望它真的在，不是因我的信，而是因它在能给人约束，让人不放肆。

微博上有网友说：真正的和谐社会，是让成功者不张狂，让奋进者不迷茫，让痛苦者不绝望。但愿他能早点过上这种生活。我只是祈祷“让生的人自由的生活”的简单，没有各种主义混杂的复杂。

如此，我们也就不会个个怕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三无”人员前面加个“新”字，可见我一向自卑，对于“无学历、无背景、无技能”这样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也可能我意识到这种“无”只是暂时的，所以，难免有点侥幸心理，想随着阅历的丰富，三无或可成为某种优势，起码对于最低标准会更适应一点。

但不想还有比这更惨的，北京22中一位老师明确指出，新三无人员是无钱无权无户口，虽然粗鄙，但却真实。相对于那些满嘴谎言的广告语，我更喜欢这样的大实话，不觉得有受到什么刺激。可媒体的反应则稍微过激了点，既然媒体希望言论自由，为何又频频质疑别人的说法？开放的交流本身要比质疑谁说的错或对更加重要，不过，他们只愿意将争论当成交流，这多无趣。

无钱无权无户口的言下之意就是“活该”，就是“由命”，就是“哪里凉快哪里待着”，换句话说，这是个需要钱权与户口的时代。但哪个时代又不是这样的呢？原始社会好点吧？我相信族长会给自己留下最好的肉，这就是权力的意义。

只是，这话出自一个老师之口，让主流社会有点hold不住，微博上满是愤怒的人，也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但不如这老师说的动静大。也许这说明了微博上的家伙们早已习惯了某些事和某些说法，而现实里生活的老百姓却是头一遭听到窗外事。简单说，这是一个被割裂的群体，像一只溃败的军队，谁也顾不上回头看看那些在后面蹒跚的老弱病残们。这也是一种残酷。同样，这里面又有多少个“三无”呢？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无论新旧，都适合用来描述我，但我不觉得耻辱，不知道这是自信呢？还是自卑到极致？妈的，真不确定。

“将来”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因为说将来，未必都是励志的。我只在聊天时会扯扯这种务虚的话题，现实太累了，谈不起，也没乐趣可言。至于有点乐趣的那部分，又离我太远，谈不到跟前去。

这段时间，“舌尖上的什么什么”似乎很火，我是没兴趣去追去猜测的，我只是很喜欢“舌尖”这个说法，民以食为天，人的那点高兴或者不高兴不就是用舌尖去体面呈现的吗？当然，也有一些不体面的方式，就算不龌龊，也没多少正经，不好公开的说。

最近某机构发布了某报告，称20年后的中国，有80%以上的人会成为中产。我用“某”去定义一些注定没价值的机构、人或物，是因为我不相信文字游戏能扯出多么有趣的蛋来。我们总装作乐观的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的后面，那只是因为自己不想看到，眼不见心不烦而已。若仔细过起日子来，却是难熬的很。

但有人爱听就好。也有些人跟我一样，听完之后不晓得到底要做什么。哪怕他们能告诉我现在年收入不到5万就算贫穷我也不觉得可耻。可耻的是，他们不知道当下的这个标准该是多少。在我看来，这些研究者们就是一群疯子王八蛋。

回到“舌尖”上，也有同样的逻辑。像我这样的农民工，舌尖上除了酸甜苦辣，其他的滋味一概不懂。我分不清甜与甜蜜蜜的区别，我不理解爽滑与Q的感觉……我只知道，对我而言，米饭嚼在嘴里一粒一粒的才算踏实。但对舌尖而言，将来能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能知道。

云南巧家的赵登用可能是一个愤怒的青年，但谁又不是？

愤青这个词已被滥用，民粹主义甚至也与他纠缠不清，可怜的是社会观察者们很少关注到最底层的个体，比如我们这种以某种情绪而被强归于“愤青”类别的平民们，仅仅是由内心发出一些或高或低或对或错的牢骚而已，与什么主义什么意识有毛关系呢？

说个轻松点的。最近一鉴宝类的节目拿“干爹”开涮。一嫩模带着干爹送的“昂贵”牌翡翠求鉴定，结果被砖家验证为赝品。小品中最为出彩的部分是此女口中多次提到的“干爹”，怕要触动不少干爹的神经：一则会想若有这样娇嫩的干女儿，也不枉做回干爹。二则也恨的牙痒，有几个干爹肯送出真正昂贵的东西？这事被挑明了，大家以后还有的混吗？干爹表示很愤怒。

微博上还看到一个故事，说某人出门打的与一外表平凡的老人拼车，聊后得知对方是一亿万身家的富豪，于是某人感动的很。这狗血笑话怎么说也不够励志，若真平凡早挤公车去了。若真有钱，拼车为了哪般？亿万身家的人哪里有兴趣在拼车路上与人聊隐私？我的意思是说，人总有一些时候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因为有人喜欢听需要听而已。

不仅如此，我们还喜欢有选择的引用那些说过的话。尽管这个选择是脱离语境，不真实的。但又有什么关系。

在爱情中受伤的往往是更相信爱情的那个。只有这种人更重视感觉，也更忠诚于感觉，对灰姑娘与王子式的剧情过于迷信而罔顾现实。这倒也没什么不妥，只要别受伤后就大唱什么伤心情歌。现实生活里总受伤的人也一定是个前伤号，伤愈复出的家伙总能承受新的伤痛，无论是否愿意，怪就怪在佛祖说过，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说湖南郴州一农民工讨薪不得反成被告，辛苦做事没赚到一分钱也就罢了，居然张嘴要钱也能犯法。这事就是说到秦始皇跟前，怕也是没道理的。但如今这世道渐渐有了黑暗小说的模样，有钱能使鬼推磨。说不定这法官也正头晕眼花着呢。

不过，既然上了法院，自有王法公道，群众们不必多虑。唯一能去想想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好吧，你说你是一个长工，那选择给谁做工，总是有你的自由吧？好吧，你说你身不由己，那做长做短也是你的自由吧？不至于做满一个月拿不到钱，还稀里糊涂的继续做下去。你的问题，就是太相信生活很美好。如果真如你想象，做工的人中何苦有你？

说真的，生活不容易，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我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我。“我善待你，你虐待我”才是生活的真相。当然，要说善待也是有的，但那只能对你的亲朋，至于外面的陌生人，能做到不虐待就已经很仁义了。

这故事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总受伤的人势必还会一直受伤下去，而那虐人的人，应该开始走黑路了。这算是诅咒。我知道那受伤的人与我一样想。其实，我也一样容易受伤，表现不同而已。

话说“部分国家级贫困县‘不愿脱贫’”，理由是没了“贫困县”的帽子，就少了许多实惠。于县于民都没好处。所以，诸位大人决计不贪图虚名，只做个能抓到真金白银的“实干家”。想一想却也费了一番苦心，该宣传下。

很多人将这种做法—示弱—算作一种谋略，与乞丐博取路人的同情基本属于一个套路。哭穷或者叫穷本身并不可耻，只要有人愿意给予，就算是挺尸装死也无所谓。更重要的是，出处乃是国之府库，不要白不要，对吧？

实际上，汉朝人刘向曾讨论过府库与贫困的关系，曰：“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语出《新序·杂事二》）”。意思就是今天说的国进民退。按平民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有钱，老百姓没钱。按实干家们的勾当来说，就是把政府的钱借老百姓的名义拿来为自己铺垫政绩……如此而已，不必大惊小怪。

患有残疾的乞讨者，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才不得不去乞讨，他们不会因为残疾而到处“炫耀”。我见过那些行为卑微的人，小心翼翼的路过你的身边，在得到施舍的同时，也能保留一份尊严。相反，那些手脚正常的乞讨者，是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的。

同样，贫困不该成为治世者的道具，实干家们应该意识到它的无耻。

不如重新订下规则，实干家们的一届任期结束，若不能达标脱贫，那这个领导班子就一刀切，永不聘用。如此三五年之后，中国就再也看不到一个贫困县了。于县于民都有好处。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找回了羞耻心。那才是真的好！你说呢？

新浪微博上有人讨论“赚多少钱才有安全感”，这个话题结合当下我国的富人们都在办移民的大背景，会有点无趣，讨论起来也挺伤自己的，除非我们还是努力撑着，不愿意叫穷。

安全感是一个虚构的词，跟房子、粮食不同，不能具体的指向某件器物，与快乐、悲伤也不一样，没法表达出某种有模有样的情绪。既然与物质、精神两不相干，我称它做打酱油的词也不过份。其他诸如尊严、价值、道德莫不如此，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不过，虚构的东西也是有理由存在的。当你无法从现实里得出一个具体结论来做行动指南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词来安慰自己。比方说，当你为没有房子而感到悲伤，一句没有安全感，就可以总结出你的真实心情。

“瞧，我还能找到一些词来描述自己的状态，不算太差，我还活着”。乐观的你会因此而高兴，为了这种高兴，我们有理由编织更多的理由，不是吗？

可是生活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悲伤，无论有多乐观都无法抑止。而之所以悲伤，就是碍于面子，不肯叫穷。不肯承认自己没力气得到什么，而是学别人拼命苦撑，那，可是个永远也吹不大的气球啊！

面子就是安全感。我们检讨自己，会说欲望无止尽，不好，安全感才会与我们越走越远。我们不用再算计着一天要吃几两米的饭，不用去管该种几亩地可以混个四菜一汤，也不要计较劈上几担柴火能烧够一个月……

如果生活能回归简单，安全感又怎会缺少呢？可惜，我们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人，回不去出生的地方，回不了生活的初衷，在所谓的以前途的名义而支撑着的欲望下，我们努力前进，却只能在原地打转，更无法后退。

所以，叫穷是一件好事，贫穷不会让人疲惫，粗茶淡饭也可以让人安静，而我们也不必一直浮躁着。是的，活着就好，“活着”并不能虚构，可以呼吸，可以吃饭，可以散步，还可以走在大街上看人打架……这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一点都不虚构，生活不就是如此吗？

《华尔街日报》刊文报道中国富人们出于各种考量，包括子女教育、食品安全、空气质量、财务安全等等，已经或正在或将要移民国外。此举被戏称为富人们的B计划，主旨只有一条：赶紧赚钱，撤离中国。

作为同胞，却不敢嘲笑这种以生活品质做诉求的逃离，它看上去显得既正当又华丽。更不该否认的是，这些百万美金身价的人无论来自哪里，过去如何，但现在已然不同。我们这些还在为衣食住行操心劳命的芸芸众生，也不该与他们在同一个国度里共存。移民或“被移民”更像是一种必然。

但中国人的保守天性，使得对移民的态度显得犹豫，夹杂着羡慕嫉妒与恨。羡慕的是移民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应该会更好的那种）。嫉妒的是为什么我不可以？而仇恨却很难留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这种奇怪的感觉，犹犹豫豫的表达不出，或者，这种恨里也有祝福的意味？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富人的话，我相信你会有更多的祝福送给他。是不是？

于是，送别的人多了，空气中都少了一点味道。剩下的穷人们该不该为自己做一点打算，不如也有个B（bad）计划如何？稍微想象一下，当你留在一个资源枯竭，财富趋向于零，智慧被窃取，精英都在别处的国度，望着周围与你同样颜色的同胞，你还能剩下点什么追求呢？

无非是如何存活而已。穷人们该退守到当初生长的地方，至少还有块土地供我们生息，至少看不到更多的送别，至少不再有更多的犹豫……为一斗米而生存的族群，原始而又单纯。

简单按造句的标准来看，这个标题有点怪怪的，肯定不能清晰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读者需要带一点包容来看，认真点的家伙，甚至会立马跳过，不屑读完。

我的意思是想表达，“精神”这个词是很诡异的，一个人形容另一个人身体状态不错，会用“精神很好”来表达，说的人真诚，听的人舒服。而一个人形容另一个人思想品德高尚，也会用“##精神”来表达，如大无畏精神等，也能将一个人捧的舒舒服服。当然，如果要捧一群人，也可以用“精神”来点缀，比如企业家精神、城市精神等等，一群人都受益的时候，精神往往看上去更真实一点，没有谁敢得罪名义上的一群人不是？

但精神的诡异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通用性，更在于它的出处。出处很重要，那个提出各种精神的人很重要。定性的人越高级，精神越褒义。反之，像我这样的一个屁民要是想抱某人的臭脚，说说各种精神，比如说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很有奉献精神，这话听上去就有点酸酸的。即便我想急于站队，也得跟在后面排个七八里地才算有价值不是？

好在我这样的人只能属于被精神的一个族群。你可以忘记前三年读书，后三年做工，到了第七年，你得响应国家号召勇敢的下岗，这叫自立精神。你可以忘记年年缴抗旱防涝的份子钱，但内河一破，房子被淹，你得老老实实的自谋去处，这叫奉献精神。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计较每月几百元的社保开支，无论你是有业待业失业，等到老时才发现还得靠孩子养活，那叫啥子精神？

总之，我们一直都很精神，甚至有点亢奋过度！写字码字看字识字断字造字的怎么读起来这般头疼到神经呢？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望江县还是做了一件于民有利的好事。在这个谈核色变的年代里，地方上少建一个核电站，民众们也就少一分安全隐患。我才不相信那些可行性报告上专门用来欺上瞒下的鬼话。

近日，安徽省望江县发文，以环保的理由，要求上级相关部门叫停江西省彭泽县核电厂项目的建设。在这之前，离望江县直线距离也不太远的东至吉阳核电厂，从2007年末的热闹筹备到如今的“默默无闻”，似乎留有三地政府利益博弈的印记（当然，这两个规模一致的项目不一定出自同一个提案）。

自去年日本大地震后引发各地对核电展开讨论以来，我们的地方政府似乎也找到了一条“平衡”之道，在发展核电项目上，得之，解决就业，提振经济。不得，打环保牌，安抚民心。

而可能侥幸逃过一劫的民众却反应的过于乐观。征地建厂给予的经济补助，建厂开工后可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让身份角色也将发生转变的人们期盼已久。在这个连专家都不想搞清楚核电是个什么玩意儿的年代里，让底层民众不安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贫穷。那种看不到尽头的贫穷才是耻辱，拿什么交换又有什么可畏？

彭泽县的民众或会用“羡慕、嫉妒、恨”来理解望江县的举动，而东至吉阳的农民工们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候下去，来年一定要在家门口上班才行。

最近因为花钱很多，收入骤降，变得对数字敏感，平常不在意的，如今也会拿来琢磨下，算是体会到了郎咸平教授那般清醒式的“痛苦”，而且，我是真的心痛，不像那家伙装的蛋疼。

早前网上流传一个数据，说国内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人口只有2400万，这个数据据说来自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之口。

而另一组由某商业机构炮制出来的数据则云：中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已达到101.7万人。

另外，有好事者在国新办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看到，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占全国公务员总数的9.6% 。并以此推算：中国公务员总人数约为3919万。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也曾在CCAV《新闻1+1》中透露，中国年三公消费高达19000亿。

把这些数字放到一起，就会得出两条让我痛苦的事实：

其一、中国约有13.4亿人月均收入不足3500元，年收入不过4万人民币，这里有我；

其二、中国公务员人均年三公花费近4.8万元，这里没我；

简单说，有我没我就是痛苦的根由（如果有机构以这个做幸福指数统计，那该得几分？）。原本你不去算账，还会觉得自己活的挺好挺幸福，但如今看来，我是笑多了江对面的战友，浑然不觉自己也是愚蠢的可笑。我想我下一回再听到那些比我更穷苦的人的消息，是否会多点同理心呢？

首先我得说下，我并不打算就此事向各方要个什么所谓的公道。今天记录下来，也仅仅是对能看到这篇文字的朋友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尽管媒体也经常曝光各家医院的丑闻，但一想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可能的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不得不继续保持沉默。

而新闻里再传肿瘤医院发生将患者姓名恶意涂改的消息，作为另一名正在该院就诊的病人家属，我几乎将认定这些所谓的大医院，实在是有意把事办错。

从今年10月以来，我和我的家人辗转在上海、安庆两地的四家三甲医院之间，包括上海华山医院、安庆市立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和上海肿瘤医院。遭遇到各种如索要红包、医生乱改患者记录、护士态度恶劣等状况。感叹来医院看病，不止是病人要承受生理上的各种痛苦，病人家属也要跟着受受医院的气。

让人疑惑的是，无论是在哪里，这几家医院都会犯同样的一个错，故意将病人的年龄和姓名写错。一个1954年出生的人，居然会被写成48岁或者56岁，一个名字里明明是“风”，硬要被写成“凤”才肯罢休。更令人费解的是，同一家医院，在缴费单、病人病历以及病人病理报告上的姓名、年龄居然都可以不同。

作为病人家属，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医院是在故意制造这样的一个误会，好在事后推卸（至少是掩饰）应负的责任……要知道，这些医院可都是拿着身份证去登记挂号的。

当然，我没有心情从医院的角度去理解这种事，我只能说“店大欺客”还有市场。如果你经历过必须在外面排个二、三十天的队才能入院，而你又亲眼所见空缺的床位一直在被内部人员用来应付各种各样的关系，你就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自己是个屁民了。

拜托，能认识一两个医生到底还是好事，这个从小我就知道。难得糊涂的人，总是有选择的。

如果一定要求大家对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做法，那就叫独裁。但如果要求诸位对各种行为有一种彼此认可的判断标准或道德底线，那应该就能叫做共识了。

韩寒写了《谈革命》之后，可能他只是想告诉大家，先建立共识，再谈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会更好点。尽管听起来一些词汇可以让人热血膨胀，但说到底，冲动就是魔鬼，往往会害死一大批好人。

至于什么是好人？韩寒说两车交会要学会主动关掉远光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可以算作好人之一。在此，也向从没那样做过的家伙们致以深深的鄙意！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儿，拖了大家的后腿啊，你可知道？

问题是，对于什么可以算做共识，大家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能怎么说呢？归咎到柏杨说的中国式的丑陋？还是更多人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但很容易引发争论的是，谁来提出这样的一些共识？那些有原罪的成功人士吗？靠！

总之，被韩寒一分析，我顿时觉得两脚冰凉，人没了指望，生活就要变样。

我想起伪人李敖说的一个关于蓝色毛毯的故事，说某好人被某坏人抢走一床蓝色毛毯后，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逃进深山，后来有人帮他打走了坏人抢回毛毯并送还与他，此人接过毛毯不禁落泪。李大师解释说原因有二，其一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其二是没有参与到夺回自己东西的战斗过程中的负罪感。

负罪感是不是好事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在研究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的失而复得往往与自己是否付出过努力关系不大，在这里，依赖会更多点，或主动，或被动。依赖之后，其实掩藏着一种不计代价的交换。而这种不计代价就是一种缺乏共识的体现。

或者干脆点可以直接下个定论，很多人认为那些可以被共识的东西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可有可无的。比方说人人知道自己的性命比等一个红灯更重要，但为什么偏偏会去闯红灯呢？因为他很难将自己的不幸与自己的行为联络在一起，出了事故，责任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共识难以建立的基础。

除非我们能对自身有个尊重，否则共识始终是件虚幻的事，找不到注脚的天书，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呗。

我向来不喜欢虚假的东西，而“交易”又被我看成是作假的标准之一。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久很久之前的某一天，在我初中快要毕业的当口，为了想留住一点真东西，我天真的想用一本新的毕业纪念册来做个悼念，或者我怕我会忘记曾经属于这里。

虽然听起来悲愤，但事情很简单，不过是我的亲戚为了我的前途，让我的父母花钱将我的户口从一个小渔村买进了一座城市而已。但为了买这个户口，却让多方不爽：其一，我的家庭为此承担了一笔负债，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偿清；其二，这位亲戚的帮忙得罪了另两位亲戚，惹起了嫉妒与恨；其三，于我本人，每每经过那个城市，总有许多感伤，心理阴影是留定了。

从道理上来说，我应该感恩，无论我有没从这件事上得到快乐，至少亲人的初衷可以理解并值得肯定。好在也有一些人与我有类似经历，恰好是我们的“热忱”参与成就了一些虚无的数字。

那时候，全国还有80%的人是农民。而今天，能称之为农民的人已经不足50%。更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在转变中的人还被冠以一个尴尬的称谓：伪城镇居民。

虽然尴尬，但却现实。一纸户口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还是99年的那个下岗工人。在那个城里，除了派出所里的户籍档案之外，我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我，给那个城市的贡献也可能只是“中等规模城市”人口统计里的一个“1”而已。

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我正在感受。你呢？

有一则新闻，说西双版纳某地有三五个流浪汉一起聚餐，其中有一位因对方没有喝完自己敬的酒而失手将对方打死。面子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哪怕同为天涯沦落人，怎么放也放不下！

这新闻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苦者对一僧人控诉，说自己的欲望无法放下而感觉苦恼。僧人请苦者握一杯子并给他加热水，热水加满之后，僧人还在继续，苦者因为被烫疼，将杯子丢在地上。僧人说：不是放不下，而是你没有痛。

面子这回事，实实在在的全是痛，但我们却真的放不下。说喝酒杀人，也是觉得自己面子不够，哪会多去替对方想想？更不会去问自己：一个流浪汉还要什么面子呢？

当然，也有很多人将面子与尊严绑定在一起。其实这两样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国人的特质在于以讹传讹。误导惯了，将错就错成了生活的全部。

围观者也有理由将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去控诉谁谁谁，社会救助怎么做的？公共安全怎么保障的？但控诉之后呢？

我每每对这类事情都有深刻的悲悯，总是因为还能想象出他们当初也是从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开始了这段人生旅程的，在他们出生时，他们的父母也有多么美好的期待，而今天……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每一种期待都有好的收获。好的期待，坏的结果。全因过程中的际遇。

人生的一点一滴，都是那么的重要。

有媒体报道了一则父告子的新闻，大意是某父欲状告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不能常回去看他，法院的法官通情达理，按下告诉用一通电话解决了问题。听上去有点山海经的味道。但仔细一想，也是事实。留守儿童值得关注，留守老人同样不该忽视。

懂事的子女按时寄钱给父母，算是一种孝顺。但还远远不够。父母亲更需要的也是陪伴。我们可以陪着孩子长大，我们也应该陪着父母老去。

想起某人在昨天的饭桌上问起的那个问题：如果说上帝是全能的，我们人类又是上帝的子女，为何上帝自己要独享永生，而给人类只有100年左右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全能的上帝为何没有给子女们一个选择的机会。

人类或者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但社会就是上帝，冥冥中“安排”了一切。为了生存，你得离开家乡，去遥远陌生的城市，找一份工作。你必须忘记家里的孩子、老人，假装你是一台生存机器，然后，糊口，然后，养家。然后，老去。然后，看下一辈人如此循环。在这个过程里，你可以选择吗？或者问，你为了选择而做了什么？

或可从另一方面来理解人的选择，往好的方面去想。但只要问一个问题，“为何是你而不是他”。就可推翻所有假想的美好。

不如回到根本，你需要的是什么，美好的生活，对吗？你是如何定义这样的生活？完全由物质来决定？还是其他……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带一点理想主义的人，活得会更幸福点。

媒体的数据总是让人看不懂，针对个税起征点，凤凰网称有85%的民众不赞成3000元的起征点，有48%的民众要求改3000元的起征点。尽管凤凰网也承认参与此次投票的民众更多的还是来自发达地区。

但屁民还是没有看明白，民众们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起征点。或者，起征点是多少根本就没个统一的标准？

以自己举例。假设我（一家三口）在上海可以拿6000元的月薪，除掉房租（1800）、水电气网（200）、生活开销（1500）、子女教育及娱乐（1500）能够剩下的还有多少？可能是1000～1500元。但若换成在池州拿这样的薪水，同样的生活水准至少可以多剩个一、两千元。

这么说吧，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统一的个税起征标准，就好像是把中国与美国放到一个篮子里同等对待，不考虑地方、经济条件及人口素质等差异的统一标准，只是被统一了，但肯定不是个好标准。

屁民觉得，个税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制定一个最高限与最低限，最终还是由各地市参照国家标准而自行设定。对于经济状况落差极大的地区，比如说亿万富豪与低保户或许就是隔条街的城市，包括北、上、广、深等地，最好还应该依据不同的月薪来制定其个税起征比例。

当然，如果政府考虑不征个税或以其他方式—-比如购买国债、购买社会保险—-来加以改良，屁民更要拍手赞成。

不过，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是愿意让更会赚钱的人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呢？还是让更多的不会赚钱的人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

据各大媒体刊发的新闻通稿报道，中国启动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屁民试图探讨下个人未来的社会角色，好适应新的发展趋势。

报道中称，这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2010年3月《选举法》修改后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也就是说，不分城乡，每一个数量级（假设为100）人中将选出1个代表，城市人与农村人的代表比率将均等为1：1。在此之前，城乡有别，比例为4：1，看上去城里人要比农村人优秀个4倍以上。

于是，关于农村代表的人口素质问题被人关注。在屁民看来，那些依据人口素质来决定代表权的家伙，与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鼓噪者其实就是一个逻辑：优胜劣汰。并未理解“民主”本身所具有的与“生命”同样的平等意义。

对这种认为是被恩赐的权利，屁民表示难受。更难受的是，报道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屁民是开始有了选举权，还是也同时拥有了被选举权？当你不能保证自己也可以被选举，你怎么能确定你要选举的人愿意为你服务？如果只是做个围观撑场面的观众，屁民还是洗洗睡睡更加实惠。

当然，屁民也该乐观点，相对于以往来说，屁民似乎多了3倍的机会，如果走走关系，搞搞帮派，说不定也能混个代表做做。好日子快到了。

药家鑫被判了死刑，张妙的家人日前也发出声明，大意是支持法院判决，并宣布放弃民事赔偿。

声明里特别提到，农村人并不难缠。我相信大多数农村里出来的孩子包括我都很赞同这点，就像那个小胡老师所说，这社会都是被那些所谓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给搞到乌烟瘴气！

我再想张妙的家人为何要主动放弃民事赔偿，除了他们声明的几点之外，更重要的莫过于对未来的不确定，不知道二审会不会改判，或者说害怕二审会有变化，比如说将民事赔偿金额从4万多加到40万多，换药家鑫一个死缓或者其他。

有钱人的逻辑就是这样，认为钱可通天。所以药家鑫们为什么没有人性，多半也是拜金钱所赐。想一想钱能救人，更能害人。

很能理解张妙家人的心情，钱可以买命，但买不来尊严。但这点估计也只有纯朴的农民会去坚守。希望老天开眼！给穷人一个公道！

“农民对农村房屋没有产权证很有意见，这导致农民的房子不能为农民带来收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在政协分组讨论中发言表示，农村住房体制必须改革，要研究农村宅基地转为个人的问题，要给农民发房产证。

不出意外的话，这会是千万条被搁置的好建议之一，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人都在期待着它的发生，但你也知道，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一步到位解决更多问题，老百姓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无穷尽的等待，等待那些事情的自然发生。

我们假设这条建议能够通过并被落实下来，农民一夜之间就能够有本质的改变，无产阶级会因为这张房产证而成为中产阶级，反过来留给城里人的则是莫名的羡慕与嫉妒。

一两套房产、三四亩自给自足的自留地、五六棵花花绿绿的果树、还有大大的院子、更难得是开阔的天空，微微的清风……这样的组合成了私产，并且足够奢侈。

事实上，这样做并没有损失城里人的利益，所以至少应该得到他们的默许。简单点去理解，只是多了一张纸而已。如果说我有点焦虑，那就是不能保证好吃懒做之徒，到最后真的会变成彻头彻尾的穷光蛋，而另外的一些人，可能也会因为勤奋过头而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也许政府正是对这帮人还不够信任而变得犹犹豫豫。

但你也觉得这样的理由算数吗？

好吧，我现在真正害怕是政府愿意给你发证，但你必须得掏钱来买，拜托，我还是不要那个证了！

我最不愿意别人问我户口在哪里，因为户籍所在地总让我感觉不爽。我多希望我只是一个农民，但一旦被进城了，反而就开始焦虑，躁狂了。由此引发的一种憎恨，势必还会因为我狭隘的心胸而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想把这户口迁回到出生地，但不知道为何，竟又舍不得。难道我的内心也认为城镇户口要比农村户口好吗？我不是认为自己不屑于此吗？这！更让我不爽。

好像我习惯了在各种不爽之间生活一样。我知道，如果你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不爽，实际上只是你一个人的不爽而已。幸好，我可以高兴的承认，我只是对很少的几件事不爽，这几件事归类下，无非是对自身的不爽，不涉及他人也不影响他人。我一向都安分的很。

本来想聊聊我为何对现在的户口不爽，但是又不愿意触及太多，我怕我的不爽会让其他关心我的人受伤。我多希望他们知道，我没有任何一点责怪他们的意思，他们是为了我好，我知道，并且我也接受了。我只是在某天之后及至今天的这段时间内，对我自己是如何处理这件事而感到不爽而已，对我来说，自身之外的全是外部环境因素，我们都是外部环境的奴仆，我怎会弱智到对他们不爽呢？

看到新闻，说各地都在调整城乡户籍制度，使之逐渐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说，以后没有所谓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了。多一句嘴问下，户籍制度本身合理吗？我之前怀疑过很多很多，比如我生在农村和生在城市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但这个不同真的应该存在吗？

回到新闻上。也有专家对此比较担心，其实她担心的也有道理，如果不能解决好基本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问题，户籍改革只是把城乡二元化变成城内二元化，旧的歧视被新的偏见替代了而已。但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就像在水池里按皮球一样，按下这个，浮起那一个，怎么做都不像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对于我来说，还是自己照顾好自己比较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