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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只有车，和一群散步的猪”

如果将这段话当成一部微小说去欣赏，不晓得能拍手的会有几个？不需着眼于它的文笔，只要环顾你的四周，我们任意路过的任何一条街道，无论是开车的人那种肆无忌惮的转弯，或是行人永远的乱穿红灯……那种心酸的体会就有了。

所以听到有外国将中国人列为“最不受欢迎的游客”之一，同胞们怕也只该低头反思。若真觉得冤枉，想大声反驳的，不如也安静一次，好好理解下外国人到底会欢迎一个什么样的客人。

我走过国内的一些地方，也在一两个城市有超过十年的生活经历，我真的愿意将第一段话当成一部微小说去对待。我也毫不掩饰对那些不讲规则的人的鄙视。如果我还愿意称他们做人的话，仅仅是因为他们也具备某些生理特征而已。

媒体在教育同胞这件事上没有起到作用。从满纸的公关稿上，我们看不到道德，看不到子曰过什么，看不到民不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国家对公民日常行为的规范有什么底线。

所以，当你看到李宗瑞、干露露成为新闻热点你不觉得可耻；当你看到表哥婊妹们微笑或吃醋你不觉得诡异；当你看到国民教育被推崇或被抵制你不觉得矛盾……它不可能将一群高等动物修炼出人、知礼成客。客，是人尊。

所以，无论在哪里，当你用一种低等动物去称呼同胞的时候，你总不可能得到什么优越感，那永远只是一种耻辱，我觉得。

一份自称发行过200万份的报纸近日发表评论说“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并有意指出“选举”一词供读者体味，不知道习惯为我朝威武高呼万岁的读者们是否看出了新意？而我等屁民却只能从微博上看到这个新闻，可如果不是微博，谁TM知道这家伙又在胡说什么呢？

如果死扣字眼的话，这份报纸的说法自然是没错的，首先，民主国家与民主社会似乎不可等同。其次，选举确实也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另外，这世上唯一绝对的道理就是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谈不上绝对正确的民主或者什么绝对万能的选举。问题是，民主与选举的关系仅止于此吗？

好在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不需要为苍生或者前途谋个论点。作为围观者，屁民只是觉得各路的反应不如这家报纸预期的多。或者说，不如屁民认为的这家报纸的预期。换句话说，屁民不可能跟上这家报纸的节奏去踏准它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唯一能确认的是，他们也相信，一个人听到谎言肯定会去质疑，但200万个人听到之后呢？或者，也要举一次手才能知道真正的答案。

好吧，权当是微博上的消遣。黑龙江地方上的官员如果也能看到这则新闻的话，估计会轻松很多，这些准备收编各类气候资源的公务员们很有当年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做派。可以理解各种公务员的工作决心，要表现，要上进，要进取，难免就会有牺牲，有取舍，有敢为。所以，今次告诉你“太阳能跟金子一样是国有资源不可开采”是正常逻辑，明天再告诉你“大气里的氧气是某某品牌特约释放仅供试吸还有苹果味可以选哦”就不是什么梦话了。总之，无知者无畏。

我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选举，所以，你谈什么都跟我没关系，我谈错什么也不影响我未来会因此而受益，而且我还能一直得利。我知道什么空气、什么水都没人管，所以，我来管管谁又能拿我怎样？就算我管错了，最多也只是好心办坏事，咱好心的目的达成了，坏事的结果还不就抹干就了？

所以说，我好才是真的好。操！

“将来”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因为说将来，未必都是励志的。我只在聊天时会扯扯这种务虚的话题，现实太累了，谈不起，也没乐趣可言。至于有点乐趣的那部分，又离我太远，谈不到跟前去。

这段时间，“舌尖上的什么什么”似乎很火，我是没兴趣去追去猜测的，我只是很喜欢“舌尖”这个说法，民以食为天，人的那点高兴或者不高兴不就是用舌尖去体面呈现的吗？当然，也有一些不体面的方式，就算不龌龊，也没多少正经，不好公开的说。

最近某机构发布了某报告，称20年后的中国，有80%以上的人会成为中产。我用“某”去定义一些注定没价值的机构、人或物，是因为我不相信文字游戏能扯出多么有趣的蛋来。我们总装作乐观的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的后面，那只是因为自己不想看到，眼不见心不烦而已。若仔细过起日子来，却是难熬的很。

但有人爱听就好。也有些人跟我一样，听完之后不晓得到底要做什么。哪怕他们能告诉我现在年收入不到5万就算贫穷我也不觉得可耻。可耻的是，他们不知道当下的这个标准该是多少。在我看来，这些研究者们就是一群疯子王八蛋。

回到“舌尖”上，也有同样的逻辑。像我这样的农民工，舌尖上除了酸甜苦辣，其他的滋味一概不懂。我分不清甜与甜蜜蜜的区别，我不理解爽滑与Q的感觉……我只知道，对我而言，米饭嚼在嘴里一粒一粒的才算踏实。但对舌尖而言，将来能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能知道。

郑钧写过一首《商品社会》，歌里说：商品社会，欲望的社会，没有怜悯的社会。这算是一种写实？真佩服他的勇气。数十年后，没人会觉得这是错的。比如说宜宾机场将被改名做“宜宾五粮液机场”，品牌策划者们还是认为注意力经济很有用，并继续无视社会效应。

不过，我们的生活早已被商品包围，谁在乎多出谁来？早晚你呼吸的空气都可以被人出售。无论你是否知道是谁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广大人民能确认的就是：一切一场梦，一切都成空。问题是哪得一直等下去，等待似乎成了生命的逻辑。

这几天，我在溜马路，为某个品牌的活动做前期调研，走在曾经十分熟悉的各条街上，与一些陌生的人做着交流，看到一些原本忽略的事，在加上目前的心境，对所谓“成功”越发理解的偏执，似乎进了不敢反抗的圈子里（当然，我还是不愿意就这样下去，要不我记录这些也就没了意义）。不过，既然是错误的，一定会有纠正的时刻，我得绕开什么然后去坚持什么。思路大致如此，虽然我还不确定细节。

早上朱注拿出一段作文来问我，“不能吃白饭，才算是对得起他们”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不做不劳动的人。他似乎有点懂。我只好更形象点，说不做公务员。他哦了一声，走开了……我仔细想想，这样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也有一些不需要劳动的人，比如上了年纪的人，比如身体不好不能劳动的人，都将他们归类在公务员，是不仁道的。晚上回来，我会跟朱注解释清楚。

好吧，我想解释下这几段文字之间的关系，首先，我认为商品社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商品兜售人需要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而那些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恰好是一些原本就属于公众的物品，包括公共空间、文化什么的。其次，在谁能决定它们可以被出售的事情上，大多数以服务公众为己任的人是不作为的，他们不是一个很好的看门人。最终，商品社会就是伤害公众利益的一个社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件聪明的事，不过，要是你看不到你的脚在哪里，就不能算有多愚蠢。

我们经常说改变社会的是某些人在某段时间做了某些事情。人是核心，而事情则可大可小。并不一定都得是成吉思汗率千军万马征南伐北才算建了功业，往往是蔡伦那样改进了造纸术更为珍贵。当然，现代人浮躁的很，降低数个标准级，做些换位思考的事也是值得鼓励的。换句话说，不追求改变社会，只追求能和谐共处。

媒体有报道深圳的公务员走上街头为市民擦鞋，强调一点一滴的行动会是改变社会的动力。这个看似成立的道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想要改变社会或市民的哪些成见？或是成为哪些事情的动力？还是能直接明确的承认街头商贩的合法性呢？或是提升最低收入阶层的薪资标准？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可供努力，一切可做改变的动机最终都将会不了了之。

而北京却更有意思，有新规指出，北京公厕苍蝇不得超过2只。这规定怎么听都觉得过了头。要怎么管理苍蝇的数量，怕是连科学家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吧？莫非北京打算给这些苍蝇们颁发居住证？对于这种拍脑袋作出的量化管理，我倒是建议其制定者们学学深圳的公务员，亲自走上岗位做个一年两年，相信能作出合理点的管理办法。

是的，做好一两件小事的确可以改变社会，或者说能增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有好处的，毕竟，大家活着都不容易，这是一个辛苦的社会。公务员也有烦恼，政策制定者也有瓶颈，且不说广大受苦受累的劳作者了。所以，有改善烦恼的动机本身是好事，但能否做好则更为重要，谁都不想自己做无用功，对不对？

广电总局总是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决定，说网络红人及有丑闻劣迹的人不能上电视做嘉宾。看上去广电的领导对各种红人怨恨不少？照这样的势头，电视没毁在新媒体手里，倒有可能葬送在掌舵人的脚下。今天这一个不准，明天那一个不准，限制又限制，到底算是哪门子发展观？

站在广电总局的角度去理解也有“道理”，其一，网络红人大多具可复制性，就像凤姐、芙蓉或者他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骏之流，引导一些家伙走上不寻常路，算不上什么好事，当禁；其二，有丑闻的人若以丑为卖点，甚至以炫丑为荣，必然也是价值观的一种沦丧，也该当禁。

可这个决定仍让人反感，是因为它是一条不容协商的“命令”，轻视了观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忽略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大多数有个性的青年都不会喜欢父母时时刻刻在约束自己，而广电总局显然还没意识到观众们已经长大了。

是一穷二白的贫民造成了这种“时刻需要父母保护”的假象。但也只有贫民有资格站在镜头面前，成为广电总局格外关照的对象。一没丑闻，二不会走红，就算站在镜头前说两句，也会遵照记者大哥早准备好的稿子。你有品位，我不费脑子，简直是天生一对好搭档。

也有些人极少看电视，像我除了英超，对于其他各种娱乐各种新闻各种讲座座谈访问一概不解，有那个闲工夫不如躺在床上听周公说梦。这样的人免不了对被限制的那些可怜人、不自由的灵魂产生点同情：就算上网多了伤脑，也比不动脑子要强。

不过，这又是另一种轻视，不该滋长……

总之，广电总局一出又一出的，看上去只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何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