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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焦虑

没明白焦虑是不是与急性子有关？最近我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迫不及待，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就像是一把火在追着我那样，我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却做不到。想找点别的事情来替换这种情绪也做不到。我能在这个周末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我习惯性的问自己问题，并努力用行动去得到答案的话，这是不是也算很“焦虑”，没有目的性才是更好的，我知道却做不到。而且，我似乎也没有确认我就是很明白“焦虑”本身是怎么一回事，会不会是一种“患得患失”？言下之意，自己已经与从前不同，开始害怕“失去”了，难道我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在这刻，我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我不想深深的陷入某种愧疚的情绪里，那样不能帮我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不如在这里东拉西扯几句，说说自己想说的，再仔细的读上几句，来探究下真正的病因，或许答案就在里面，也或许这份焦虑的心情随着阅读可以渐渐平复。

也许焦虑与阅读确实有点关系，我再想着。除了自己堆砌的这些文字之外，我还会读点让人焦虑的新闻，那可能是我焦虑的源头。而我应该去读的那些书，那些可以缓解我情绪的小说，却被我放在角落里，这也是我不得不焦虑的源头。如果，我可以少读点那类新闻，多读点这类书籍，焦虑的病症应该会好很多。

好吧，我只是一个凡人，有点焦虑也很正常，今天周末，看看所谓的伟人的焦虑吧，看到他们的痛苦，对于我们这类小民来说算是疗伤。

大公司就一定有品牌价值吗？

我写完这个标题甚至就不想继续写下去，接下来的内容没有超出标题多少。

这是我在看到“中国移动”的品牌价值560亿美元而生的感概。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这个市场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也就是一开始就允许所谓的竞争的话，中国移动能排名老几？当然，这种如果是没有实现机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谈论品牌价值，就有点怪怪的感觉。就像是武林大会，你只允许两三个人参加，完了册封其中一人为武林盟主，想想确实可笑。

我对品牌价值如何量化这样的技术问题并不关心，但我很是怀疑品牌价值真的可以被量化吗？从我的疑问里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品牌”的门外汉，我根本不懂的营销与产品的关系，我也根本不懂得市场与公关的区别，我只是在一个劲的猜疑或者嫉妒，真的是“如果不是那样就没有这样”的逻辑吗？

我很想有人帮我一起来论证“大公司不一定就有品牌价值”这个观点，这个论证本身一定也需要相关的数据支持，来对13亿人做一个调查可行吗？（如果有人利用这个调查做点其他的事情怎么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确实很诡异，我为我受过这样的教育感到羞愧）。

以我为例，我们家就有7名中国移动的用户，说实话，我们“忍辱负重”很多年，除了不定期被中国移动催缴话费之外，根本没看到中国移动在关心我们什么。但我们又“安于现状”，在我们看来，在联通或者有限的其他供应商之间做三选一的题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能得到的所谓服务标准只是他们自身的一个工作规范而已。他们在工作，而你在消费，你的消费只是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工作，你认为这里面有服务的概念吗？

既然没有服务，为什么还会谈到品牌，甚至品牌价值呢？我不得不联想到，想证明这个观点，很像是让大家来证明“1+1=2”这玩意儿一样，不是我在为难你，而是品牌在忽悠我们。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下雪天聊聊杂志

小时候作文课上描述的那些雪景，都只存留在想象力中，昨天终于有了个印证。上海落下了可能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我喜欢皑皑白雪，我喜欢一些不常见的事。我很惋惜自己不能身在北方，不能常常看到这“银装素裹”的世界。我显得有点兴奋，顺便借这个机会随意聊聊。

《时代》杂志2010年的风云人物是当下正火的facebook的创建人Mark Zuckerberg，他被《时代》杂志视为改变我们生活的人，当然，除了中国人之外。不过，简单的剔除掉国人意义也不大，看上去“我们”的开心网或者人人网也就是facebook的山寨版本，不知道这种“保护&阉割情结”会持续多久？对于facebook我会留下憧憬，对于开心网，我倒是特别想知道，用户能不能因为提交一个游戏概念而获得金钱收益呢？

《纽约客》杂志网站改版了，具体时间不详，虽然看不懂它的文章，但我很喜欢它的风格，站在它面前，我就像站在美术馆里面的艺术系新生，有新奇有憧憬有激动。还好有这样的一些杂志维持了我对杂志的渴望，这可能也是我在某本还不算是杂志的杂志里继续坚持的一个理由吧，如果你能实践你想做的，也算是在做一种事业。有了这种安慰，我心里会舒服很多。

另外一本有着153年纸质媒体经历的《The Atlantic》月刊，早在5、6年之前就开始向网络转型，转型的核心思路是『杀死自己』，即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家公司问自己，如果要成立一家新公司来打败《The Atlantic》，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怎么做？于是，《The Atlantic》网站应运而生，通过大刀阔斧的运作，终于在今年成功赢利。

对比我所在的这本杂志上，能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收获呢？像《时代》那样，我们做的封面人物可以影响一拨人吗？哪怕只有几百几千位。像《纽约客》那样，我们做的内容可以让人产生憧憬和期待吗？哪怕只有50%或者15%。像《The Atlantic》那样，我们敢于杀掉自己吗？哪怕只是给杂志做一个真正的网站。

可惜的是，目标和方法总是两条平行线，无法相交，或许是大家根本不打算寻这个思路前进，也或者这本还不算是杂志的杂志确实真的不是杂志。好吧，我继续纠结吧。再说点轻松点的。

秘书处的工作遭遇到调侃，第一次在一茶一坐遭遇停电，第二次在欧迪芬却遭遇大雪，不知道第三次在丽婴房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不过，仙踪林的吴伯超提前交了个小底，如果想看比刘谦更精彩的魔术，就去参加1月份的活动吧，他会做魔术表演。我也临时客串摄影，但出了一点洋相，在主委和主讲人交接赠品的时候，我才发现相机还没开机，真是尴尬。还好大家都没在意，哈哈一笑了事。我感激下。

人人相轻

有人感叹这是一个“人人相轻”的时代，听上去并不轻松。不客气的问下自己，究竟对谁有过真正的尊重，怕也不是很快就能想的起来。要说是我们的父母么？我不就是因为听不进去父母的唠叨或者为了证明给父母看，才从农村走到了这上海？或者是对妻子吗？也许是吧，我不确定，婚姻可能不是一种尊重，更多的是一种生活。

好吧，我不打算因为某些人的感叹，就在这里做自我检讨，这显得既虚伪又造作。可是既然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思考下为何“人人相轻”确实有点必要，相信你也跟我一样，痛恨被人轻视。反过来问自己为什么会被人轻视，得到的答案也会让人费解：不是没能力被人重视，而是别人根本无心看你。

我总喜欢说看人要看长处，通常我也能看到对方的一些优点并牢记于心。但问题是，看过了只是看过了而已，看过了之后，就会毫不犹豫的忘记他，把他放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除非真有一天需要他的帮助，才会想得到他。记住，他的可利用价值是我能想起他的唯一理由，而不是因为他有多少优点。同理，我的各种优点也是这样的被人检阅过、筛选过、忽视过，别人记住我的也只是我的可利用价值，而并非我的这个或那个优点。或许你只是在一个重要的岗位上，有一些可被利用的资源，但很明显，你的优点与你可以被利用的价值并不等同。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漠视，也在于彼此给到的暗示都是冷冰冰的指令，很难有真情的渲泄。这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度，有这样的想法确实也不现实。在父母兄妹之间都很难出现“你爱我，我爱你”这样的场景，怎么可以要求在社交场合里出现的某种优雅不显得造作与冷漠呢？从这里，我会想到汉字“人”的形意表达，老祖宗希望我们能向下张开我们的双手，开放的拥抱每一个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可结果呢？我们做反了方向。

开个小玩笑，如果现在开始听话，学习着这么做，那么也许我们很快就能迎来一个“人人相亲”的时代。你觉得呢？

九个朋友

看到短信的时候，离L发来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我仔细看了下短信的内容，想到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给L回复一条短信，重点强调下他也是我很重要的朋友之一，然后其他什么事都不要做。第二种是按照短信的内容去做，也就是找出自己最想交往的九个人并给他们转发这条短信。很不幸的是，这两样方式我全做了，做完之后的两个小时，我就觉得生活太不“安全”了。

我是想说不被人重视的感觉是不“安全”的。尽管看上去我并不在乎我转发的那九个人也跟我一样很看重这条短信，并能立即给我回复，万一他们一开始就觉得这是个幼稚的游戏呢？或者，他们之前收到过更多类似内容的短信，已经让他们无心应付了呢？又或者，他们都没注意到这条短信，打开的时候已经过了所谓的转发和回复期限了呢？

我的种种猜测在正常的逻辑和思维下是无聊的，但因为我参与了，便觉得不一样来。首先，老实说，我对如何选择出这九个人是没有标准的，我只是觉得他对我的重要性，但问题是我对于他来说又有多重要呢？另外，我在选择的时候，心底本身就没觉得踏实，多少也因为这类短信对于他们的智力其实是一种威胁，回复或者不回复甚至也会出现纠结，我自己就至少纠结了好几分钟。

可是参与之后，唯一希望得到的结果就是会有人按照上面的去做，这应该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就像我那样做一样。但问题是会安慰你的和不屑如此的不一定就是对你最重要的或者对你不重要的，这个答案与作答者的身份并不一致不是？

回到我最初担心的部分，我想我认为的那种不“安全”，完全在于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拥有什么样的朋友，我对这些真的很怀疑。我记得我毫不犹豫的将C当成这个朋友名单的第一人，可是我也记得我曾经清清楚楚的告诉过他，他只能算是我的朋友，但远远谈不上知己或者铁哥们。我知道朋友是不能排队论交情的，可就是这第一反应里最重要的朋友，都不算我理想中的好友，我这思想上的窄和负担，着实让我不“安全”，让我害怕。

总之，我在短信发出后的两个小时内都惶恐不安，这样的反应是我之前未曾想到的，想到过的平淡或者从容，在这个时间段内一点教育意义都没有，可能我还是一个幼稚的孩子吧。跟朱注一样，我也陷入了没有朋友的境地。

权利欲

我想到一个有点“严肃”的话题，是关于“权利欲”的。这对我如何安慰自己很有帮助，对于那些经常被“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折磨的人来说也该有用，只是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在多大的范围里存在着，或许权利欲只是一种假象，你不该否认任何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尴尬和不满。所以，当你看到所谓的大人物被众人冷落，你会从里冷笑一两声，或者你看到所谓的小人春风得意，你也会从心里冷笑一两声，唯一没有冷笑的是自己在一边围观着，你一直都觉得那无所谓。我觉得这种冷笑就是一种权利欲。

或者你并不知道，无论大人物或者小人，也都被这种权利欲给摧残着。他们都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某种权利，大人物在明，小人物在暗，一个看得见，另一个看不见。看得见的让周遭受罪，看不见的让自己受罪，围观的你冷冷的笑着，这几种权利欲互相交织在一起。当然，你也许可以用其他更适合的词来替代这个，比如虚荣心，比如其他的。

但我不敢想象没有了权利欲，我的生活会变得如何。但多种欲望碰撞在一起的社会显然浮躁不堪。就像你在这里看到的文字，写字的人总认为读的人不用心，读的人总觉得写的人无病呻吟。唯一没有去做的事情就是“应该怎么样”。写字的人是否真的在反省为谁而写作？读的人是否也该反省是否受到了某种启发？基本的都做到了，欲望才可以得到正向的渲泄。

可事实总会将权利欲导向负向或乱向的流动，一切都没有章法，成功是因为茫然未知，没成功是因为活不明白，乱糟糟的世界里诞生了自己的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却死在门口。

如果，我是说如果，但你拥有了调配另一个人的权利，你真的该好好运用它，你改变的不只是一件事情，还有这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如果你做的对，他就会对下去，如果你做错了，他就会错下去。你该知道，我们犯的错比做的对要多很多。

明慧

明慧来了，约在星游城，如果算上上次在北京，这是我们十七年来的第二次见面。但北京那次实在是没有什么交流，匆匆的聚，匆匆的散，这次终于可以一起吃顿饭了。

很快，我的记忆被“拉”回到1990年初。我特意用了这个“拉”字，来自初中时候写的一篇作文，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地方，很少有人会用“拉”字来形容这种事情，刘老师在读我的作文的时候，特意提到了这点。其实，这只不过是我从另一篇文章模仿而来的，但我还是会将它当作记忆中的一个点。我还记得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过一首所谓的诗，而后来也只有明慧对写诗产生过兴趣。明慧的作文成绩也很不错。我们都属于文学社的成员，后来，我们俩还成了校广播站的成员。

要问我为什么能记得住这么多，我找不到理由，后来想想也很简单，那是因为我在学校里的时间短，所以，格外能记得住大多数同学记不住的事情，这也是我有太多回忆能与同学们分享的一个理由。只是人在慢慢长大之后，越发觉得学校里的纯真不可多得，但也同时越发记不得那种纯真到底有哪些体现。幸好我还记得。

我们一起回忆很多位同学，提到了成华、杨宝、於金生、徐莲、汪荷香……那个时候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统统都在记忆里站一个角落，翻开来看的时候，都还记得他们的音容相貌，这已经很难得，但也为我们刚刚知道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而叹息伤心。整个晚饭的心情是波动的，有起有伏，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成熟的体现？也或者，我们再也不会像孩子那样恣意妄为了。

我们还聊到了家庭和工作。我似乎还是把她当作十多年前的那个孩子，聊起家庭、事业起来却多了几分避讳，不敢问的太多，但却尽可能的多说些自己，这应该不是交换，只是我希望的那种面对同学的方式，我希望听到更多，我也希望说得更多，我希望在瞬间彼此可以知晓对方的一切，为对方的欢喜而欢喜，为对方的悲伤而悲伤，这该是“同学”对于我们的意义，不是吗？

说实话，这次相见之后，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聚在一起了，且珍惜吧。

我把这篇文章放在“十二大往事”里面，是希望将我所有的同学以及对他们的记忆都放在一起，并不代表他们之间都很熟悉或者一定要熟悉。

博爱义卖

1212Cindy是上海市民办中芯学校的董事，从2004年开始，她都会在每年圣诞节之前策划一场“博爱义卖”活动，活动内容就是在中芯学校里征集学生们的绘画作品，通过展览及爱心义卖的方式获得善款，并最终全数捐给中国红十字会。“博爱义卖”已经坚持了7年，我在思考这个活动，可能有多方面的收获。

其一，将绘画与爱心结合在一起，使得培养学生艺术素养的同时还起到教育、引导学生道德观念的作用，当学生知道自己是在为帮助他人而绘画的时候，会多一份责任感，除了在画作上用心之外，也会对自己的劳动和创作多了一份认识，不仅仅为绘画而绘画，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其二，展览这种方式看上去有点“残酷”，对于不够自信的孩子来说，其画作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面对众人的目光，既是压力也是信心养成的机会。但如果可以回到尽心尽力的角度上来看，对于画作本身的要求就尽可能不必理会。而孩子们最终还是可以从展览本身当中获得认可与自信。

其三，对参与者的积极影响将是终身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的力量是无限的。那么理想的状态是众人团结起来一起发挥力量，但如何做到团结呢？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很难的事情。我认为“博爱义卖”能做到这一点，组织者（比如Cindy）、参与者（比如有作品参展的学生们和没有作品参展的学生们，参与报道宣传的媒体与博客们）、和接受者（比如中国红十字会）。大家站在不同立场上都会有所收获和有所作用。尤其是对于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可以通过贡献自己的能力来做慈善，而不是需要通过拿走自己的什么去弥补别人的什么这样取长补短的简单做法。

甚至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收获，这让我想起艾美特的蔡正富先生，他个人觉得与其每年定期捐个100万人民币去做秀，不如去某地建一个希望小学，直接帮助当地的一两百名学生来得实在。钱只能救急，改变社会需要的是具体的执行计划。回到“博爱义卖”上来说，每次活动所得的二三十万善款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却可以影响到参与其中的数百人，并且，活动可以超越个人而持续下去。如果换作捐钱呢？今天有明天无的事情我们看过太多。而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社会教育，无论是真爱心还是伪慈善，每天都有更多的人被教育，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社会会更有希望？

慈善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是真正的慈善？这样的话题或许在介绍博爱义卖时不便做个讨论，我不想用“慈善”这个已经被滥用的词来误导大家对“博爱义卖”的印象。我希望它可以继续坚持下去，Cindy，加油！

顺便做个小广告，在上海的朋友可以注意下：从今天起到12月12日，博爱义卖活动在中信泰富地下一层持续展开，有兴趣的朋友多多参与。

未来关我什么事

我每次在看似吃亏的时候总喜欢说，也许未来会有补偿，好安慰当下吃亏的自己。这本来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差不多，只是用的久了，也就开始怀疑未来是个什么东西，未来有多远这类的问题。一旦有连累别人跟着自己一起吃亏造暗算的事情发生时，用这样的方法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到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也不一定，想一想就要感叹一番。

未来关我什么事，这样的态度在现在很是流行，但你能说它有错吗？我们总喜欢鄙视别人关注眼前的利益，但从不反省自己为什么就抓不住眼前的利益呢？既然有人可以享受眼前的利益，凭什么就该自己排队等候到未来呢？好吧，说的好听点的你说这叫长远规划，但事实上呢？有哪一件事情还真的能依照着你的规划行进？且不论吃亏事，单说那些幸运事，我才发现，好多事的发生都与之前的吃亏事并无直接联系。或许只是因为有人吃了这个亏，才让我占了这个便宜吧，角色互换而已。

于是，这未来或者不未来能不能关到我什么事，其答案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我该将它看作是一种精神安慰的方式，用于弥补当下的不平衡。也或许，我早已经在心底将当下自己吃亏换以后别人吃亏是另一种平衡，这种生态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老话似乎我又懂了一点点。那在乘凉的同时为后人栽棵树也没有什么不对，或者在栽树的时候站在别人的树荫下乘下凉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嗯，这人除了相互帮衬之外，还得相互体谅着才好。活明白了当下，才知道未来确实与我关系很大，起码子孙会受益多点。

僵局

我在反省自己一个问题，我经常会把一些小事情给弄僵，最后的结果是里外不是人，两面不讨好。于是我得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人会归咎于天秤的天性，鬼知道这个天性是不是一个魔咒，如果我一直就不去关心天秤会如何如何，是不是会更好点，起码我不用将“性格”当作做错这些事的借口。我这痛苦的一面，得由我来自己消化。

想来是因为我龟毛，要求所谓的完美，包括各种各样的理由也要做到完美，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不恰当方法。但就像有毒瘾的人那样，已经不能自拔。痛苦的是，这种毛病一定会影响到他人，给人造成麻烦和不便，这也是我常常觉得孤独的一个原因。但理解我的人终究会理解我，这是唯一欣慰的理由。我喜欢好的结果。

别人当然也一样，喜欢有好的结果，但大多数人都是于己而言，我却是希望尽可能做到平衡，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收获满意就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往往会有一小段一小段的僵局，缓过去了，一切就能变好。可是，我又不相信所有的都是我的错，或许我只是不会处理这些？好事做成坏事的，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不少。我对自己也表示下遗憾。

对不起，我又神智不清了，不知道自己想说些什么，也不解释了，随意的敲打键盘的感觉真的很好。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