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时候，安九第一次出远门，一走就是一天一夜。这是安九第一次坐火车出门，从安徽沿江的一个小渔村，去到靠海的大城市天津。
那年安九22岁，职业高中毕业已有三年半，除了一副400度的眼镜，身无一技之长。迫于经济压力以及和父亲的紧张关系，安九不得已跟着同村的长辈出来闯世界。这一次，安九将会在塘沽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包吃包住一天25元。时值9月，还有4个多月就要过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安九或许可以带个2000元钱回家过年。
火车从安庆出发，沿着合肥、蚌埠，抵达北京。在北京站广场，人潮涌动，这是安九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阵仗。那一刻，安九头晕，想吐。与安九同来的乡友小鸭拍着他背部，为安九舒缓紧张。小鸭比安九小一岁，但却早几年混社会，如今，他的身份是大工，薪水是安九的两倍。他愿意照顾安九，让安九觉得自己离他们这个团体不是很远。出门之前，安九很担心会被他们孤立。其一是因为小工的身份，其二还是因为安九些许的虚荣。要知道，半年之前，安九还是一家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今天，安九却要重头开始。
得了小鸭的关注，让安九觉得自己不该那么矫情，终于止住了想呕吐的念头，先闭上眼睛，让耳朵去适应人群涌动的轰鸣，再慢慢睁开双眼，从天上往下看，天空、楼房、汽车、广告牌、人，当然，最多的还是人。耳朵里听到的也全是北京话……是的，安九到了首都。不知不觉中，安九就到了这个地方。天安门在哪里呢？毛主席像在哪里可以看到？安九会见到奔驰车吗？好多疑问在瞬间蹦出，随着安九的目光在寻找答案。
但是他们不敢随意走动。他们得窝在这个地方，等一部车子来接他们去目的地。他们一起大概八九个人，三四个中年人带着四五个年轻人，呆站在广场上，围成一圈，圈中间是行李，看上去就像一群战士守卫着他们的阵地那样。
工头终于出现，一个邻村的年轻人，看上去比安九大不了多少，据说也是做小工出身，这多少让安九找到了一点平衡。一路上，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大声谈着路上的见闻，无非是一些惊奇、失落和愤怒。也有一些跑题的说话，譬如将来发财之后要如何如何等，都随着离工地越来越近，而变得没有激情，描述也非常缺乏想象力。
工地缺人，工头用红烧肉和啤酒来欢迎他们。他说，今晚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带队大叔自然是满口感谢。与安九曾幻想过的大块喝酒和大块吃肉的江湖潇洒不同，安九只吃了一块红烧肉，便觉得嗓子口发痒，立即止住了这顿丰盛的夜宴。随后，安九在工地的一侧，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妈妈报个平安。打电话的时候，安九没有哭。
安九很久没有哭了。安九小时候可是一个爱哭的男孩。11岁的时候离开爸爸妈妈去姑姑家借读，之后就染上了爱哭的毛病，那是因为时常觉得委屈，一个人会对镜自怜，心生悲伤。渐渐有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性格。于是更加的受不得一点委屈，经常准备着泪水，来应对下一个人的责难。多亏了这个毛病，安九终于在13岁的时候，结束了借读生涯，回到了家，和两个妹妹团聚。说来也奇怪，自那以后，安九又似乎忘记了哭是怎么一回事了。
是的，那天安九给妈妈打完电话之后，安九真的没有哭。对于一个22岁的男人来说，本是一件真正应该的事情，安九却拿来反复强调，似乎有点无趣。但真就是这样，往后的年月当中，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人看见安九哭过。
这拨来自安徽乡下的施工队来这里的唯一任务就是将这个工地里已经建成的几栋住宅楼完成毛胚装饰。具体来说，就是用水泥、石灰将房子内部的墙面、天花及地面弄平整。要知道，在乡下，这已经算是比较隆重的装潢了。在农村见到的新房子，大多数都可以看到裸露在外的红砖、水泥块、甚至还有生了绣的钢筋骄傲的戳立着，似乎是为了证明此建筑用料的货真价实。内饰更是无从谈起。有的人家有窗户但是没玻璃，最后不得不找些红砖一砌了事。在他们看来，城里人确实很有钱，住这样高的房子，还要将内饰弄的那么平整，确实很是羡慕（那个时候安九并不知道，这仅仅只是毛胚房，等用户买房之后，还会在做精装修）。
当天晚上，他们就分到了各自的行头：一副手套和一双胶鞋。因为天气还有点热，工头另外给每人还配了一付凉席和一顶蚊帐。安九已经记不起来自己被分在哪个角落，只知道这拨人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大概有30平米左右大。大家将凉席铺在地上，等到凉席全部铺满的时候，只留了一条可以进出的路来。这让安九想起了电视剧《霍元甲》里的场景。一群师兄弟在早间被师父用鞭子鞭起练功。很明显，安九没有想起他还知道的包身工或者周扒皮之类的残酷剥削情境，却用勤奋劳作做替代，这多少也是一种善良，用来掩饰或麻痹他们无助无力的内心。
第二天一早6点钟不到，安九被叫醒。带队大叔说，你是小工，需要提前半个小时起来，将大工需要的工具家伙什送到工地上。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直接被上岗了。安九的第一次小工生涯，源自这个9月的早晨，那天，安九的眼角带着眼屎，却满含希望。
为了避开别人的谈论，安九没有带上眼镜。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工作，似乎与眼镜这种东西没有多大关系。好在他们工作的场地大概不过100平米。大工们占领各自的位置，往墙上涂泥，用一种叫做刮子的工具用力刮着。安九的工作就是将从楼下吊起的运泥车推进这个小工地，将一车泥卸倒在地上，再将泥车送出去。回来之后，往自己所服务的大工泥桶里及时添加泥浆就好了。
这拨人一共有两个小工，安九是新手，带队大叔让安九只要服务其中的三个大工就好。这也算是特殊照顾吧。可是令安九恐惧的是，这三个大工都是年轻人，荷尔蒙在他们身上转换成了无限的工作能量。一天下来，他们几乎干掉了四分之三的工作。
在身体上，安九本不吃亏。这些简单的劳作，让安九想起了夏天在家里收获油菜的情景：来回走动着搬送菜籽杆，父亲在菜籽杆上用力踩踏，黑黑发亮的小菜籽滚落到铺在地上的床单上，等一拨结束，爸爸妈妈就会收拾掉踩的雪白的菜籽杆，将散落到床单上的油菜籽圈在一起，倒入蛇皮袋里，之后，再铺开床单，开始下一拨劳作。
与收油菜籽不同的是，水泥完全没有生气。涂在墙上也显不出任何精神。这些涂墙的小伙子们也都在拼着命的比快，安九直到现在也没有想通他们为何那么着急着把事情做完，却不讲求平衡。安九在为他们的泥桶里添泥的时候，安九就在想，其实跟父亲在一起做事还是很轻松的。至少，在精力上他比父亲更有优势。
下工之后，安九随便吃了几口饭，就准备睡觉。可是挣扎着始终睡不着。等到工友们都睡着之后，安九又睁开眼睛，窗外是天津的夜空，同样的月朦朦。不知道今晚，爸爸妈妈、外婆、还有亲爱的妹妹们会在想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