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不是万能的

可能是怕再出事,重庆荣昌的警察在查出当地一家幼儿园的校车超载之后,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建议教委取消这家幼儿园的办园资质。由于新闻里并没有交代取缔之后,这些孩子的入园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好事者会疑惑:一刀切是不是办事者应有的思路?

我想起90年左右,为了迎接一大员考察我们村,领导半年前就下命令,家家都得把厕所改成沼气池,新装一套使用沼气点灯烧火的设备……劳民伤财的大举动,仅仅是为了一个统一的形象。

而99年那会儿,我们两班约70几个同学被某国营工厂下岗分流,一句道歉也没收到过。你能体会到你生命中有六年的时间奉献给了这个冷漠的地方,你不会痛哭一场吗?可是谁又有时间和闲情理会该与不该呢?

当然,我们会说,在国内办事就是需要一刀切。要不,托关系、走后门的准能有机会脱身。所以一刀切起码能维持表面上的一个公平。好吧,就算一刀切是一个标准,但它过于暴力,过于野蛮,过于绝对。

回到重庆荣昌,校车超载,那就换部校车解决问题。若买不起,那就租了。就算学校租不起,租费转嫁到学生身上也没问题。只要有道理,家长就没反对的可能。

实际上,把问题聚焦到一个点上,总会容易解决。而那些怕麻烦,拒绝后遗症的明智做法,总显得过激而愚蠢。我们不可能因为那个人是小偷,就一定要剁了他的手才肯罢休。

何时能有一个共识

如果一定要求大家对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做法,那就叫独裁。但如果要求诸位对各种行为有一种彼此认可的判断标准或道德底线,那应该就能叫做共识了。

韩寒写了《谈革命》之后,可能他只是想告诉大家,先建立共识,再谈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会更好点。尽管听起来一些词汇可以让人热血膨胀,但说到底,冲动就是魔鬼,往往会害死一大批好人。

至于什么是好人?韩寒说两车交会要学会主动关掉远光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可以算作好人之一。在此,也向从没那样做过的家伙们致以深深的鄙意!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儿,拖了大家的后腿啊,你可知道?

问题是,对于什么可以算做共识,大家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能怎么说呢?归咎到柏杨说的中国式的丑陋?还是更多人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但很容易引发争论的是,谁来提出这样的一些共识?那些有原罪的成功人士吗?靠!

总之,被韩寒一分析,我顿时觉得两脚冰凉,人没了指望,生活就要变样。

我想起伪人李敖说的一个关于蓝色毛毯的故事,说某好人被某坏人抢走一床蓝色毛毯后,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逃进深山,后来有人帮他打走了坏人抢回毛毯并送还与他,此人接过毛毯不禁落泪。李大师解释说原因有二,其一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其二是没有参与到夺回自己东西的战斗过程中的负罪感。

负罪感是不是好事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在研究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的失而复得往往与自己是否付出过努力关系不大,在这里,依赖会更多点,或主动,或被动。依赖之后,其实掩藏着一种不计代价的交换。而这种不计代价就是一种缺乏共识的体现。

或者干脆点可以直接下个定论,很多人认为那些可以被共识的东西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可有可无的。比方说人人知道自己的性命比等一个红灯更重要,但为什么偏偏会去闯红灯呢?因为他很难将自己的不幸与自己的行为联络在一起,出了事故,责任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共识难以建立的基础。

除非我们能对自身有个尊重,否则共识始终是件虚幻的事,找不到注脚的天书,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呗。

微博实名谁最受伤?

如果微博提供商们真能按照政府新规来执行的话,国内微博的用户数量将会锐减。就新浪微博来说,2.3亿用户缩减到5000万之内都有可能。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新浪、腾讯或搜狐有能力搞定这些数字上的麻烦。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统计数据都不足信。这些少数的、居垄断地位的数据发布者向来强势,且遵循野蛮、自大的霸王逻辑,将受众囚禁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之中。互联网数据的“可统计”变成了“可操作”,令传统媒体自叹不如。

不过,对于广告主而言,微博实名是一件好事。在或者,能把新浪、腾讯甚至搜狐微博横向打通,每个用户像拥有身份证号那样,能且只用一个帐号就能登陆所有微博则是“好上加好”。精准才是广告主的基本诉求。

另外,微博实名对于大多数微博用户而言,其实也不算太麻烦。问题是,我们得习惯如何从大学宿舍熄灯后的胡言乱语到站在操场上聆听校长书记做令人昏昏欲睡的报告。说什么一向都是问题,但怎么说就是艺术了。我们得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微博们,有能力解决好后面的那件事。

这样一来,微博实名唯一利益受损的一方就是微博提供者了。没有庞大数量的支持,赢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换我是运营商,我可能会考虑将自己的麻烦转嫁给他人,至于商业伦理,谁在乎?

当然,我并不确定那些真正在反对微博实名的人看到了哪些担忧。或者,那些担忧并不来自所谓的自由和隐私,更多的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缺失?无论如何,我们始终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需要面对而不是逃避。

流浪汉的面子

有一则新闻,说西双版纳某地有三五个流浪汉一起聚餐,其中有一位因对方没有喝完自己敬的酒而失手将对方打死。面子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哪怕同为天涯沦落人,怎么放也放不下!

这新闻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苦者对一僧人控诉,说自己的欲望无法放下而感觉苦恼。僧人请苦者握一杯子并给他加热水,热水加满之后,僧人还在继续,苦者因为被烫疼,将杯子丢在地上。僧人说:不是放不下,而是你没有痛。

面子这回事,实实在在的全是痛,但我们却真的放不下。说喝酒杀人,也是觉得自己面子不够,哪会多去替对方想想?更不会去问自己:一个流浪汉还要什么面子呢?

当然,也有很多人将面子与尊严绑定在一起。其实这两样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国人的特质在于以讹传讹。误导惯了,将错就错成了生活的全部。

围观者也有理由将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去控诉谁谁谁,社会救助怎么做的?公共安全怎么保障的?但控诉之后呢?

我每每对这类事情都有深刻的悲悯,总是因为还能想象出他们当初也是从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开始了这段人生旅程的,在他们出生时,他们的父母也有多么美好的期待,而今天……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每一种期待都有好的收获。好的期待,坏的结果。全因过程中的际遇。

人生的一点一滴,都是那么的重要。

创造未来?骗人的!

有时候,我喜欢算一些小账。比如说买杂志,我总要找个理由让自己觉得不算吃亏,想想成堆的旧杂志卖给收报纸的,不过一二十元钱,心里就觉得对不起人。而昨天,我终于从定价25元的《全球商业经典》杂志上看到一句话,让我觉得这点钱没白花,这本杂志可以列入我的非卖品了。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怎么样?够牛逼了吧!

能从这句话中觉出滋味的人,多半跟我一样,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与恐惧,这种缺乏勇气的坦诚,会令懂它的人微微一笑。说这话的人脑子很好用。你的下一秒是你创造出来的?还是自然而生的?似乎都能解释的通。如果结果够好的话,我们可以把那种表面上的成功叫做“未来”。

在那本杂志上,除了这句话,另外的几万字都在谈乔布斯。这两个月,各类媒体都在向乔布斯点头哈腰,仿佛不去这么做,自己就跟世界脱节了(但毕竟是媒体,我表示理解)

《彭博周刊中文版》做的就比较应景,11月份的《乔布斯特刊》就是美版的中译本,加了几句中文而已。据报刊亭老板介绍,新改版的这期彭博卖的挺火。而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要做两个封面?不止如此,内容上读起来,一半像彭博?而另一半呢?像《东方企业家》吗?当你看到两种腔调的东西挤在一起,除了别扭,你也可以叫做中西交融。

我是想说,乔布斯其实也没有创造什么未来,这都是媒体包装的结果。乔布斯之所以是今天的乔布斯,肯定不是他所预料过的。或者他只想要一个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产品(《乔布斯传》里说的很清楚了),而这个产品恰恰又在大众中流行了,于是,他的“未来”成了一个典范,如此而已。

于《彭博商业周刊》本身也是如此。寄希望于现代传播的强势营销能力,但它还需要解决如何平衡翻译稿与国内采写稿件的质量问题。幸运的是,他们又具有“创造”未来的能力,尤其是在广告客户面前,这令我的担心有点多余而略显嫉恨。

平常人呢?大可不必做这种创造未来的幻想,媒体教导给我们这样的志气,但千万别迷恋。我们输在“动机”上的事情还少吗?

中国力量中国“造”!

诸位有没有见到某媒体新推出的《中国力量百人榜》?

大多数时候,我会将这类榜单当成一个工具,掌握话语权的所谓媒体向掌握广告预算(也包括来承接这些预算的一群采访资源)的所谓社会精英献媚示好的一种方式。

我以为那些真的相信有“中国力量”这回事的人一定对谁更有力量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可惜的是,至少在今天,我们不会还天真的认为咱们工人有力量了。对于丧失这种天真,我觉得悲哀。

南方有八千制鞋工人罢工,为了要回自己应得的薪水。而这类榜单上又有谁可以帮助下这八千人呢?南方的事可能不算太坏,起码我们还能知道,而政府也提供了一个出口来供当事人宣泄情绪,这比被压抑着要好很多。

反过来看,如果社会不尊重底层的生产者,而来崇尚乔布斯这样的人,倒也是好事。

问题是,我们要能认识到“乔布斯式”的价值,而不至于像某前世界冠军狂言要打造一支乔布斯足球队,更不会荒唐到发生某地用5000万金培养1400名乔布斯的笑话。

现实的状况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认为有钱有权就可以得到一切。正是这种态度,抹杀了民众的上进心,这让中国“造”失去了意义。

病夫之国

体育新闻里有段中国篮球队与别国比赛时的历次冲突集锦,播到女篮在场上也发生过群殴事件时,我居然眼角湿润了,有大哭一场的冲动。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我能确定的是以后再也不看国家队的比赛了。

我想起故事片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励志词组:“东亚病夫”。大凡这个词组的出现总伴随着因国人团结而获得尊严的结局。小时候喜欢以弱胜强,不理解无中生有,就拿它当励志来用,会多出很多对同胞的幻想与期待。而今来看就是讽刺,就像一个太监独对装有命根子的小瓶子去幻想下辈子要如何做个威武男人那样可耻且无趣。

一个不懂得自省自强自尊的人试图通过某种手段将一个人的私愤化作一群人的众怒去宣泄的时候,我只能说,要么是他有病,要么是这个群体有病。不该预期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乌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又会怎样?你如果知道,当然会跟我一样想哭,不是吗?

同样,一个民族将某些罪责归罪于某种物品,比如鸦片、色、酒、赌或者其他的什么借口,都会让我倍觉荒唐。我们何时无知无畏到这样的地步?又何时可以停止这种找借口不找病因的进化逻辑呢?

是的,我也会劝自己要淡定点、理智点,我也并不想证明,我就是一个病夫,这里是一个病夫之国。但如果我们真的没病,为何又会生活的这么变态、畸形?

我们说不要去搀扶一位摔跤的老头,因为他可能会拉着你说是你撞翻了他!我们也可以路过看过但未曾救过一个被车子多次碾压的幼儿,因为我们有理由害怕抱起那个孩子之后还能做什么!我们尽管去指责那个撞翻老人的人,我们也可以去迁怒于那位碾死孩子的司机,但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代替受害者表示愤怒?或在事件发生之后,又代表受害者忘记施暴者?

我们习惯于代表别人去思考问题、去做事,但何时代表过自己去做点什么?去听听自己内心里的呼唤吧,看看那个还算清醒的自己,想要做点什么?认为什么是对的,觉得什么是有价值的,可以吗?

作为万万个逃避者之一,我多希望这里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世界,描写民国的,或者清朝的,甚至是别国的,比如利比亚什么的。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者说,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都可以容忍。对不对?其实,即便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也能忍受,不是吗?

好吧,很明显你会跟我一样,看着周边有13万万同胞,但却只能抱有“好好活下去”这个信念,这种突然觉醒出“自己就是多余的一个物种”的现实来。我只能说,真的病了,我或者我们。

虚构的发行

近日,《华尔街日报》在欧洲被爆出“自卖自买”丑闻。这让我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原来外国的月亮也有阴晴圆缺。

有英国同行指出:《华尔街日报欧洲版》长期通过一家公司以低价大量秘密购买自己发行的报纸,以此抬高发行数据,误导读者和广告商,让他们相信报纸很受欢迎,发行量很大,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我刚刚做杂志广告销售的时候,遇到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向广告主证明杂志的发行量(也可能是我刚入行,“关注”方向不对)。客观的说,我相信发行数据越真实,杂志广告效果就会越好。所以,我特别向往那些能在版权页上印有ABC或者BPA这些logo的杂志。我喜欢真实的、能被证明的东西。

但大部分杂志的发行数据都很难被证明,这让“广告销售”看上去只剩下“忽悠”。事实上,媒体也在想“办法”去提升发行量,包括付费读者数量,但更多的还是如何让广告主“相信”某些数据是真实可信说得过去的。诸如《华尔街日报》做的这点事,国人大多做过。甚至《华尔街日报》没敢做的那点事,国人也正在做着。

比如某国内杂志,它先预期其广告主属于汽车、房产和金融领域,在发行上配合着做一个布局。先列出这些潜在客户的清单(主要是办公地址),然后在客户位置附近寻找档次较高的酒店、餐饮及会所等公共渠道,通过谈判(一般是用广告来换发行),将杂志送入这些渠道。如此一来,发行诉求对象从读者变成广告主,成本被大大降低。况且能天天在客户眼皮底下打转的媒体当然会有更多的销售机会。

区别在于:在国外,作弊就是丑闻,必然会被揭露出来,被冠以“欺世盗名”之罪大加责问,甚至就此断送一个百年品牌也不一定。但在国内,作弊不过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在大家都说假话的环境下,假的也成了真的。

更何况,在山头林立、旗号过万的国内杂志业,想要活下去确实不易,正经生意要走偏门似乎也能被理解。“幸运”的是,在这个近似虚构的行业里,各位都能混水摸鱼,且又相安无事,谁也吃不了亏,那悲又从何而来呢?于是,好事者看外国人笑话而罔顾身边丑事便是有乐趣的。不是吗?

山寨乔布斯

如果换我是那些被媒体誉为乔布斯接班人的家伙,我一定会谦卑的出来发个声明:“乔布斯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我做不了乔布斯第二,我只想做我自己”。但譬如马云、扎克伯格等等并不在意这些恭维话,况且就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循环炒作是媒体的平常事,让人懒得应对也有可能。于大众而言,一则厌倦了山寨概念,二则也并不如媒体那样习惯并轻信于夸大乔布斯或者其他人物作为的故事。一句话,没有永远的英雄。

但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众媒体纷纷拿乔布斯来说事?乔布斯语录、乔布斯之后的苹果、谁是乔布斯的接班人……种种话题主宰着近期各公共媒体及个人博客。免不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名人或企业想借势营利,但在“伟大”或者至少是“伟岸”的乔布斯的身影下,显然讨不得好,想想那些“一潘”式灰头土脸的演出,让自爱的人笑出声来。眼尖的人倒也可以从中看出人品高下,这算是额外的见识。

但应该有的见识里,应该少不了一点:认真做事的人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尊敬。按说这点理解与国人所处的环境有所出入。孟子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什么时候谈起“把自己做好”这样的个人主义?难道各位都在国庆长假里祭拜了下胡适先生吗?不过,也难怪这个病态的社会已经扭曲到另一种层次:要求别人把自己做好,而对自己却无丝毫要求。于是对成功的人除了羡慕还得加上嫉妒和恨,少了一些学习和分享。这也决定了媒体在真诚悼念的外表下,难掩其动机上的苍白与无力。

到底要学乔布斯什么东西?绝对不是听听乔布斯如何做的,如何说的那样容易,更不是几句看似幽默实则无趣乏味的调侃那样搞笑。因为一切都会回到一个基本点,如果你也懂得认真做事并能践行的话,或者怀念乔布斯就更有感觉了。

无论如何,我们肯定不需要一个或者一群山寨版的乔布斯。

上进的腾讯

这几天,好多科技博客都在讨论Facebook改版,感叹于Facebook的设计理念。包括时间线、个人娱乐中心、自己的新闻等等,而这些改变会给Facebook在广告运营上带来的新便利,令我这样的门外汉都会惊叹,哇噢!这玩意儿才叫精准行销。

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Facebook,墙外的风景无论如何诱人,但翻墙本身绝对不会对培养人的耐心有好处。可能国内其他用户的体验比我也好不了多少,我总有点镜中望月的遗憾。

等到我渐渐失去耐心(当然不是针对Facebook),渐渐淡忘Facebook如何给力的时候,腾讯总会不带一丝羞愧的出现在你我面前。或者,这只看上去憨憨的小企鹅,因身在中国,不得已成了当下科技业的受益者。

前段时间,我对Twitter推出中文版嗤之以鼻,懒得理会。而听到腾讯微博也同期推出了英文版,却令我大为感叹。难道我们的全球化要从腾讯开始?

而这回Facebook刚一改版,腾讯这边立即展开空间升级。除了Q6与F8这样的名字在较劲之外,新Q6里的社交风格主题看上去又是多么的熟悉?当然,已经不需要回到原点去讨论商业道德的问题了。

问题不在于模仿或者盗版,而在于替代。与武侠小说里某人被杀父仇人收养的那种情节类似,抚养的恩情一旦替代了杀父的仇恨,只能剩下一千一万个无奈。

无论如何,我们似乎都离不开这只“上进”的小企鹅了,或者还有比它更无耻的家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