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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世上有两种人得罪不起，第一是领导，不怕多做活少拿钱的可以由着性子不拿它当回事。第二是庸医，比领导还厉害的角色，因为领导是可以换的，但庸医呢？你敢说你一辈子不生病吗？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看到各类医患纠纷，都会没理由的会同情患者。在群众们看来，庸医一没医德，二没医技，难得遇到个一个顶真的又不怕事的，就一个字：该。可以理解群众们的心情，如果你也有被庸医耽误过的经历，那感触还要深刻些，恨不得有人推倒之后，抓紧时间冲上去再踏上几脚。

但推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也不是我。我们都很了解自己，没那个脾气，也没那个底气。东莞不是有医院专门配备了钢叉、催泪剂来保护医生吗？良民们哪个会无知到那地步去讨没趣呢？除非你是地头蛇。

说陕西榆林有帮庸医医死了病人，不得不集体下跪磕头认错。我说他们是庸医，根本就没往医技上去想，我只是想确认，下跪的40多个医护人员中，难道就没有一个读过书，知道礼义廉耻的？难道就没有一个是父母教出来的？做人做到连尊严都丢得下，说他们是庸医简直都是对庸医的侮辱！

当然，跟其他人一样，对于有能力让他们这样做的那帮人，我也是不敢吱声的，这些人深不可测，定能通国遮天，我等屁民，还是往那受虐者身上吐几口唾沫更有趣味，也更省心。

不过，好歹我也算长了见识，还真有人不拿法律当回事，如果他以为老子就是法律的话。

曼奇尼赢球了，英超冠军的悬念将会保持到最后一刻，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当你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其实已经遭透了，爵爷今夜的体会更深刻些。生活大致如是。乐观点说，还有什么比当下更加糟糕的呢？

微博上有人民群众在热议1959年到1961年发生的某件事，说大饥荒时期究竟有没有饿死那么多人。关于这个，屁民想问，您认为饿死多少人才算恰当？另则说了，假设阁下的父辈被饿死了，阁下要怎样才能投胎到这世上来？所以，从“后人”的反馈来判定究竟死了多少人，其逻辑或者出发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当然，被绝了后的人，总是很容易被遗忘或被用来假设的。

大家所理解的绝后，多指生理方面没了基因上的继承人。但还有一种绝后，是在其他层面的。比如屁民对N多年前的历史没有学习和掌握，更不能辨别真相，这也是一种绝后。历史与现实被断绝了联系，在某人或者某群人身上发生。如此，这群人与之前的那群人能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这两种绝后都不算是坏事，这该是社会演进的基础，称作优胜劣汰也恰当吧？怕就怕在对真相的误导，而那些渴望对过去有所继承的人，往往要被假象蒙蔽。

但这事跟今晨的曼城德比关系不大。唯一能扯的上的联系就是，大家都在期待那个最终的结果，谁是冠军？或者说，真相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在讨论赵普，问他该不该身在央视，却以央视人的身份发布央视不允许发布的消息。有专业新闻学者强调职业素养，建议其遵从组织纪律。路透社在其《网络报道守则》中也告诫记者：“在社会化媒体上，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看来，新闻业界对此事的支持也不在主流层面。

倒是在民间，赵普得到了最基本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如果真相必须用这种手段才得以传播并让民众受益，赵普的行为就是超越了狭隘的职业操守，但尊重了更广义的社会道德。我不确定两者在此是否会引起争议，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该以任何理由凌驾于真相与普知之上。

问题不在于赵普是否遵从职业操守，而是看这条被发布的信息所关切到的群体。举个例子，如果只是一家公司的商业丑闻，我认为路透社的做法值得全球新闻界遵守。但如果关乎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试问还有什么组织纪律能比道德更重要呢？

也有人在微博上恶狠狠的评议赵普，此处不做反驳。只是想告诉他，正因为你缺乏真相，所以才抗拒真相，并以欺善之名。对于这类人，我是鄙视也来不及的，不知道怎么死的是一种罪恶。

与赵普一样身处困境的还有邱启明，希望他辞职之后，能做点现时媒体人做不到的事，比方说办一个中国式的《郝芬顿邮报》？只要媒体追求真相的理想不死，人们就会一直受益下去。而那些有理想的媒体人，就是施恩的人。这样的人，还需要怀疑其职业道德吗？

广电总局总是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决定，说网络红人及有丑闻劣迹的人不能上电视做嘉宾。看上去广电的领导对各种红人怨恨不少？照这样的势头，电视没毁在新媒体手里，倒有可能葬送在掌舵人的脚下。今天这一个不准，明天那一个不准，限制又限制，到底算是哪门子发展观？

站在广电总局的角度去理解也有“道理”，其一，网络红人大多具可复制性，就像凤姐、芙蓉或者他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骏之流，引导一些家伙走上不寻常路，算不上什么好事，当禁；其二，有丑闻的人若以丑为卖点，甚至以炫丑为荣，必然也是价值观的一种沦丧，也该当禁。

可这个决定仍让人反感，是因为它是一条不容协商的“命令”，轻视了观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忽略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大多数有个性的青年都不会喜欢父母时时刻刻在约束自己，而广电总局显然还没意识到观众们已经长大了。

是一穷二白的贫民造成了这种“时刻需要父母保护”的假象。但也只有贫民有资格站在镜头面前，成为广电总局格外关照的对象。一没丑闻，二不会走红，就算站在镜头前说两句，也会遵照记者大哥早准备好的稿子。你有品位，我不费脑子，简直是天生一对好搭档。

也有些人极少看电视，像我除了英超，对于其他各种娱乐各种新闻各种讲座座谈访问一概不解，有那个闲工夫不如躺在床上听周公说梦。这样的人免不了对被限制的那些可怜人、不自由的灵魂产生点同情：就算上网多了伤脑，也比不动脑子要强。

不过，这又是另一种轻视，不该滋长……

总之，广电总局一出又一出的，看上去只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何苦来的。

话说“部分国家级贫困县‘不愿脱贫’”，理由是没了“贫困县”的帽子，就少了许多实惠。于县于民都没好处。所以，诸位大人决计不贪图虚名，只做个能抓到真金白银的“实干家”。想一想却也费了一番苦心，该宣传下。

很多人将这种做法—示弱—算作一种谋略，与乞丐博取路人的同情基本属于一个套路。哭穷或者叫穷本身并不可耻，只要有人愿意给予，就算是挺尸装死也无所谓。更重要的是，出处乃是国之府库，不要白不要，对吧？

实际上，汉朝人刘向曾讨论过府库与贫困的关系，曰：“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语出《新序·杂事二》）”。意思就是今天说的国进民退。按平民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有钱，老百姓没钱。按实干家们的勾当来说，就是把政府的钱借老百姓的名义拿来为自己铺垫政绩……如此而已，不必大惊小怪。

患有残疾的乞讨者，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才不得不去乞讨，他们不会因为残疾而到处“炫耀”。我见过那些行为卑微的人，小心翼翼的路过你的身边，在得到施舍的同时，也能保留一份尊严。相反，那些手脚正常的乞讨者，是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的。

同样，贫困不该成为治世者的道具，实干家们应该意识到它的无耻。

不如重新订下规则，实干家们的一届任期结束，若不能达标脱贫，那这个领导班子就一刀切，永不聘用。如此三五年之后，中国就再也看不到一个贫困县了。于县于民都有好处。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找回了羞耻心。那才是真的好！你说呢？

话说浙江金华某公交车队组织司机学习如何辨识豪车，与动辄数百万级的交通肇事赔偿相比，各位司机大哥有时间做做这方面的培训倒也必要。但正常人会问了，若真的出了事，还能分的清是不是豪车吗？“能有选择”，往往只是平民们的一厢情愿。

“惹不起，躲得起”的逻辑是想当然的，于现实中根本没法实践。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有本事“躲得起”，又管它什么车呢，平安不是第一要紧的吗？或者只是反映出另一些问题，比如说“恃强凌弱”。不提了，这话题悲哀了点。

说回来叹口气，人们是躲惯了。看见同学被老师脱裤惩罚，不言不语，躲上十来次，惹到一个不能惹的，才算“事发”而结束。看到路人跌倒不敢去扶，甚至绕过，回家后坦然在微博上一边倒的唾骂世风日下。得了众人信任，拿了个七八上十亿的资金成就了个人美名却不堪托付最后一躲了之，与某英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但却可能是相同的待遇……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各类事都在证明，“躲”没什么不好。

就好像饭前不洗手这回事，大家也知道不好，不过也不会去改正，反正习惯了就不觉得别扭了。社会也是，多一个坏习惯或者好习惯，它照样慢步走，怎么能指望它去自我纠正呢？

惹与躲是相对的，躲的人越多，惹的事也就越多，反正怎么惹你你都是躲，不惹白不惹。当然，要是每一个惹事的家伙都遇到药家鑫这样的该有多好？不怕耍狠的，就怕不要命的。

而正常人，也该敢为了一些事去不顾性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