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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天柱山避雨遭雷击男子患上近事遗忘”。同情之余，我也恶意的联想下，如果那些做了坏事的家伙被雷击后选择遗忘，无辜的人要如何是好呢？

遗忘，就是忘记。被领导群众们广泛滥用。而且不该记的总能记得，不该忘的总会被忘。如此看来，遗忘有弄虚作假的嫌疑。或者遗忘只是暂时的，避一避风头罢了。

《庄子·盗跖》中记载：“今富人，耳营钟鼓筦籥之声，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遗忘其业，可谓乱矣。”意思是说，现在的富人，生活在纸醉金迷中，早已忘了发达的初衷（对比今日，那些没有初衷的发达，更是另一种唏嘘）。

不过，大部分穷人无法完全体会出富人的心态来。换作我等身上，就是当你做了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之后，你会选择遗忘或逃避，时间久了，你就以为连旁人都忘记了。如果加点雷击说，效果会更佳。这也是为什么遗忘得以横行的病因。

读者们已不需要将雷击说与其他的遗忘事件扣在一起，生活本就无趣。唯一需要提醒自己的是，出门请自带避雷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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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俄工程师妻女空难丧命 丈夫跨越国境手刃责任人”。在“发现新闻网”，这篇让人动容的旧闻被大家翻了出来，在这个被韩少称之为“脱节”的国度以及这个全民恐慌的年代，寓意深长。

复仇，意指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伤害自己的人。汉人袁康在《越绝书·叙外传记》中点明：“臣不讨贼，子不复仇，非臣子也。”意思是说，国土被抢占了而不去夺回的官员不是好官员，父母姊妹被谋杀了而不去报仇的男人不是好男人。

复仇在古代更容易发生。唐人裴铏曾在《传奇·薛昭》中记载，“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说为母报仇的儿子，不该得到判罚，反该赏赐金钱及自由。可见，复仇不是犯罪，复仇是正常的人伦！可今日这个没有人伦的社会还懂得宽容吗？

我们即便不去说具体的受害者，读者们也能体会得到这种复仇的怒火在身边燃烧已久。或者我们已经清楚的认识到，无论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你都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到那个时候，剩下来的人还能继续悠闲的谈论其他话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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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洪晃将史家胡同归还外交部，称退出特权阶层”，人类各阶层的繁衍生息被冠上各类新词，如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农二代。“二世”是一种继承，也是佛家讲的前世与今生，可惜富富循环或者穷穷递进，都不是这个社会喜欢的结果。

佛家在《百喻经·父取耳珰喻》说到：“凡夫之人亦复如是，为名利故，造作戏论，言无二世，有二世。”我理解成这是佛要求特权阶层放弃特权。但你也知道，真正有信仰的人往往没有特权。

于是，我轻而易举的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富贵阶层才有“二世”之说，他们渴望能继承，被继承。而贫穷如我辈，到底也不希望下一代去过同样的生活，颠覆是必须的，“二世”之说就纯属巧合了。

对于那些自诩特权阶层又“大度”放下特权的人，我会鄙视。因为那被放弃的“特权”并不会让普通人获得更多的公平，这种放弃的意义除了能被理解成给自己立个贞洁牌坊之外，就只令围观者作呕了。

所以，我有理由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去断定强盗们也有追求精神满足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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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吉林四平挖掘满族民俗资源 打造叶赫文化品牌”。各地为了发展经济，让物质“超速”提升却也费劲不少心机，淡定之后，脑袋活络的人玩起了“文化”牌。

于是只要提到“民俗”，必定是中国特色，必定是以精神文明带动物质文明的良性发展。然，多数地方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民俗，指人民的风俗习惯。比如各地的方言、服饰、菜系算是民俗之一种。宋人范仲淹曾对民俗有过期许：“然后上下同心，致君亲如尧舜；中外有道，跻民俗於羲皇”（出自《睦州谢上表》）。范祖的话放到今天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人能同心协力，有一个共同目标，领头的人也有才有德，国内外关系又都能处理的妥妥当当，那这个社会就能共产主义了。

当然，范祖不是马克思，不懂得共产，但“共产”与“大同”的确算是相通的。

只可惜，如今的人玩起这“民俗”，都是半道起意的，没半点目标与理想。暂且拿来做个道具与外面换官位、换红利、换虚名、换热闹罢了。需知，没有教育和传承，只靠隔代嫁接，文化之根立于何处？

再想一想，上行下效，大家都谈务实，大的你做民俗搞经济搞政绩，小的我靠民俗赚点奶粉钱。一上一下，谁都没真正在乎过民俗是个什么东西？

结局必然悲催，乡风不存，民俗何依？我们得找个能依存的东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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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人大代表倪萍获奖”。这话题本已过时，但昨晚倪阿姨抹泪写成一篇博文，否定自己是脊梁一说，让人诧异。

事实上，倪萍获得的奖项全名该做“纪念建党90周年•共和国脊梁系列活动之‘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简单的说，这个奖项与彼“脊梁”无关。更何况你也看得出彼此有别。

于是李大眼一冲动，倪阿姨就感动了，终于又有人把她带回春晚梦境。可惜事如春梦了无痕……

很明显，“脊梁”有血有汗有生有死，偏偏无梦。它只意味着坚韧的意志、超乎平常的勇气和自立自爱自律的节操。

《朱子语类》明示世人：“况当世衰道微之时，尤用硬着脊梁，无所屈挠方得。”意思是说，在法律不公、道德混乱的社会风气下，更需要硬起脊梁做人的人，那样国家才不会衰亡。

鲁迅也曾解释过谁人堪称国之脊梁，大家不妨对号入座：“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可悲的是，同样的质疑难道还要我们带到下一个世纪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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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语出“传广电总局将限制地方卫视娱乐节目播出次数”。俗称“限娱令”。与武侠小说里的“奖善罚恶令”不同，此令不公，甚至有独撑央视之嫌。

广电总局从节目同质化、内容低俗化、明星呕像化的现实，总结出既不利于电视业提升，也不利于媒体影响力建设的严重后果。似乎一纸“限娱令”将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限娱令下，州官放火，星星点灯，喜欢被包养的央视或可重振雄风？但万幸的是，百姓们向来习惯自娱自乐，或者苦中作乐。

宋人叶适在《东塘处士墓志铭》中早有感叹：“既苦志不酬，右书左琴以善娱乐。”意思是说，既然不能正正经经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如读读书、弹弹琴，让自己快乐的过生活。简而言之，娱乐，就是让人愉悦。

从愉悦出发，“限娱令”能做到的太有限了。这次广电总局的减法做的不好，下次是否该考虑下怎样做做加法，既不失公正，又能带来增益。

一句话，你得尊重“老百姓是有智慧的”这样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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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各地流行的各类指数，我很关心民众的“幸福指数”或者官员的“辛苦指数”，经济学术语被用以考量社会品质，算是一个好现象，起码好坏都有个参考值了。

相对来说，官员的“辛苦指数”更有价值，也更容易被关注，若指数能与官位高低挂钩，或与酬劳对等，就有了不小的一个动力。而百姓“幸福指数”就较难提升，一则众口难调，二则百姓不需要管自己是否在一个大框框里是否幸福，或者他更喜欢没事偷着乐。

可问题是各类指数是如何建立的，民众还不清楚。昨天糊里糊涂的被幸福了，今天或许也糊里糊涂的就被不幸福了。官员们倒是清楚的很，昨天你做模范，明天我做代表，一来二往的，“指数”就被废了，无人再信就没意思了。

幸运的是，今天既然有人愿意冒险勇立“贪官录”，明天他们也会愿意为好官们建个“纪念碑”！总之，愿意被指数的官员，都是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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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出一直很火的“我是谁”系列事件，近的有郭美美是谁，郭子琪又是谁，稍远点的有我爸爸就是国法、我是人大代表等等。网民们喜欢追问你是谁，而“我”也早已陶醉在“我是谁”的幻境中。

到处标榜我是谁，而独独忘记我是我，无非是为了那点享受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老话倒是深入人心的很。那“为人民服务”呢？传播的也算久远了，能做到的为何没有几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趋向“人性本恶”的。

还记得电视剧里《武林外传》里吕秀才用一句“我是谁”的问句杀死了姬无命吗？

成龙有部电影叫《我是谁》，我很喜欢里面的主题曲，主题曲的名字恰好叫做《有过去的人》。对比下这两个主题，芳文看出点冷幽默：分不清我是谁，其实也就是在吃老本，终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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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源自美国，以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作为感恩父亲的日子。

如果说我反对中国人过西方节日，就有点不自量力了。我只是反对我去过西方人的节日，就好像我很鄙视西方人过中国人的节日一个道理。

这种情绪以个人的认知为判断标准，我想说难分错对。至于我的反对，没太多合理理由，只有一条，我想做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也希望看到一个有着各自特质的大世界。

早在1945年的8月8日，在上海文人们的号召下，中国人庆祝了自己的父亲节，这个节日直到今天还在台湾等地区被保存。而大陆的人呢？

芳文不禁感叹，国人在商业社会的熏陶之下，不幸被广告奴役，成了俘虏，搂着香车豪宅美女也就罢了，甚至连何时吃饭何时睡觉何时感恩也要受到支配。

幸运的是，从昨天起，我已做了一个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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