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社会就是一个娱乐圈，我看陈光标比赵本山更适合去做明星。论“忽悠”，陈光标要强过那个卖拐的数百倍也不止，光环不留在他头上，简直就是“亵渎”神明。
近日，陈光标买了美国《纽约时报》的半版硬广，表一回爱国心。同时也为国内的企业家们造了一尊“中国式爱国”的牌坊，逼得那群没悟性的MBA们要换换经营战略了。而有些尝到甜头的国际大媒体开始专心把广告卖给中国大款，谁让这人傻钱多且沽名钓誉自大自夸让行情大好呢？
陈光标买了《纽约时报》的半版硬广，赚了国内主流媒体的几百版软文报道，面子拿了，首功建了，里外里大赚。甚至连陈光标的公关人员都高兴坏了：这回不用搭上中华烟茅台酒伺候各路媒体妓者神仙了。
很明显，我并不反对陈光标们这样去做，如果他们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对得起老祖宗的教诲的话。换句话说，总是拿偷来的东西行善，未免太不将神明当回事了。留在头上的光环，搞不好也会落地砸人，等到满口吐血，怕也不是明星该有的范儿。
话说回头，个人的钱要怎么花都是自由，不需要旁人指点，这也算是本地人唯一能见到“自由”的一点痕迹，如果你真有点闲钱且“懂得”如何去花的话，”自由”是可以有的。真的！
对于“理性”这个词，我以为需要具备很多的知识才得以完成，比如你想做到理性爱国，就得清楚何为国，何为爱国，何为人民，何为爱人民，甚至还有其他的一点什么。所以，看上去，我们能见到的爱国行为几乎都是非理性的，若要压抑着来看，就是无理性。
我愿意将“爱国”当成一个纯感性的行为。比如说我爱某人，可以为她献花送礼，嘘寒问暖，理性感性兼有。可提到我爱国呢？难道是说一颗红心为谁准备吗？又或者是每年上缴了多少个人所得税吗？若要按这个计提理性量化爱国的程度，我怕大多数都是拖后腿的了。
所以，从感性的角度来看，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对一个日本人表达一种抗议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个中国人代表的只是自己。即便从理性的诉求出发，我也以为这是他能做的仅有的几件事之一，甚至我还认为，在日本人的土地上，一个中国人也该有权利向日本人的政府表达不满，仅仅是个人行为而已，与爱国关系不大。
看似爱国，实际上又与国无关的事，我们经历了太多。能有这样的区隔是因为我们爱她却得不到她的一点支持，我们护她却感觉不到她的一点反应，我们爱护的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词组，这是理性的人愿意干的事吗？
网上有一个小段子，我觉得蛮有意思。
说潘金莲被西门庆搞了，武大郎操起擀面杖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水缸砸个稀烂，边砸边说气死他小西门！郓哥说，嫂子被恶人搞了，你去砸他家啊，怎么砸自己家东西？武大郎说：我气死他！郓哥不解。大郎说：你不知道，这些都是西门庆店铺生产的！郓哥恍然大悟，这样啊，加入一起砸。
诸位肯定看得懂是什么意思。有明白人在QQ群里调侃：说本人为了对抗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免费接受一切日本产的东西，包括丰田汽车、佳能相机等等……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接触到这样的消息，必然会以爱国为原则，无条件加入各种转发、抗议、申诉，但这样的事情做的次数多了，会慢慢发现，这样的行为其实是缺乏对象的，同武大郎躲在屋里生西门庆的闷气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自我感觉欣慰罢了。
所以，我很不喜欢一些所谓的阴谋论者的“韬光养晦”，什么卧薪尝胆也不过是懦弱者自我开解所必需经历的曲折而已，真谈不上有个大大的计划。
所以，武大郎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不如武二直接，一把朴刀，解决一对狗男女，顺便灭个迹，把个故事弄的像野史也像正剧，让后人只识得他是个英雄，潘金莲西门庆是对奸夫淫妇而已。
换句话说，我们在对待日本国的态度更直接点，后人们也就不至于为老祖宗害多久的羞了。说德国人还有几个为希特勒而耿耿于怀的？更何况还是家里的事，能有多坏的结果？
上周日听Hugo的课，他问有了微博之后谁还在写博客？我本想举手承认来的，但又担心他追问为什么——-后来想想本该我问他为什么才对-——或者我只是没将微博完全替代博客而已。不过，这周以来，我再次停止更新博客也是事实。
所以，我再次纠结：微博是将碎片的时间充分利用了？还是将生活彻底碎片化了？
好吧，这问题似乎没理由讨论。我不该将一个好习惯的中断怪罪到其他事物上。无论如何，我的24小时还在，我依然保有对它做出规划的自由，甚至可以像年少时一样，给自己来个倒计时。问题是，我还有激情面对这渐渐少去的时间吗？
《The Way》不算是一部典型的美国式电影，只是剧中有句台词打动了我：“（丹尼尔对父亲说）你不是在选择生活，而是在过生活”。我将这段话加上反问来问自己，结果证明了我的心情很容易有变化，像台风经过的小树林，处处可见残枝败叶。若说我的生活，真没一样是值得藏在身边带进棺材里的。
我是想说，明明知道时间宝贵，但还是大把浪费。我与现实的生活越来越近，吃饭、睡觉、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我已习惯。可这与我想要的生活渐行渐远。
事实上，单独从标题来看，就知道我的心情有多么沮丧。我有点害怕别人问我，你经过的那个地方可有你的念想？糟糕，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虽然人人嘴巴里都会念叨“天上不会掉馅饼”，但热衷于“中奖”却也不算丑事。
小时候烦闷在老师给不给小红花戴，大一点对各种奖状斤斤计较，哪怕一个“文明值日生”的奖状也可以挂在家里显摆个好几年。到了更大一点，踏进社会，又生出一些中奖的新途径，什么彩民、股民，把一段原本就不正常的人生活生生的扭成一团，除了自欺做鼓励之外，很少敢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当然，必须先痛骂下那些比孩子更迫切得到这些奖励的父母，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将自己未能得到的理想去虚构孩子未必能得到的未来”便是教育及传承的全部。却不肯注意在那些人人有份的奖励之外，还有一种源于自身的自我认同，后者才叫重要。
是的，总有一部分人刻意忽视另一部分人的感受，试问这种分裂又如何能融合成一个整体呢？
所以，当你听说一名（群）运动员为了奖牌而作假你就会觉得恶心。原本只是代表荣誉的一块牌子，却能超越荣誉本身，实在是畸形的很。
难怪张华在微博上感叹：我内心希望所有参赛的中国运动员都能拿金牌，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与急功近利体制的一分子，不拿牌甚至不拿金牌就可能被拋弃被牺牲。
我想借他的话来提醒诸位，或许物竞天择是自然界的游戏规则，但人能立于自然界之上的一点运气在于：我们在出生时都能被叫做孩子，然后都被冠以“希望”而培养。换句说话，人能来到这世上便是万幸，若是被一块牌子毁了，实在是对不起老天爷。
你说呢？
我在台湾人圈子里待久了，经常会听到两组词，一是“鸵鸟心态”，另一个叫“爱惜羽毛”。前者有掩耳盗铃的意味，在异乡漂泊久了，又明知一时半会解决不了自我期许的问题，不得已变身鸵鸟力求自保也不见得就是自嘲。
另则“爱惜羽毛”，我查了字典，出自汉人刘向的《说苑》，曰“夫君子爱口，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意思是说靠什么起家立本的，必当尽心竭力的去维护它。这小道理浅显易懂。
勾我想起这个词的新闻来自广告业。说大导演张艺谋接拍宣传片铁道部耗资1850万，黑中介利用张导的名声骗走了一大块利润，不过张导自己也不冤枉，这种初级水准的制作也敢拿走250万酬劳，放在别处怕也只是做梦。再多表扬一句，混到张导这等级的，还混广告片，真是什么饭都敢吃不怕撑死啊。
张导懂的道理肯定不限于此，可惜的是人在自我膨胀之后，连自己放个屁都会觉得意味深长，都能当成改写人类发展进程的重要事件，嘴里把各种孔子老子庄子孙子囫囵念上一轮，脑子里惦记的依然只是银子，真让人感叹当初那一粒争气的精子修炼成人成精成怪之后，到底还是忘了自己究竟姓甚名谁，上哪找什么羽毛去？
不过，将这件事放在当下去看，倒也不算意外，各种晚节不保的能人义士数不胜数，何况只是他一个小小的戏子？
当然，像我们这些解决不了鸵鸟心态的，又放不下爱惜羽毛包袱的负重族群，即便按基本的物理规律，被沉在人海底层，也是符合自然界的逻辑的，何必多抱怨。
一些与父母分开太久的孩子真的爱哭，因为我小时候有这样的经历，遇到外人于我身上无心的言行也会感觉委屈，眼泪便不自由的掉下来，悲伤莫名。等我懂得眼泪不该被情感绑架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去理解哭与不哭的区别，也才用另一种方式教自己做一个男人。
我原准备就这样去接受朱注的多愁善感，以为这也是一个过程，一个男孩从感受委屈到理解眼泪的成长过程，但或许我错了，从那些外人无端的哭泣中，我对爱哭的人开始有了一分怀疑。
譬如昨日我从龙漕路地铁走出，遇见一妇人罩着一件孕妇装跪在路边行乞，在她面前摊开的好几样东西证明了她行乞的必要。我犹豫一下后递给她10元钱。如果这是一个骗局，就当我买了回彩票。可这次若是真事呢？我能理解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真的只能这样去做。这一种人和这一种人生，哭的意义在哪里？
还有，电视里正在大谈奥运，各种健儿为国争光，也有几位与金牌无缘的人痛哭流涕，要向国人谢罪。我没明白他要谢罪的对象是谁？是一群只知道叫嚣却不可能去拿冠军的芸芸众生？或者，他只是故作姿态，找个慰藉？我并不是不喜欢这种人，但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更想知道，他所理解的生活及生命又是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我真的见不得假的东西，若在十年前，我肯定会自作聪明的认定某种情况是一种诈欺而冷冰冰的从某人身边走过。我也肯定会为某人的电视秀而感动的一逼搭吊遭。但十年之后，我却发现自己少了某种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不敢区分真假，也不敢有任何结论。
但我要怎么将这种认知告诉给我的孩子，让他理解并学乖呢？听起来又是一件难事。也许，教会他做一个不爱哭的人会简单点，若你没有失去你珍惜的，你不必哭。若你没有明白你该珍惜的，你为何不哭？这两点就够了，对吧？
语出“重庆一六旬老汉偷鸡被判三年缓刑”，对应各种已公开的贪官下场，不得不感叹这世道就像打怪一样，装备越多越不容易死。你或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削尖脑袋也要往上面爬，要往家里拿。
《庄子·胠箧》中曾警示诸位：“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意思是说法律只能惩治那些小偷小摸的人，但对掌握权力有能力颠倒黑白的家伙却无能为力。事实上，法律只为大众而制定，要不你怎能经常听到“老子就是王法”的混账话呢？至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故事，只能在戏台上找了。
这时候，我们才感叹造物主的伟大，唯有死亡还算能体现一点公平，尽管死法也有不同。所以，一些被曝光的个体极端行为也不难被理解了。当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对应的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分离，还有权利、地位、自我认知上的扭曲。更可怕的是，那些得到越多的人总以欺辱贫民为乐。
比方说中烟。媒体报道，2010年的中烟每天纯利润就超过了3亿元。这家闷声发大财的企业，并不安于小贼的身份更想换个大善人的皮囊，慷慨解囊，捐出一个亿拿到极具反讽特征的“2011生态中国贡献奖”。又在一所捐建学校的校训墙上写上“天才出于勤奋、烟草助你成才”的逆天大谎话。
烟草与生态贡献不是成反比的吗？爱烟草的人不就是一个瘾君子吗，与成才有毛关系？这种挑战常识的逻辑在现实的社会里处处存在，不止中烟一个小丑。什么蒙牛不也如此吗？
“窃国者诸侯”的逻辑应用在市场营销和传播上，让广告主们有理由相信：谎话被重复千遍能够成为真理。幸运的是，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辨别真理、追求真相的动机和能力。这更使得各种掌权者认为，他们只需要一个足够大的重复频率就能掌控一切。
瞧，活在这个荒诞的时代，我们对什么还敢有想象？
语出“陕西小贩抱城管大腿”，又是一出城管斗小贩的荒唐戏，而官家也一如既往的蛮横不讲理，甚至还一本正经的控诉被设局“陷害”。其理由在于，官爷的姿势淡定到连自家主子都瞧不过去了：这种事情真TM连他们也做不出来？不过，很明显，他们再次低估了团队成员的潜力。
文天祥在《罗融斋墓志铭》中用到“排解”一词，语“乡邻有难，毕力排解。”意思是说如果你的隔壁邻居遇到麻烦了，能帮忙的就该伸手帮一把。当然，这话原本是对乡绅们说的，那些读过四书五经的家伙们至少还恪守着礼仪廉耻，若放在今天，没人知道那是什么，自然也就无人理会，无人敬畏，倒也不能追究不是？
所以说“排解”原本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扶持和帮助，但如今却成了同病相怜者的抱团取暖。正因如此，排解或能存于民众之间，你帮我来我帮你，弱者们试图建立某种带有人情味的关系。也只有有人情味，才使得他们对生活存有一丝侥幸。
可在另一个群体里呢？怎么看这种“排解”更像是一种自慰。陕西官方对这张照片给出的解释是“戴墨镜是出于职业需要，而抽烟则是为了‘排解’情绪”，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位官爷的情绪该有多压抑，而这种自我排解又是需要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真到了世界末日，这种素质的强人必须是最后一个上船的，否则都对不起他的那份淡定。
说老实话，看多了这种事，我发现我们的承受能力再次提升，对于各种事的忍受力也不是初始状态下的那种愤怒。我们总想着所有不合理的事情都会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呢？那些细节，那些承受着细节的人，往往是被牺牲掉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他们？
好吧，感恩的时候，我可以对所有人的不幸遭遇说声：为什么不是我。但愤怒的时候，我也很想对那些作恶的人骂一声：为什么不是你？
两相一对比，我似乎也排解掉了内心的一丝压抑，虽然我戴不得墨镜，抽不来香烟。
有本叫做《身份的焦虑》的书在知道分子中较有名气，各类媒体也常拿来说事，套在各种国情下，似乎也都能得到印证。我虽然没读过这本书，但对这个标题却非常认同，就好象我一直在问自己：我能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做个不平凡的人吗？瞧，只要一思考，焦虑随之而来。
所以，朝鲜也有人会焦虑。最近金家少爷又多了一个“元帅”的名份，不知道这个几岁就懂得打枪开坦克的神童有没感觉满足？如果金元帅看过好莱坞的电影《蜘蛛侠》，估计这辈子也不愿意在朝鲜引进西洋片吧？那句励志的话听上去怎么那么讽刺？
不过，好处在于他让全朝鲜的其他人都没了焦虑。投胎在朝鲜，只要做好一个顺民就够了。至于什么神童、勇士、圣人、作家、神枪手、书记、元帅、神仙、甚至宇宙大帝这些的，统统让金少爷一个去做便是。这有没让你想起各种皮包公司，一人公司也有董事长，三个人的合伙企业全是各种总裁，谁让金家人过家家的本领也是举世无双呢？我活了36年，能见到这样无聊的事一点都不无聊。
若换你来做金正恩，估计真开心不得。大多数时候连爱与不爱都没法搞的简单，不得不担心金少爷在做身份变换时又该怎么切换频道呢？如果不小心在做元帅的时候做了把超人，那让美帝大兵情何以堪？
实在不行，去跟我朝专家讨把唐寅亲题的扇子，一面画个宇宙，一面写个大帝，定能在关键时候派上用处。起码，唬唬顺民必是错不得的。
按利川人的解释，这算是一种对生活的仰慕与尊重，你千万别误解我这标题。
每次芳离开我时间久一点，我多少都有点精神错乱，但某些事确实又比我更加重要，她也只是做点合理合情的选择，我呢？且苦熬吧。
外婆在世的时候总好抱怨，好好的一家人为什么要四分五散的讨生活。那个时候我也不小了，但真心没认真去理解她老人家的这个抱怨，等到她离世后，我再回味，才发现生活真TM操蛋，从记事起，我几乎没有一整年与一家子人生活在一起的经历？
各种夏天、春天、秋天和冬天可以拼在一起，各种一月、二月到七八九十月也可以拼在一起，但从头到尾的一个完整的365天，我们这家人是不曾有的。
我有点感叹我失去的是什么了，如今到我成了家，这种体会格外深了。但同样悲哀的是，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老实说，我也不想把这种责任推卸出去，说社会如何如何，归根结底，社会没要求我什么，我也不能要求这社会不是吗？
也许，每次我有独处的一段时间也是好事，至少我已确认，无论如何，我得找出几年时间带着妻儿一起陪陪我们的老爸老妈，那才是生活。
我靠。
如果乘客的身份不是什么士官的话，或者网民该齐声声讨的该是这位带刀司机了。简单想想，一个开公交车的司机，车上备把刀，难道是准备用来见义勇为的吗？我很想问问司机大哥，您的刀实名制了吗？
社会搞笑一面在于：我们很容易从一些人的立场上看到一些你不能作出改变但确实能让你失望的地方，譬如，乘客是一名士官，所以，他不可以打人，但他可以被打。这是什么逻辑？士官能代表什么？权势阶层？你见过权势阶层坐公交车的吗？
换我是那位士官，如果我有可以免票的证件，我当然会用，干嘛花自己的钱？第二，让我遇到态度不好的司机，我也不会有好脾气，吵吵几句不算什么。再说凭什么就不设找零？公交公司的这种规定是否合理也不是被质疑一天两天了，要不，“公共”服务的意义又在哪里？更何况，先开口骂娘的也是这个司机，换你是乘客，你愿意听吗？
简单来说，这就是公交公司管理无方，管出这种垃圾司机才有了这场闹剧。关人家乘客鸟事？跟人家身份更没毛关系。至于这士官最后躺在地上装怂，怕也迎合了某些人的求胜心。
唉，同是天涯沦落人吧？！
在微博上可以自由地交流认知是件好事，即便这自由是有限的，那认知也是狭隘的。若大家肯在不理解或者有误解的可能下不乱揣测，这便算是肯包容，结果会好。
但事与愿违，这件事不以我的愿望作方向，自然也不依其他人。各种骂战倒挺全基于此，想来荒唐的很。但这种荒唐全在别人，对于围观者而言，自己是“清醒”的很。
我痛恨这种清醒，但我不想给自己贴上某个标签，去站在哪一条人的后面，我也不喜欢另外去做一番功课，树立某个新的观点。我只是希望能通过已经发生过的某件事得到某个于自己及周围的人有一点启发的思考，而这启发的起点有没高低并不重要，那思考的结论是否新颖也没关系。所以，对我而言，留在各处的文字只是一种记录，更忠实于自己的第一感觉而已。感觉有对有错，不必介意才对。
譬如说这两天微博上热议吴法天挨打的新闻，谈不上有趣。各位精英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吴法天同志挨打的不正当性或正当性，甚至有人还上升到自由、民主与法制的高度。各种不必有的帽子都被扣上，一下子让吴同志由人演变成一个符号，让私人恩怨变了派别之争，阶级色彩晃眼的很，导火索却是龌龊。
精英们的各种解释各有一番道理。但可惜的是，精英们永远不清楚草根的出发点，所谓白天不懂夜的黑，站着说话自然是腰也不疼了。
而草根们却容易去包容精英们，原因在于草根们没有更高的格局去揭穿精英们经过包装的谎言。而精英容不下草根却是自我膨胀在作祟，与知识无关，是常识在犯错。
对的，我就是想说，精英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让我想起了末日狂欢。我总相信，到世界末日，最先崩溃的就是这帮精英。不是有首歌唱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只是你，而已。
有些人你很喜欢，想与他做朋友，共同做友谊里的一分子，完全没有各种利益纠结，所以，“他”与性别无关，与各种欲望隔离，不存在利用，也不存在抛弃。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保持关联？
我是说，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往往是沉默的，往往会发现语言是无力的。或者我该这么说，我与这样的人总是默默的互相关注，了解彼此的喜忧，但于现实生活里却无有半点交集。
如果一定要放在性别上来辨别，我倒觉得婚姻里的男女其实很符合这一种朋友的标准。若你身边就有这样的婚姻，也应该是幸福的模样。
我这样说，或者你可以理解，我喜欢的某一种朋友，其实我真心想与他长久，但在现实的关联上却无半点促进。像是两条平行线，无交集，但彼此欣赏，哈哈，用“欣赏”这个词，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今次，我想对那些朋友说声感恩！无论如何，感谢生命里有你们的出现，让我成长，教会我欢乐。是的，我的欢乐就是你遇到我的时候给我的一个微笑，也能叫得出我的名字。
我总相信有比直觉更为敏感的某种感觉，似乎与神灵有关，总在不经意间，让我想起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心理会有一丝安慰，嘴角会有一丝微笑。朋友，大抵如此。
想起十八九岁时给C的生日礼物是别人的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看来，我努力想做一个君子，但却尝不尽水的甘苦。
安庆回上海的火车始发时间改回了晚上10点，比过去在零点出发要好一点。我一直说这都怪安庆是个穷地方，排到后面也挺正常，就像穷人们必须习惯被动一样，各种争取的动机可以有，但行为必须只有一个受字。
所以，芳到石镜，才九点多些。我四点睡的时候发短信让她在这个时候叫醒我。醒来的第一感觉是睡眠质量其实可以通过缩短睡眠时间来调整。希望科学家不要打我的头，这种情况属于小众。
我看到一段故事，说有三个聋哑人在一起聊天，各种手势眼花缭乱，但有一个一直保持安静。于是另外两个问：为什么你不说话？一直沉默的家伙打了一串手势：昨晚去KTV唱了一晚上的歌，手累了。
这故事挺冷。但现实似乎更冷。说安庆吧，我外婆小时候的省城如今落寞成什么了？一个城市比如一个人，人可以有高有低，但终归有生有死。而城市就不能了，有生无死是一种痛苦，至于什么不老神仙就更是活受罪而已。安庆冷的地方在于被人故意忽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是代表自己。就像一个人若总是觉得自己受委屈，那她一定是在受委屈。这种感觉上的东西往往是不可靠的，更何况，我与这个城市的距离也很遥远，并不比其他什么地方来的近。但我还是要表达这种感觉，我承认，我也以为自己如此。
其实，我并不介意排在哪里，是队伍的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或者只是叫不上数的中间某一个。我更在乎的是我要去哪里？我离下一站还要多久？
尽管这些问题并不需要答案，甚至也不应该有，但多问问自己，或许不是坏事。一个在外面漂泊惯了的人，能记得回家的路就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幸运。
欧洲杯结束了，贝利赢了，辛苦了十几个晚上看球的吊丝们假装满意的离场，真希望有真球迷为英格兰、为荷兰、为法国、为德国、为意大利神伤，或不至于此，据说西班牙今年最害怕的还是中国队，好在噩梦结束，贝利赢了。
我这段时间依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回东至待了两个晚上，满脑子全是烟雾袅绕的南山，对自己为什么又返回上海也是没一点头绪。人生很像是一场猜谜游戏，你可能猜得对结局，但过程总是你不能解释的，而那些纠结的人纠结的根本还是在于对过程的迷恋，不是吗？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过于简单的去总结一件事或者一个态度，在表面上似乎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但说实话，要从心底里完全接受，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忍受一些煎熬才能得的。但幸好经历这个过程，让我对于他人的“轻松”有了新的认知。
周末守山在上海，我们聚在一起，谈那些少年，悲伤自己不再少年，好在情绪上还能抑制得住，我希望有人能真心体会这种感觉。那个不曾风光却希冀无限风光的奢侈年岁已经远去，何日再会？
有时候想想贝利也挺冤枉，不过一个名气稍微大点的球迷而已，何苦成了全世界球迷调侃的对象？名气或者就是一个放大镜。
我有点相信我看到的这部《饥饿游戏》是被阉割的，理由是这一遍我没看懂，当然，也不打算去看第二遍，除了多一个女主角让人喜欢之外，其他的就没剩下什么，我也不打算多要点什么。
我原以为这该是一部励志片，比方说，十二个区出来的这些人能组成一个团队带领其他人推翻暴政？又或者这是一部爱情片，比方说，男主角为了救女主角，暗中保护女主角，一路帮她杀掉其他人并最后选择某种更意外的方式让自己成为英雄什么的。再差的话，也可以按照片名去走惊悚片的路线，多点血腥、打斗、杀戮啥的，可是。
据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很火，我也是看到微博上有意见领袖推荐才决定进趟影院。但好在也有收获，一些可能被翻译的不是很准确的言论多少还是给人一点启发。比方说，如果你给人民一点希望，人民就会感激。如果你给人民很多希望，你就会变得麻烦。我在体会什么样的编剧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段台词？又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不存在这种关于“希望”的逻辑？
豆瓣上很流行写影评要越与众不同越好，别人挑好，你专挑错，别人挑错，你就捡点绯闻说说，别人说东，你不如多谈谈地球磁极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它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打动你的，为什么不简单点说出来？不一定要相信什么品位高下的鬼话吧？当然，纠结的天秤座一定会找个时间下一部完整版的再来看上一遍，就算还是看不懂，但那个女主角，我还真是喜欢。
一份自称发行过200万份的报纸近日发表评论说“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并有意指出“选举”一词供读者体味，不知道习惯为我朝威武高呼万岁的读者们是否看出了新意？而我等屁民却只能从微博上看到这个新闻，可如果不是微博，谁TM知道这家伙又在胡说什么呢？
如果死扣字眼的话，这份报纸的说法自然是没错的，首先，民主国家与民主社会似乎不可等同。其次，选举确实也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另外，这世上唯一绝对的道理就是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谈不上绝对正确的民主或者什么绝对万能的选举。问题是，民主与选举的关系仅止于此吗？
好在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不需要为苍生或者前途谋个论点。作为围观者，屁民只是觉得各路的反应不如这家报纸预期的多。或者说，不如屁民认为的这家报纸的预期。换句话说，屁民不可能跟上这家报纸的节奏去踏准它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唯一能确认的是，他们也相信，一个人听到谎言肯定会去质疑，但200万个人听到之后呢？或者，也要举一次手才能知道真正的答案。
好吧，权当是微博上的消遣。黑龙江地方上的官员如果也能看到这则新闻的话，估计会轻松很多，这些准备收编各类气候资源的公务员们很有当年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做派。可以理解各种公务员的工作决心，要表现，要上进，要进取，难免就会有牺牲，有取舍，有敢为。所以，今次告诉你“太阳能跟金子一样是国有资源不可开采”是正常逻辑，明天再告诉你“大气里的氧气是某某品牌特约释放仅供试吸还有苹果味可以选哦”就不是什么梦话了。总之，无知者无畏。
我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选举，所以，你谈什么都跟我没关系，我谈错什么也不影响我未来会因此而受益，而且我还能一直得利。我知道什么空气、什么水都没人管，所以，我来管管谁又能拿我怎样？就算我管错了，最多也只是好心办坏事，咱好心的目的达成了，坏事的结果还不就抹干就了？
所以说，我好才是真的好。操！
陕西曾家镇的事让屁民觉得人不如畜生，有的人活的不如畜生，连生养都要被人恩准。也有一些人品性不如畜生，连基本的人性都泯灭了，为了钱无所畏惧。无论是看哪一群人，都是生不如死，死不如不生。真想问问他们，有想对那个7个月大的还没来得及从世上走一遭的婴孩说点什么吗？
黄渤有一部叫做《杀生》的电影，可以说是这则新闻的另类诠释：是谁在主宰我们的生死？
既然得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心情自然沉重。我有很长时间不想在这里记下点让自己觉得有必要记住的事，如果你也偶尔读读历史的话，你总会发现一些类似的事在反复轮回着，只是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经历或者不经历，放下或者放不下而已。这种装逼的腔调真让我讨厌自己，我那种非黑即白的态度哪去了？
我是想说，人总要畏惧点什么。不是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吗？我信但我更希望它真的在，不是因我的信，而是因它在能给人约束，让人不放肆。
微博上有网友说：真正的和谐社会，是让成功者不张狂，让奋进者不迷茫，让痛苦者不绝望。但愿他能早点过上这种生活。我只是祈祷“让生的人自由的生活”的简单，没有各种主义混杂的复杂。
如此，我们也就不会个个怕黑了。
可能十年前，我不是因为讨厌做体力活而离开某地，我只是对自己能否吃点脑力饭感到纠结而已，幸运的是我终于敢做一次尝试，不幸的是，如今我似乎又转回到原地。或者像那个出租车师傅说的，能赚钱的轻松死，不会赚的会累死。既然都是死，就不乱羡慕了。
J这个人很有意思，不知道能否将他看成一个传统的摇滚青年，我觉得他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知道生活只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这点态度，他也不可能认为没有信仰也是一种信仰，这话要是翻来覆去的讨论是没有尽头的，大家尽管对号入座就是。
到我身上，我又开始纠结了，不晓得我算不算能够坚持的那种人，有时候自信的要死，有时候又可怜的胡乱怀疑自己，我再想，若不是这种性格，我早该致富了吧？瞧，我又俗了一把。
回到体力活上，我并不拒绝它，甚至有时候，我挺怀念大热天在地里收油菜籽收到流黑汗的那种劳作的乐趣，简单、踏实、为家庭出力，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会有一点成就感。但这种感觉在今天被置换了。我们口头上会承认，劳动光荣，尊重劳动。但是个人就乐意靠使唤别人为乐，少有尊重与平等。这当然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这也谈不上什么社会的堕落，这就是今天的价值观，要怪只怪自己变不来跟不上落在后头闷在心里而已。
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黄鸣问我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你？我可能并不喜欢去做一个苦行僧，但现实却未必允许，依着直觉去走，也依着直觉去说去思考，我是简单的拜直觉教。下一次，我得找点好玩的事记下来。
一周过去了，这一周忙忙碌碌的，不晓得在混些什么。我比较善于给别人规划或建议什么的，但对自己，却一直都是糊涂着的。我这样的人和我这样的作为让我觉得烦躁，不晓得要怎么做，才能安静下来。这不像我。
小福彻底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不管有多么的不舍，但我知道人生不过如此，遇到和离别，拥有和抛弃，用深刻一点的哲理去麻痹自己，或者会有一点点安慰，我也清楚，都是自己想多了而已，事实上没那么复杂。
帮一个网友完成了一件本不复杂的案子，在这里提起，只是想说明自己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欺骗任何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对得起自己，守得住晚节。至于不好的地方在于会被人认作固执。另一个好处就是，我还发现了我尊重的那些人与我的价值观基本一致，这对深受折磨的人来说是一种鼓励。
前天，朱注的妈妈不得不回一趟怀宁，尽管这次回去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但为人子女，总该在一些时候陪伴在父母的身边。我想起那天过马路时听到的两个女人的对话，就更加理解家庭意味着什么了。在这个时候，我的家庭意味着“我们一起走”。
设想过很多种情况如何面对失去小福的日子，说到底，我也有大家说的面子问题。所以，更要公开来说，不怕熟悉我的人知道。好像有成功学人说过，打碎自己是重建自己的第一步。不晓得那些玩冰恋的人是不是都听过成功学听到走火入魔？反正我不属于这种情况，我只是知道能够面对现实，就是有勇气的，哪怕身体上还有点战战兢兢。
是的，我也曾说过，我需要小福来为我建立某种信念，但很显然，我又一次没能完成给自己的规划。我甚至也清楚，在这之后，我可能会将这种“完不成”当成一种惯性继续下去，下次会是什么？或者，该重新来看看自己了，毕竟，是梦就该有醒的时候。
早上4点，朱注从梦里哭醒，他梦见同学C打他。我很熟悉C这个名字，朱注在学校里唯一的一次打架就是拜他所赐。我也有点了解C这个孩子，我曾见过一个老师对C的妈妈说：“如果学校里允许老师打学生的话，我早就动手了。所以，如果你在家里打他，甚至把他打死了，我是一点也不难受的”。我还在家长会上，亲眼目睹过这位C妈妈的痞性，那副要死不活的德性让人讨厌……
我不是想说什么家庭与教育的问题，我只是很担心朱注为什么会这样畏惧这个C同学。我问朱注，C究竟打过他几次？朱注说只有一次。那我问朱注在梦里有反击他吗？朱注说有，但是打不过他。我问朱注，老虎可怕吗？可是武松就能把它打死。只要勇敢，你就可以打败很强大的敌人。朱注嗯了一声，又睡着了。
抱歉，我清楚这样的事情在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发生，就像哆啦A梦上的那个胖胖的坏小子，也是班级里的搞屎棍。在朱注的班上，C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于朱注来说，其实是好事，他起码会惦记着要如何防范这种人，孩子们总天真的认为身边的人都是好人，身边的很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会觉得我用敌人来形容这个C有点过份。他可能只是顽劣的很，将来未必就是什么坏人。当然，我也不觉得我有必要为C担心什么，他的妈妈的那副已经定性的德性决定了这孩子将来会靠自己更多。反过来想，这对C来说，也许不是什么坏事。
而我也有一个好玩的梦，梦到我初中时候的一位会武术的同学。说我偶遇他在高中的同学，一个暗恋他的女孩，然后这女孩向我打听他的情况，等她从我这里看到他最近的照片的时候，眼里全是失望。对于“帅”这个词，每个女人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定义，不幸的是，我的这位同学被这个不幸的词捆绑住了。
好在我是帅不起来的一个人，从小如此，各种外形也没过什么特别的变化，我的二十多年前的小学同学能从一张简单的照片上就能认出我来，没有印象上的反差，这是好事。
可是，在朱注这个时候，恰好需要的就是一种反差。我可不希望他整天陶醉在公主、王子、画画、舞台剧……这些关键词组合的世界是虚幻的，但坏小子的出现，生活就更真实了。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若干年后，朱注有幸还遇到C，而C也在过正常人的生活，朱注能大方的上前与他相认，并能以这个梦作为话题，也该是有趣的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三无”人员前面加个“新”字，可见我一向自卑，对于“无学历、无背景、无技能”这样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也可能我意识到这种“无”只是暂时的，所以，难免有点侥幸心理，想随着阅历的丰富，三无或可成为某种优势，起码对于最低标准会更适应一点。
但不想还有比这更惨的，北京22中一位老师明确指出，新三无人员是无钱无权无户口，虽然粗鄙，但却真实。相对于那些满嘴谎言的广告语，我更喜欢这样的大实话，不觉得有受到什么刺激。可媒体的反应则稍微过激了点，既然媒体希望言论自由，为何又频频质疑别人的说法？开放的交流本身要比质疑谁说的错或对更加重要，不过，他们只愿意将争论当成交流，这多无趣。
无钱无权无户口的言下之意就是“活该”，就是“由命”，就是“哪里凉快哪里待着”，换句话说，这是个需要钱权与户口的时代。但哪个时代又不是这样的呢？原始社会好点吧？我相信族长会给自己留下最好的肉，这就是权力的意义。
只是，这话出自一个老师之口，让主流社会有点hold不住，微博上满是愤怒的人，也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但不如这老师说的动静大。也许这说明了微博上的家伙们早已习惯了某些事和某些说法，而现实里生活的老百姓却是头一遭听到窗外事。简单说，这是一个被割裂的群体，像一只溃败的军队，谁也顾不上回头看看那些在后面蹒跚的老弱病残们。这也是一种残酷。同样，这里面又有多少个“三无”呢？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无论新旧，都适合用来描述我，但我不觉得耻辱，不知道这是自信呢？还是自卑到极致？妈的，真不确定。
“将来”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因为说将来，未必都是励志的。我只在聊天时会扯扯这种务虚的话题，现实太累了，谈不起，也没乐趣可言。至于有点乐趣的那部分，又离我太远，谈不到跟前去。
这段时间，“舌尖上的什么什么”似乎很火，我是没兴趣去追去猜测的，我只是很喜欢“舌尖”这个说法，民以食为天，人的那点高兴或者不高兴不就是用舌尖去体面呈现的吗？当然，也有一些不体面的方式，就算不龌龊，也没多少正经，不好公开的说。
最近某机构发布了某报告，称20年后的中国，有80%以上的人会成为中产。我用“某”去定义一些注定没价值的机构、人或物，是因为我不相信文字游戏能扯出多么有趣的蛋来。我们总装作乐观的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的后面，那只是因为自己不想看到，眼不见心不烦而已。若仔细过起日子来，却是难熬的很。
但有人爱听就好。也有些人跟我一样，听完之后不晓得到底要做什么。哪怕他们能告诉我现在年收入不到5万就算贫穷我也不觉得可耻。可耻的是，他们不知道当下的这个标准该是多少。在我看来，这些研究者们就是一群疯子王八蛋。
回到“舌尖”上，也有同样的逻辑。像我这样的农民工，舌尖上除了酸甜苦辣，其他的滋味一概不懂。我分不清甜与甜蜜蜜的区别，我不理解爽滑与Q的感觉……我只知道，对我而言，米饭嚼在嘴里一粒一粒的才算踏实。但对舌尖而言，将来能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能知道。
“真气办”即“真气运行办公室”，出自甘肃省卫生厅，既然有人被打通任督二脉，接着推广开，让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受益也不是什么坏事。就算你去质疑打通任督二脉是一件荒唐事，但领导说有，且用仕途担保，群众们还敢不信吗？问题是，官的仕途在群众的眼里能值几个钱？
这种不对等的赌局是无人有兴趣参与的。正常人也会意识到任何荒唐的事在这类官员身上永远都有新花样。今天是打通任督二脉，明天说不定就能炼成凌波微步，再后天搞不好就是一套移花接木，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真心服务人民的公仆团队，太计较就是非主流了，要遭罪的。
我也知道，要求这真气办转型成真心办是真正难为了这帮人。务虚的层面你可以应付，只要摸准了领导的意思你就能知道领导想要的答案，迎合就好。可是真心办呢？会有一大堆小事琐事要应对，各种劳力的医保、各种疾病的防治、各种医患纠纷的调节、各种医疗资源的分配，哪一件办好了不比练气功强？哪一件办好了不让人民叫好？
为什么不去做的原因在于无人愿意承担责任，说“真心”只是一种形容，要勇敢才行。不做一个窝囊的、吃白食的人看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好吧，这样的社会要如何才能上进呢？
郑钧写过一首《商品社会》，歌里说：商品社会，欲望的社会，没有怜悯的社会。这算是一种写实？真佩服他的勇气。数十年后，没人会觉得这是错的。比如说宜宾机场将被改名做“宜宾五粮液机场”，品牌策划者们还是认为注意力经济很有用，并继续无视社会效应。
不过，我们的生活早已被商品包围，谁在乎多出谁来？早晚你呼吸的空气都可以被人出售。无论你是否知道是谁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广大人民能确认的就是：一切一场梦，一切都成空。问题是哪得一直等下去，等待似乎成了生命的逻辑。
这几天，我在溜马路，为某个品牌的活动做前期调研，走在曾经十分熟悉的各条街上，与一些陌生的人做着交流，看到一些原本忽略的事，在加上目前的心境，对所谓“成功”越发理解的偏执，似乎进了不敢反抗的圈子里（当然，我还是不愿意就这样下去，要不我记录这些也就没了意义）。不过，既然是错误的，一定会有纠正的时刻，我得绕开什么然后去坚持什么。思路大致如此，虽然我还不确定细节。
早上朱注拿出一段作文来问我，“不能吃白饭，才算是对得起他们”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不做不劳动的人。他似乎有点懂。我只好更形象点，说不做公务员。他哦了一声，走开了……我仔细想想，这样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也有一些不需要劳动的人，比如上了年纪的人，比如身体不好不能劳动的人，都将他们归类在公务员，是不仁道的。晚上回来，我会跟朱注解释清楚。
好吧，我想解释下这几段文字之间的关系，首先，我认为商品社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商品兜售人需要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而那些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恰好是一些原本就属于公众的物品，包括公共空间、文化什么的。其次，在谁能决定它们可以被出售的事情上，大多数以服务公众为己任的人是不作为的，他们不是一个很好的看门人。最终，商品社会就是伤害公众利益的一个社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件聪明的事，不过，要是你看不到你的脚在哪里，就不能算有多愚蠢。
今天居然下雨了，看来是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好吧，我乐意接受。我对各种初体验向来不善拒绝，只是做惯了体验派最怕只有尝试而无坚持了。我坚持的不多，这点要命。
昨晚朱注跟我聊天，说同学C的爸爸每次都叫他zuzu，发音怪怪的，他不喜欢。我问为什么会提到你呢？朱注想了一下回答说，他爸爸这么叫我，跟我的学习成绩无关。因为我们（和C）是好朋友嘛……好吧，看来朱注在心底里已经认定我将他当个差生看待了。下次我在对他表达某种情绪时，不能过激。
要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该有多好。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但若一个失败的人谈性格恐怕就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了，无论是什么性格，我想都能有人从中受益。譬如那些固执的人，能从固执中坚持着一份自我，就算辛苦也是值得的。另一些随和的人，尝尽各种不顺都从容面对，最终也是喜剧结尾。倒是我这种犹豫不决，前后矛盾，模模糊糊的人，受尽了各种自己认为的罪，只能得到别人认为的悲，谁TM知道哪里有药可救？
也有人说胜利者是可以改写规则的。这话适合于所有的人，也因为如此，我总以为那些侥幸成功的胜利者必定都会改写下游戏规则以保持某种领先优势，问题是，随着这种优势的无限扭曲，给到后人发挥的余地也越发狭小，这可能才是某种人犹豫不决的环境因素吧。
我们经常说改变社会的是某些人在某段时间做了某些事情。人是核心，而事情则可大可小。并不一定都得是成吉思汗率千军万马征南伐北才算建了功业，往往是蔡伦那样改进了造纸术更为珍贵。当然，现代人浮躁的很，降低数个标准级，做些换位思考的事也是值得鼓励的。换句话说，不追求改变社会，只追求能和谐共处。
媒体有报道深圳的公务员走上街头为市民擦鞋，强调一点一滴的行动会是改变社会的动力。这个看似成立的道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想要改变社会或市民的哪些成见？或是成为哪些事情的动力？还是能直接明确的承认街头商贩的合法性呢？或是提升最低收入阶层的薪资标准？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可供努力，一切可做改变的动机最终都将会不了了之。
而北京却更有意思，有新规指出，北京公厕苍蝇不得超过2只。这规定怎么听都觉得过了头。要怎么管理苍蝇的数量，怕是连科学家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吧？莫非北京打算给这些苍蝇们颁发居住证？对于这种拍脑袋作出的量化管理，我倒是建议其制定者们学学深圳的公务员，亲自走上岗位做个一年两年，相信能作出合理点的管理办法。
是的，做好一两件小事的确可以改变社会，或者说能增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有好处的，毕竟，大家活着都不容易，这是一个辛苦的社会。公务员也有烦恼，政策制定者也有瓶颈，且不说广大受苦受累的劳作者了。所以，有改善烦恼的动机本身是好事，但能否做好则更为重要，谁都不想自己做无用功，对不对？
总理说不懂穷人就不懂政治，这话是对精英阶层说的，也从侧面提醒我，做个穷人没什么不好，起码不是非主流。不好玩的是，我这个穷人也不懂穷人，虽然我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会这么穷。
若按照理智而健康的思维去分析，我完全又不该有这个问题，要看我怎么去比较，或者老是关注富豪榜或者所谓的中产阶层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在心态校正上，我总是有意无意的让自己偏执了把，这种差距是人为造成的，谁让你知道那些不该知道的人了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官老爷们拒绝申报财产是相当正当的。
记得之前有一位夫人说过，要想生活幸福就不要去做无味的比较之类的话，这道理人人都听的懂，但要说做起来，还真难。所以我这么不幸，其实也是有客观理由的，也是属于社会的大多数，讨论起来也算是群体问题。无论怎么说，只要个体能与那些有能耐没能耐的判断脱离开，就是个体的一次解放。妈的，我实在不想在受穷的同时，还要被人骂作没本事。
所以，我挺喜欢总理的说话，每次听都是。我想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有时候，我特别讨厌“相对论”，不是爱因斯坦的那个，是国人自以为是的真理，哪里有好人，哪里也有坏人云云。这种泛泛的东西不可能被证明是对或错，就像我们忘了本该去坚持一些偏见，大多数时候，在国人眼里，坚持原则被认为是固执的。
朝鲜人绑架了中国人，然后来勒索政府，然后民众们不晓得结果如何，也不知道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即便那些正在讨论此事的人，也难去感同受害人亲朋的那种痛苦。若真的能去体会，估计也只是一种无奈。
我还是喜欢非黑即白的日子。记得某部电影里有句台词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容易辨别是非，但越年长就越发做不到这点……”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我们的成熟就是一种妥协？听上去也太TM悲催了。
这个事让我觉得，“同胞”这个词在中国人身上不太适用。我们没有足够的眼界去包容那些多到我们看不过来的其他人，尽管都生在同一片土地上，讲同一种语言，但却偏偏有各自的生活，对事物有各自的辨别，对人生也有各自的态度。若说在性格上也有近似的部分，可能更趋于明哲保身吧。活下去是唯一的追求，但为什么活或者说怎么活却没人考虑过。
若按我过那种直接点的日子，应该是不会遭罪的，谁喜欢我爱我，我喜欢她爱她十倍，谁诋毁我攻击我，我让它永不超生。这也许会被人误解成极端分子的言行，但人生不该爱憎分明吗？让信任我的人知道我的态度，将会获得更多的信任。而一个背叛你的“朋友”比敌人更令人厌恶。
所以，去TM的什么友邦，见鬼去吧！
从今天开始到6月16号，安庆实施“中高考禁噪”，在限定时间内尽可能给所有参加中高考的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休息环境，在民意上似乎能得到广泛支持。但这种“保护”是否也印证了应试教育的正确性，高分真的能给孩子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人生吗？
这问题本身会有诸多争议，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差生家长的诡辩，而“有意义”本身就是件很难被界定的事，有人习惯性妥协，也有人习惯性抗争，一般来说，懂得妥协的人获利最多，像这些需要被保护的分数一样，似乎全社会已经认定它是个人价值的一种量化。
我们成人有否检讨过我们剥夺了孩子的哪些体会和快乐？接送他们上下学，让他们对街道恐惧，其实是我们不信任这些街道。帮助他们安排周末时间，让假期乏味，其实是我们习惯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想有所改变。再帮助他们如何应试，获得文凭以及所谓的尊重，事实上是我们害怕被抛弃。再以后呢？继续帮着安排工作，给他们一个不用思考如何生活的工具，是我们害怕去面对他们本该乐意面对的一切。
我们这些成人耽误于“假如这一切有人帮我们都安排好该有多好”的假想之中，这种懒惰是今天我们浮躁的缘由。对的，今天我们可以“禁噪”，而谁又去关心过那些整日里生活在噪音里的工人的生活呢？他们是活生生的，是难以改变但又最需要被改变的……好吧，不提他们，假装他们不曾被父母也像我们一样爱过安排过。
我总会悲观的认为，无论我们可以替孩子安排到哪一步，我们终究有离开他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要怎么办？母狮子不会在临死前才去教会孩子们如何捕食，更何况我们这些高明的人类。可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高明的家伙总是在做着一些蠢事。不是吗？
云南巧家的赵登用可能是一个愤怒的青年，但谁又不是？
愤青这个词已被滥用，民粹主义甚至也与他纠缠不清，可怜的是社会观察者们很少关注到最底层的个体，比如我们这种以某种情绪而被强归于“愤青”类别的平民们，仅仅是由内心发出一些或高或低或对或错的牢骚而已，与什么主义什么意识有毛关系呢？
说个轻松点的。最近一鉴宝类的节目拿“干爹”开涮。一嫩模带着干爹送的“昂贵”牌翡翠求鉴定，结果被砖家验证为赝品。小品中最为出彩的部分是此女口中多次提到的“干爹”，怕要触动不少干爹的神经：一则会想若有这样娇嫩的干女儿，也不枉做回干爹。二则也恨的牙痒，有几个干爹肯送出真正昂贵的东西？这事被挑明了，大家以后还有的混吗？干爹表示很愤怒。
微博上还看到一个故事，说某人出门打的与一外表平凡的老人拼车，聊后得知对方是一亿万身家的富豪，于是某人感动的很。这狗血笑话怎么说也不够励志，若真平凡早挤公车去了。若真有钱，拼车为了哪般？亿万身家的人哪里有兴趣在拼车路上与人聊隐私？我的意思是说，人总有一些时候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因为有人喜欢听需要听而已。
不仅如此，我们还喜欢有选择的引用那些说过的话。尽管这个选择是脱离语境，不真实的。但又有什么关系。
在爱情中受伤的往往是更相信爱情的那个。只有这种人更重视感觉，也更忠诚于感觉，对灰姑娘与王子式的剧情过于迷信而罔顾现实。这倒也没什么不妥，只要别受伤后就大唱什么伤心情歌。现实生活里总受伤的人也一定是个前伤号，伤愈复出的家伙总能承受新的伤痛，无论是否愿意，怪就怪在佛祖说过，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说湖南郴州一农民工讨薪不得反成被告，辛苦做事没赚到一分钱也就罢了，居然张嘴要钱也能犯法。这事就是说到秦始皇跟前，怕也是没道理的。但如今这世道渐渐有了黑暗小说的模样，有钱能使鬼推磨。说不定这法官也正头晕眼花着呢。
不过，既然上了法院，自有王法公道，群众们不必多虑。唯一能去想想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好吧，你说你是一个长工，那选择给谁做工，总是有你的自由吧？好吧，你说你身不由己，那做长做短也是你的自由吧？不至于做满一个月拿不到钱，还稀里糊涂的继续做下去。你的问题，就是太相信生活很美好。如果真如你想象，做工的人中何苦有你？
说真的，生活不容易，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我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我。“我善待你，你虐待我”才是生活的真相。当然，要说善待也是有的，但那只能对你的亲朋，至于外面的陌生人，能做到不虐待就已经很仁义了。
这故事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总受伤的人势必还会一直受伤下去，而那虐人的人，应该开始走黑路了。这算是诅咒。我知道那受伤的人与我一样想。其实，我也一样容易受伤，表现不同而已。
看惯了人间太多的不幸，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对自己的侥幸感到欣慰，没有生在那个地方成为那个人过那样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如黄鸣所问：为什么不是你？是的，凭什么就不是我呢？
之前有新闻说一个老太，人死了，留下的保健品还可以吃好多年。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说有人问专家，要怎样才可以长寿？专家回答，坚持吃保健品，吃到100岁，你就长寿了。可能有人觉得这个专家很愚蠢，他不过是诚实的告诉你，这世上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我们总喜欢抱怨，说老师责任心不重，说医生态度不好，说奸商满街，说狗官横行，说富贵们冷血，说精英们无情，但很少承认或者公开去说自己也有的各种各样的毛病，对自身的视而不见，其实是对生活的一种不参与。换句话说，我们活着，但却不存在。换个词说，就是一堆行尸走肉。
我很想把前面那个笑话改一改，比方说，要怎样才可以赚钱呢？但我搞不清专家的套路，想不出有笑点的答案，只好作罢。
我想起这个问题，或者只是想提醒自己，其实我就有很多让人抱怨的东西，被我漠视，我是继续装做不知道呢？还是老老实实的相信那个老实人？我有点乱。
前两天，我跟一朋友聊天，最后一句说的很沉重：让我们保重身体吧，未来太他妈强悍了！
这很悲观吗？
我知道这世上有两种人得罪不起，第一是领导，不怕多做活少拿钱的可以由着性子不拿它当回事。第二是庸医，比领导还厉害的角色，因为领导是可以换的，但庸医呢？你敢说你一辈子不生病吗？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看到各类医患纠纷，都会没理由的会同情患者。在群众们看来，庸医一没医德，二没医技，难得遇到个一个顶真的又不怕事的，就一个字：该。可以理解群众们的心情，如果你也有被庸医耽误过的经历，那感触还要深刻些，恨不得有人推倒之后，抓紧时间冲上去再踏上几脚。
但推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也不是我。我们都很了解自己，没那个脾气，也没那个底气。东莞不是有医院专门配备了钢叉、催泪剂来保护医生吗？良民们哪个会无知到那地步去讨没趣呢？除非你是地头蛇。
说陕西榆林有帮庸医医死了病人，不得不集体下跪磕头认错。我说他们是庸医，根本就没往医技上去想，我只是想确认，下跪的40多个医护人员中，难道就没有一个读过书，知道礼义廉耻的？难道就没有一个是父母教出来的？做人做到连尊严都丢得下，说他们是庸医简直都是对庸医的侮辱！
当然，跟其他人一样，对于有能力让他们这样做的那帮人，我也是不敢吱声的，这些人深不可测，定能通国遮天，我等屁民，还是往那受虐者身上吐几口唾沫更有趣味，也更省心。
不过，好歹我也算长了见识，还真有人不拿法律当回事，如果他以为老子就是法律的话。
曼奇尼赢球了，英超冠军的悬念将会保持到最后一刻，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当你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其实已经遭透了，爵爷今夜的体会更深刻些。生活大致如是。乐观点说，还有什么比当下更加糟糕的呢？
微博上有人民群众在热议1959年到1961年发生的某件事，说大饥荒时期究竟有没有饿死那么多人。关于这个，屁民想问，您认为饿死多少人才算恰当？另则说了，假设阁下的父辈被饿死了，阁下要怎样才能投胎到这世上来？所以，从“后人”的反馈来判定究竟死了多少人，其逻辑或者出发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当然，被绝了后的人，总是很容易被遗忘或被用来假设的。
大家所理解的绝后，多指生理方面没了基因上的继承人。但还有一种绝后，是在其他层面的。比如屁民对N多年前的历史没有学习和掌握，更不能辨别真相，这也是一种绝后。历史与现实被断绝了联系，在某人或者某群人身上发生。如此，这群人与之前的那群人能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这两种绝后都不算是坏事，这该是社会演进的基础，称作优胜劣汰也恰当吧？怕就怕在对真相的误导，而那些渴望对过去有所继承的人，往往要被假象蒙蔽。
但这事跟今晨的曼城德比关系不大。唯一能扯的上的联系就是，大家都在期待那个最终的结果，谁是冠军？或者说，真相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在讨论赵普，问他该不该身在央视，却以央视人的身份发布央视不允许发布的消息。有专业新闻学者强调职业素养，建议其遵从组织纪律。路透社在其《网络报道守则》中也告诫记者：“在社会化媒体上，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看来，新闻业界对此事的支持也不在主流层面。
倒是在民间，赵普得到了最基本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如果真相必须用这种手段才得以传播并让民众受益，赵普的行为就是超越了狭隘的职业操守，但尊重了更广义的社会道德。我不确定两者在此是否会引起争议，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该以任何理由凌驾于真相与普知之上。
问题不在于赵普是否遵从职业操守，而是看这条被发布的信息所关切到的群体。举个例子，如果只是一家公司的商业丑闻，我认为路透社的做法值得全球新闻界遵守。但如果关乎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试问还有什么组织纪律能比道德更重要呢？
也有人在微博上恶狠狠的评议赵普，此处不做反驳。只是想告诉他，正因为你缺乏真相，所以才抗拒真相，并以欺善之名。对于这类人，我是鄙视也来不及的，不知道怎么死的是一种罪恶。
与赵普一样身处困境的还有邱启明，希望他辞职之后，能做点现时媒体人做不到的事，比方说办一个中国式的《郝芬顿邮报》？只要媒体追求真相的理想不死，人们就会一直受益下去。而那些有理想的媒体人，就是施恩的人。这样的人，还需要怀疑其职业道德吗？
蒂加纳虽然没搞懂中国足球，但起码收获了一个教训，在一个欠缺真诚的国度，法国人的短暂旅行其实是幸运的，在他的名声没有受到太多损失之前，他总算被抽离出了苦海。想一想朱骏仅仅用22万就搞定了一些事，球迷们是不是该有冲动要为他在申花身上的净投入做个探究呢？
我想起之前做杂志的一点经验，在没有推广预算的情况下，可以用版面换发行，把杂志铺到各个需要的网点。也可以用版面换礼品，用来答谢一些重要的合作客户。也许在游戏行业，也可以这样做吧，把广告费变成某笔资产，然后，使得这笔钱可以升值，或者表面上看可以有，确实是一件很划算的买卖。
说回真诚。谢先生真诚吗？我不理解屈打成招与卧薪尝胆的区别，前者悲伤后者悲壮？但可能他是聪明人，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中国足球有这样的主演，倒也能有点起伏，观众感官颇受刺激。
另外几位拿钱的前国际球员真诚吗？我不知道，但真实是肯定的。假设我在工厂里上班，客户给我一笔钱，让我把给他们定制的东西做的再仔细点，而我的老板又半年没有发饷，你说我该不该接呢？是的，事发后大家可以借道德抨击一切不道德的行为。但我总觉得道德是相对的，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微弱的光也是光明。
就像所有的正人君子那样，我不可能承认自己做过什么不道德的事，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我甚至还可以就道德跟你来一套自己的理论，然后让媒体跟着后面鼓掌喝彩。真心喜欢那些年追过他们的记者们，居然没有任何一家媒体用任何形式表达过对这种事的歉意，连媒体都如此，哪里找真诚？
不管怎么说，蒂加纳毕竟来过中国，这是好事。
为一句口号折腾了好几天，还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于是，在所有不满意的里挑一个看上去不是很讨厌的提交上去。这事让我想起很久之前在武夷路的那几个月，一家只有文案的广告公司，混着几个还没学会混日子的年轻人，每天谈着各种生活与各种前途。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是我知道我已习惯了在折腾之后妥协。
这几天也没更新博客，这样的事情在去年也屡有发生，但感到羞愧是最近几天才有的，我无意中发现真的有一些朋友是尊重写作与思考的，无论它发生在哪里，只要足够真诚。我知道的，真诚有余，表达不足。
朱注春游之后略有失落，对于佘山的那位阿姨从他手里夺走游戏币感到不满，对不稳定父亲的非常规教育也感觉不适，我知道的，希望下一次固执少一点，包容多一点。我没做过优等生，所以也不期待做什么优等生的父亲。
其实，我是想说，好多事我也与大家一样，心里都清楚，但不一定会表达出来，我不是很希望总是像这篇文字一样，让这里充斥着歉意和愧疚。从对未来的期待而言，我希望自己是积极的，但也不失诚实，我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
有人说，适当的自嘲有好处，权当如此吧。
有一类问题不能帮人开解，只会让人费解，甚至问题本身也是一种误导。比方我问你，有种动物，看上去像鸭子，听声音也像鸭子，那你认为是什么？中国式的回答会分两段，第一，会确认那不是鸭子。第二，会支支吾吾的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而美国式的回答则要直接的多，那就是一只鸭子。
我们学会发问，是为了便于理解与亲近真相。但如我这样，正因学不会发问而陷入苦闷。比方说刚接到一个活儿，联络人希望我就会展业及传播业的现状，找一个切入点谈谈二者之间的联系和互有帮助的地方，在这中间，顺带提及下他们正在筹备的某个品牌活动。简单去理解，这是一篇有独立观点的市场部行销文案。但仔细想想，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没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作文就会失败。可能我没办法判断那是不是一只鸭子。
这还只是小事，抓起电话重新打过去确认下就能解决好。但我们社会里每天出现的种种就要麻烦很多。比如一种动物，看上去像狼，听声音也有点像狼，但出现在市区，且性情温和，可以认为它只是一只哈士奇。比如有一种器具，看上去像武器，用起来也可以杀人，但用中国式思维鉴定叫做玩具，正常人无法理解。再或者，我们买鞭炮去放着玩，响了就是响了，没响就是哑炮，但要是放炮的人身份敏感，‘哑炮’也能放出声来。
所以，慢慢的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与亲近社会，反而多出一些偏见和仇视。苦于寻找正确答案，但又在寻找的途中，与现实脱节，渐行渐远。这种被动的隔离让略微清醒的人痛苦万分。
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怕去问问题，更怕去回答问题，但心里也清楚，所有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能够消失的，只有我们的肉体。但问题还在那里，终究要被解决。
还有36个小时，我还有时间去考虑那1000个字该怎么写才好。
广电总局总是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决定，说网络红人及有丑闻劣迹的人不能上电视做嘉宾。看上去广电的领导对各种红人怨恨不少？照这样的势头，电视没毁在新媒体手里，倒有可能葬送在掌舵人的脚下。今天这一个不准，明天那一个不准，限制又限制，到底算是哪门子发展观？
站在广电总局的角度去理解也有“道理”，其一，网络红人大多具可复制性，就像凤姐、芙蓉或者他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骏之流，引导一些家伙走上不寻常路，算不上什么好事，当禁；其二，有丑闻的人若以丑为卖点，甚至以炫丑为荣，必然也是价值观的一种沦丧，也该当禁。
可这个决定仍让人反感，是因为它是一条不容协商的“命令”，轻视了观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忽略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大多数有个性的青年都不会喜欢父母时时刻刻在约束自己，而广电总局显然还没意识到观众们已经长大了。
是一穷二白的贫民造成了这种“时刻需要父母保护”的假象。但也只有贫民有资格站在镜头面前，成为广电总局格外关照的对象。一没丑闻，二不会走红，就算站在镜头前说两句，也会遵照记者大哥早准备好的稿子。你有品位，我不费脑子，简直是天生一对好搭档。
也有些人极少看电视，像我除了英超，对于其他各种娱乐各种新闻各种讲座座谈访问一概不解，有那个闲工夫不如躺在床上听周公说梦。这样的人免不了对被限制的那些可怜人、不自由的灵魂产生点同情：就算上网多了伤脑，也比不动脑子要强。
不过，这又是另一种轻视，不该滋长……
总之，广电总局一出又一出的，看上去只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何苦来的。
一边还忘不了不久前谷歌对我的伤害，一边又急迫的想为它唱支‘赞歌’，前次被谷歌汽车震撼，今次又被AR眼镜给彻底征服。无论我是一个技术白痴（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还是一个习惯于跟风的科技伪信徒（从来不知道什么才是好的），赞歌总是要送给能被景仰的对象。
就像我并不相信科技可以实现蝙蝠式的回声定位来给到盲人帮助那样，我也很怀疑无人驾驶汽车在紧急情况下的表现。我的不相信源于无知，等我真切的看过，质疑也就停止。若你如我当初那样实在不愿接受，就当魔术欣赏吧。
在2010年之前，谷歌就开始了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至于为什么会选择丰田普锐斯来做改装，我不清楚，希望是基于环保的诉求吧，谷歌公司里应少有中国愤青）。下面这段视频里，你将看到一个盲人的便利生活：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带他买食物，取衣服……
而这段视频也回应了我的担心，谷歌汽车用近乎完美的方式完成测试，我这样的菜鸟级驾驶员必然会围观叫好。
或者，你再来试试AR眼镜？WSJ的报道指出：“它可运行常见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让佩戴者不用动手便能查看地图和天气，进行聊天和收发短信等操作。”基于智能手机的普及，AR被视为未来最重要的科技趋势之一。简单说，如果你的智能手机装有AR应用程序，它将帮助你把现实（比如一幢建筑）变的更丰富（通过AR，可以在手机上了解这幢建筑的历史、典故等等）。
所以，无论是谷歌汽车，还是这支被叫做“Projec Glass”的眼镜，令我感动的不仅有科技的伟大，更在于它们完善了人类感官，使科技成为人的延伸，而不是某种附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成就）。而现实里遗憾的是，科技仍将只为富裕权贵阶层效劳。你不可能低价或者免费享用。关于‘科技平等’的争论也不算什么新鲜话题，焦点依然在于重新确认‘人人是否平等’这一命题，好吧，我们打算讨论到哪个世纪呢？
好了，假期结束。这三天都还不错，春暖花开的。也有一点不如意，如芳所说，好好的阳光被风给糟蹋了。可能全国各地都在起风，安庆这两天还在下雨呢，知足了我们，可以接连两天在太阳底下，在青草皮上睡上一阵子，该是权贵阶层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可以干的很牛叉的一件事啊，我们也做到了，不是吗？
我打量那些与我一样在大公园里悠闲着的人，有围坐在一起谈情说爱的年轻男女，羞涩的样子让人着急；有在操场上操练武术的老小伙，拳法套路神马的看不懂，拧腰冲拳那一式倒也不让人乏味；也有骑着一辆自行车晃到此地脱衣褪裤露出一身短打立马跑上三圈的老先生，几乎回回遇见，做他的粉丝也不过如此忠诚；还有六七十个交上三元钱就能在篮球架下玩上半天的青少年们……说到交钱，我不免对看门老头在这样的好天气大声喊我交钱感到不满。节假日的好处是可以解决一批就业者的奖金问题。
好在草地不用交钱，躺着不用交钱，对着天空发呆不用交钱，躲在树下呼吸也不用交钱，看着各种人玩各种事不用交钱，这算是幸福吧？于是，突然间哪根神经短了路，很有激情的借来几行诗句，算作呼应激动的情绪：
我躺在公园草坪
手指轻叩大地
嗨，你好吗？
为何同为你的子女
命运却有不同
……
我知道没人像方舟子那样在乎这几行文字出自哪个家伙之手，我也只是用用，过了今日，我甚至都不会记得曾有过它。它只是在那一个瞬间被我抓过来，用以对当日的好天气和好心情做个纠缠，我总是习惯做这种大煞风景的古怪事。怪不得朱注既想跟我出来玩，又希望躲我远远的，我的那个啰嗦，怕是他一生也挥不去的阴影。
然后昨天，接到妈妈的电话，问我近来可好，说求来的平安符已经让敏寄出，要记得放好。又说，如果没钱用的话要开口……
一个已经36岁的男人，在那一刻很想把那几句诗续完，但又不知道能做什么。
我怕我会学会忘记这段，特别记录下来，为了我最爱的人。
W在QQ签名上挂了一段话，说“不能富贵，非因宿命只缘懒；难成大器，既贪诗酒又恋花”！对号入座后，居然有很多感概。昨下午在某处一边懒懒的晒着太阳，一边与芳讨论这段话，看上去，我一直在为不能富贵而操心着，但实际上，我更想知道自己在意的究竟是什么。
也有人说过，“我恨机会，他们是危险的”。与前面那段话可以呼应：贪婪是剂毒药，也是一个好借口。我们因为面临更多的所谓机会，失去了最值得自己去把握的某一个方向，而没有获得成功。如果不是贪婪的话，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想象，那么多的虚荣，那么多的浮躁，而少了一点点的清醒和诚实呢？
这不算是一个问题，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现象的话。有时候，我们把“国情如此”当成环境去适应，在逻辑上也没什么不对，只是于较理想的道德而言，从众也是可耻的。我并没有鄙视大众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大众的想法，往往只是某些个人的想法的放大。
所以，有些人的焦虑，在于两难。既想证明自己有实现富贵的能力，也想具备不屑富贵的风骨。但现实里，却怎么也做不到那第一步。你说他能叫宿命吗？
我总以为这种种借口，无外乎是在证明不出个人能力与结果的关系之后的一剂麻药，用来止疼。真正的痛处在于，我们很难跳出个人的认知来看待自己，不是不知道反省，而是缺乏反省的能力，挑不出真正的毛病，这种心结，又该称作什么？
芳后来问我，如果一辈子都穷，该怎么办？这问题放在十年之前，答案一定很热血。但在今天，我不敢回答。“活着吧”，这样可行？
话说“部分国家级贫困县‘不愿脱贫’”，理由是没了“贫困县”的帽子，就少了许多实惠。于县于民都没好处。所以，诸位大人决计不贪图虚名，只做个能抓到真金白银的“实干家”。想一想却也费了一番苦心，该宣传下。
很多人将这种做法—示弱—算作一种谋略，与乞丐博取路人的同情基本属于一个套路。哭穷或者叫穷本身并不可耻，只要有人愿意给予，就算是挺尸装死也无所谓。更重要的是，出处乃是国之府库，不要白不要，对吧？
实际上，汉朝人刘向曾讨论过府库与贫困的关系，曰：“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语出《新序·杂事二》）”。意思就是今天说的国进民退。按平民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有钱，老百姓没钱。按实干家们的勾当来说，就是把政府的钱借老百姓的名义拿来为自己铺垫政绩……如此而已，不必大惊小怪。
患有残疾的乞讨者，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才不得不去乞讨，他们不会因为残疾而到处“炫耀”。我见过那些行为卑微的人，小心翼翼的路过你的身边，在得到施舍的同时，也能保留一份尊严。相反，那些手脚正常的乞讨者，是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的。
同样，贫困不该成为治世者的道具，实干家们应该意识到它的无耻。
不如重新订下规则，实干家们的一届任期结束，若不能达标脱贫，那这个领导班子就一刀切，永不聘用。如此三五年之后，中国就再也看不到一个贫困县了。于县于民都有好处。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找回了羞耻心。那才是真的好！你说呢？
话说浙江金华某公交车队组织司机学习如何辨识豪车，与动辄数百万级的交通肇事赔偿相比，各位司机大哥有时间做做这方面的培训倒也必要。但正常人会问了，若真的出了事，还能分的清是不是豪车吗？“能有选择”，往往只是平民们的一厢情愿。
“惹不起，躲得起”的逻辑是想当然的，于现实中根本没法实践。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有本事“躲得起”，又管它什么车呢，平安不是第一要紧的吗？或者只是反映出另一些问题，比如说“恃强凌弱”。不提了，这话题悲哀了点。
说回来叹口气，人们是躲惯了。看见同学被老师脱裤惩罚，不言不语，躲上十来次，惹到一个不能惹的，才算“事发”而结束。看到路人跌倒不敢去扶，甚至绕过，回家后坦然在微博上一边倒的唾骂世风日下。得了众人信任，拿了个七八上十亿的资金成就了个人美名却不堪托付最后一躲了之，与某英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但却可能是相同的待遇……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各类事都在证明，“躲”没什么不好。
就好像饭前不洗手这回事，大家也知道不好，不过也不会去改正，反正习惯了就不觉得别扭了。社会也是，多一个坏习惯或者好习惯，它照样慢步走，怎么能指望它去自我纠正呢？
惹与躲是相对的，躲的人越多，惹的事也就越多，反正怎么惹你你都是躲，不惹白不惹。当然，要是每一个惹事的家伙都遇到药家鑫这样的该有多好？不怕耍狠的，就怕不要命的。
而正常人，也该敢为了一些事去不顾性命的。
为了和谐，我尽量用平民而不是贫民来代表自己。从物质上而言，除了柴米油盐这些必需品之外，我对其他的玩意儿只有一种态度：价格即距离。比方说房价，我喜欢那种令人绝望的数字，比给你留有所谓的希望要痛快的多，你知道你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的事，自然就不是你该去努力的。
话说我这念头较为极端。但平民们都知道，生活不易，何苦难为。大家彼此间安慰的套路也都集中在对快乐或者不快乐的区别及重新定位上。某人去世了，我们说快乐就是健康。某人失业了，我们就说有工作就是好事。某人离异了，我们就说婚姻其实就是彼此包容。快乐易得，因为这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事。就算是麻痹，也该做到若干年前某人笔下的某人那样出色。
所以，听惯了各类天价货，就像听传说里的各路天神一样，舒缓下紧张的肌肉和心情而已。偶尔也会假装理智的做些点评：什么狗屁的奢侈品？能够复制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挎LV、带劳力士的家伙们是不屑于停留在与这种嫉妒辩论的角落里的。看上去，我们总喜欢讨论与自己无关的事。站在别处的人也一样，乔治克鲁尼就很关心苏丹。谁去问为什么了？
我只关心自己。我关心大米多少钱一斤，我关心水电煤有没有涨价。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关掉我的网络，停掉我的电，但我不能没有吃的喝的，这是都是基本的。从保护这些的角度出发，我倒是真心希望某些东西越贵越好，那些嗜血的家伙们吃惯了大鱼，怕是对我们这种小虾米就没多大兴趣了。但问题也有可能出现，如果他们一定要吃你，你又该怎么办？
算了，不去想了，在他们没有张口之前，不妨为他们摇旗呐喊下：“天价有理”……说得多了，不怕你飘不起来。靠，我真正想说的是：“你他妈的，不扰民就是真理！”可我怎么就是不能说出来呢？
不管怎么说，韩寒还只是一个孩子。记得《心灵捕手》里面的台词吗？可惜的是，这地方的大人们骂起孩子来，是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有道理。CAO！早点都干嘛去了？
近日，韩寒通过某报宣称要将自己的手稿出版成书，并以10元钱的价格亏本卖出30万册。这是证明作品有无代笔的一个办法，建议方舟子也来指点下，还有更好的招数吗？你都把人家孩子逼到什么地步了！
但问题是，他决定选在4月1号发售这本书，用意居然是为了纪念张国荣。好吧，我说我不喜欢这条理由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张国荣也是我的偶像。我相信很多荣迷并不喜欢有人—-无论他是谁—-拿自己的偶像去说事；其二，既然是证伪，那就得专心一点。如果你想一枪干掉一只鸟，那还是得把枪口好好瞄准那只鸟才对。一石二鸟的事，多少都要看点缘分的。既想这样，又想那样，搞不好最后又是一个昏招。
我愿意相信韩寒是无心的，所以，我会说他还是个孩子，在与方舟子这样的成人面前，一开始就出错了牌。韩寒完全可以学学马特戴蒙被吉米调侃之后的举动，跟对手的前女友拍支MV恶搞下对手，顺便还拿个最佳原创音乐奖玩玩，名利双收又不失风度。韩寒也可以考虑写本《打假，假打》之类的书，既然是个写手，还怕搞不定另一个写手？
从这事上看，主动跟被动的关系是很奇妙的，当你成被告的时候，看似被动，实则主动。反过来，当你成了原告，看上去掌握了主动权，但其实呢，你自己知道的，该有多幸苦才能干的事。无所谓了，连唐骏都还在江湖上漂着，韩寒还用担心未来吗？
Source: fc03.deviantart.net via Therissa on Pinterest
小学五年级快毕业的时候，全校要搞个联欢会，我跟几个同学被选上表演节目。徐老师临时客串音乐老师，帮我们挑歌，说是挑，其实也没得选，他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另一首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这帮孩子一致同意选了最后一首。那个时候的心态是觉得咱学雷锋属于自不量力，是给集体抹黑，怕人耻笑。没今天你想的那么周到。
不过，唱唱工人该唱的歌，我也是惭愧到不行。同学们不会忘记，上劳动课我连挑个一担土的都要找人帮忙，更别说是装有力量的炼钢工人，绝对够让人笑上几天。
值得回忆的是，大家都很单纯，不懂得反讽，更不懂得自嘲，有什么就笑话什么，觉得自己不会什么都会脸红，不会有半点遮掩。而今呢，全都盖住了。
上上个礼拜，朱注的老师布置任务，要朱注说一个关于雷锋的故事。我一下子卡了壳，除了扶老奶奶过街，我还真不知道雷锋都干过什么。心底里还找借口，雷锋的故事到今天都还在反复强调？咱学生的素质要怎么才能超过上一代人呢？还是朱注的妈妈反应快，百度了一篇“雷锋日记”算是交了差。
上个礼拜，朱注的老师布置了另一个任务，让朱注对短道速滑发表自己的看法。正好那几天，上海举办了一项短道速滑赛事。原本老师还鼓励朱注去现场看比赛来的，因为我的反对而作罢。这次老师还发下来的一张问卷，要家长按序向朱注提问，比如你喜欢短道速滑吗？你最喜欢哪个运动员……等等，看着朱注莫名其妙的样子，我也觉得头很晕。立马上优酷，翻出一段短道速滑的视频，跟朱注一起研究。看完了之后，朱注终于承认不喜欢这种溜冰运动。
还好，朱注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就算随口说过自己喜欢，但还是改了过来而没坚持不诚实，这就是好事。
哦，对了，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还是联欢会，被要求表演唱歌，我没去做。大家都学不来雷锋，我也不是给党唱山歌的，何苦凑那个热闹。
生与死这个话题随时可以拿来讨论，好就好在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见解，毕竟，都活着不是。
我想到这个，是因为恒大赢球了。这两天，媒体热捧，球迷疯狂，举国欢腾，到底还是足球弱国来着，想想那些似曾相识的英雄的命运，我就不觉得这有多少快乐了。想的更多一点，才发现居然蕴含着生与死这样的“意义”。
中国人向来信奉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表面窝囊，内心却装作坚强。因为旁人是骗不到的，但骗自己说在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显得既悲壮，又有胸怀，更兼有鸿鹄之志，焉能表现的如燕雀般肤浅而要死不活的？所以，我们始终学不会进攻，学不会轰轰烈烈的求生都是有根由的，大家总以为只有烈士才配得上轰轰烈烈，既然如此，哪个傻瓜肯做？
回到足球，拿下象棋的保守思维来闷闷的踢场足球，无论是从场面，还是到结果，都是令人压抑的。这也是为什么恒大赢球之后，各界的反应都如此亢奋的原因之一。我想，如果不是恒大俱乐部而是国足，早该有一些爱国的企业家拿金元出来慰劳慰劳了，每个人表达感谢的方式都不一样嘛……又扯远了。
说来说去，中国人就是不喜欢痛快，无论是生，还是死，只选择窝囊的，无论是死还是生。话说在旁观的时候，他倒又能明确的表明自己反对这样做，可轮到自己，又另当别论，谁让他那么有自我呢？
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凌晨3点，我实在头晕到找不着答案，等你来告诉我吧。
新浪微博上有人讨论“赚多少钱才有安全感”，这个话题结合当下我国的富人们都在办移民的大背景，会有点无趣，讨论起来也挺伤自己的，除非我们还是努力撑着，不愿意叫穷。
安全感是一个虚构的词，跟房子、粮食不同，不能具体的指向某件器物，与快乐、悲伤也不一样，没法表达出某种有模有样的情绪。既然与物质、精神两不相干，我称它做打酱油的词也不过份。其他诸如尊严、价值、道德莫不如此，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不过，虚构的东西也是有理由存在的。当你无法从现实里得出一个具体结论来做行动指南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词来安慰自己。比方说，当你为没有房子而感到悲伤，一句没有安全感，就可以总结出你的真实心情。
“瞧，我还能找到一些词来描述自己的状态，不算太差，我还活着”。乐观的你会因此而高兴，为了这种高兴，我们有理由编织更多的理由，不是吗？
可是生活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悲伤，无论有多乐观都无法抑止。而之所以悲伤，就是碍于面子，不肯叫穷。不肯承认自己没力气得到什么，而是学别人拼命苦撑，那，可是个永远也吹不大的气球啊！
面子就是安全感。我们检讨自己，会说欲望无止尽，不好，安全感才会与我们越走越远。我们不用再算计着一天要吃几两米的饭，不用去管该种几亩地可以混个四菜一汤，也不要计较劈上几担柴火能烧够一个月……
如果生活能回归简单，安全感又怎会缺少呢？可惜，我们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人，回不去出生的地方，回不了生活的初衷，在所谓的以前途的名义而支撑着的欲望下，我们努力前进，却只能在原地打转，更无法后退。
所以，叫穷是一件好事，贫穷不会让人疲惫，粗茶淡饭也可以让人安静，而我们也不必一直浮躁着。是的，活着就好，“活着”并不能虚构，可以呼吸，可以吃饭，可以散步，还可以走在大街上看人打架……这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一点都不虚构，生活不就是如此吗？
《华尔街日报》刊文报道中国富人们出于各种考量，包括子女教育、食品安全、空气质量、财务安全等等，已经或正在或将要移民国外。此举被戏称为富人们的B计划，主旨只有一条：赶紧赚钱，撤离中国。
作为同胞，却不敢嘲笑这种以生活品质做诉求的逃离，它看上去显得既正当又华丽。更不该否认的是，这些百万美金身价的人无论来自哪里，过去如何，但现在已然不同。我们这些还在为衣食住行操心劳命的芸芸众生，也不该与他们在同一个国度里共存。移民或“被移民”更像是一种必然。
但中国人的保守天性，使得对移民的态度显得犹豫，夹杂着羡慕嫉妒与恨。羡慕的是移民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应该会更好的那种）。嫉妒的是为什么我不可以？而仇恨却很难留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这种奇怪的感觉，犹犹豫豫的表达不出，或者，这种恨里也有祝福的意味？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富人的话，我相信你会有更多的祝福送给他。是不是？
于是，送别的人多了，空气中都少了一点味道。剩下的穷人们该不该为自己做一点打算，不如也有个B（bad）计划如何？稍微想象一下，当你留在一个资源枯竭，财富趋向于零，智慧被窃取，精英都在别处的国度，望着周围与你同样颜色的同胞，你还能剩下点什么追求呢？
无非是如何存活而已。穷人们该退守到当初生长的地方，至少还有块土地供我们生息，至少看不到更多的送别，至少不再有更多的犹豫……为一斗米而生存的族群，原始而又单纯。
昨晚做了一个梦，比较血腥。梦到一帮子专家、记者被带到了《决战猩球》（Planet of the Apes）里的场景，猿人们对这帮地球人轮流做各类实验，诸如活体取胆啥的，现场是哀嚎一片，而边上还有一些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鬼东西在围观叫好……
虽然是个恶梦，但梦醒之后，却觉得人更精神，有小时候吃完奶的那种亢奋。可能是这些天看多了“活熊取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就看不到动物保护组织通过媒体出来抗议呢？或者我该问，为什么媒体就不能报道报道这些抗议声呢？
至于归真堂邀请专家、记者去现场参观活熊取胆的全过程，更让人觉得可耻。诸位能记得鲁迅在《药》里提到的那个“人血馒头”吗？拿馒头等在一边蘸人血的家伙很无耻，难道围观看杀人的人就不可耻了吗？
这年头不必指责专家，群众早已看清了它的本质，就是混口饭吃的赖皮狗，踢一脚滚很远，喝一声就能立马滚回来的那种，没什么良知道德可供叹息。但媒体记者就不该也是这个标准了！用一个记者的名头，去充当一个“媒奸”的角色，可耻至极！
妈的！真希望有现世报！又是一群混蛋！
作为一个各方面表现平平的普通男子，我不喜欢斤斤计较的女人，更别说让她们主导我的生活。我还固执的揣测那些信奉“男主外女主内”的老家伙们，软弱的内心都跟我一样有点小算计：男人嘛，征服世界，女人呢，一边看看就好。男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输给女人，我以为。
但这个小算计与幸福的家庭生活无关，即便这种不合理的分工从来都没占据过主流市场，更无从印证某人关于“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的判断。但值得暗喜的是，中国富豪们的内心较为复杂，不随我这样简单直接。在我这里看到的坏事，到了富豪那里，却是值得一书的好事。他们说，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女人（虽然有时不止一个，但你也知道，只有唯一，才是幸福）。
新年之后，张华在《荷尔蒙经济学》里对“爱江山易爱美人难”有一番“挣扎”，可能从心理上也随我等平民，眼瞅着富豪们的财富是比不得的，但咱比婚姻好不好？可走近一点打量富豪们的婚姻，找到的答案却与传奇无关，财富上的荣耀之光无法照亮生活上的暗淡……
值得探讨的是，管理公司需要理性，而经营婚姻则更多依赖于感性。而感性的特点就是“出错”，不出错的感性不又成了另一种理性……于是我以为，没人能总结出造幸福的方法。
如此，天下那些婚姻还幸福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也好知道自己的快乐多有价值，能有那些富豪没有的东西，除了感恩更要珍惜！
情人节之前，广电总局又出台新规：各地电视频道在每晚7点到10点之间不得播放境外影视剧。规定还说明，每天播放的境外影视剧不得超过影视剧播出总量的1/4。此举唯一受益的群体可能是国内演艺界。可见，广电总局在提振民族创意产业，解决演艺界失业率这块还是办了一些实事。
但一想到会有更多的脑残出现在荧屏上，就不得不让人痛恨当年。
或者，广电总局该去翻翻老帐，清算下当年都是谁引进了诸如《加里森敢死队》、《聪明的一休》、《花仙子》这类不是东西的洋人片。如果没有第一次，如今的“限制”就无需发生，而那些左右不分的家伙们也就没理由拿洋人的作派来装饰门庭，在我们这些只追《乡爱》的土老逼们面前炫耀了。
所以，你该理解，我说的“恨”与情人节的主题非常契合，像张学友歌里唱的那样，有爱就有恨，而错爱也能错恨着。至少打我出生以来的这三十几年，唯一不会改变的是，我们一直这样被“计划”着过生活：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物，走什么样的路，看什么样的电视，听什么样的歌，甚至有个什么样的孩子……谁又能例外？
至于下一步？该不该取消情人节、圣诞节呢？我期待。如果可以一人一票的话，我会选择让广电总局得到这个权利。
简单按造句的标准来看，这个标题有点怪怪的，肯定不能清晰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读者需要带一点包容来看，认真点的家伙，甚至会立马跳过，不屑读完。
我的意思是想表达，“精神”这个词是很诡异的，一个人形容另一个人身体状态不错，会用“精神很好”来表达，说的人真诚，听的人舒服。而一个人形容另一个人思想品德高尚，也会用“##精神”来表达，如大无畏精神等，也能将一个人捧的舒舒服服。当然，如果要捧一群人，也可以用“精神”来点缀，比如企业家精神、城市精神等等，一群人都受益的时候，精神往往看上去更真实一点，没有谁敢得罪名义上的一群人不是？
但精神的诡异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通用性，更在于它的出处。出处很重要，那个提出各种精神的人很重要。定性的人越高级，精神越褒义。反之，像我这样的一个屁民要是想抱某人的臭脚，说说各种精神，比如说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很有奉献精神，这话听上去就有点酸酸的。即便我想急于站队，也得跟在后面排个七八里地才算有价值不是？
好在我这样的人只能属于被精神的一个族群。你可以忘记前三年读书，后三年做工，到了第七年，你得响应国家号召勇敢的下岗，这叫自立精神。你可以忘记年年缴抗旱防涝的份子钱，但内河一破，房子被淹，你得老老实实的自谋去处，这叫奉献精神。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计较每月几百元的社保开支，无论你是有业待业失业，等到老时才发现还得靠孩子养活，那叫啥子精神？
总之，我们一直都很精神，甚至有点亢奋过度！写字码字看字识字断字造字的怎么读起来这般头疼到神经呢？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望江县还是做了一件于民有利的好事。在这个谈核色变的年代里，地方上少建一个核电站，民众们也就少一分安全隐患。我才不相信那些可行性报告上专门用来欺上瞒下的鬼话。
近日，安徽省望江县发文，以环保的理由，要求上级相关部门叫停江西省彭泽县核电厂项目的建设。在这之前，离望江县直线距离也不太远的东至吉阳核电厂，从2007年末的热闹筹备到如今的“默默无闻”，似乎留有三地政府利益博弈的印记（当然，这两个规模一致的项目不一定出自同一个提案）。
自去年日本大地震后引发各地对核电展开讨论以来，我们的地方政府似乎也找到了一条“平衡”之道，在发展核电项目上，得之，解决就业，提振经济。不得，打环保牌，安抚民心。
而可能侥幸逃过一劫的民众却反应的过于乐观。征地建厂给予的经济补助，建厂开工后可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让身份角色也将发生转变的人们期盼已久。在这个连专家都不想搞清楚核电是个什么玩意儿的年代里，让底层民众不安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贫穷。那种看不到尽头的贫穷才是耻辱，拿什么交换又有什么可畏？
彭泽县的民众或会用“羡慕、嫉妒、恨”来理解望江县的举动，而东至吉阳的农民工们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候下去，来年一定要在家门口上班才行。
“质疑”本身是一件值得质疑的事，就像方舟子质疑韩寒。围观者一向喜欢表面上那些娱乐的部分，却少有对内在追根溯源的，而那些能更进一步做讨论的家伙，也有担心事情闹的不够大，玩的还不尽兴的嫌疑（抱歉，我这种猜测也是可耻的）。
大家都说方舟子是打假斗士，但如果要让我喜欢他，我只希望他的名气能不能不要那么响亮，我会怀疑，一个出了名的斗士，靠什么保有当初的淡定呢？
有些人支持方舟子，无非是因为他有“知道”真相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扳倒一个又一个偶像，偶像们也都清楚“城头变化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实，扳不扳，偶像迟早都是死。而那些不支持韩寒的人也该知道，即便韩寒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韩寒也是万万不能的。无非是方寒或者郭寒而已。
只是，当有需要攻击某人的时候，总会将他先钉在一个十字架上，再去寻证据来审判他，定他的罪名。记住，在中国，仅仅是罪名就可以让一个人万劫不复。至于是不是真有那些罪，谁又真的在意？就像一帮子暴徒拖住一个人在街上暴揍一顿，就算事后承认打错人了，但围观的人当中还是有人相信“无风不起浪”。可惜，这种暴徒式的做法连“良民”们也跟着参与进去，不得自拔。
是的，我也跟很多人一样，喜欢真实的东西，痛恨造假，甚至将它视为道德底线。可是道德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底线又是什么标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还是去掌握那些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真理”？大家叫嚣着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试问：当下社会里的道德又是个什么模样？正人君子们真的能感动中国吗？
或者，在我们要求别人讲道德的时候，先要自省一下，我的道德是不是放在别处？
作为一个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知道分子，方舟子把精力放在了捍卫道德这条路上，我以为很可笑，有点堂吉诃德式的荒唐。大概他也不会相信，靠质疑能造就完人？！
当然，我依然支持方舟子们打假，跟公众们说说地沟油是怎么炼成的，要比抓一个人的短更有意义。聊聊震区的房子怎么建才能防震，要比扳倒一群市侩更有价值。我以为，真正有益的知道分子，会把自己的所知无私的分享出来。至于那些不痛不痒的口水官司，是不是也有违道德呢？如果真有道德的话。
我一直不太愿意缴社会保险。虽然人在上海，但理想的最后落脚点肯定会是东至或安庆。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我将这笔固定支出当作生活成本来对待，以便让自己可以顺利的在上海待上几年。原先也不喜欢抱怨，但随着这笔支出越来越高，而收入越来越少，不由的想啰嗦几句。
对这笔钱的收支，我一向持怀疑态度，也许将来如何如何，但都不靠谱，不值得信任。说句摊尸的话，如果要靠这笔钱养老，那也注定是一副凄凉晚景，活着的意义就不在了。我同大家一样，喜欢完美的结局。
或者，高生活成本也是一个动力。虽然没能力向那些喜欢算帐的经济学家看齐，搞个二三百万回家养老，但不至于最后依靠那笔社保钱却是必须要做好的准备。既然不幸做了一个为别人的过去买单的人，就得积点阴德，不让后人为自己太过操心。
当然，这是一个怀疑论者的腔调，对未来缺乏信心。不仅仅是个人的，甚至也怀疑大多数人的。看着我们这些家伙一拨一拨的被呼来喝去，生下我们的爷娘们该不该痛心难受？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我父亲有一些关于抽烟的歪理斜论，每每我提到“戒烟”的时候，他总有很多借口。比如他说生死由命，一副拿科学完全不当回事的态度。甚至他会怪异的认定：抽烟可以灭菌。他也许认为尼古丁既然可以要人命，当然也能帮倒忙。以毒攻毒，他愿意这样去理解。
我不忍心多说。我并不相信什么以毒攻毒，也不太相信生死由命，但我也该去想，什么才是父亲认为的快乐。如果他觉得吞云吐雾的那一刻是他的快乐，我又为何要去剥夺？为了健康吗？这是个愚蠢的理由。健康的目的不也是为了快乐吗？甚至电视电影里常有一些桥段，特地用香烟来表现某人的快乐……一直被这样教育，如何洗的干净？
甚至连我有时候，比方说思考一件事情没有头绪的话，也会去阳台上点上一根烟，总想着有个叫做灵感的家伙会驾着那些云雾出现。或者，香烟是不是一种无法说清楚的寄托？在失落的时候去打发失落的一个好道具？不过，我也没从香烟里得到什么智慧，只是不想随便说它不好而已。
有一个小段子，说让男人戒烟，最有效的只有两个理由，其一是谈女朋友，其二是生孩子。看上去第二个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也更显得天经地义。既然父亲为了孩子可以去戒烟，孩子也该为了父亲的快乐而不干涉什么。
就算戒烟是必须的事，那也可以分分对象。对于那些小年轻——阅历上不至于能从抽烟中找到快乐，而仅仅是排解忧愁苦闷的人—–来说，还是趁年轻换一种寻得快乐的方式比较自在。像我父亲这类的，得好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孩子给不了父亲快乐，得反省反省。
最近因为花钱很多，收入骤降，变得对数字敏感，平常不在意的，如今也会拿来琢磨下，算是体会到了郎咸平教授那般清醒式的“痛苦”，而且，我是真的心痛，不像那家伙装的蛋疼。
早前网上流传一个数据，说国内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人口只有2400万，这个数据据说来自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之口。
而另一组由某商业机构炮制出来的数据则云：中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已达到101.7万人。
另外，有好事者在国新办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看到，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占全国公务员总数的9.6% 。并以此推算：中国公务员总人数约为3919万。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也曾在CCAV《新闻1+1》中透露，中国年三公消费高达19000亿。
把这些数字放到一起，就会得出两条让我痛苦的事实：
其一、中国约有13.4亿人月均收入不足3500元，年收入不过4万人民币，这里有我；
其二、中国公务员人均年三公花费近4.8万元，这里没我；
简单说，有我没我就是痛苦的根由（如果有机构以这个做幸福指数统计，那该得几分？）。原本你不去算账，还会觉得自己活的挺好挺幸福，但如今看来，我是笑多了江对面的战友，浑然不觉自己也是愚蠢的可笑。我想我下一回再听到那些比我更穷苦的人的消息，是否会多点同理心呢？
说道德，感觉是一件很玄的事情，因为从小的教育，父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讲道德。但至于什么是道德，似乎又没有交代清楚，一切都看家里长辈的一言一行尽心模仿。
每每有乞丐路过，外婆总会盛上一碗热饭或者一碗米，遇到家里有水果、糕点的时候，外婆也会搭上一点，外婆说行善积德就是有道德。
父母亲与人共事，总持一条规矩：不能让共事的人吃亏。比如一起出去收购鱼种，除了各自要买的数量之外，路上的吃喝开销，宁可多付不会少付。又或者路上遇到同乡叔叔阿姨，一同坐车出门回村，为对方买个车票，也是必须要做的事。父母亲的不让人吃亏，就是自己的有道德。
我们是这样看着做着长大的，所以在各处时遇到行乞的人，不免会多用点心，一元两元多少尽点道德，但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呆久了，遇到奸诈之徒多了点，对于道德二字就忘了许多。更多的时候，同情心大于同理心。我是说，同情心已经不叫有道德了。
至于与人共事，也还是想讲道德的，但这道德讲的比较苛刻。于人严厉，于己宽松。希望对方要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吃亏。嘴巴上虽还说吃亏是福，心里念的却是为什么我不能沾点光呢？这一进一出，道德自然又要打折。
所以，我总觉得说道德是一件很玄很虚的事，于人于己的要求不同，道德就没了基础，说也就无趣了。
当然，再坏的家伙都不会否认自己对道德有一种极高的标准，诸如进步、光明、向善之类，只是用以修饰的华丽词汇而已，当不得行动指南。若真的进步，就不用在意不仅不，相信人人皆好人。若真的光明，又何必自吹自擂，酒香怕你巷子深吗？若真的向善，就不会去作恶，小小的恶做的越多，对道德的伤害也就越大。
更加悲哀的是，今时今日，“道德”不是伤不起，而是无处可觅，哪位曾见过道德在哪里？
ERT784QHWBJ7
其实早就想写2011年的小结了，但这一整年的无趣，要如何写才会让自己舒坦点呢？也就是说，写个人历史，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我可能不敢确定，这是一个失败的年份，于我自己如此，于大多数人却未必。或者，我只是对2012不够期待。
是的，私人媒体还在继续，如你所见，写了快有四年。唯一不易的地方在于既想真实的记录自己，又想适当的保留部分隐私……你知道的，这不是一个秀，若年老时可以找回那个真的我该有多好，我很天真。
3月的时候，拿到了驾照，希望老天保佑我的车技能再好点，将来以此谋生也不一定。到了4月，入手小福。7月，带朱注回东至，来回1100多公里的路程，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旅行。而朱注在车上写给小伙伴的信，却让我们感触更多，我们忽视了他身上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天真，比如无私，比如友谊。或者，对他来说，这次旅行不够完美。
5月，在漫修她爸的帮助下，推出了安庆生活社区（Anking.org）。感谢三子、端林、洪健生、章建国、宛如、淑婉她爸、林劲松、D.L、黄晋、张勋华、王枫、淑丽等好友对这个社区的支持，感恩！感谢黄晋为Anking.org设计的logo，我很喜欢。感恩！感谢老刘在5月中的建议，推出《每日论语》原创专栏，虽然只坚持了三个月，但经历这段过程，我们收获很多。感谢老刘！也感谢一五一十、公民观察的推广帮助，感恩！我还想继续坚持完成这个任务，顺便做下小广告，凡身在安庆本地的朋友，均可申请加入这个项目。
5月的时候，去了一趟绵阳，白天参加由某台企捐建学校的开学礼，感叹既然有钱人学会了感恩，没钱的哥们儿是不是得学会点包容？(嗯，以后不再仇富便是)。晚上在一家“假”KFC见到周荣，又感叹大家都老了、沧桑了，再也不是N年前，绵阳街头到处去找网吧看电影的那两个小年青了。
6月，在福州待了两天。对林则徐的宅子充满了羡慕嫉妒。抛开林公的功绩不谈，如果朝廷肯给我那样的一座宅子，再让我的女婿也搭班进入官场混个大员，就算要我性命又有什么不舍得的？可见，好官得好做。
当然，也不是每条命都值钱。看看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各种车、各种求援……从7月开始，我就忘记了我还在生活里，真的没什么比生命更值得尊重与记忆，这是很糟糕很残忍的感觉，我不喜欢，假装忘记吧。
就这样，一直混到10月，终于“辞”掉了连锁委员会的兼职，各种原因，但能说的只有一句：感谢黄董，感谢苏大哥！
同时，也结束了另一件事。当一个自由的人该有多好，见到那些虚伪的脸在我眼前剥落该有多庆幸。你经历过就会懂，不多说。
好在我又找回很多朋友，那些我多年未见的同学，无论是十二大的、集贤路的、或者七里湖的，能记得彼此就已经让人感动。还记得第一次拿到对方手机号拨过去的心情吗？那种激动并不常有，感恩！
我往上看回写过的这些文字，出现频率最多的却是一个虚虚的“感恩”，我可能并不理解这个词的全部，我也不能判定阅读者能与我有类似的感触，我可能只是想表达，人在失去时才会有的那种遗憾。若如此，我们所有“得到的”，何不都当成“终会失去的”去理解，或者，这才算是成熟。感恩！
首先我得说下，我并不打算就此事向各方要个什么所谓的公道。今天记录下来，也仅仅是对能看到这篇文字的朋友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尽管媒体也经常曝光各家医院的丑闻，但一想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可能的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不得不继续保持沉默。
而新闻里再传肿瘤医院发生将患者姓名恶意涂改的消息，作为另一名正在该院就诊的病人家属，我几乎将认定这些所谓的大医院，实在是有意把事办错。
从今年10月以来，我和我的家人辗转在上海、安庆两地的四家三甲医院之间，包括上海华山医院、安庆市立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和上海肿瘤医院。遭遇到各种如索要红包、医生乱改患者记录、护士态度恶劣等状况。感叹来医院看病，不止是病人要承受生理上的各种痛苦，病人家属也要跟着受受医院的气。
让人疑惑的是，无论是在哪里，这几家医院都会犯同样的一个错，故意将病人的年龄和姓名写错。一个1954年出生的人，居然会被写成48岁或者56岁，一个名字里明明是“风”，硬要被写成“凤”才肯罢休。更令人费解的是，同一家医院，在缴费单、病人病历以及病人病理报告上的姓名、年龄居然都可以不同。
作为病人家属，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医院是在故意制造这样的一个误会，好在事后推卸（至少是掩饰）应负的责任……要知道，这些医院可都是拿着身份证去登记挂号的。
当然，我没有心情从医院的角度去理解这种事，我只能说“店大欺客”还有市场。如果你经历过必须在外面排个二、三十天的队才能入院，而你又亲眼所见空缺的床位一直在被内部人员用来应付各种各样的关系，你就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自己是个屁民了。
拜托，能认识一两个医生到底还是好事，这个从小我就知道。难得糊涂的人，总是有选择的。
当我这个穷N代，穷到麻木之后，会天真而又不耻的认为穷不是我的错，穷反而是一个蛮主流的标签，贴在身上，在这个普遍仇富的社会里，显得“合群”而“有趣”。
但若仔细回想过去，如果当初我有那些钱，我还是现在的我吗？比如，我有能力考入中戏编剧班而不是看到5000元的学费而却步呢？或者，我花2000元的价钱学个B照而成为一名大货司机呢？再或者存出10000元的小资本开一家碟片屋等等……
答案似乎也是可以预期的，像我所说的这些事其实没一样绝对需要花钱，如果我真的喜欢写字而且能写出很多故事，有没有中戏的一张文凭，我也该写出《士兵突击》才对。或者，我笃信大货司机一年收入过万，怎么着东拼西凑也能把前期投资给借出来。又或者，如果我真想去开一家碟片屋的话，1000元起步也不是没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贫穷，我们忽略了自身实际的能力，太过感叹物质基础而没在个人行为上采取半分积极的举动。这其实是让人讨厌和鄙视的。只是我们平常不太习惯关注自己的不合适。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贫穷并不是可耻，可耻的是丢了志气。悲哀如我，惨淡如昨。
可能是怕再出事，重庆荣昌的警察在查出当地一家幼儿园的校车超载之后，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建议教委取消这家幼儿园的办园资质。由于新闻里并没有交代取缔之后，这些孩子的入园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好事者会疑惑：一刀切是不是办事者应有的思路？
我想起90年左右，为了迎接一大员考察我们村，领导半年前就下命令，家家都得把厕所改成沼气池，新装一套使用沼气点灯烧火的设备……劳民伤财的大举动，仅仅是为了一个统一的形象。
而99年那会儿，我们两班约70几个同学被某国营工厂下岗分流，一句道歉也没收到过。你能体会到你生命中有六年的时间奉献给了这个冷漠的地方，你不会痛哭一场吗？可是谁又有时间和闲情理会该与不该呢？
当然，我们会说，在国内办事就是需要一刀切。要不，托关系、走后门的准能有机会脱身。所以一刀切起码能维持表面上的一个公平。好吧，就算一刀切是一个标准，但它过于暴力，过于野蛮，过于绝对。
回到重庆荣昌，校车超载，那就换部校车解决问题。若买不起，那就租了。就算学校租不起，租费转嫁到学生身上也没问题。只要有道理，家长就没反对的可能。
实际上，把问题聚焦到一个点上，总会容易解决。而那些怕麻烦，拒绝后遗症的明智做法，总显得过激而愚蠢。我们不可能因为那个人是小偷，就一定要剁了他的手才肯罢休。
如果一定要求大家对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做法，那就叫独裁。但如果要求诸位对各种行为有一种彼此认可的判断标准或道德底线，那应该就能叫做共识了。
韩寒写了《谈革命》之后，可能他只是想告诉大家，先建立共识，再谈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会更好点。尽管听起来一些词汇可以让人热血膨胀，但说到底，冲动就是魔鬼，往往会害死一大批好人。
至于什么是好人？韩寒说两车交会要学会主动关掉远光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可以算作好人之一。在此，也向从没那样做过的家伙们致以深深的鄙意！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儿，拖了大家的后腿啊，你可知道？
问题是，对于什么可以算做共识，大家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能怎么说呢？归咎到柏杨说的中国式的丑陋？还是更多人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但很容易引发争论的是，谁来提出这样的一些共识？那些有原罪的成功人士吗？靠！
总之，被韩寒一分析，我顿时觉得两脚冰凉，人没了指望，生活就要变样。
我想起伪人李敖说的一个关于蓝色毛毯的故事，说某好人被某坏人抢走一床蓝色毛毯后，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逃进深山，后来有人帮他打走了坏人抢回毛毯并送还与他，此人接过毛毯不禁落泪。李大师解释说原因有二，其一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其二是没有参与到夺回自己东西的战斗过程中的负罪感。
负罪感是不是好事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在研究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的失而复得往往与自己是否付出过努力关系不大，在这里，依赖会更多点，或主动，或被动。依赖之后，其实掩藏着一种不计代价的交换。而这种不计代价就是一种缺乏共识的体现。
或者干脆点可以直接下个定论，很多人认为那些可以被共识的东西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可有可无的。比方说人人知道自己的性命比等一个红灯更重要，但为什么偏偏会去闯红灯呢？因为他很难将自己的不幸与自己的行为联络在一起，出了事故，责任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共识难以建立的基础。
除非我们能对自身有个尊重，否则共识始终是件虚幻的事，找不到注脚的天书，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呗。
我向来不喜欢虚假的东西，而“交易”又被我看成是作假的标准之一。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久很久之前的某一天，在我初中快要毕业的当口，为了想留住一点真东西，我天真的想用一本新的毕业纪念册来做个悼念，或者我怕我会忘记曾经属于这里。
虽然听起来悲愤，但事情很简单，不过是我的亲戚为了我的前途，让我的父母花钱将我的户口从一个小渔村买进了一座城市而已。但为了买这个户口，却让多方不爽：其一，我的家庭为此承担了一笔负债，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偿清；其二，这位亲戚的帮忙得罪了另两位亲戚，惹起了嫉妒与恨；其三，于我本人，每每经过那个城市，总有许多感伤，心理阴影是留定了。
从道理上来说，我应该感恩，无论我有没从这件事上得到快乐，至少亲人的初衷可以理解并值得肯定。好在也有一些人与我有类似经历，恰好是我们的“热忱”参与成就了一些虚无的数字。
那时候，全国还有80%的人是农民。而今天，能称之为农民的人已经不足50%。更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在转变中的人还被冠以一个尴尬的称谓：伪城镇居民。
虽然尴尬，但却现实。一纸户口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还是99年的那个下岗工人。在那个城里，除了派出所里的户籍档案之外，我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我，给那个城市的贡献也可能只是“中等规模城市”人口统计里的一个“1”而已。
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我正在感受。你呢？
如果微博提供商们真能按照政府新规来执行的话，国内微博的用户数量将会锐减。就新浪微博来说，2.3亿用户缩减到5000万之内都有可能。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新浪、腾讯或搜狐有能力搞定这些数字上的麻烦。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统计数据都不足信。这些少数的、居垄断地位的数据发布者向来强势，且遵循野蛮、自大的霸王逻辑，将受众囚禁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之中。互联网数据的“可统计”变成了“可操作”，令传统媒体自叹不如。
不过，对于广告主而言，微博实名是一件好事。在或者，能把新浪、腾讯甚至搜狐微博横向打通，每个用户像拥有身份证号那样，能且只用一个帐号就能登陆所有微博则是“好上加好”。精准才是广告主的基本诉求。
另外，微博实名对于大多数微博用户而言，其实也不算太麻烦。问题是，我们得习惯如何从大学宿舍熄灯后的胡言乱语到站在操场上聆听校长书记做令人昏昏欲睡的报告。说什么一向都是问题，但怎么说就是艺术了。我们得相信包括自己在内的微博们，有能力解决好后面的那件事。
这样一来，微博实名唯一利益受损的一方就是微博提供者了。没有庞大数量的支持，赢利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换我是运营商，我可能会考虑将自己的麻烦转嫁给他人，至于商业伦理，谁在乎？
当然，我并不确定那些真正在反对微博实名的人看到了哪些担忧。或者，那些担忧并不来自所谓的自由和隐私，更多的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缺失？无论如何，我们始终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需要面对而不是逃避。
和L聊天，聊人的成就，我想到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来掩盖一些人的失败，包括我自己，但也不仅仅是说我。抱歉，我又一次用一个很好的事物来遮掩一个不太好的状况。是的，为何我总在抱怨社会龌龊的同时，还不忘记暗示下自己的清纯呢？
郎咸平在某本书里用了一个词组：“悲剧英雄主义”。这话是谈中国人的情结，以失败论英雄为耻。这个意思可以解释下我的这种心态。尽管我也认为成败得失真的很重要。
不过一说到情结，我先想发笑。无论好的或者不好的，大多数人的或者一小撮人的，说的人都要戴上一顶“全体国人”的大帽子，动辄去代表大家去接受。错乱的是，无论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会不自觉的认为：我自己除外。我发笑的根由在于我也觉得自己应该被忽略在各种情结之外。
所以听起来，国人的情结一直都很戏剧化。比如说仇富情结，与己有用的富人不必仇恨，因为咱用的上，对方也给咱用。而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且又用不上的富人，恨不得对方一夜破产。
“悲剧英雄主义”也很类似，戏剧化是必须的。国人崇拜岳飞，纪念屈原，供奉关二哥，全因一种未尽的悲剧情愫。将心比心，你让我多一点同情心，要比让我多点包容心容易的多，前者没有但可以装出来，而后者嘛，一旦没有，怎么装也装不像。
但在我看来，这个社会就是充斥着各类七八九十流的蹩脚演员，挤破脑袋去演自己不合适的角色。于是，情结这玩意儿就有了市场：一个加在别人身上，同时也可以隔离自己的好工具。
而“书生”也是一种情结，悲剧色彩很浓的、自以为很英雄的、酸酸的、刻薄的、眼高手低的、所谓有理想的……等等等等特征，凡是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混不到一口好饭来吃的蹩脚演员都可用来搪塞。
好吧，我承认，老子想要做英雄，渴望一边能轰轰烈烈，另一边也可以荣华富贵。就这么简单，不用遮掩。
有一则新闻，说西双版纳某地有三五个流浪汉一起聚餐，其中有一位因对方没有喝完自己敬的酒而失手将对方打死。面子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哪怕同为天涯沦落人，怎么放也放不下！
这新闻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苦者对一僧人控诉，说自己的欲望无法放下而感觉苦恼。僧人请苦者握一杯子并给他加热水，热水加满之后，僧人还在继续，苦者因为被烫疼，将杯子丢在地上。僧人说：不是放不下，而是你没有痛。
面子这回事，实实在在的全是痛，但我们却真的放不下。说喝酒杀人，也是觉得自己面子不够，哪会多去替对方想想？更不会去问自己：一个流浪汉还要什么面子呢？
当然，也有很多人将面子与尊严绑定在一起。其实这两样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国人的特质在于以讹传讹。误导惯了，将错就错成了生活的全部。
围观者也有理由将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去控诉谁谁谁，社会救助怎么做的？公共安全怎么保障的？但控诉之后呢？
我每每对这类事情都有深刻的悲悯，总是因为还能想象出他们当初也是从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开始了这段人生旅程的，在他们出生时，他们的父母也有多么美好的期待，而今天……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每一种期待都有好的收获。好的期待，坏的结果。全因过程中的际遇。
人生的一点一滴，都是那么的重要。
有时候，我喜欢算一些小账。比如说买杂志，我总要找个理由让自己觉得不算吃亏，想想成堆的旧杂志卖给收报纸的，不过一二十元钱，心里就觉得对不起人。而昨天，我终于从定价25元的《全球商业经典》杂志上看到一句话，让我觉得这点钱没白花，这本杂志可以列入我的非卖品了。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怎么样？够牛逼了吧！
能从这句话中觉出滋味的人，多半跟我一样，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与恐惧，这种缺乏勇气的坦诚，会令懂它的人微微一笑。说这话的人脑子很好用。你的下一秒是你创造出来的？还是自然而生的？似乎都能解释的通。如果结果够好的话，我们可以把那种表面上的成功叫做“未来”。
在那本杂志上，除了这句话，另外的几万字都在谈乔布斯。这两个月，各类媒体都在向乔布斯点头哈腰，仿佛不去这么做，自己就跟世界脱节了（但毕竟是媒体，我表示理解）。
《彭博周刊中文版》做的就比较应景，11月份的《乔布斯特刊》就是美版的中译本，加了几句中文而已。据报刊亭老板介绍，新改版的这期彭博卖的挺火。而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要做两个封面？不止如此，内容上读起来，一半像彭博？而另一半呢？像《东方企业家》吗？当你看到两种腔调的东西挤在一起，除了别扭，你也可以叫做中西交融。
我是想说，乔布斯其实也没有创造什么未来，这都是媒体包装的结果。乔布斯之所以是今天的乔布斯，肯定不是他所预料过的。或者他只想要一个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产品（《乔布斯传》里说的很清楚了），而这个产品恰恰又在大众中流行了，于是，他的“未来”成了一个典范，如此而已。
于《彭博商业周刊》本身也是如此。寄希望于现代传播的强势营销能力，但它还需要解决如何平衡翻译稿与国内采写稿件的质量问题。幸运的是，他们又具有“创造”未来的能力，尤其是在广告客户面前，这令我的担心有点多余而略显嫉恨。
平常人呢？大可不必做这种创造未来的幻想，媒体教导给我们这样的志气，但千万别迷恋。我们输在“动机”上的事情还少吗？
诸位有没有见到某媒体新推出的《中国力量百人榜》？
大多数时候，我会将这类榜单当成一个工具，掌握话语权的所谓媒体向掌握广告预算（也包括来承接这些预算的一群采访资源）的所谓社会精英献媚示好的一种方式。
我以为那些真的相信有“中国力量”这回事的人一定对谁更有力量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可惜的是，至少在今天，我们不会还天真的认为咱们工人有力量了。对于丧失这种天真，我觉得悲哀。
南方有八千制鞋工人罢工，为了要回自己应得的薪水。而这类榜单上又有谁可以帮助下这八千人呢？南方的事可能不算太坏，起码我们还能知道，而政府也提供了一个出口来供当事人宣泄情绪，这比被压抑着要好很多。
反过来看，如果社会不尊重底层的生产者，而来崇尚乔布斯这样的人，倒也是好事。
问题是，我们要能认识到“乔布斯式”的价值，而不至于像某前世界冠军狂言要打造一支乔布斯足球队，更不会荒唐到发生某地用5000万金培养1400名乔布斯的笑话。
现实的状况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认为有钱有权就可以得到一切。正是这种态度，抹杀了民众的上进心，这让中国“造”失去了意义。
近日，安徽潜山县费600万巨资新建“皖公像”引来争议：600万怎么来的？皖公是谁？立块碑就是文化吗？有多少更需要这笔钱的地方……民众们议论纷纷，但指向明确，皖公是谁并不重要，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才是大家心头永远的痛。
跟河南宋庆龄雕塑不同的是，潜山县在皖公山（即天柱山）下建皖公像，其出发点不算牵强，也有据可考。只是将“600万”巨资与“陌生”的皖公联系在一起，多少显得隐晦而让人难堪。以后游客从这尊“600万”面前走过的时候，不知道谈论的是皖文化的多还是官文化的多？
但官意与民情相错，怕也不是一回两回，也不止发生在一地两地，如今大家都以平常心看待，我们也惯于从所谓的坏结果里找些能承受的部分，当作幸运事来分享。这也可算是民情纯朴的一面。
所以有乐观的人说，从营销上看，潜山赢了。无论看官们是否乐意，潜山还是与皖公完成了对接，皖公也顺利的再次出山，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一个标签而被人谈论。试想下，今后安徽人礼佛去九华山，看美景去黄山，寻根问祖去天柱山，倒也是一个值得去努力的方向。
再考虑到整件事的传播及其最终影响，天柱山景区或该为潜山县政府支付这600万的花费，并痛快的将它编入年度广告预算，成就一桩经典的公关案例。
如此结局，皆大欢喜。如果他们能控制得当的话。
我得承认，我不会写字，只是喜欢而已。
大多数时候，写出来的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自己，我知道那是写字的水平不够。我也意识到这样的写作多半是会造成误解而尴尬的。但我或者可以这样理解，阅读的人与写字的人，在心灵上有一种相通或者相斥的感觉，依照什么样的感觉，阅读之后的理解就会两样。可惜的是，这样的前提设置的太过复杂，且这本身也不是很多人都能理解的，因此，我为我的不会写字而感觉悲伤。我在这里道歉。
但我真的喜欢。这不像是给自己写一份情书那样随意。我只是努力的把自己在某一刻的感受记录下来。跟我一样，大多数人都喜欢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方式不同而已。我习惯了早上5点起来在键盘上随意敲打，或者你能感受到那种清晨时候的宁静。
不幸的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因为各类事情交杂，让人可以分得了身，但回不了神，静不下心。不能安静才是我的痛苦。而诸如偏颇、极端、局限、自以为是等等，都只是一个过程，又有谁还不会经历到呢？我渴求的是一种安静，在写字时能得到，在得到时可以写字，如此而已。
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途径，也是一种自我修炼的方式，我以为。
一则发生在上海的新闻，说“20名上海女中学生援交，最小的仅14岁”。因为写的像个蹩脚的故事，我这里权且当假新闻来看。
“援交”一词来自日本，跟AV一样，在日本社会里，是个在我们这些高尚人民看起来非常病态的一个“常态”。不过，东洋飘来的东西，上海学到多快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人们的看法总是那么“不讲理”。
某学大师李银河就此事感概：“拜金伤透了人‘性’。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没有卖淫的社会，性应当是完全自愿的、免费的、平等的，是为了快乐而不是为了换钱的。只有这样，社会的风气才不是低俗的，而是高雅的。”
我对李大师的疑问有二，第一，她所谓的理想社会存在过吗？第二，援交与卖淫就一定是对等关系吗？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将这件事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我听着都吃不消，想不到这20几个学生这会儿的作用能有这么大，居然毁了我们五千年的文化…..拜托了，大家不去反省自己的不作为，却在孩子们最痛苦的时候还要踩上几脚，这就是中国人吗？
按我的看法，援交的本质就是交换，也包括性，但肯定不独于性。可这社会上又有多少事又不是在交换呢？那些娱乐圈里的潜规则，那些商场上的公关术，那些官场、学术场里的权术，那些新闻纸上的骗术……哪一样又比援交更加高尚？
我们总是不愿意指认成人的骗局，却往往纠结于孩子们的迷途。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是成人，必须对自己视而不见，必须是装作正派才能做好所谓的教育吗？有一个现实，你得面对，孩子们犯再大的错，都有时间去改正。而我们呢？连承认都这么困难，结局自然是一个灾难。
我想说，所有带偏见的感叹都是一个屁！也包括这里的全部所说，它至少没能去解决好这些孩子们接下来的问题该如何处理，说或者不说，又有什么用处！
有媒体报道：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启动，计划用五年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4至6岁的中华小孝子，并倡议天下父母要从小培养孩子有孝心，为孩子做孝道榜样。
依我来看，只要解决好两件事，全社会的男女老少都能成孝子，不必全指望这百万个孩子。再说了，孩子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是哪两件事呢？其一曰教育，其二曰医保。
孩子们从小到大不愁无书可读，家长无经济负担，自然把更多心思用在读书上，剩余心思也用在感恩上。无论如何，大家起码读出个大学，只要教授不功利，不逼着孩子们有“市场上什么东西最贵就做什么”的念头，那孩子们就错不到哪儿去。
另外，老人们自给自足的核心在于医疗。若医疗保险不用自己操心，其子女会有多少省心，又有多少经济负担可以卸下，又有多少心思可以用来感社会的恩情。
一个教育、一个医保，一个对下负责，一个对上关爱，全社会都进入了这种循环之后，何愁建不出一个孝子时代？
我对那种多少年做出多少件事的规划本不反感，但说到你能教育什么样的人且以数来计，就剩下怀疑了。这年头什么最不靠谱？人性！不是吗？
《史蒂夫 乔布斯传》中有一句话，“过程就是奖励”。我觉得用做安慰自己最合适不过。对于好结果苦苦追寻却一无所获的人来说，冥冥中已经注定需要找另一种安慰的形式。或者，你也可以当它做你的价值观之一。
可是很少有人愿意享受过程，因为大多数过程都显得乏味、枯燥，令人难忍。当时间滴答滴答而去的那一秒，我们容易沉浸在某种纠结之中，对于下一秒的期待，以及对于上一秒的失望。而这一秒只有等待。于是，这过程不是奖励，成了惩罚。
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过程就是奖励，你一定是乐观和积极向上，且自律的。因为你知道方向在哪里，结果可能会是什么，于是你执意的享受这过程。另一种人，则因为枯燥的等待而将过程变成了痛苦的折磨和惩罚。
如同我这四五年来的遭遇，多半是惩罚，但也可以乐观的理解成一些奖励，片段的而非全部。等我有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才发现“过程就是奖励”这句话是多么重要。才有点理解如何去建设一段有意义的过程……希望再四五年之后，我少点类似的感概。能做到这点，该就是一种奖励了。
说段真事，先说前半截。
公交车上有帮孩子，四男一女，大概在读三、四年级。四个男孩坐在一起，肆无忌惮的高声喊叫，令人厌烦，女孩则安静的坐在角落里。
没多会儿，男孩们主动挑衅女孩，女孩还击，三言两语之后，女孩败阵。
车到某站，女孩下车，路过四个男孩身边，女孩嘟囔了一句，可能是骂人的话。四个男孩当中有两个极为“活跃”的，居然追了出去，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孩，一边嘴里不干不净，一边抓住公交车的扶手，学电影中的武术动作，荡秋千一样飞踹女孩，女孩可能被踹中头部，下车后蹲在地上大哭，无人理会……
这是前半截，完全属实。
再说后半截。车门关起之后，这个飞踹女孩的男孩由于用力不慎，导致自己摔跤，头破血流，而周围的叔叔阿姨，没一个拿正眼瞧他，与他同行的几个伙伴，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不知所措。
好吧，我承认后半截完全属于杜撰。老实说，如果真有后半截发生，我肯定会选择沉默，就像前半截在发生的时候，我也只是用貌似严厉凶狠的眼神瞪着那帮男孩为女孩帮帮腔而已。作为旁观者，我很想制止这几个呱噪的男孩，但又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似乎这正是孩子们的生活，成人不必干涉。更何况还是一个外人。
于是，我联想出这样的场景，难保我少不了一点幸灾乐祸……但这不是重点。
假设此事真的发生，而后上了新闻，新闻曰：“放学途中，三年级男生摔破头，车上30乘客无人施救……”媒体在报道此事的时候，又该怎样一边痛哭一边控诉这社会的冷漠？不知真相的路人，又该要逼着谁去检讨全社会的缺失……
重点是，如今的大多数新闻，都属于此类不涉及根由的报道。而根由是什么，也很难说清。一茬归一茬，两件事似乎应该独立去看。但联系起来，又像是因果循环，罪有应得，老天给的惩罚是不该去阻止的。众人也会这么去想。
但说到底，教育在哪里？这个时候，人们不去检讨孩子们的教育，反而会去拷问成人们的良心。我不知道，为何一定要把成人的良心放在孩子的教育之上，难道这些正在接受教育的孩子们不更容易被改变吗？
等到他们就这样的长大了，等到教育变成了他的某种习惯，之后成了他的良心，试问，社会给过他们改正的机会吗？
回到家里，我将这事——完全发生的前半截——讲给朱注听，问了他三个问题，第一，你会做这四个人中的一个吗？他回答不。第二，你如果成了那独自的一个，该怎么办？他回答，勇敢的反击。第三，你要是看到了这样的事发生了该怎么办？他沉默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他答案。也许，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不错了。不知道有了孩子的你，会怎么去想去做呢？
和六七个近20年未见的老同学在一起，待了几乎一整天。
一转眼，我们的孩子已与我们当初认识时的年纪相当了。这类似于一个轮回。当初刚读书那会儿，问对方多大了？在今天，会问彼此的孩子几岁，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又出奇的接近。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生活，会发现有趣的很。
生活会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让你在某个时刻遇到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他们曾经在你生命最纯真的年月中与你相识，并彼此构成那份纯真情感里最朴素的回忆。想一想，若没有那个人，你的回忆可能就是另一副模样，当然，我相信你也不愿意替换掉，无论是快乐或悲伤。
即便如我这种小时候多么内向的一个人，也有很多的对于某个人的小细节可以与各位分享，彼此从这些小细节中，算是了解到一个曾经的“我”的轮廓，甚至比自己对自己的记忆还要具体、丰满。哦，原来，“我”曾经这样过。这种感悟有它的独特意义。
对于我们这帮已经三十来岁的人而言，生活已经有了一条既定路线，不太可能因聚会而有所改变。散会之后，彼此之间可能还会遵循过去的轨迹，过各自的生活。就像那些无法相交的射线一样，有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方向。
但情愫这种东西，与现实是脱节的，它更像是另一个世界，彼此用亲情、友情、爱情等构建出一个新的精神之国，它似乎与现实生活无关，但又时时照亮生活的路。能看到曾经的“我”是如何长大，也是一种幸福。
人在生病之后找病因，会无奈的将事情发散到过去，找某个坏习惯来责备，为自己遭罪找个合理的借口来平衡心情，而由外人代劳此事，就是所谓的安慰。
这种唏嘘或者没有对象的抱歉，似乎是相信有神灵存在。听上去还有一个依靠。但怕就怕在喜欢将坏事全赖在外人头上，不从自己做个反省、思考和改变，那样的人，是我不愿意做的。
做人确实很难，难就难在不知道什么样的做法最恰当，有满意的昨天，未必今天也会舒适。明天不调整下做法，可能就会是痛苦了。所以，很难得有机会对自己说再出发，更难做到如歌者这般的胸襟，唱唱跳跳、烦恼全消。
现在是早上五点，幸运的是，我又开始写字了。停顿之后会发现，没有什么比此刻更真实，更适合我，也更让我踏实。
体育新闻里有段中国篮球队与别国比赛时的历次冲突集锦，播到女篮在场上也发生过群殴事件时，我居然眼角湿润了，有大哭一场的冲动。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我能确定的是以后再也不看国家队的比赛了。
我想起故事片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励志词组：“东亚病夫”。大凡这个词组的出现总伴随着因国人团结而获得尊严的结局。小时候喜欢以弱胜强，不理解无中生有，就拿它当励志来用，会多出很多对同胞的幻想与期待。而今来看就是讽刺，就像一个太监独对装有命根子的小瓶子去幻想下辈子要如何做个威武男人那样可耻且无趣。
一个不懂得自省自强自尊的人试图通过某种手段将一个人的私愤化作一群人的众怒去宣泄的时候，我只能说，要么是他有病，要么是这个群体有病。不该预期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乌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又会怎样？你如果知道，当然会跟我一样想哭，不是吗？
同样，一个民族将某些罪责归罪于某种物品，比如鸦片、色、酒、赌或者其他的什么借口，都会让我倍觉荒唐。我们何时无知无畏到这样的地步？又何时可以停止这种找借口不找病因的进化逻辑呢？
是的，我也会劝自己要淡定点、理智点，我也并不想证明，我就是一个病夫，这里是一个病夫之国。但如果我们真的没病，为何又会生活的这么变态、畸形？
我们说不要去搀扶一位摔跤的老头，因为他可能会拉着你说是你撞翻了他！我们也可以路过看过但未曾救过一个被车子多次碾压的幼儿，因为我们有理由害怕抱起那个孩子之后还能做什么！我们尽管去指责那个撞翻老人的人，我们也可以去迁怒于那位碾死孩子的司机，但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代替受害者表示愤怒？或在事件发生之后，又代表受害者忘记施暴者？
我们习惯于代表别人去思考问题、去做事，但何时代表过自己去做点什么？去听听自己内心里的呼唤吧，看看那个还算清醒的自己，想要做点什么？认为什么是对的，觉得什么是有价值的，可以吗？
作为万万个逃避者之一，我多希望这里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世界，描写民国的，或者清朝的，甚至是别国的，比如利比亚什么的。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者说，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都可以容忍。对不对？其实，即便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也能忍受，不是吗？
好吧，很明显你会跟我一样，看着周边有13万万同胞，但却只能抱有“好好活下去”这个信念，这种突然觉醒出“自己就是多余的一个物种”的现实来。我只能说，真的病了，我或者我们。
近日，《华尔街日报》在欧洲被爆出“自卖自买”丑闻。这让我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原来外国的月亮也有阴晴圆缺。
有英国同行指出：《华尔街日报欧洲版》长期通过一家公司以低价大量秘密购买自己发行的报纸，以此抬高发行数据，误导读者和广告商，让他们相信报纸很受欢迎，发行量很大，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我刚刚做杂志广告销售的时候，遇到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向广告主证明杂志的发行量（也可能是我刚入行，“关注”方向不对）。客观的说，我相信发行数据越真实，杂志广告效果就会越好。所以，我特别向往那些能在版权页上印有ABC或者BPA这些logo的杂志。我喜欢真实的、能被证明的东西。
但大部分杂志的发行数据都很难被证明，这让“广告销售”看上去只剩下“忽悠”。事实上，媒体也在想“办法”去提升发行量，包括付费读者数量，但更多的还是如何让广告主“相信”某些数据是真实可信说得过去的。诸如《华尔街日报》做的这点事，国人大多做过。甚至《华尔街日报》没敢做的那点事，国人也正在做着。
比如某国内杂志，它先预期其广告主属于汽车、房产和金融领域，在发行上配合着做一个布局。先列出这些潜在客户的清单（主要是办公地址），然后在客户位置附近寻找档次较高的酒店、餐饮及会所等公共渠道，通过谈判（一般是用广告来换发行），将杂志送入这些渠道。如此一来，发行诉求对象从读者变成广告主，成本被大大降低。况且能天天在客户眼皮底下打转的媒体当然会有更多的销售机会。
区别在于：在国外，作弊就是丑闻，必然会被揭露出来，被冠以“欺世盗名”之罪大加责问，甚至就此断送一个百年品牌也不一定。但在国内，作弊不过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在大家都说假话的环境下，假的也成了真的。
更何况，在山头林立、旗号过万的国内杂志业，想要活下去确实不易，正经生意要走偏门似乎也能被理解。“幸运”的是，在这个近似虚构的行业里，各位都能混水摸鱼，且又相安无事，谁也吃不了亏，那悲又从何而来呢？于是，好事者看外国人笑话而罔顾身边丑事便是有乐趣的。不是吗？
如果换我是那些被媒体誉为乔布斯接班人的家伙，我一定会谦卑的出来发个声明：“乔布斯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我做不了乔布斯第二，我只想做我自己”。但譬如马云、扎克伯格等等并不在意这些恭维话，况且就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循环炒作是媒体的平常事，让人懒得应对也有可能。于大众而言，一则厌倦了山寨概念，二则也并不如媒体那样习惯并轻信于夸大乔布斯或者其他人物作为的故事。一句话，没有永远的英雄。
但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众媒体纷纷拿乔布斯来说事？乔布斯语录、乔布斯之后的苹果、谁是乔布斯的接班人……种种话题主宰着近期各公共媒体及个人博客。免不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名人或企业想借势营利，但在“伟大”或者至少是“伟岸”的乔布斯的身影下，显然讨不得好，想想那些“一潘”式灰头土脸的演出，让自爱的人笑出声来。眼尖的人倒也可以从中看出人品高下，这算是额外的见识。
但应该有的见识里，应该少不了一点：认真做事的人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尊敬。按说这点理解与国人所处的环境有所出入。孟子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什么时候谈起“把自己做好”这样的个人主义？难道各位都在国庆长假里祭拜了下胡适先生吗？不过，也难怪这个病态的社会已经扭曲到另一种层次：要求别人把自己做好，而对自己却无丝毫要求。于是对成功的人除了羡慕还得加上嫉妒和恨，少了一些学习和分享。这也决定了媒体在真诚悼念的外表下，难掩其动机上的苍白与无力。
到底要学乔布斯什么东西？绝对不是听听乔布斯如何做的，如何说的那样容易，更不是几句看似幽默实则无趣乏味的调侃那样搞笑。因为一切都会回到一个基本点，如果你也懂得认真做事并能践行的话，或者怀念乔布斯就更有感觉了。
无论如何，我们肯定不需要一个或者一群山寨版的乔布斯。
妈妈和老妹昨晚回安庆，在车上，老妹发给我一条短信，特意叮嘱我：要对朱注温柔一点。可能是我的温柔早在对朱注的期望中走了形、变了样，让老妹看不过眼。好吧，我承认，一切都讲规矩的话，天性就没了。这点我会改，下一秒钟就换个温柔的方式来对朱注吧。
比如今早，我就蹭到朱注的床上，跟朱注要一声“生日快乐”！可这家伙却说，那天不是给你过生日了吗？——他说的是四号吃蛋糕的事。我跟他解释，那是因为姑姑得按时回东至上班所以提前给爸爸过了生日。问题是，那天这小子也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啊！
只好让他蒙混了过去。用朱注自己的口头禅来形容下，我的心也“碎”了。于是打算来回忆下以前我是怎么过生日的。
具体我没有数过，只是记得有很多次，我会去大姨家过我的生日。那是我在安庆寄读时的少数几件开心事之一。如果生日是在周末，我会在放学之后渡江，三姐会在单位里等我一起回大姨家，晚上一顿有鸡有鱼的生日餐是少不了的。恰好大姨的生日比我早两天，大舅爹的生日比我早一天。从重阳节到今天，三天都快乐不休。这三天对我来说，不差似过年。
后来，上了班，再后来，出来务工，所谓的独立生活了，便会一个人过生日。说实话，我并不在意过个什么样的生日，如果没办法和家人待在一起，我还是宁愿一个人独处，而印象里也几乎没有跟朋友们一起过生日的经历。
但每到重阳，我都能给大姨打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而大姨也总是祝福我永远快乐！到九月十一当天，我也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老妈一直念叨“儿的生日，娘的难日”，我都记着的，而且也希望朱注可以记住，这也是为什么朱注的生日一定会给他妈妈买上一束花的缘由。这是爱，更是感恩。
所以，我觉得生日就该这样来过：和家人在一起，感恩自己的母亲……当然，如果有一天朱注要和他的朋友去庆祝他的十三岁生日，我也是不会反对的，这种事只要他自己喜欢就好。
最近一期《新周刊》用了一整本来关注大家的“日子”，试图分析“大日子”与“小日子”的区别，甚至想定义下“社会”与“个人”的价值所在。用我充满幻想的理解来向纠结的人做个说明：只有先过好个人的小日子，社会才能过好大日子。但反过来就会一团糟。
重点在于后面的转折。是转折也是区别。是区别也是现实。是现实更是方向。我们总是强调自己不怕吃苦、不怕受累，怕就怕方向不对。于是，我在这一瞬间有点理解自己那几天为什么会觉得累。我在老洪和老黄面前飞了一下午搭半晚上的唾沫星子都没能让他们理解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又该如何让更多安逸的人去理解“大日子与小日子”跟“鸡生蛋”或者“蛋生鸡”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讨论题呢？
我想起胡适。记得某人说胡适就是一个小文人。言下之意对文人群体都颇为不屑。也罢，各人有各人的路数，每人的学习方式受益路径不同而已。但不屑本身也意味着一种封闭。这种封闭很难让他去理解胡适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写的那些文字。
譬如这回《新周刊》的观点，胡适也早有表述，他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引自胡适《介绍自己的思想》）。简要来说：利己是最好的利人。
比胡适说这话晚一点，美国人威尔逊（前通用汽车总裁）也说过：“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必然会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之亦然”。即便美国人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还是让说这话的家伙做了美国的国防部长。对比来看，胡适就没那么幸运了。在宽容心上，中国人不如美国人。
其实，胡适过的也是一种小日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社会或者你的环境不允许你有自己的见识的话，你也不必难受与拘谨，照旧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或者就像一粒钻石那样把自己藏在沙砾之间，让那些愿意相信财富的人自己去寻去得。
与胡适不一样的是，普通人的小日子里面没有大财富，或者有点小安逸，但也没什么不好。要的就是这13万万同胞的小安逸。问题是，那得是真正的小安逸，不带一丝偏见或者愚昧，不带一丁点儿不屑或者自闭，不带一丝的不安与浮躁。
我看，这个得做到。
已创刊20多年的《海外文摘》在今年7月份改版了，我上周从东方书报亭看到一期9月下旬刊。看着塑料套上写着“中国最好的新闻版权合作杂志”，一时让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
不过，新《海外文摘》的封面设计很棒，是我喜欢的腔调。翻开内页，版式也很好，图片和图表的运用的比较多，且都比较精美，算没辜负与国际大刊合作的名头。
至于内容，读者自有判断。我只是在想，在译言网、东西网都做的不错的今天，翻译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吗？或者，读者们需要的是一个要求更高的产品，比如就某一个主题整理出全球媒体的不同报道？文摘类杂志（包括其他媒介）是不是更应该靠编辑思维取胜？
也可能是《看天下》实在火到不行，新《海外文摘》更像是细分版的“外媒看天下”，运作了几期，广告客户中也不乏国际大牌。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它作为杂志的前途。
一来无论是16元的定价或者是12元的推广价都有点高，想要在街头寻找到买主并不容易。二来，外媒在国内大众层面的影响力是否被高估？我是认为外媒本身不会是卖点，而内容获取的便捷程度才会决定读者规模的大小。三则，新《海外文摘》的网站建设不够给力，包括域名（observe-china.com）的使用，都很难给人联想的空间。
或者在今天，内容的影响早已超出媒体本身。读者在意的是在哪里看到内容，而这内容是由谁制造或者谁可以制造出好内容，并不是他们在意的。所以，我的问题是，既然你有好的内容了，为什么不开拓一些更能吸引人的渠道呢？
昨天上午和下午，各参加一场活动。
上午的时候在人民公园的上海当代艺术馆，连战和夫人受许博允之邀来参加“皮克斯动画25年”展的开幕式。连战夸许博允要比夸皮克斯的多，认为要多几位这样的人，这社会就会活跃的多。可惜的是，允许社会活跃的连战已经老矣。而能促进大陆社会活跃的人又藏在哪里？
下午在某台资酒店，举办协会的月度讲座。本次受邀的主讲人来自一家已经在台湾上市的大企业。据主讲人介绍，他们年销售额已达到300亿（但未知是人民币还是新台币）。讲完之后，一丝得意挂在脸上。我还记得开讲之前，他因为等待时间过长而表露出来的焦躁与不耐烦。
近距离观望连战，对比下曾经见过的其他台湾政商大佬如宋楚瑜、张忠谋等，大致感触相同，位置越高，越显得谦卑有礼，可能这就是修养到了一定的境界，言行举止间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诚恳与谦卑，都是急功近利的人学不来的。
相反，看些所谓的商界成功人士，没能发明出蒸汽机，也没有创造出互联网，都没做出什么对社会有促进有改良的事，或者说仅仅只是在做一桩看上去“成功”的买卖而已，便自诩其企业立意有多神圣，其创始人有多伟大，其经历有多么值得分享……人如沧海之一粟，日后他自己能跳出来想想，应该也会觉得可笑之至。
不过，这年头到处都是“小人得志”（反过来应该检讨的是有些人为何“生不逢时”），多一个或者少一个，区别不大。问题是，既然你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何妨换个方式，少点卖弄，多点诚实，少点自大，多点谦卑。
看上去，好事者如我才喜欢这样在背后嚼人舌头，但不认为自己有恶意，只是为了提醒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而已。而且也很明显，要做什么样的人与我现在的地位没一点关系。你说呢？
这是一句怀宁话，用来讽刺某人自己的事情都没整明白，就去管别人的闲事。这是一种毛病，存在于大部分人身上，于他人清醒有余，于自己却糊涂的很。
我当然也有这种毛病。喜欢分析别人，喜欢挑别人的不是，喜欢给人家意见。但极少有站在对方立场上来思考问题的，尽管我也喜欢声明自己很中立、客观。但是天知道或者鬼才相信，你有多在乎那个可怜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连自己都不在乎的人，怎么可能会百分百对待他人呢？
其实，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是百分百对待自己。不给自己找借口，不许自己不快乐，也不许自己糊里糊涂的过生活。
说起“七噶饭，窝野屎”（吃家饭，窝野屎）这句话，其实是有故事的，但事涉长辈，我就不多口舌了。可能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只希望明白事理的人能宽恕别人的蛮不讲理。当然，更希望彼此关心的人都能够互相祈福，永远康宁。
仔细想来，在我成长的过程里，还真没有一条教我如何救人的教育，甚至连自救都没有，可能大人们一向迷信新闻联播，以为这个世界太平的很，不需要传授这门手艺。
我说救人或者自救是一门手艺，可能有人不屑。或者等你看到一个生命在你眼前被残害甚至被消失而你又不知所措，同时还得让大家认为你不是道德缺失的话，我们只能怪罪于学艺不精，不敢造次。
《纽约时报》报道，在一起交通事故之后，一群路人合力救出了伤者（视频如上）。而《南京晨报》报道，南京有一名小伙子因失恋，将3名行人刺伤并劫持一名人质（贴图如下）。讽刺的是，行凶者身后的食客们，人多势众，完全可以将他擒拿住，但他们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自顾吃喝围观。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可以给犹他州公路上救人的路人鼓掌，但却没有资格去指责南京的这桌食客。换作是你在场，结果却未必两样。好在没人会怪你因为不会做而没有去做。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知道正确答案，而这种心照不宣的事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比如在各类展会上排队去占个小便宜领个免费的小礼品，在提供免费咖啡的地方占位置搞私人聚会等等。正义感不可能独立存在于其他品质之外。
当然，我们也会从新闻里看到一些好人好事，甚至好人比坏人还多。我只是有一个疑问，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接受掌声的好人，而不是一个无需接受指责的围观者？
无论如何，从今天开始，我得学学如何救人这门手艺了。
其实，我不太会打麻将，只是站在桌边看奶奶打麻将长大，若说自己牌艺不佳有点对不起祖宗。于是我很喜欢强调打麻将靠的是牌品，至于输赢多少就需要看运气了。多亏有这样的宗旨，让我一直觉得我还是会打麻将的。
我知道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信奉于牌品第一，运气第二，至于牌艺是什么并不重要的麻将哲学。所以，我会经常听说某某或者某某某是打麻将的高手，逢赌必赢这样的话。拿我最亲近的奶奶来说，每次她打麻将的时候，我都会乖乖的站在一边看着，原因很简单，奶奶但凡赢了钱，必然会给我个三元、五元的奖赏，况且她真的能做到十赌九赢。
赢牌的关键在于奶奶的牌品很好。来打牌的人无论输赢，首先有茶水可以喝，有成包的香烟可以抽，牌局结束一般还会留下吃饭，而一吃饭必然又会有酒可喝……更重要的是，打牌之外的这些又都是不收钱的。等我长大后再重新来算下这笔帐，才发现是笔亏钱的买卖，当然，奶奶自己是知道的。可能，这就是牌品好需要付出的代价吧。
在我们都不熟悉的社会上，也有各种各样被誉为牌品好的人，在各自的圈子里惬意的生活着。如果你听到“我妈妈打麻将很厉害”这样的话，不要太介意，其实，我们打麻将都很厉害，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牌品的话。你说呢？
这几天我在嘉定忙台商庙会的活动，连中秋都没安生过，每天早出晚归的，我都快熟悉11号线了。
好赖今天算是结束。需要特别感谢下合作厂商们的无私支持，包括元祖、外交官、花之林、象王、三之三、达芙妮、宝岛眼镜等。四天下来，八场次的活动，价值二十几万元的近千份礼品被一一送出。希望拿到礼品的朋友们都能记得这些品牌。
尽管我还是认为今次的用情对象有点“怪怪的”，但换个说法是为我们下次做行业展积累经验，但这些经验是否需要花上这种代价？不过，做了就做了，下次会更好吧。
当然，这次也有大赢家，纳智捷汽车在短短的4天时间里就卖掉了32辆，这样的业绩会比一次专业的车展差吗？S对大陆人民的购买力感叹的很，逛个庙会，20几万的车子就能随便买买，真正叫不差钱。而我对同胞们的热情也感叹的很，为了一个价值5元钱的纪念品，都可以排上一个多小时的队，时间到底跟金钱有毛关系呢？
或者这里也存有一个悖论，那些愿意排队拿纪念品的人往往不会是你的潜在客户，而你的潜在客户也往往不会因为你的纪念品而多看你一眼。但行销专家们并不喜欢客户们关注这个问题……
那好吧，不絮叨了，今天好好休息一天。
这两天心情不错，早上听落雨声都觉得很爽很湿意。我已有两天没早起了。尽管还会那么早就醒来，但不起身就代表我在享受着什么。
想起老刘前几天的QQ签名：“歇一歇”。我想可以借来形容下这几天的动静。暂停一些可有可无的事，就是为了做做减法，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事，也许只是对自己的敷衍而已。我得自己懂自己，自己护自己才对。
无聊时在优酷上看完了《建党伟业》，有宋教仁因言被杀的一段故事。政治杀戮本不稀奇，稀奇的是他说的那段话看上去太美。他说：“……政党政治才是根本，总统是谁无所谓，阿猫阿狗都可以干……”看来真理是可以打动人心的，尽管掌握真理的人并不多。
还看到一则新闻，说花500万就可以在美国买个小镇。如果幻想下这事发生在国内，该有多美？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愿意买一块地，建一个小镇，邀请喜欢我和我喜欢的人住在这里。对的，将开心城市里的情节搬到实际里来，这算不算是一种营销方式呢？
但无论是看免费电影还是八卦新闻，都没有读书能让人安静下来。昨晚我在给朱注洗澡的时候就在跟他说，朱注你要少看点电视，等爸爸老的时候，还指望你读书给我听呢。到那个时候，我眼睛看不到了，你要是眼睛也不好，我该怎么办呢。唉，这又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理由。
与朋友说过去的某些事，总以一种期待“有共鸣”的心态来分享。其实，心里也知道对方不一定能完全明白。甚至自个仔细琢磨起来，也不一定很清楚。我们犯下了很多连自己都还没有理解的错，就试着学人家去“包容”般的遗忘，这很可笑。
我一直就活在这种可笑之中。有人劝，难得糊涂不是坏事。也有人劝，输人不输理，咱下次还想翻身，就得弄清楚败在哪里。总之，是真糊涂还是假清楚，别人说什么都与我无关，我唯一不该做的，就是喜欢找借口。
我觉得我有点找到为什么失语的原因了。过去习惯黑白分明，喜欢立即有个了断。后来又觉得模糊一点，延迟一点也不错。但这样的好处始终得不到内心的认可，便想要挣扎，想要回到那个从前的我，尽管这种说法很煽情，结局也更悲情。谁还能没点不想要的变化呢？
而这些变化，恰恰就是自己解释不了、又不容别人分析的一个个小疙瘩。挂在一起，叠加起来，像一块污垢，洗也洗不掉。后来，我们安慰自己，把这叫做成熟后的沧桑。或者就是那些不能说也说不清楚的痛苦吧。
可如今，我想那么去做，一点一点剥开自己，一点点的刮掉那点疙瘩，看看底下会有什么，问题是这样做会不会很痛很无聊？还有，具体又要怎么去做呢？
自巢湖真的被合肥、芜湖和马鞍山三强瓜分之后，就有乡友热议“东至是否也会被安庆收入囊中”一说。
而天涯论坛上的同类传闻也传了不少年，对应此次分拆巢湖，东至的未来也不一定。
问题是，东至属于池州还是属于安庆，无非行政资源的重新划分而已。于民生，尤其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的生活而言，变化一定会很大吗？
这类似于我们小时候喜欢拿张白纸画自家房子的心情，以为新规划代表了新机会，新机会自然是一通联想～但我们也必须得承认：老百姓的生活，可从来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活出来的。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算东至现在被列为直辖市，国家也不可能给每个东至人一套房子，让每个东至人生死无虞。反之也是如此（要真的能被隔绝成世外桃源，倒是我们的造化了）！
说到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更应该在乎的是自己能让她有多大的改变。寄希望于悬浮半空不接地气同时有很遥远的一纸“规划”，只是在浪费时间。
兄弟们，起码我们该意识到：时间是不等人的。
我们对坏人的谴责和对好人的歌颂同样有限，既不能恭恭敬敬的学那些好人的好，也不敢一如既往的憎恨那些坏人的坏。于是到了今天，我们的身上好与坏并不对立，黑与白混沌不分，还美其名有包容心，够开放。其实你能忍受将坏事当作好事看，全是因它跟你暂时没有利害冲突而已。
话说福建莆田有蔡式后人建议给其祖蔡京（宋朝奸相）修葺陵墓，引来社会热议。本家晚辈尽孝心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放到公益层面，假借旅游招商名义而动用公弩满足私利，则一定不能鼓励。
作为权倾一时的贪官，蔡京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坏人之一。其后人为贪官立碑正名，到底是想给社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教育？难道说，“遗臭万年”这个报应是虚的？或者也信奉电视剧《八月桂花香》里所言：无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都是成功的人生！？
有人更担心，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崩溃。但以屁民的乐观，可以劝有这样想法的同胞们安心，这个社会还没有什么价值观。即便有，那也是强人逻辑，谁更厉害谁就有资格去传播价值观，去搞自己的一套，并有能力让尔等传颂赞扬。很明显，在一个连常识都难以达成共识的社会，奢谈价值观的人太孤独、太不合群。
比如，我们想给后人传递一个“真诚”的价值观，就会告诫孩子“骗人是不对的”。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会教育孩子“不要相信别人”。因为我们很难相信别家孩子在理解“骗人是不对的”这个道理之后，会真的做到不去骗人。在教导信任的同时却不敢去信任。可怜“你不要骗人，更不要被人骗”的防守式教育又如何可以改良民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好人吃亏，坏人得利。
当然，我们也一再被事实教育这个社会并非“非黑即白”，“相对论”或者“两面性”的理论支持着我们的所谓理性。但是看多了坏人坏事，也看惯了骗子们并非惨淡的命运，我们似乎快要屈服于一个现实，那就是遗臭万年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真有本事那么做的话。
瞧，我们将它还仅仅是看作了一种有能力的结果。我们说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还只是在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而不是说为什么要做。这大概就是距离。
向所有读者致歉：
写完这篇文字，我们或将暂停《每日论语》的写作，等待合适的机会再行出刊。
一则是怀疑自身是否也有“免责”条款作怪。二则也出于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多少都偏主观。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每日论语》仍有期待，但很明显，现在还做不到，那就留待更合适的时间来做吧。
感谢超过一位以上的真正喜欢这种写作的朋友！
我们会继续努力！
语出“首部性教育前卫教材北京出炉”。意在填补空缺的性教育教材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粉墨登场，但其编写方式及内容却引来各界争议。由此怀疑中国式教育是否只以免责为前提，“不是我没做，只是我没做好”。想必你也不会反驳“没做好比不做要强”的这个免责条款。
免责，就是不受责备。该词曾出现在《周书·贺若敦传》中，曰：“太祖大悦，诸将因得免责。”话说领导高兴了，你这事就算做的再烂都没关系。于是，尽可能的填补教育空白比实际去做好某一项教育更容易让领导高兴。
所以，这事重点不在于性教材编的有多不好，更不在于它是否出现的及时。而是该追问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该“取悦”领导还是学生？况且教育本身也不该是一种取悦。
如果说教育是为了给所有孩子一个掌握学习能力的过程，一个争取平等机会的能力，那教育就不需要考核，不需要应试，不需要颁发学历以获得谁的认可。但如果只是想借教育来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找到接班人，那又必须是另一条路。
但很明显，我们首先该做好第一种教育。可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走的却不是这个方向。
语出“卢星宇自称富二代，欲实现100%人生价值”。对于有梦想，肯做事的人，群众自然会送上赞美与鼓励。倘若只是为了维持一个骗局而自诩高尚，群众雪亮的眼睛里怎能揉的进沙子。
为富不仁，意思指为了财富，而不顾他人死活。词出“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东汉画家赵岐解释说，富与仁是完全相反的两种德行，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或者这位加州州立大学的毕业生，研读的不是国学而是厚黑学，黑白夹杂，注定就是一脸混沌。
而国内媒体也已证实所谓的富二代不过是卢小姐的一种意淫。其父卢俊卿只是一个深谙权贵交易的一个小混混，靠造假、忽悠和撒谎维持生计。由此引出一个新问题，创富一代的财富来路不正，其后代也能被称作富二代吗？
而富二代的贬义词性正是来自于公众对于创富一代财富积累的质疑。事实上，我很同情那些真正有钱又有爱心的富二代。为了做个好人，就得冒着被人欺骗和利用的危险，实在也算是一种勇气和担当。
但无论是负有原罪的创富一代，还是自诩高尚的伪富二代，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前者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而后者又因为有了钱而以为无所不能，黑白颠倒自然也是正常的很。
唯一值得嘉许的是，既然今天愿意把富和仁放进同一个脑子里来思考这两者是否可以互相依存，无论其实质目的有多糟糕，但对世人都或多或少有点启发，我认为就是一种进步。
语出“台湾新党发布18年党庆宣言”。在新闻图片里，有句“呼群保义，共建新秩序”的口号让我想起《水浒传》里的宋江，人称“呼保义”的那位在野党领袖，虽一心只想做个好吏，但官僚体制能给宋江的注定只是一个悲剧结尾。
《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有词赞宋江道：“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意思是说，宋江不像别的家伙只是为了做老大而造反。从这里可以看出，“呼保义”是一种自勉，时刻提醒自己能要的是什么。只可惜宋江很清楚自己所要的，但并不清楚它能否实现。
自呼保义和呼群保义虽然都是一种自律，但有个人与群体之分，前者需要自觉，后者却需要秩序。而世人又总是希望看到好处后才决定抬脚进来或缩回脖子，这种矛盾事做起来吃力又不讨好。
放到新党宣言里，则可以看作新党有呼吁全体民众保持对“中国”之忠义，对“中华价值”之认同的好心意。可试图在一个数量极其庞大且无基本共识的群体里建立一个新秩序，盲信可以“宁静”的等待一切事都水到渠成，多少显得一厢情愿了。
因为吃惯了亏，民意向来都是扭扭捏捏的。我们或者不该期待英雄，只是希望他再次出场的时候，不要再呼保义了，顺应民意才是真英雄。
语出“中国留学生仅三成学成归国”。水往低处流，人追高处走。十出三归的数据再次证明了国人的不耻上进。一则感叹中国人走出国门就成了一条龙，到哪里都可以立足。二则也让人疑惑，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圆？！
移民，原意指往其他地方迁移居民。《周礼·秋官·士师》里写道：“若邦凶荒，令移民通财。”意思是说，家要是保不住，就赶紧换个地方吧。但除了搬家一说，移民更像是民心变动的体现，连天王石达开都感叹“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摘自《白龙洞题壁》），就怪不得今天稍有本事的都在想着怎么移民了。
除了教育移民之外，还有投资移民、文化移民等途径。教育、投资或文化，都只是手段，移民才是追求。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用来参考，但拿着外国国籍在国内混事的假洋鬼子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权势。既不需要为中国尽半分义务，也不耽误在中国捞足好处，两头一拉一扯，移民们出尽风头，让土著们掩面失声。
换个积极角度去看，移民也是好事，不过换了一张皮而已，即便混到像骆家辉这样风光的移二代都免不了感怀故土。那作为故土的守护者们是否该思考下，如何想办法吸引他们回迁？要知道，有出有进，才会有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