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只读过职中的家伙对“国标（GB）”印象深刻，满脑子里都是标有GB数值的各类机械标准件。如果说“被量化”保障了我们基本的生活品质，那建立在“GB”之上的应该是一种安全感和信心。长期以来，我们以为是那样的安静生活着。
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GB，也没有安全感或者信心可言。唯一存在的就是公众的认知有限，媒体的偏袒和各地利益的博弈。
继公众知悉“全球乳业最差标准在中国”之后，前不久的“北京地铁事故造成1死28伤”也告知公众，电梯国标落后欧标十余年。
在跟大部分公众相关的食品及公共安全中，我们唯一可以信任的“GB”，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个伙同商家欺骗大众的帮凶，即便是出于护佑地方经济发展的心理，但却置亿万人民的安全而不顾的行为，理应被大众谴责。
而在“工业GB”之外，另有一种“道德GB”，红十字会近期被公众追问、斥责……但有理由相信，在当下社会中，红十字会很容易就能“挺”过这一关。因为公众将渐渐明白自己能做的事似乎不多。
可见，有考核，但没惩罚，是GB敢于落后的真正原因。
辟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先要否定“别人说的”，接着肯定“自己说的”，结果却是“事实”其实不一定。
国人不是喜欢不一定，但不是你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什么真的都会不一定。好在我们早已习惯各类辟谣，就像自我调侃食品含毒与身体健康的伴生关系那样，自嘲百毒不侵其实只能是听之任之。
尽管辟谣是一种自我辩解，但民众更倾向于体现出自己的意愿来。
有美国媒体曝姚明将退役，而姚之队立即站出来辟谣说没有此事。另外的一些媒体却急于为姚明在NBA做个总结。可见民众更倾向于姚明退役，即便不是姚明本人意愿。再举个例子，媒体曝光“女子宝马车内吸毒被抓后称‘我爸是村长’”，一时间，网民、媒体大加鞭挞，甚至称此事做“我爸是李刚”的延续版。可见民众对吸毒女、宝马车、村长爸爸这样的题材有更多幻想。
媒体的断章取义造就了客观的新闻和需要被辩解的新闻，这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满足（或引导）民众倾向。在已麻痹的听觉、视觉和触觉里，辟谣反而有点类似于在昏睡状态下被狠掐了一把，能让人惊醒！
靠！或者民众喜欢倾向“仇视”，也是媒体故意惹的祸？这个谣谁来辟下？！
语出《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人民是永恒的政治坐标”，安徽媒体人徐达内特别撰文提醒该评论中先后出现136次“人民”字眼。什么时候“人民”这个词不只是停留在书面或口头，而是真正的放到心里，我们就真的当家作主了。
人民，意指全人类，《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或可按照你的认知去理解这句古话，人民与禽兽从来都是对立的。
至于人民的力量，近代毛主席也有结论，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语出《论联合政府》）
这篇评论我一个字都没看，只是这个标题吸引了我。但我相信通篇不外乎突出人民该有多重要，诸如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之类云云。谁说谁提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谁在做，以及对人民做了什么！
对于人民，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千万别拿人民当个屁！
语出“山东德州用抽签决定升迁人选”，想出这一“妙招”的官员居然还说这样可以避免暗箱操作。简而言之，运气决定前途多少让人不爽。
当然，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同样找到例子。清人姚之駰在《元明事类钞·官品门一》中记载：“《万历注略》：孙丕扬为吏部，更定选法，亲自抽签，时人嘲铨部为签部。”意思是说孙丕扬在主管文官选拔的吏部办事的时候，就是用抽签的方式来选拔人才的。吏部更被当时的人嘲笑做签部。
今次有人在学，总难换成另一种思路，如何不去检讨“选拔”本身的错误。或者是因为那样的岗位人人可以胜任？又或者是怕一碗水端不平，职缺倒成了上级给下级的红利？
退一万步，如何又能保证抽签可以服众呢？
骂娘意指用粗俗的话去骂人。这种解释蛮有趣，我很少听到骂人骂出高雅意味来的。
最近有广东的开明官员肯定了群众愿意骂娘是件好事，他说：“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其实也可以反过来问下，为什么领导要发脾气，要骂娘呢？归根结底一句话，领导也是人。
该官员的意思很容易理解，老百姓愿意抱怨（根本谈不上骂娘），是因为对当政者还有期望。比方说我要投诉某某医院见死不救，控诉当地主管卫生的领导玩忽职守，这算是骂娘呢？还仅仅是投诉呢？
正当的投诉未有合适的渠道去承接，而试图跨越着去接受“骂娘”就显得那种包容多不合适，无论是骂的人还是被骂的人，占理的人总要吃更多的亏。
按国人的习惯，输事又输理真正窝囊的很。
纠结了很久，决定还是如期返回，原计划顺带做的一些事，还有想见的一些人，也都没有去做去见，可能与这鬼天气也有关系，但说句老实话，心情不好却是真的。
可能是我发现了我的自私，让心情落到极差的地步。朱注坐在后面小声哭着，说爸爸说话不算话。我安慰他不是很管用，只好说些他感兴趣的东西，或者临场编个故事，直到我们上了高速，甚至出了池州，朱注才稍微换了下情绪。
按计划，朱注跟妈妈会留下来在东至和怀宁去过这个暑假，至少一边可以待上两个多星期。为此，朱注不仅答应了奶奶，还答应了他的朋友超超，说他会从怀宁返回。可是……大人们的一个小小决定，让朱注不能兑现承诺，这是让朱注不高兴的地方。
突然之间，觉得朱注长大好多。心里会想着朋友的感受，也会记得自己说过的话该去实现。妈妈只好安慰朱注（或者说答应）等过一段时间，找个时间再回去一次，那样也不算食言。这才算解开了朱注的一个小小心结。
而我呢，今天开始继续上班了，感谢老板给的几天假期，让我可以冷静点再冷静点。
朱注放假了，要送他回家。
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上海人，我也无意去纠正他的地理观念，只是告诉他，你是个东至人。现在偶尔也会复查下：朱注，你是哪里人？我总高兴听到他嘴里说：我是东至人。往往末了还会加一句，也是中国人。我八岁的时候，还没有中国的概念。他比我强点，好事。
昨天听弟媳妇说起“新华村”的时候，觉得特有意思。
“新华”是我妈妈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小时候，我总会听到很多跟“新华”有关的事，比如要买个什么东西，或者叫个什么车子，或者看场露天电影啥的，统统都要到“新华”才可以做到。在我心里，“新华”一直是个无所不能的地方。所以，后来在新闻里第一次听到“新华社”的时候，会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那也是我妈妈那里的。
所以，我说有些概念是我们没法遗忘的，甚至掺不得半点假。
但奇怪的是，我又是一个半假半真的东至人。出生在东至，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东至长大。但户口却在东至对江的另一个城，在那个城里，也生活过与在东至差不多的日子。
我喜欢东至，却讨厌对江，但今天又不得不做点跟对江有关的事。如果说现实残缺点才更加真实的话，我愿意理解它做真实。这也算不得掺假。只是一种奇怪的状态而已。
小时候与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同学，可能处在另一种掺假的状态里。我曾问过他的理想，他笃定的说他想做一个很好的商人，很好的徽商。“徽商”是他强调的。可问题是在很多场合，他都要求我们将他当作外省人去对待。我可以说我理解他的处境，但我不能说也能接受他的做法。
对比自己，这算是一种自私。属于一个省的两座城，其实也是两个地方，我是不忠实于任何一方的一个流浪的人。何必去借机指责某人。或者我只是想证明，类似的情况很多，我不要太介意。
好了，稍微收拾下，就要出发了。祝我们旅途顺利！
语出热播剧《裸婚时代》，意指无房、无车、无婚戒、无存款，在物质上还很匮乏的情况下结婚。与炫富对应的是，裸婚是一种自信，裸婚也是一种自由。
因为人人都相信物质是决定幸福的要件之一，对于物质的多点要求，也会根据个人状况不同而得到理解与支持，没完全好坏之分。若真能理智对待，裸婚倒也不算稀奇。但大家更希望故事属于别人，实惠留给自己。
这就勾起芳文的回忆，话说九年之前，芳文是“被裸婚”了（当时没有裸婚的概念），无房、无车、无婚戒、有负债、彩电是用过两年的，甚至没有拍婚纱照……如今回忆，却格外甜蜜，且多了一份感恩。
因为有这个经历，我是铁定支持裸婚。理由有三，第一，没有物质成本的婚姻，更显真诚，也更长久；第二，不介意亲朋邻里观感的裸婚，是活出自我，更加自信的体现；第三，裸婚代表着一种自由，让爱情回归纯洁。
当然，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年我只是顺其自然，没像今天能引申出这么多的意义。
无论如何，特别期待全民裸婚时代的到来，兴奋之余，想起很久之前的一句歌词：快和我结婚吧，虽然我没有钱！
语出各地流行的各类指数，我很关心民众的“幸福指数”或者官员的“辛苦指数”，经济学术语被用以考量社会品质，算是一个好现象，起码好坏都有个参考值了。
相对来说，官员的“辛苦指数”更有价值，也更容易被关注，若指数能与官位高低挂钩，或与酬劳对等，就有了不小的一个动力。而百姓“幸福指数”就较难提升，一则众口难调，二则百姓不需要管自己是否在一个大框框里是否幸福，或者他更喜欢没事偷着乐。
可问题是各类指数是如何建立的，民众还不清楚。昨天糊里糊涂的被幸福了，今天或许也糊里糊涂的就被不幸福了。官员们倒是清楚的很，昨天你做模范，明天我做代表，一来二往的，“指数”就被废了，无人再信就没意思了。
幸运的是，今天既然有人愿意冒险勇立“贪官录”，明天他们也会愿意为好官们建个“纪念碑”！总之，愿意被指数的官员，都是好官员。
总理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对未来中国有诸多期许，对当下中国也有深刻检讨。但简而言之，这只是一次应景演讲，对国人没有实质意义。但凤凰网给的标题让人振奋，是的，我们都喜欢听到“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和公正”这样的消息，可惜那是在未来。未来会有多远？媒体怎会不了解。
我希望未来我有房子可以住，但眼下我每个月的薪水买不了一个平方，更重要的是，这点薪水还跟不上现在快速上涨的物价。未来国家会给我房子吗？我期待。
我希望等我儿子读大学的时候，大学也可以实现义务教育，不需要家长买单。但眼下，我不得不一边满怀感激的接受着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另一边也接受着老师们的冷漠和不负责任。谁能告诉我，“义务”也可以有责任吗？
我希望等我老了之后，可以不用为看病发愁。但也说点现实的，上海要从7月份正式开始逼着企业为外来务工人员缴纳与本地人相同金额的社会保险，让人不得不大骂你娘。当年你要大批民工，我们奉献出青春，你连基本的外来劳动力综合保险都不交，大家伙也没半点抱怨。今天你要少数精英，一纸命令就可以加高门槛，无非是想把这些老家伙赶回原籍。于情不通，于理不达的事，你打算还要干多久？
……
总之，我的希望与总理的希望是类似的。更加值得彼此同情的是，大家都不知道现在该做点什么，该怎样做才可以接近一点。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谁允许你做，谁推动你做，而又是谁决定那个“谁”是谁。
也许将一切快乐与痛苦推给未来也不是个坏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