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政与民意

《纽约时报》对药家鑫执行死刑一事也有报道,该文提到国人对此案的看法有二,一则如我等屁民鼓掌欢庆,说什么这是法治的胜利。二则如那些理智的精英派略带不屑,将药之死归罪于网络暴政。对于这两点,屁民都有意见。

其一,如果说有法可依、有法当循是正常社会的正常事的话,哪里会有人对法治的胜利保有额外的惊喜?或许该文撰稿人还停留在70年代的中国。对此,我更愿意说,药家鑫的死是对“有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富人意识”的纠正,与法治本身的关系不大。屁民的焦点也从来没停留在法治层面。

其二,国内那些自诩理智、清醒的精英派,将他人的伦理观念强行提前与最高文明接轨,而将自身的伦理观还紧紧的绑在裤腰带以下。所谓的网络暴政,不过是他们对民意的一个曲解和掩盖,为什么要曲解?又试图掩盖什么呢?

首先,这帮围观者们早已习惯了站在远处指指点点。我们只要稍许注意下这类或那类新闻,受害者往往来自与精英无关的另一个阶层。精英看屁民总是居高临下,就好比站在岸上的人抱着双手对在水里挣扎的溺水者做一些仁慈、清醒的提示……但是看官们,如果你不能立即施以援手,我就只能祈祷下一个落水的是你。

至于群体暴政强于个体暴政,精英们防患于未燃也不算过分,但在连基本保护能力都没有的弱势群体身上加之“暴力”色彩,除了栽赃嫁祸之外,更是将屁民当作异类打压。可恨的是,精英们的强盗逻辑稳居上风,精英暴政已然流行,屁民们却浑然不觉。

精英腔

装笔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困扰过我,无非是对农民身份的眷恋,对于城市身份的鄙视,以及,更重要的,我想去纠正别人眼中的我真的很在意农民身份,这就是无意义的困扰,时常检讨自己有没装过,怎么装的,装到什么程度,一一分解开让自己知道。

昨天,我又听@司马平邦分析所谓的精英腔,于此,我又开始担心。精英腔或可理解成装笔的另一种形式。

@司马平邦:现在的网上邪气四溢,全缘于正气不扶,人们以叽叽歪歪的精英腔为荣,不管是鸡蛋还是土豆都要挑出两根骨头,没有骨头恨不得塞进两根再挑出来,这是病,虽然它多少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病,但自己的病还得自己治,因为没人会替你去病死,如果你不想跟着这个患病的社会一齐死的话。

于是连同我所知道的人与事联想起来,会发现这种精英腔确实流行的很。无论是报纸评论,还是杂志专栏,或者个人博客,尤其是在大大小小的微博上,“批判”是行文表意的目的,精英们将自己放在围观者的立场上,去评述别家的事,若真是别家,倒也还好,毕竟热心于跟自己无关的事,也能称作公益。问题是,他批判的反而拉底了他的道德底线。

随意举个例子(对高晓松有点残忍),高晓松醉驾前对药家鑫案表达过批判,结果他也犯了其中的一件错。原本站在道德高地的批判者,见到犯错者的错误被社会容忍并符合他的心理预期的时候,他也许就会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当然,我说的可能极端。

我只是被提醒这种精英腔的坏处来,一则精英腔无人去听,听不进去,自我站队成两个世界的人没有沟通的基础。另一种精英腔会将精英层带进一个死胡同,那就是每日里思考的不是改良,而是批评。一个充斥批评而无建言的社会,人们该往哪里走?

我当自己也有这个毛病,从今天开始起,我会改。

为什么要环保

节约

那天有人问某教授,你是如何实践环保的。教授回答,我已经到了不需要靠汽车这些东西标榜自己的状态,所以,我每天上下班都是骑着我的小电驴。回答完之后,台下听众一顿热烈掌声。

很明显,这顿掌声献给“意外”。尽管很多人都明白这位教授的答案或许就应该与此类似(其他也无非散步、骑自行车、或坐公交等),但从教授口中说出,听众会得到一份认同,对于自身的猜测也能被印证,听众是激动的。而无论这位教授说的与实际上的情况有什么差异,大家都会给予“鼓励”,这种场景类似于好莱坞大片,某个小镜头里,人们情不自禁的报以掌声,用以渲染自己也有相同的价值观,这有点自私。

在这里,我并不是怀疑教授的诚实,也不怀疑听众的造作,我只是惊诧于我们的逻辑。如果一个刚刚吃饱穿暖的老百姓这么去做,大家会觉得应该的很,他们会想,你不这么做又能如何?而另一个年薪数十万,社会身份较高的人也这么做,大家就崇拜起来,他这么有能力还这么去做,真正值得学习。

于是,财富在评判道德的时候,成了一个重要的砝码。换你单独想这个问题,你必然反对。但似乎大家早已认定,人们获得财富之后的某些行为就是必然的,并把这种必然理解成一片淤泥。人们更喜欢淤泥中的莲藕,而不是清水里的红菱。

环保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标签,精英人士拼命往脸上去贴。但现实主义者终会发现,真正的环保要的是实际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实际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环保”这个词汇延伸出的某些道具。

请问,我们为什么环保?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

宁波人朱敏

当朱敏被众多不相识的人当作电影明星一样簇拥着走出某论坛现场,他一定相信身边的这群人中或许会有另一个他。身材挺拔的朱敏,年近花甲,但从肢体语言上无时无刻不在表露出他还年轻。

当你用心将朱敏从一个陌生人变为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钦佩他。《环球企业家》杂志今年4月份给朱敏刻画了一幅比其他媒体报道要鲜活很多的肖像。该文作者张亮在文章开头写道:

“从1969年到1971年的三年时间里,知青朱敏在宁波东乡从事着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春种秋收时,他要每天从凌晨2点工作到晚8点。虽然已经结婚、生子,但他似乎始终无法适应这种正规、平凡的生活。于是他加入了乡里的手拉车队。”

这样的的观察或者说猜测确实独到。

演讲的时候,朱敏在语气和语调上有习惯性的后缀,初听他说话,让人丝毫不怀疑他有过7年的农民经历,质朴、纯真,『卑之无甚高论』的谦虚心态显露无遗,但加上丰富、多变、不安的肢体语言,又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是的,当高二学生、知青、农民、大学生、公派留学生、技术员、创业者、投资人等不同层级的社会身份由一个人的生命去延伸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呢?

朱敏来自宁波。宁波人朱敏多次表述宁波人『开放』的基因在他的血液里澎湃不息,这个带有乡土气息的表述,造就了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家。只有当一个人『开放』了,才可以接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好处,比如知识、经验、人脉、资金、机会等等成功的要素就会向这里涌来。可是这种『放开』又是如何可以做到的呢?朱敏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他引用一个印度朋友说的关于『甘地的不抵抗运动』的笑话,借此来分析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区别。他很惋惜中国人总是把眼光局限在『专业的技术』层面,不能在各种领域放开,无法达成事业的高峰。而印度人则要开放很多,因为圣雄甘地有提示,对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就采取不抵抗的心态。所以,印度人做不好流水线的工作,做不了技术层面的工作,只好将自己转向管理层面……在说这个笑话的过程中,他自己笑得很开心,甚至整个身子在沙发上或前俯或后仰,可想当初这个笑话给他带去的震撼和某种启发。

笑话仅仅是笑话,不说笑话的时候,朱敏很认真的对大家说,既然我们左边是富邻居美国,右边是穷邻居印度,那我们就要努力学习他们各自的特色。这种邻居论,应该是他世界观的一部分。从某个角度去说,多少代表了一点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

他觉得人的本质都非常的相似,只有坦诚以待,展示你努力工作的一面就是你找到合作者的基本条件。如此『相人有道』,应该是他的“赛伯乐”公司名称的真正含义。

被媒体称为“天使投资人”的朱敏,却质疑一些投资人的心态。他认为当前约有70%的投资人不合格,主要是因为这些投资人总想着去控股,去掌握企业。在他的观念里,来控股的投资人都不是好的投资人。先后投资过500余家高科技企业的朱敏,更愿意在投资中将『信任』先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