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烟的乐趣

我父亲有一些关于抽烟的歪理斜论,每每我提到“戒烟”的时候,他总有很多借口。比如他说生死由命,一副拿科学完全不当回事的态度。甚至他会怪异的认定:抽烟可以灭菌。他也许认为尼古丁既然可以要人命,当然也能帮倒忙。以毒攻毒,他愿意这样去理解。

我不忍心多说。我并不相信什么以毒攻毒,也不太相信生死由命,但我也该去想,什么才是父亲认为的快乐。如果他觉得吞云吐雾的那一刻是他的快乐,我又为何要去剥夺?为了健康吗?这是个愚蠢的理由。健康的目的不也是为了快乐吗?甚至电视电影里常有一些桥段,特地用香烟来表现某人的快乐……一直被这样教育,如何洗的干净?

甚至连我有时候,比方说思考一件事情没有头绪的话,也会去阳台上点上一根烟,总想着有个叫做灵感的家伙会驾着那些云雾出现。或者,香烟是不是一种无法说清楚的寄托?在失落的时候去打发失落的一个好道具?不过,我也没从香烟里得到什么智慧,只是不想随便说它不好而已。

有一个小段子,说让男人戒烟,最有效的只有两个理由,其一是谈女朋友,其二是生孩子。看上去第二个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也更显得天经地义。既然父亲为了孩子可以去戒烟,孩子也该为了父亲的快乐而不干涉什么。

就算戒烟是必须的事,那也可以分分对象。对于那些小年轻——阅历上不至于能从抽烟中找到快乐,而仅仅是排解忧愁苦闷的人—–来说,还是趁年轻换一种寻得快乐的方式比较自在。像我父亲这类的,得好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孩子给不了父亲快乐,得反省反省。

痛苦的数字

最近因为花钱很多,收入骤降,变得对数字敏感,平常不在意的,如今也会拿来琢磨下,算是体会到了郎咸平教授那般清醒式的“痛苦”,而且,我是真的心痛,不像那家伙装的蛋疼。

早前网上流传一个数据,说国内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人口只有2400万,这个数据据说来自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之口。

而另一组由某商业机构炮制出来的数据则云:中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已达到101.7万人。

另外,有好事者在国新办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看到,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占全国公务员总数的9.6% 。并以此推算:中国公务员总人数约为3919万。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也曾在CCAV《新闻1+1》中透露,中国年三公消费高达19000亿。

把这些数字放到一起,就会得出两条让我痛苦的事实:

其一、中国约有13.4亿人月均收入不足3500元,年收入不过4万人民币,这里有我;

其二、中国公务员人均年三公花费近4.8万元,这里没我;

简单说,有我没我就是痛苦的根由(如果有机构以这个做幸福指数统计,那该得几分?)。原本你不去算账,还会觉得自己活的挺好挺幸福,但如今看来,我是笑多了江对面的战友,浑然不觉自己也是愚蠢的可笑。我想我下一回再听到那些比我更穷苦的人的消息,是否会多点同理心呢?

2011年小结

其实早就想写2011年的小结了,但这一整年的无趣,要如何写才会让自己舒坦点呢?也就是说,写个人历史,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我可能不敢确定,这是一个失败的年份,于我自己如此,于大多数人却未必。或者,我只是对2012不够期待。

是的,私人媒体还在继续,如你所见,写了快有四年。唯一不易的地方在于既想真实的记录自己,又想适当的保留部分隐私……你知道的,这不是一个秀,若年老时可以找回那个真的我该有多好,我很天真。

3月的时候,拿到了驾照,希望老天保佑我的车技能再好点,将来以此谋生也不一定。到了4月,入手小福。7月,带朱注回东至,来回1100多公里的路程,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旅行。而朱注在车上写给小伙伴的信,却让我们感触更多,我们忽视了他身上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天真,比如无私,比如友谊。或者,对他来说,这次旅行不够完美。

5月,在漫修她爸的帮助下,推出了安庆生活社区(Anking.org)。感谢三子、端林、洪健生、章建国、宛如、淑婉她爸、林劲松、D.L、黄晋、张勋华、王枫、淑丽等好友对这个社区的支持,感恩!感谢黄晋为Anking.org设计的logo,我很喜欢。感恩!感谢老刘在5月中的建议,推出《每日论语》原创专栏,虽然只坚持了三个月,但经历这段过程,我们收获很多。感谢老刘!也感谢一五一十、公民观察的推广帮助,感恩!我还想继续坚持完成这个任务,顺便做下小广告,凡身在安庆本地的朋友,均可申请加入这个项目。

5月的时候,去了一趟绵阳,白天参加由某台企捐建学校的开学礼,感叹既然有钱人学会了感恩,没钱的哥们儿是不是得学会点包容?(嗯,以后不再仇富便是)。晚上在一家“假”KFC见到周荣,又感叹大家都老了、沧桑了,再也不是N年前,绵阳街头到处去找网吧看电影的那两个小年青了。

6月,在福州待了两天。对林则徐的宅子充满了羡慕嫉妒。抛开林公的功绩不谈,如果朝廷肯给我那样的一座宅子,再让我的女婿也搭班进入官场混个大员,就算要我性命又有什么不舍得的?可见,好官得好做。

当然,也不是每条命都值钱。看看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各种车、各种求援……从7月开始,我就忘记了我还在生活里,真的没什么比生命更值得尊重与记忆,这是很糟糕很残忍的感觉,我不喜欢,假装忘记吧。

就这样,一直混到10月,终于“辞”掉了连锁委员会的兼职,各种原因,但能说的只有一句:感谢黄董,感谢苏大哥!

同时,也结束了另一件事。当一个自由的人该有多好,见到那些虚伪的脸在我眼前剥落该有多庆幸。你经历过就会懂,不多说。

好在我又找回很多朋友,那些我多年未见的同学,无论是十二大的、集贤路的、或者七里湖的,能记得彼此就已经让人感动。还记得第一次拿到对方手机号拨过去的心情吗?那种激动并不常有,感恩!

我往上看回写过的这些文字,出现频率最多的却是一个虚虚的“感恩”,我可能并不理解这个词的全部,我也不能判定阅读者能与我有类似的感触,我可能只是想表达,人在失去时才会有的那种遗憾。若如此,我们所有“得到的”,何不都当成“终会失去的”去理解,或者,这才算是成熟。感恩!

难得糊涂的医院

首先我得说下,我并不打算就此事向各方要个什么所谓的公道。今天记录下来,也仅仅是对能看到这篇文字的朋友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尽管媒体也经常曝光各家医院的丑闻,但一想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可能的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不得不继续保持沉默。

而新闻里再传肿瘤医院发生将患者姓名恶意涂改的消息,作为另一名正在该院就诊的病人家属,我几乎将认定这些所谓的大医院,实在是有意把事办错。

从今年10月以来,我和我的家人辗转在上海、安庆两地的四家三甲医院之间,包括上海华山医院、安庆市立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和上海肿瘤医院。遭遇到各种如索要红包、医生乱改患者记录、护士态度恶劣等状况。感叹来医院看病,不止是病人要承受生理上的各种痛苦,病人家属也要跟着受受医院的气。

让人疑惑的是,无论是在哪里,这几家医院都会犯同样的一个错,故意将病人的年龄和姓名写错。一个1954年出生的人,居然会被写成48岁或者56岁,一个名字里明明是“风”,硬要被写成“凤”才肯罢休。更令人费解的是,同一家医院,在缴费单、病人病历以及病人病理报告上的姓名、年龄居然都可以不同。

作为病人家属,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医院是在故意制造这样的一个误会,好在事后推卸(至少是掩饰)应负的责任……要知道,这些医院可都是拿着身份证去登记挂号的。

当然,我没有心情从医院的角度去理解这种事,我只能说“店大欺客”还有市场。如果你经历过必须在外面排个二、三十天的队才能入院,而你又亲眼所见空缺的床位一直在被内部人员用来应付各种各样的关系,你就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自己是个屁民了。

拜托,能认识一两个医生到底还是好事,这个从小我就知道。难得糊涂的人,总是有选择的。

如果当初我有那些钱

当我这个穷N代,穷到麻木之后,会天真而又不耻的认为穷不是我的错,穷反而是一个蛮主流的标签,贴在身上,在这个普遍仇富的社会里,显得“合群”而“有趣”。

但若仔细回想过去,如果当初我有那些钱,我还是现在的我吗?比如,我有能力考入中戏编剧班而不是看到5000元的学费而却步呢?或者,我花2000元的价钱学个B照而成为一名大货司机呢?再或者存出10000元的小资本开一家碟片屋等等……

答案似乎也是可以预期的,像我所说的这些事其实没一样绝对需要花钱,如果我真的喜欢写字而且能写出很多故事,有没有中戏的一张文凭,我也该写出《士兵突击》才对。或者,我笃信大货司机一年收入过万,怎么着东拼西凑也能把前期投资给借出来。又或者,如果我真想去开一家碟片屋的话,1000元起步也不是没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贫穷,我们忽略了自身实际的能力,太过感叹物质基础而没在个人行为上采取半分积极的举动。这其实是让人讨厌和鄙视的。只是我们平常不太习惯关注自己的不合适。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贫穷并不是可耻,可耻的是丢了志气。悲哀如我,惨淡如昨。

何时能有一个共识

如果一定要求大家对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做法,那就叫独裁。但如果要求诸位对各种行为有一种彼此认可的判断标准或道德底线,那应该就能叫做共识了。

韩寒写了《谈革命》之后,可能他只是想告诉大家,先建立共识,再谈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会更好点。尽管听起来一些词汇可以让人热血膨胀,但说到底,冲动就是魔鬼,往往会害死一大批好人。

至于什么是好人?韩寒说两车交会要学会主动关掉远光灯。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可以算作好人之一。在此,也向从没那样做过的家伙们致以深深的鄙意!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儿,拖了大家的后腿啊,你可知道?

问题是,对于什么可以算做共识,大家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能怎么说呢?归咎到柏杨说的中国式的丑陋?还是更多人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但很容易引发争论的是,谁来提出这样的一些共识?那些有原罪的成功人士吗?靠!

总之,被韩寒一分析,我顿时觉得两脚冰凉,人没了指望,生活就要变样。

我想起伪人李敖说的一个关于蓝色毛毯的故事,说某好人被某坏人抢走一床蓝色毛毯后,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逃进深山,后来有人帮他打走了坏人抢回毛毯并送还与他,此人接过毛毯不禁落泪。李大师解释说原因有二,其一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其二是没有参与到夺回自己东西的战斗过程中的负罪感。

负罪感是不是好事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在研究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多人的失而复得往往与自己是否付出过努力关系不大,在这里,依赖会更多点,或主动,或被动。依赖之后,其实掩藏着一种不计代价的交换。而这种不计代价就是一种缺乏共识的体现。

或者干脆点可以直接下个定论,很多人认为那些可以被共识的东西往往是没有价值的,可有可无的。比方说人人知道自己的性命比等一个红灯更重要,但为什么偏偏会去闯红灯呢?因为他很难将自己的不幸与自己的行为联络在一起,出了事故,责任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共识难以建立的基础。

除非我们能对自身有个尊重,否则共识始终是件虚幻的事,找不到注脚的天书,爱怎么猜就怎么猜呗。

伪城镇居民

我向来不喜欢虚假的东西,而“交易”又被我看成是作假的标准之一。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久很久之前的某一天,在我初中快要毕业的当口,为了想留住一点真东西,我天真的想用一本新的毕业纪念册来做个悼念,或者我怕我会忘记曾经属于这里。

虽然听起来悲愤,但事情很简单,不过是我的亲戚为了我的前途,让我的父母花钱将我的户口从一个小渔村买进了一座城市而已。但为了买这个户口,却让多方不爽:其一,我的家庭为此承担了一笔负债,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偿清;其二,这位亲戚的帮忙得罪了另两位亲戚,惹起了嫉妒与恨;其三,于我本人,每每经过那个城市,总有许多感伤,心理阴影是留定了。

从道理上来说,我应该感恩,无论我有没从这件事上得到快乐,至少亲人的初衷可以理解并值得肯定。好在也有一些人与我有类似经历,恰好是我们的“热忱”参与成就了一些虚无的数字。

那时候,全国还有80%的人是农民。而今天,能称之为农民的人已经不足50%。更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在转变中的人还被冠以一个尴尬的称谓:伪城镇居民。

虽然尴尬,但却现实。一纸户口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还是99年的那个下岗工人。在那个城里,除了派出所里的户籍档案之外,我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我,给那个城市的贡献也可能只是“中等规模城市”人口统计里的一个“1”而已。

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我正在感受。你呢?

农民的肢体语言

朱注在学校借回一本故事书,读之前问我要了一张书签。他读了两页之后,就把书签插上,然后去客厅转上一圈,回来继续读。又读了两页之后,再把书签插上,出去又转了一转……如此反复两三趟,一本书也看了一半。

我注意到,朱注每回看到那本插着书签的书,都是一脸很享受的表情。而他从书里取出书签的姿势,让我想起王宝强在《Hello!树先生》里的经典动作:左手从左侧伸出,在天空中划出一道僵硬的弧线,最后停在半空中……我初来上海的时候也是如此,遇到要交流的场合,双手不知道要放到哪里,大多数时候,以右手放到脑后做摸头状结束这种不安,似乎所有的紧张都要靠这个动作来舒缓。

我觉得朱注多半是有点紧张。当然本质上与我不同。其实,重点我是想说说我。

与树先生一样,来自农民的卑微心理,还有一种我深深反省最后确认坑害了我们家人很多年的面子问题,混合在一起,全靠一种如今看来奇怪的、莫名的、不可控制的肢体语言来做一个辅助的道具,就像一个被截肢的残疾人离不开轮椅那样。在很多时候,当我要面对陌生与恐惧的时候,总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划出一个自认为比较安全的距离或空间,以掩饰自己的懦弱与无奈。

我说这跟贫穷有关。而贫穷的根由又是什么?可能正在于不愿意承认“贫穷”的面子上。穷人们总喜欢说:人穷志不穷。话没有对错,但人的理解总是在出错。志不穷的人往往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喜欢折本倒算,喜欢把该得到的没有得到错看成吃亏是福。为了争一口穷人气,进入了一个负负循环的怪圈。

就算是如今,我可能已不习惯再做这样的动作,但我依然还有那种不安和紧张。只是换了个方式,比如沉默或者微笑,用一个看似优雅的不给人疑惑也不教人同情的表情替代了而已。那些东西在骨子里,甚至要遗传给下一代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会误读我的孩子。

但有一点,是会有朋友与我产生共鸣的,那种农民独有的卑微的肢体动作,除了获得同情之外,更是保持所谓尊严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也不是坏事,起码是个希望。

如果还没有理解我说什么,就看看这部电影吧,它也许能说清楚。

悲催的书生情结

和L聊天,聊人的成就,我想到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来掩盖一些人的失败,包括我自己,但也不仅仅是说我。抱歉,我又一次用一个很好的事物来遮掩一个不太好的状况。是的,为何我总在抱怨社会龌龊的同时,还不忘记暗示下自己的清纯呢?

郎咸平在某本书里用了一个词组:“悲剧英雄主义”。这话是谈中国人的情结,以失败论英雄为耻。这个意思可以解释下我的这种心态。尽管我也认为成败得失真的很重要。

不过一说到情结,我先想发笑。无论好的或者不好的,大多数人的或者一小撮人的,说的人都要戴上一顶“全体国人”的大帽子,动辄去代表大家去接受。错乱的是,无论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会不自觉的认为:我自己除外。我发笑的根由在于我也觉得自己应该被忽略在各种情结之外。

所以听起来,国人的情结一直都很戏剧化。比如说仇富情结,与己有用的富人不必仇恨,因为咱用的上,对方也给咱用。而那些与自己无关的,且又用不上的富人,恨不得对方一夜破产。

“悲剧英雄主义”也很类似,戏剧化是必须的。国人崇拜岳飞,纪念屈原,供奉关二哥,全因一种未尽的悲剧情愫。将心比心,你让我多一点同情心,要比让我多点包容心容易的多,前者没有但可以装出来,而后者嘛,一旦没有,怎么装也装不像。

但在我看来,这个社会就是充斥着各类七八九十流的蹩脚演员,挤破脑袋去演自己不合适的角色。于是,情结这玩意儿就有了市场:一个加在别人身上,同时也可以隔离自己的好工具。

而“书生”也是一种情结,悲剧色彩很浓的、自以为很英雄的、酸酸的、刻薄的、眼高手低的、所谓有理想的……等等等等特征,凡是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混不到一口好饭来吃的蹩脚演员都可用来搪塞。

好吧,我承认,老子想要做英雄,渴望一边能轰轰烈烈,另一边也可以荣华富贵。就这么简单,不用遮掩。

流浪汉的面子

有一则新闻,说西双版纳某地有三五个流浪汉一起聚餐,其中有一位因对方没有喝完自己敬的酒而失手将对方打死。面子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哪怕同为天涯沦落人,怎么放也放不下!

这新闻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苦者对一僧人控诉,说自己的欲望无法放下而感觉苦恼。僧人请苦者握一杯子并给他加热水,热水加满之后,僧人还在继续,苦者因为被烫疼,将杯子丢在地上。僧人说:不是放不下,而是你没有痛。

面子这回事,实实在在的全是痛,但我们却真的放不下。说喝酒杀人,也是觉得自己面子不够,哪会多去替对方想想?更不会去问自己:一个流浪汉还要什么面子呢?

当然,也有很多人将面子与尊严绑定在一起。其实这两样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国人的特质在于以讹传讹。误导惯了,将错就错成了生活的全部。

围观者也有理由将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去控诉谁谁谁,社会救助怎么做的?公共安全怎么保障的?但控诉之后呢?

我每每对这类事情都有深刻的悲悯,总是因为还能想象出他们当初也是从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开始了这段人生旅程的,在他们出生时,他们的父母也有多么美好的期待,而今天……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每一种期待都有好的收获。好的期待,坏的结果。全因过程中的际遇。

人生的一点一滴,都是那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