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洛普上周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盖洛普所称的生活“美满”一档，而有71%的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有17%的人说他们生活“困苦”。
换我来填这项幸福调查，估计我会选择“美满”，原因是我还健康的活着。当然，我也知道盖洛普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找不到理由去支撑“美满”了，难道那12%的人也跟我一样？“面子”总是妨碍着“我们”承认和面对事实。
零星想起在这之前看到的一些关于“幸福”的调查，有一条道理比较明确：找幸福的人往往都不怎么幸福。我们在追求幸福感，追究幸福指数高低，说到底正是源于“匮缺”。精神强大的人或许能骗了别人也能骗了自己，说自己“美满”，但“那么说”就是远离“美满”太远的一个具体体现。
可是，调查之后能做什么呢？修正下自己的观点？哇噢，原来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不幸福啊？！那就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既然如此，也不该由我来解决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换一个更混乱的逻辑，如果继续将美满当健康的活着，艰难则表示我还活着，困苦呢就有可能是我可能活不了了。对比下数据，这生活怎么了？
所以，千万不要问自己：我幸福吗？
WSJ报道，成立才三年的新闻网站Propublica今次二度获普利策奖。Propublica主要靠慈善赞助运作，专门从事深度的调查报导，许多采访成果会分享给实体媒体。去年，他们与《纽约时报杂志》一起分享了“调查报导奖”，今年又独获“国内报导奖”。
这等荣耀让人羡慕嫉妒恨都来不及，或可模仿它做点什么，好平复下自己的虚荣心？我在揣测如何做出一个中国版的Propublica，当然，我的合伙人必须有能力搞定各类繁琐的手续才行，虽然这个也不是绝对要做的事。
简单来说，做Propublica需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聚集一批有理想的新闻人，使其义务供稿或采取得到某种资金协助雇佣最好的新闻调查记者；第二，与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媒体合作，将自己定位在专业的深度报道提供商这个角色上，与其分享报道；第三，采取收费阅读方式；
很明显以上这几件事都不好做，也做不好。有理想的新闻人很多，但有共同理念的该怎么找到？有影响的大媒体多，但不重商重利只重内容的都成追忆！愿意付费的读者也多，不过，与其花钱买你一两篇新闻，不如好好的看看CCTV一团和谐比心里憋屈要强太多。至于那些繁琐的手续，更是一根缰绳，让你往东，就不可能往西，你怎么可能会绕得开？
于是梦醒后检讨自己，所谓的理想和抱负大多来自我的这种虚荣、嫉妒和占有，但也源自某种天真，对于环境和周遭的认知落差，让我习惯于白日做梦，只是梦醒时需当醒，不沉溺就好。
大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不安全的，造作的说，我也缺乏安全感，在这种生活模式下，在这种被外人评判的氛围里，在这种现实的一逼吊遭的浮躁里，我也想找一个精神导师，不停的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怎么走才不会错。但怎么走都不会错，会永远正确吗？
有人告诉我“犯错”也是一种生活，阿Q式的精神安慰基本上主导了我所有的对于事情结果的期待，期待下次好点，哪怕只好一点点。甚至也知道无论好与不好，现在都得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这一点或那一点，都是我要的，我得清楚。
昨天是财新传媒在上海第一次做思享家沙龙，我有参加。许纪霖教授谈了一个关于“反思中国精英教育”的话题，其中有给中国定义为一个“力”的社会，而理想中，应该是有德之人组成的一个有礼之国。可惜在中国，礼与力的博弈中，道德沦丧，人性泯灭。
这“力”成了一切出发点或终结点。学校谈智力，智力体现在学业成绩上，应试教育压过了素质教育。体力上谈竞技，冠军为王，其他人如粪土。商业上的竞争力更是量化在各个方面，凸现到业绩上成为一切价值的标准。人的道德，逐渐被掩盖、被遗忘、一代二代三代之后，道德灭种。
说现在的父母其实也很重视道德的培养，但老师们给自己的“职场”定位（而不是为人师表）使得他们只关心业绩（学生的科目成绩），而非道德，得不到呼应的教育是危险的。另一边在职场上，人们常说，“这人人品不错”，但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这话的后半截是“除了人品之外，我就不能在肯定他什么了”。因为人品好而不能获益，这也是一种现实逻辑。道德不能给人奖励。
这种“力”的竞争奠定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基础，将中国在表象上打造成了一个自由流动的社会，像那些新产品的广告一样耀眼：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有成为精英的机会。但这种精英所属的等级划分却更加残酷，它的缺陷或许在于不能世袭。
由更底层上升的这部分人，因为物质加冕成了新精英，而因为精神上的沦丧被讥笑做暴发户，无非是自诩有道德情操的人看不上自卑于缺失道德或有心理负疚感的人，彼此瞧不起的心态，才是“德”灭种的根本，而并非在于缺失。
回到我自己身上，首先确认我不是精英，紧接着确认我想成为这精英，再跟着我很焦虑，如果不幸成了这精英，我还会记得今天的我吗？
“自我遗忘”与“彼此瞧不起”都是人的原罪，谁来救赎？
药家鑫该不该杀，不是一个问题，药家鑫会不会杀，一定是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摸摸自己的良心就能知道答案，第二个问题你得摸着某些人的口袋才能知道答案。
这个时候，我特别渴望中国的教育能做到这样的一条：无需依靠法律，当一个人做出像药家鑫这样的事情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首，而是自裁。中国教育可以做到这样，就算成功了。但听上去好像跟某朝某代也差不多，古人该做的榜样都在哪里放着，学或者不学就是教与不教的问题了。
将法律问题寄托于教育，这个蛋扯的忒远了点，法官们乐享其成。教师们会连忙摆手，我只负责教他弹琴，当艺术家，但他要做一个有艺术修为的杀人犯，与我何干？最多也是家长的责任。家长那边也会摆手，我只生出这么一个儿子，想着要他成为某样的人，他不小心杀了人，大不了赔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说了，与你何干？剩下不会摆手的只有受害人了。
好端端的一条性命，就这样丢了，实在是惨。换我知道自己也有这样的遭遇，我一定也会随身带把刀子，遇到状况时，先捅你到半死不活，到最后我会痛快的认罪伏法，免得围观的人到今天还在议论纷纷，我没弄明白，这事有什么好议论的？
药家鑫被判死刑是必须的，他的家人做出巨额赔偿是必须的，他的教师和学校做出道歉是必须的。但这一切“必须的”成为“必须的”之前，什么“不可能的”都会发生。说不定哪天又传出消息，人家家属接受赔偿要求，放了药家鑫一马呢？到那个时候，“金钱买命”可就明了，想想那些没生命的钞票可以摆平一切，就不敢多想这社会要怎么才收得回来？
经常来这个博客的朋友或许会注意到，我的Akismet已经拦获了数万条垃圾评论，绝大多数来自国外，我猜想这与主机所在位置有关，但作为一个中文博客，我一直没弄明白这些垃圾的洋文评论为何而来，还好，在我还没弄明白这个问题之后，最近又来了一大批垃圾的中文评论，换了个新问题考我，似乎我更容易解答一点。
我说我并不喜欢访问那些不能给我帮助或者启发的博客站，我也没有纯粹为了推广而去别的博客做过什么，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保持着“有感而发”这样的原则，一来是为了尊重写作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自家形象。简单想想，你的那些评论，不就是你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吗？
所以，对于那些急于推广自家网站的朋友，我有话想说，但又说不出口。因为每个人建站的目的不同。比如我，无论能写出多好或者多烂的文字，我都不计较，我只计较是否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无论有多少个博友能够来访，我也不计较，计较的是他们是否真的在意你想让他们在意的事件或看法。
我总认为，找对的人说对的话，比找所有人说一种话要管用的多。至于推广，应该是在推广之外，水到渠成的事，得有耐心才可以。
有媒体报道，中国首个“孔明学院”在襄阳学院正式成立，并设立了“诸葛亮一班”和“诸葛亮二班”。这则消息估计是在愚人节前后发布，听上去不太靠谱。从各媒体的报道中也没看出孔明学院的特别之处，即便是创建者襄阳学院，在百度百科上的履历也平常的很。
说到与诸葛孔明的关系，也许就是襄阳这座古城，有说诸葛亮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只是这个根据不知道是来自《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还是电视剧版的《三国演义》，我不是史料考证者，不做深究。
很容易理解这家学院的初衷，现在的招生市场竞争激烈是一个因素，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学校更容易被人记住，让学生更容易找到工作，也无可厚非。貌似很多企业也真的想找到诸葛孔明这样的人物。
跟进一步联想，孔明学院是否该做个定位，比如专门为某行业培养职业经理人？寡闻如我，或许这个行当早有人干过，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专家们就不要笑我了。
当然得需要相信创建人的智慧，虽然孔明学院的名号与老子学院、孔子学院比较起来，显得更戏剧化一点，但只要真正起到作用了，也未尝不可。
大众该用鼓励的方式来支持孔明学院，在纪念古人的情怀下，传承其精髓，对于培养孩子也没什么坏处。如此，各地还会建起曹操学院、伯温学院、华佗学院等，只要把投资留在教育上，爱用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退一万步说，至少要比那些面子工程强很多吧！
“把自己当作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把自己当作自己，把别人当作别人”
有智者说过这样的四句话，算是人生顶重要的一个哲理。我不确定我是否排错了顺序，按我的理解这样也可以。
第一句话让我想起艾伦，这个狗娘养的说“嘿，哥们，别把自己当回事”。第二句话让我想起了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将心比心”。第三句话让我想起校园里的墙壁上写着的“自尊、自爱、自强”。而第四句话则告诉我们要尊重别人。
一段话，让几个没有关联的想象交集在一起，让我觉得我该理解了这个道理，也能勉强说懂。但是该怎么去做，如何做到，并使之成为习惯，那会好难。
周末时光，不该说这些玩意儿。费脑子，也容易让人“消沉”，人过度的沉溺于思考，尤其是这种不得要领的乱想，也是一种消沉，那种情绪并不好，我体会过。当然，大多数潇洒乐观的人，是到不了冥想的地步，庸人才会像我这样无病呻吟。
前两天放了一首鲍勃迪伦的歌，才知道不喜欢的人还是很多的，包括我的妻子。今天换一首披头士的《Yesterday》，希望大家不要拒绝。
“死无葬身之地”算是中国人熟知的一句最毒最狠的话，原是用来诅咒那些罪恶滔天的人，但不想如今成了多数人的魔咒，大家像是同时犯了什么错。
中国十大天价坟墓出炉之后，在800万的豪华墓穴面前，“死不起”一时之间成了屁民们热议的焦点，而“坟奴”则成了新阶层的称谓。可怜见屁民现在脑子里算计的不是当前的营生，而是身后的琐事，这种逻辑也该见怪不怪了。
有人应该指出，这都是“富裕”惹的祸。极富阶层的财富值早已膨胀，对财富的管理方式堪称甚至变态，从买奢侈品、炒楼、炒黄金、炒古董、到炒墓穴，都是这些人做的好事。而另一极的极贫阶层，骨子里的“跟随”心态帮了对方一个大忙。
对比房奴或者车奴，坟奴的面子或者益处在哪里，我一时还没找着。就跟房子一样，我也不必思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该做何抉择，我总觉得，不合理的现象都只是暂时的。但这样的自我安慰是无助于思考的延续。
既然怨不得极富阶层有钱乱炒，只好骂骂屁民们不该跟风助长，至少在“坟奴”这件事上，屁民没那个实力，就别跟在后面玩吆喝，站在一边围观不是更好吗？
来自“WSJ”的消息，据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所有者说，在最近几周其已达成的交易中，共出售了五层高层楼面，已公布的第72层业主为台湾地产商集团汤臣集团，其成交价格2.67亿元，每平方米8.23万元。
正如买家代表所言，这种购买并非“常态”的市场状况，我们也不能以屁民的心态去评论这样的价格是否合适。如果换我来卖这样的楼，定价也应该在这个级别。若是让我遇到汤臣这样的客户，甚至我该有理由超越汤臣一品，将价格再往上翻上一番。
看上去买楼卖楼在中国无论炒到多高都算“正常”，但屁民又觉得这里面会有其他猫腻。
有回我坐在浦东星河湾销售中心里的宽大沙发上，只有一个感慨：这些富人们将左边口袋里的钱装进了右边口袋，那些开发商们则努力保证着在周转的过程中，那些财富不至于贬值过快。当然，如果他们同样清醒的话，他们就会一起期待不断有买家入场离手，再入场再离手。
对于高端房产的认知已经超出了屁民的理解范围。住宅不在是住宅，不在是三尺之地，不在是父母膝下。也不再是什么身份，什么标签，什么圈层，看上去，无论你有多少的金钱，你的社交或者说你的交际思维都不会有本质改变。一切都没变得更有趣味。
但这个交易本身很重要，造就了某种繁荣，虽然并没给社会带来真正的促进。
屁民最关心的还是能否给我一块地，让我自己盖间茅草屋，只要可以遮风挡雨就好了，什么水啊电啊煤啊宽带啊春暖花开啊面朝大海啊，统统都可以不要。我只要属于我的一块地一间房，无论是在哪个角落。
经常遇到一种尴尬，在某个多人出现的场合下，需要与陌生人来一次并不情愿的对话，于是介绍自己不可避免。
“我是做广告销售的”，这是一种简单说法，比较封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一定很容易被人遗忘。但我觉得这句与周星驰的“我是一个演员”也差不多。只是听的人并不一定能懂演员或者广告销售究竟是什么而已。
我当然不需要解释广告销售是做什么的，或者勉强一两次就好。我特别不喜欢将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地方。合适的人合适的话题才是我想要的。
但我总不能不介绍自己，尤其是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我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因为我的工作事实上不只如此，但人们不是喜欢真诚吗？我说出我工作中最不令人注意甚至是令某些人拿出戒备心的部分，就是向一个人亮出自己的短处。实际上，他也只是希望这点短处也能被人接纳而已。当然，我心里面清楚的很，不会去在意自己哪里有长有短，我只是用大多数人的方法去应付大多数人。
在少部分人面前，我会耐心的告诉对方我是做什么的。我一般会说，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一本杂志的品牌推广及运营。工作的内容包括结合客户资源来协助杂志以有收益的方式营建品牌，扩展客户及读者群。如此一来，这样的描述堪比美国警察般神圣。但似乎也有言过其实的嫌疑。还不如简单说粗糙而直接。
可是人人都不喜欢看别人自夸，但难免要对自己嘴下留情，对不对？
面子问题，你也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