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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论语】窃钩者诛

语出“重庆一六旬老汉偷鸡被判三年缓刑”，对应各种已公开的贪官下场，不得不感叹这世道就像打怪一样，装备越多越不容易死。你或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削尖脑袋也要往上面爬，要往家里拿。

《庄子·胠箧》中曾警示诸位：“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意思是说法律只能惩治那些小偷小摸的人，但对掌握权力有能力颠倒黑白的家伙却无能为力。事实上，法律只为大众而制定，要不你怎能经常听到“老子就是王法”的混账话呢？至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故事，只能在戏台上找了。

这时候，我们才感叹造物主的伟大，唯有死亡还算能体现一点公平，尽管死法也有不同。所以，一些被曝光的个体极端行为也不难被理解了。当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对应的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分离，还有权利、地位、自我认知上的扭曲。更可怕的是，那些得到越多的人总以欺辱贫民为乐。

比方说中烟。媒体报道，2010年的中烟每天纯利润就超过了3亿元。这家闷声发大财的企业，并不安于小贼的身份更想换个大善人的皮囊，慷慨解囊，捐出一个亿拿到极具反讽特征的“2011生态中国贡献奖”。又在一所捐建学校的校训墙上写上“天才出于勤奋、烟草助你成才”的逆天大谎话。

烟草与生态贡献不是成反比的吗？爱烟草的人不就是一个瘾君子吗，与成才有毛关系？这种挑战常识的逻辑在现实的社会里处处存在，不止中烟一个小丑。什么蒙牛不也如此吗？

“窃国者诸侯”的逻辑应用在市场营销和传播上，让广告主们有理由相信：谎话被重复千遍能够成为真理。幸运的是，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辨别真理、追求真相的动机和能力。这更使得各种掌权者认为，他们只需要一个足够大的重复频率就能掌控一切。

瞧，活在这个荒诞的时代，我们对什么还敢有想象？

精英们的末日狂欢

在微博上可以自由地交流认知是件好事，即便这自由是有限的，那认知也是狭隘的。若大家肯在不理解或者有误解的可能下不乱揣测，这便算是肯包容，结果会好。

但事与愿违，这件事不以我的愿望作方向，自然也不依其他人。各种骂战倒挺全基于此，想来荒唐的很。但这种荒唐全在别人，对于围观者而言，自己是“清醒”的很。

我痛恨这种清醒，但我不想给自己贴上某个标签，去站在哪一条人的后面，我也不喜欢另外去做一番功课，树立某个新的观点。我只是希望能通过已经发生过的某件事得到某个于自己及周围的人有一点启发的思考，而这启发的起点有没高低并不重要，那思考的结论是否新颖也没关系。所以，对我而言，留在各处的文字只是一种记录，更忠实于自己的第一感觉而已。感觉有对有错，不必介意才对。

譬如说这两天微博上热议吴法天挨打的新闻，谈不上有趣。各位精英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吴法天同志挨打的不正当性或正当性，甚至有人还上升到自由、民主与法制的高度。各种不必有的帽子都被扣上，一下子让吴同志由人演变成一个符号，让私人恩怨变了派别之争，阶级色彩晃眼的很，导火索却是龌龊。

精英们的各种解释各有一番道理。但可惜的是，精英们永远不清楚草根的出发点，所谓白天不懂夜的黑，站着说话自然是腰也不疼了。

而草根们却容易去包容精英们，原因在于草根们没有更高的格局去揭穿精英们经过包装的谎言。而精英容不下草根却是自我膨胀在作祟，与知识无关，是常识在犯错。

对的，我就是想说，精英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让我想起了末日狂欢。我总相信，到世界末日，最先崩溃的就是这帮精英。不是有首歌唱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只是你，而已。

新三无人员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三无”人员前面加个“新”字，可见我一向自卑，对于“无学历、无背景、无技能”这样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也可能我意识到这种“无”只是暂时的，所以，难免有点侥幸心理，想随着阅历的丰富，三无或可成为某种优势，起码对于最低标准会更适应一点。

但不想还有比这更惨的，北京22中一位老师明确指出，新三无人员是无钱无权无户口，虽然粗鄙，但却真实。相对于那些满嘴谎言的广告语，我更喜欢这样的大实话，不觉得有受到什么刺激。可媒体的反应则稍微过激了点，既然媒体希望言论自由，为何又频频质疑别人的说法？开放的交流本身要比质疑谁说的错或对更加重要，不过，他们只愿意将争论当成交流，这多无趣。

无钱无权无户口的言下之意就是“活该”，就是“由命”，就是“哪里凉快哪里待着”，换句话说，这是个需要钱权与户口的时代。但哪个时代又不是这样的呢？原始社会好点吧？我相信族长会给自己留下最好的肉，这就是权力的意义。

只是，这话出自一个老师之口，让主流社会有点hold不住，微博上满是愤怒的人，也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但不如这老师说的动静大。也许这说明了微博上的家伙们早已习惯了某些事和某些说法，而现实里生活的老百姓却是头一遭听到窗外事。简单说，这是一个被割裂的群体，像一只溃败的军队，谁也顾不上回头看看那些在后面蹒跚的老弱病残们。这也是一种残酷。同样，这里面又有多少个“三无”呢？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无论新旧，都适合用来描述我，但我不觉得耻辱，不知道这是自信呢？还是自卑到极致？妈的，真不确定。

穷人无政治

总理说不懂穷人就不懂政治，这话是对精英阶层说的，也从侧面提醒我，做个穷人没什么不好，起码不是非主流。不好玩的是，我这个穷人也不懂穷人，虽然我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会这么穷。

若按照理智而健康的思维去分析，我完全又不该有这个问题，要看我怎么去比较，或者老是关注富豪榜或者所谓的中产阶层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在心态校正上，我总是有意无意的让自己偏执了把，这种差距是人为造成的，谁让你知道那些不该知道的人了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官老爷们拒绝申报财产是相当正当的。

记得之前有一位夫人说过，要想生活幸福就不要去做无味的比较之类的话，这道理人人都听的懂，但要说做起来，还真难。所以我这么不幸，其实也是有客观理由的，也是属于社会的大多数，讨论起来也算是群体问题。无论怎么说，只要个体能与那些有能耐没能耐的判断脱离开，就是个体的一次解放。妈的，我实在不想在受穷的同时，还要被人骂作没本事。

所以，我挺喜欢总理的说话，每次听都是。我想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

在爱情中受伤的往往是更相信爱情的那个。只有这种人更重视感觉，也更忠诚于感觉，对灰姑娘与王子式的剧情过于迷信而罔顾现实。这倒也没什么不妥，只要别受伤后就大唱什么伤心情歌。现实生活里总受伤的人也一定是个前伤号，伤愈复出的家伙总能承受新的伤痛，无论是否愿意，怪就怪在佛祖说过，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说湖南郴州一农民工讨薪不得反成被告，辛苦做事没赚到一分钱也就罢了，居然张嘴要钱也能犯法。这事就是说到秦始皇跟前，怕也是没道理的。但如今这世道渐渐有了黑暗小说的模样，有钱能使鬼推磨。说不定这法官也正头晕眼花着呢。

不过，既然上了法院，自有王法公道，群众们不必多虑。唯一能去想想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好吧，你说你是一个长工，那选择给谁做工，总是有你的自由吧？好吧，你说你身不由己，那做长做短也是你的自由吧？不至于做满一个月拿不到钱，还稀里糊涂的继续做下去。你的问题，就是太相信生活很美好。如果真如你想象，做工的人中何苦有你？

说真的，生活不容易，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我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我。“我善待你，你虐待我”才是生活的真相。当然，要说善待也是有的，但那只能对你的亲朋，至于外面的陌生人，能做到不虐待就已经很仁义了。

这故事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总受伤的人势必还会一直受伤下去，而那虐人的人，应该开始走黑路了。这算是诅咒。我知道那受伤的人与我一样想。其实，我也一样容易受伤，表现不同而已。

放不开的传播业

传播业者在内容制造上可能是把好手，但其分享能力却因为自闭而乏善可陈，这使得正向的传播价值难以被实现。好内容并不意味着一切，你还要懂得与读者互动，更要懂得与同行交流，而不是闭门造车，让自己越来越狭隘。传播业的开放应该是由内而外的，但从现实看来，他们一直有点放不开。

尽管没有一个百分百的标准可用来评判各家媒体在内容上的优劣，但业者还是首肯内容质量的重要性，并以此作安身之本。这让观察者有理由相信，正因为内容上的不可衡量，才造就了传播业的虚假繁荣，文无第二的“智慧”流行于传播业。

一些出身传统媒体的人会更倾向于“用内容收获读者，再用读者获取回报”的发展逻辑。甚至到新媒体领域，这个观点也被普遍移植，也有了各种新旧媒介是否共生或替代的讨论。如果价值被限制于此，新媒体又“新”在哪里呢？

事实上，如果好内容无法被鉴别，那同业共识有无被建设与分享就该成为考核的重点。不该隐瞒的是，传播业同行之间的交流并不比其他行业来的开放与坦诚。相反，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在这个行当会流传的更快一点。

比方说在杂志业，时尚类杂志用赠品获得读者支持，起初可以被看成是赞助商的理性，但最后沦落到靠赠品才能卖杂志就成了杂志业者的悲哀。那些原本贡献价值的读者也再次被误导：内容是不值钱的。由此来对比从业者的初衷与现实，我们很难说大家还在继续信奉内容有价。但保有理想还是值得鼓励的。

在新媒体面前，传播业者也与受众一样手忙脚乱，甚至还不如一些深谙传播之道的活跃分子。在自媒体时代，传播业的自闭并没有因为沟通工具的增加而有改善，相反却被凸显而格外刺眼。你瞧，你能看到在微博上活跃着各大品牌媒体的身影，但深入了解，在华丽的数据背后，并不存在与粉丝们的广泛互动，没有形成信息的分享，你只看到一群冰冷的形象，永远都是传统媒体时代的自说自话和自我欣赏。

传播业者应当放开与外界的沟通，而不仅仅是通过内容或者应景为之的社会化平台去说什么，更在于你如何去倾听并及时作出回应。对读者而言，一对一的交流会因真实而有效，这与社交空间的六度性或二度性与否无关，读者在乎的是你对他的回应。对同业来说，行业会展或论坛则成了最佳的交流场所，其好处在于“比较”。

不幸的是，大多数业者并不喜欢“比较”，他们最喜欢谈差异化或者竞争优势或者核心竞争力，却尽力避开一些基本元素的比较。但真正的沟通必须是面对竞争与比较的，而并非什么“深巷酒香客自来”。总之，传播业者有点像一个木纳的文青，固守于某个错误时期养成的坏习惯里不得自拔。

值得庆贺的是，如今，无论业者是否做好了准备，这个行业的变革已经开始，你终将走出门去迎接这场盛会，或主动，或被动，但一定是有所行动。

信广告得愚蠢

尼尔森的一项全球性调查显示，人们对广告传播渠道的信任已完全由口碑主导，换句话说，虽然还有一半的人相信媒体上的胡说八道，但来自家人或者朋友的推荐将在最后做决定作用。这事得赖上媒体人的不敬业与广告人的不道德。

当然，可能只是从我这个角度去观察，未必公正、客观。

说媒体人的不敬业，有一个研究可能帮助到我做个解释，一项关于美国人接收新闻信息上的分析发现，实际上，人们仅仅活在一个由很少的新闻建构的世界里。在谷歌新闻的前1000条里，去除重复提及仅剩24条。更不要说，我们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点状了解。伊拉克只有战争，非洲只有贫穷与艾滋病等等，媒体人的不敬业，使得复制新闻横行，而真正对社会有影响的新闻则被埋没在垃圾之下。

媒体人的不敬业使得媒体受损，依靠某些个案很难塑造一份真正受阅读者心里尊敬并信任的好媒体。同样，没有好媒体，广告价值无从谈起。

但不道德的广告人即便清楚事实，还是愿意将其当国情处理。明知发行有水分，内容有复制，各刊各报大同小异，但还是更愿意相信书面报告，并将之理解成非典型国情。有哪位杂志的企划人能告诉我，你们给到广告客户的宣传资料不正是你们为之努力但还远远没有达成的远景呢？偏偏就有广告人喜欢这一套。

欠缺诚实，是传播界的大问题。基于人类的信任又建立在诚实之上，所以当尼尔森的这份报告得出这样的数据的时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话说这些数据早在央视造出标王的时候就已被定型了，但中国真有国情。

什么是职业道德

很多人在讨论赵普，问他该不该身在央视，却以央视人的身份发布央视不允许发布的消息。有专业新闻学者强调职业素养，建议其遵从组织纪律。路透社在其《网络报道守则》中也告诫记者：“在社会化媒体上，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看来，新闻业界对此事的支持也不在主流层面。

倒是在民间，赵普得到了最基本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如果真相必须用这种手段才得以传播并让民众受益，赵普的行为就是超越了狭隘的职业操守，但尊重了更广义的社会道德。我不确定两者在此是否会引起争议，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该以任何理由凌驾于真相与普知之上。

问题不在于赵普是否遵从职业操守，而是看这条被发布的信息所关切到的群体。举个例子，如果只是一家公司的商业丑闻，我认为路透社的做法值得全球新闻界遵守。但如果关乎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试问还有什么组织纪律能比道德更重要呢？

也有人在微博上恶狠狠的评议赵普，此处不做反驳。只是想告诉他，正因为你缺乏真相，所以才抗拒真相，并以欺善之名。对于这类人，我是鄙视也来不及的，不知道怎么死的是一种罪恶。

与赵普一样身处困境的还有邱启明，希望他辞职之后，能做点现时媒体人做不到的事，比方说办一个中国式的《郝芬顿邮报》？只要媒体追求真相的理想不死，人们就会一直受益下去。而那些有理想的媒体人，就是施恩的人。这样的人，还需要怀疑其职业道德吗？

中国足球不谈真诚

蒂加纳虽然没搞懂中国足球，但起码收获了一个教训，在一个欠缺真诚的国度，法国人的短暂旅行其实是幸运的，在他的名声没有受到太多损失之前，他总算被抽离出了苦海。想一想朱骏仅仅用22万就搞定了一些事，球迷们是不是该有冲动要为他在申花身上的净投入做个探究呢？

我想起之前做杂志的一点经验，在没有推广预算的情况下，可以用版面换发行，把杂志铺到各个需要的网点。也可以用版面换礼品，用来答谢一些重要的合作客户。也许在游戏行业，也可以这样做吧，把广告费变成某笔资产，然后，使得这笔钱可以升值，或者表面上看可以有，确实是一件很划算的买卖。

说回真诚。谢先生真诚吗？我不理解屈打成招与卧薪尝胆的区别，前者悲伤后者悲壮？但可能他是聪明人，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中国足球有这样的主演，倒也能有点起伏，观众感官颇受刺激。

另外几位拿钱的前国际球员真诚吗？我不知道，但真实是肯定的。假设我在工厂里上班，客户给我一笔钱，让我把给他们定制的东西做的再仔细点，而我的老板又半年没有发饷，你说我该不该接呢？是的，事发后大家可以借道德抨击一切不道德的行为。但我总觉得道德是相对的，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微弱的光也是光明。

就像所有的正人君子那样，我不可能承认自己做过什么不道德的事，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我甚至还可以就道德跟你来一套自己的理论，然后让媒体跟着后面鼓掌喝彩。真心喜欢那些年追过他们的记者们，居然没有任何一家媒体用任何形式表达过对这种事的歉意，连媒体都如此，哪里找真诚？

不管怎么说，蒂加纳毕竟来过中国，这是好事。

问题的问题

有一类问题不能帮人开解，只会让人费解，甚至问题本身也是一种误导。比方我问你，有种动物，看上去像鸭子，听声音也像鸭子，那你认为是什么？中国式的回答会分两段，第一，会确认那不是鸭子。第二，会支支吾吾的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而美国式的回答则要直接的多，那就是一只鸭子。

我们学会发问，是为了便于理解与亲近真相。但如我这样，正因学不会发问而陷入苦闷。比方说刚接到一个活儿，联络人希望我就会展业及传播业的现状，找一个切入点谈谈二者之间的联系和互有帮助的地方，在这中间，顺带提及下他们正在筹备的某个品牌活动。简单去理解，这是一篇有独立观点的市场部行销文案。但仔细想想，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没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作文就会失败。可能我没办法判断那是不是一只鸭子。

这还只是小事，抓起电话重新打过去确认下就能解决好。但我们社会里每天出现的种种就要麻烦很多。比如一种动物，看上去像狼，听声音也有点像狼，但出现在市区，且性情温和，可以认为它只是一只哈士奇。比如有一种器具，看上去像武器，用起来也可以杀人，但用中国式思维鉴定叫做玩具，正常人无法理解。再或者，我们买鞭炮去放着玩，响了就是响了，没响就是哑炮，但要是放炮的人身份敏感，‘哑炮’也能放出声来。

所以，慢慢的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与亲近社会，反而多出一些偏见和仇视。苦于寻找正确答案，但又在寻找的途中，与现实脱节，渐行渐远。这种被动的隔离让略微清醒的人痛苦万分。

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怕去问问题，更怕去回答问题，但心里也清楚，所有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能够消失的，只有我们的肉体。但问题还在那里，终究要被解决。

还有36个小时，我还有时间去考虑那1000个字该怎么写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