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八成白领打算逃离京沪穗 为小孩读书举家回迁”，想当年诸位老乡离乡背井，可不是为了今日狼狈“逃离”，如果可以，谁不愿意衣锦还乡？
《旧唐书·姜暮传》中点明：“衣锦还乡，古人所尚。”意思是说，在外面混的，一定要搞点名堂出来。比如金钱财富，比如一官半职，比如买房置业等等。你得让别人看到你混的好才算心安。
尽管我对“八成”这样的高比例表示存疑，但大部分白领在京沪穗这样的高成本城市，距离有房有家的生活还很遥远却是现实。同时，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切身问题又步步逼近，前后夹击之下，有回乡之心倒也理智恰当。
好在大部分农民工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打工赚钱”，让早年的生活质量得以提升而已。恰巧拜这些年经济腾飞所赐，这点期望已基本被满足。
再加上“吃亏是福”、“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家训又时时在耳边响起。这一来一往，最会算糊涂账的中国人就容易找到平衡。至于所谓的青春、奋斗、理想都只是生活富足之后的奢侈追求，抛开也罢。
至于我等连基本期望都未能实现的人，还是暂时的先漂着吧。背时之人也会有立命之道。
中央各部门正陆续向社会公布“三公”费用，这是近期媒体热衷的题材之一。
但民众们向来没有“监管”概念，更看不懂那些复杂的百分比其实际意义为何。如果只是简单的以数额多少来判定费用合理与否也说不过去。毕竟，该用的钱咱也省不得。
三公，意指“公务用车、公务出国及公务接待”。与史书上的“三公”（《尚书·周官》：官名，为太师、太傅、太保）完全不同，前者具体到事，后者具体到人。前者是花钱的理由，后者是治国的良方。前者是公务员们的福利，后者是民众们的希望。
不过，缺乏民众监管，就算勉强被公布费用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或者媒体该站出来，结合一些审计机构的专业力量，至少为民众来做一个粗略的判断。该用还是不该用，用多了还是用少了，一比较就有数了。
语出“路人遭遇酒后滋事持刀扎死人被控防卫过当”，原本安分过日子的老实人，结果却因他人的不法之举而承受牢狱之灾，这样的法律谁能遵守得起？
自卫不是暴力。就算是，用“暴力”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也没有错。连国与国之间都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基本，何况是人。
很明显，自卫不该扯上“过当”之说。试问下，哪一次被欺负而忍气吞声的人被社会追问过“防卫不力”的问题呢？既无“不力”，何来“过当”？
法律为何与情理不通？起不到惩恶扬善的作用，立法的人应该去反思。
我们不能阻止罪案的发生，但是，我们起码应该有权利及有能力不为“受害”付出更多代价。
罪恶若不止步，“自卫”何妨过当！
语出“广东787名‘死魂灵’混进新农保冒领38万养老金”，同期被曝出齐齐哈尔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不得不让人怀疑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只是我们知道或不知道而已。
排除恶意的占小便宜的少部分人之外，此事也反映出基层办事人员一向敷衍了事，在其位但不谋其政，食其禄却无忧可分，堪比死魂灵。
“死魂灵”这一说法，出自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书中通过描述一个骗子贩卖已去世但没有被注销户口的农奴的故事，揭示了旧时俄罗斯官场腐败，处处充斥行尸走肉的社会现实。
尽管没人愿意看到这部略显夸张的作品的现实翻版，但中国式的“死魂灵”还是被揪了出来。或有不同之处，但死活有别，同样是“死”，哪里找什么高下贵贱？
当然，那些基层办事人员或者永远也无法理解如何不去敷衍与推脱，要么是群众呼声，要么是领导指示，前前后后，就是不干他的事。那一副委屈的小媳妇嘴脸，让人想去指责，都觉得自己过了分！
是的，你能对一个死人发什么火呢？
语出“人大代表倪萍获奖”。这话题本已过时，但昨晚倪阿姨抹泪写成一篇博文，否定自己是脊梁一说，让人诧异。
事实上，倪萍获得的奖项全名该做“纪念建党90周年•共和国脊梁系列活动之‘十大杰出艺术成就奖’”。简单的说，这个奖项与彼“脊梁”无关。更何况你也看得出彼此有别。
于是李大眼一冲动，倪阿姨就感动了，终于又有人把她带回春晚梦境。可惜事如春梦了无痕……
很明显，“脊梁”有血有汗有生有死，偏偏无梦。它只意味着坚韧的意志、超乎平常的勇气和自立自爱自律的节操。
《朱子语类》明示世人：“况当世衰道微之时，尤用硬着脊梁，无所屈挠方得。”意思是说，在法律不公、道德混乱的社会风气下，更需要硬起脊梁做人的人，那样国家才不会衰亡。
鲁迅也曾解释过谁人堪称国之脊梁，大家不妨对号入座：“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可悲的是，同样的质疑难道还要我们带到下一个世纪去吗？
娱乐，语出“传广电总局将限制地方卫视娱乐节目播出次数”。俗称“限娱令”。与武侠小说里的“奖善罚恶令”不同，此令不公，甚至有独撑央视之嫌。
广电总局从节目同质化、内容低俗化、明星呕像化的现实，总结出既不利于电视业提升，也不利于媒体影响力建设的严重后果。似乎一纸“限娱令”将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限娱令下，州官放火，星星点灯，喜欢被包养的央视或可重振雄风？但万幸的是，百姓们向来习惯自娱自乐，或者苦中作乐。
宋人叶适在《东塘处士墓志铭》中早有感叹：“既苦志不酬，右书左琴以善娱乐。”意思是说，既然不能正正经经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如读读书、弹弹琴，让自己快乐的过生活。简而言之，娱乐，就是让人愉悦。
从愉悦出发，“限娱令”能做到的太有限了。这次广电总局的减法做的不好，下次是否该考虑下怎样做做加法，既不失公正，又能带来增益。
一句话，你得尊重“老百姓是有智慧的”这样一个现实。
1921年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曾提过该词。古代谓之“士”，世人惯做“文人”。在我看来，也可做“知识份子”，滥竽充数而已。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今日之“士”比之古时要“落魄”的多。
维基百科定义道：“知识分子是指运用其智力研究、反思和推测、提问以及回答有关各种不同思想问题的人士。”可见，研究、反思、提问、回答才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反应。
近日，崔永元先客气的把国内知识分子分成三类：曰拍案而起，曰洁身自好，曰随波逐流。接着质问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的“帮忙”？
中国之“士”已坏了很久。余英时曾指出坏的根源：“士”源于“道”。什么“道”？生存之道也！“士”们钻研的是如何安身立命，岂敢为民请命？
怪不得宋人刘挚要教育子女：“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意思是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讲究人格修养，做一个好人，千万不要堕落成靠知识谋功利的人。
但后人们呢？做起来恰好相反，且不知廉耻。
得益于电视技术的兴起，公众的偷窥欲得到史无前例的满足。
最早的一次经典直播，可能是在90年初，CNN凭借海湾战争的报道，告诉世人一个近距离的世界。而让国人印象深刻的08年汶川大地震的直播，央视的一些记者们又教给了我们什么叫“感同身受”。
在直播形态下，人人从受众转换成经历者，但“社会”却不幸被隔离。一个是他的社会，另一个是我的社会。在这两个社会里，我们肆意谈论他的事，却无法再找到真我。
直播，意味着真实、同步、经历。可在人情越发淡薄的今日，人们却很反常的在乎这种感觉。值得一笑的是，他们已很少在意自己的真实、自己的当下与自己的经历。
老话说，物以稀为贵。奢侈品的界定在于不可复制性。从这个标准上来看，繁荣的商业社会里充斥着流水线产品，难有奢侈可言。可笑的是，每年却有数以万亿的金钱在哄抬着这个产业。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ipad，它本不算奢侈品，但爱马仕推出的ipad套套，价格却超过ipad本身，让人忆起“买椟还珠”的陈年往事，于是“爱马仕”就成了奢侈品。再比如说，某女士花了280万元购买了四十几件家具后发现，所谓的100%意大利进口的“达芬奇家居”不过是以低廉的价格在东莞定制的国产货，于是“承诺”就成了奢侈品。
奢侈品可能满足了某种精神需求。而这种满足又成就了它在中国的繁荣，同时，也给世人一种“价高即奢”的错觉。我们必须承认，在奢侈品及强悍的广告面前，人们是没有智商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真正的奢侈品来自不可复制。譬如我们人类自身，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恩赐。但是，请试着自问，你的价值在哪里？
像我这样只读过职中的家伙对“国标（GB）”印象深刻，满脑子里都是标有GB数值的各类机械标准件。如果说“被量化”保障了我们基本的生活品质，那建立在“GB”之上的应该是一种安全感和信心。长期以来，我们以为是那样的安静生活着。
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GB，也没有安全感或者信心可言。唯一存在的就是公众的认知有限，媒体的偏袒和各地利益的博弈。
继公众知悉“全球乳业最差标准在中国”之后，前不久的“北京地铁事故造成1死28伤”也告知公众，电梯国标落后欧标十余年。
在跟大部分公众相关的食品及公共安全中，我们唯一可以信任的“GB”，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一个伙同商家欺骗大众的帮凶，即便是出于护佑地方经济发展的心理，但却置亿万人民的安全而不顾的行为，理应被大众谴责。
而在“工业GB”之外，另有一种“道德GB”，红十字会近期被公众追问、斥责……但有理由相信，在当下社会中，红十字会很容易就能“挺”过这一关。因为公众将渐渐明白自己能做的事似乎不多。
可见，有考核，但没惩罚，是GB敢于落后的真正原因。
辟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先要否定“别人说的”，接着肯定“自己说的”，结果却是“事实”其实不一定。
国人不是喜欢不一定，但不是你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什么真的都会不一定。好在我们早已习惯各类辟谣，就像自我调侃食品含毒与身体健康的伴生关系那样，自嘲百毒不侵其实只能是听之任之。
尽管辟谣是一种自我辩解，但民众更倾向于体现出自己的意愿来。
有美国媒体曝姚明将退役，而姚之队立即站出来辟谣说没有此事。另外的一些媒体却急于为姚明在NBA做个总结。可见民众更倾向于姚明退役，即便不是姚明本人意愿。再举个例子，媒体曝光“女子宝马车内吸毒被抓后称‘我爸是村长’”，一时间，网民、媒体大加鞭挞，甚至称此事做“我爸是李刚”的延续版。可见民众对吸毒女、宝马车、村长爸爸这样的题材有更多幻想。
媒体的断章取义造就了客观的新闻和需要被辩解的新闻，这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满足（或引导）民众倾向。在已麻痹的听觉、视觉和触觉里，辟谣反而有点类似于在昏睡状态下被狠掐了一把，能让人惊醒！
靠！或者民众喜欢倾向“仇视”，也是媒体故意惹的祸？这个谣谁来辟下？！
语出《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人民是永恒的政治坐标”，安徽媒体人徐达内特别撰文提醒该评论中先后出现136次“人民”字眼。什么时候“人民”这个词不只是停留在书面或口头，而是真正的放到心里，我们就真的当家作主了。
人民，意指全人类，《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或可按照你的认知去理解这句古话，人民与禽兽从来都是对立的。
至于人民的力量，近代毛主席也有结论，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语出《论联合政府》）
这篇评论我一个字都没看，只是这个标题吸引了我。但我相信通篇不外乎突出人民该有多重要，诸如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之类云云。谁说谁提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谁在做，以及对人民做了什么！
对于人民，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千万别拿人民当个屁！
骂娘意指用粗俗的话去骂人。这种解释蛮有趣，我很少听到骂人骂出高雅意味来的。
最近有广东的开明官员肯定了群众愿意骂娘是件好事，他说：“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其实也可以反过来问下，为什么领导要发脾气，要骂娘呢？归根结底一句话，领导也是人。
该官员的意思很容易理解，老百姓愿意抱怨（根本谈不上骂娘），是因为对当政者还有期望。比方说我要投诉某某医院见死不救，控诉当地主管卫生的领导玩忽职守，这算是骂娘呢？还仅仅是投诉呢？
正当的投诉未有合适的渠道去承接，而试图跨越着去接受“骂娘”就显得那种包容多不合适，无论是骂的人还是被骂的人，占理的人总要吃更多的亏。
按国人的习惯，输事又输理真正窝囊的很。
朱注放假了，要送他回家。
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上海人，我也无意去纠正他的地理观念，只是告诉他，你是个东至人。现在偶尔也会复查下：朱注，你是哪里人？我总高兴听到他嘴里说：我是东至人。往往末了还会加一句，也是中国人。我八岁的时候，还没有中国的概念。他比我强点，好事。
昨天听弟媳妇说起“新华村”的时候，觉得特有意思。
“新华”是我妈妈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小时候，我总会听到很多跟“新华”有关的事，比如要买个什么东西，或者叫个什么车子，或者看场露天电影啥的，统统都要到“新华”才可以做到。在我心里，“新华”一直是个无所不能的地方。所以，后来在新闻里第一次听到“新华社”的时候，会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那也是我妈妈那里的。
所以，我说有些概念是我们没法遗忘的，甚至掺不得半点假。
但奇怪的是，我又是一个半假半真的东至人。出生在东至，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东至长大。但户口却在东至对江的另一个城，在那个城里，也生活过与在东至差不多的日子。
我喜欢东至，却讨厌对江，但今天又不得不做点跟对江有关的事。如果说现实残缺点才更加真实的话，我愿意理解它做真实。这也算不得掺假。只是一种奇怪的状态而已。
小时候与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同学，可能处在另一种掺假的状态里。我曾问过他的理想，他笃定的说他想做一个很好的商人，很好的徽商。“徽商”是他强调的。可问题是在很多场合，他都要求我们将他当作外省人去对待。我可以说我理解他的处境，但我不能说也能接受他的做法。
对比自己，这算是一种自私。属于一个省的两座城，其实也是两个地方，我是不忠实于任何一方的一个流浪的人。何必去借机指责某人。或者我只是想证明，类似的情况很多，我不要太介意。
好了，稍微收拾下，就要出发了。祝我们旅途顺利！
语出热播剧《裸婚时代》，意指无房、无车、无婚戒、无存款，在物质上还很匮乏的情况下结婚。与炫富对应的是，裸婚是一种自信，裸婚也是一种自由。
因为人人都相信物质是决定幸福的要件之一，对于物质的多点要求，也会根据个人状况不同而得到理解与支持，没完全好坏之分。若真能理智对待，裸婚倒也不算稀奇。但大家更希望故事属于别人，实惠留给自己。
这就勾起芳文的回忆，话说九年之前，芳文是“被裸婚”了（当时没有裸婚的概念），无房、无车、无婚戒、有负债、彩电是用过两年的，甚至没有拍婚纱照……如今回忆，却格外甜蜜，且多了一份感恩。
因为有这个经历，我是铁定支持裸婚。理由有三，第一，没有物质成本的婚姻，更显真诚，也更长久；第二，不介意亲朋邻里观感的裸婚，是活出自我，更加自信的体现；第三，裸婚代表着一种自由，让爱情回归纯洁。
当然，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年我只是顺其自然，没像今天能引申出这么多的意义。
无论如何，特别期待全民裸婚时代的到来，兴奋之余，想起很久之前的一句歌词：快和我结婚吧，虽然我没有钱！
语出各地流行的各类指数，我很关心民众的“幸福指数”或者官员的“辛苦指数”，经济学术语被用以考量社会品质，算是一个好现象，起码好坏都有个参考值了。
相对来说，官员的“辛苦指数”更有价值，也更容易被关注，若指数能与官位高低挂钩，或与酬劳对等，就有了不小的一个动力。而百姓“幸福指数”就较难提升，一则众口难调，二则百姓不需要管自己是否在一个大框框里是否幸福，或者他更喜欢没事偷着乐。
可问题是各类指数是如何建立的，民众还不清楚。昨天糊里糊涂的被幸福了，今天或许也糊里糊涂的就被不幸福了。官员们倒是清楚的很，昨天你做模范，明天我做代表，一来二往的，“指数”就被废了，无人再信就没意思了。
幸运的是，今天既然有人愿意冒险勇立“贪官录”，明天他们也会愿意为好官们建个“纪念碑”！总之，愿意被指数的官员，都是好官员。
总理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对未来中国有诸多期许，对当下中国也有深刻检讨。但简而言之，这只是一次应景演讲，对国人没有实质意义。但凤凰网给的标题让人振奋，是的，我们都喜欢听到“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和公正”这样的消息，可惜那是在未来。未来会有多远？媒体怎会不了解。
我希望未来我有房子可以住，但眼下我每个月的薪水买不了一个平方，更重要的是，这点薪水还跟不上现在快速上涨的物价。未来国家会给我房子吗？我期待。
我希望等我儿子读大学的时候，大学也可以实现义务教育，不需要家长买单。但眼下，我不得不一边满怀感激的接受着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另一边也接受着老师们的冷漠和不负责任。谁能告诉我，“义务”也可以有责任吗？
我希望等我老了之后，可以不用为看病发愁。但也说点现实的，上海要从7月份正式开始逼着企业为外来务工人员缴纳与本地人相同金额的社会保险，让人不得不大骂你娘。当年你要大批民工，我们奉献出青春，你连基本的外来劳动力综合保险都不交，大家伙也没半点抱怨。今天你要少数精英，一纸命令就可以加高门槛，无非是想把这些老家伙赶回原籍。于情不通，于理不达的事，你打算还要干多久？
……
总之，我的希望与总理的希望是类似的。更加值得彼此同情的是，大家都不知道现在该做点什么，该怎样做才可以接近一点。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谁允许你做，谁推动你做，而又是谁决定那个“谁”是谁。
也许将一切快乐与痛苦推给未来也不是个坏主意。
语出一直很火的“我是谁”系列事件，近的有郭美美是谁，郭子琪又是谁，稍远点的有我爸爸就是国法、我是人大代表等等。网民们喜欢追问你是谁，而“我”也早已陶醉在“我是谁”的幻境中。
到处标榜我是谁，而独独忘记我是我，无非是为了那点享受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老话倒是深入人心的很。那“为人民服务”呢？传播的也算久远了，能做到的为何没有几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趋向“人性本恶”的。
还记得电视剧里《武林外传》里吕秀才用一句“我是谁”的问句杀死了姬无命吗？
成龙有部电影叫《我是谁》，我很喜欢里面的主题曲，主题曲的名字恰好叫做《有过去的人》。对比下这两个主题，芳文看出点冷幽默：分不清我是谁，其实也就是在吃老本，终有吃不了兜着走的一天。
试着固定下来写点评论，尝试着去理解一些新闻，了解一点民生，多点时间去思考别的人是如何过日子的。
财富是一个老话题，老话题里每天都有新新闻在上演着，媒体是在向大家强调：如果你想更幸福点，你得有钱，有钱，更有钱。
广西某县为感谢某医院救活了一名党员，一名英雄，一名政府干部（其实，就是一个人），决定从党费中拿出40万用来奖励医院。对比下经常看到的某些老百姓没钱看病的新闻，这个用作奖励的40万格外刺眼。如果说你有党费可以用来奖励，老百姓是否该完全从新农合中受益享受免费医疗呢？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医院本身就是该救死扶伤，没有值得奖励的道理。社会必然会怀疑，凭什么同样是本分做事，结果却是两样呢？当然，这个时候去拷问医者良心，有点煞风景。但一想到，下回医生们都为了奖励而工作，屁民们是不是要烧香祷告，莫让自己成了奖励外的祭品。
有人怕做祭品，也有人争着要做祭品。
传武汉“财富英雄相亲会”近日开场，一群号称身价3000万以上的家伙们在某个浴场集体相亲。现场的关键词是：阳光、人造沙滩、肮脏却也带点趣味的湖水、廉价的舞台设计，戴着墨镜穿着潇洒的年轻富豪、身着比基尼的年轻女人、或过份自信或自卑或表演痕迹过重的各类表情、或淑女或小三或站街女或怨妇的各类神态……
老百姓们会很简单的理解这些女人，但事实上你也不得不简化成那一个字。但可悲的是，财富英雄们只是过来耍耍而已，真想娶媳妇过日子的，弱智才会这么干？
于是，现实告诉我们：财富、英雄总是与纯洁无关。
早上被停电了，打开电表箱，抽出两个插头，其中一个的保险丝断了。另一个插头上还多了一截铜丝，不清楚它是怎么被放进去的。或者这两个插头根本就不是我家的？
来了上海之后，脑子里就没了“邻里关系”。现在对门的两室一厅里合住着六七个人，这让我们多点担心。自从去年12月他们搬进来之后，我家的电表总会无缘无故的跳闸。可能我这种表述不太准确，但从时间点上来说，那是事实。或者不该将“他们”扯进来。
有一回下班，在楼下遇到对门里住的一个小姑娘，她主动与我说话，但我全以“嗯”、“哦”回应，可能会令到她不舒服。我也承认不够礼貌，但我真的不愿意去认识她们。
后来又有一次早上上班，在车站等车，又遇到这个小姑娘，老远的就同我打招呼，似乎是相熟已久的朋友，我同样以微笑、嗯、哦应对。只是等她走远之后，我开始检讨自己，觉到一种让我自己也不舒服的冷漠来。
对于邻里关系，我会习惯性的防卫。微笑、少言、少纠葛。不喜欢麻烦，更不习惯在这里打这样的交道。我是觉得，这种交道于我而言，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只是这种想法和做法，只在上海生效。回到家里，我很乐意见到熟人就会叫声婶子、叔叔，遇到需要帮忙的，也会毫不犹豫的去搭把手。
对比下这两种，我才知道，我不可能会在这里留太久的时间。从潜意识里来看，我该不会计较被停电这种事。能解决的就是好事。
谐音“扬眉吐气”，语出“鄂尔多斯超七千人资产过亿”，指那些依靠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气等资源发财的家伙们，在鄂尔多斯，或在榆林，扬眉吐气道：“俺不穷了”。
古话说，“富贵在天”，但今人会有误解，以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生存哲理。其实，这“天”也不全在山山水水，个人的修为也是“天”，甚至更加重要。
假想下一百年之后以孙辈的情怀来追溯自己：我爷爷当年都如何如何发迹，你会喜欢听到哪种表述？最起码不该让子孙骂你连子孙饭都抢光了吧？
芳文感叹，这世上有优质的富豪，像乔布斯那样，用创意收获财富，更用创意改善生活。也有低劣的富豪，像煤老板那样，与子孙抢食，与环境为敌。可为什么你就只能做后一种呢？
语出“群众演员扮保安驱村民”，事发北京丰台，为了阻止当地村民在征地现场闹事，有关部门找来几千保安来镇镇场面。在人数不够的情况之下，又找到群众演员充数。
这条新闻反应了两个问题。第一，北京保安严重缺乏，全国各地职校可扩大生源，以供首都之需。第二，群众演员开始跨界发展，早前传知名演员吸毒、嫖妓。但与此事相比，统统都是浮云。
当然，如果你敢于自称“我是一名演员”，你就会无视这条新闻和这帮群众演员。
虽然演员不一定都是君子，不知道有所为或有所不为，但基本的自我修养还是应该要的。这让我想起毛主席说的某个动物，叫“纸老虎”。其实纸老虎也是一名群众演员，是道具，专门用来吓唬善良的人。
不过，芳文终于还是想通了，不该对一群只是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群众演员发难。尽管良心这件事是平等的，有或者没有，都不该找借口。但如果要张嘴吃饭，就不该自作聪明的讲什么良心，对吧！
说素质很重要，有人不信邪，偏偏把微博当作邮件来玩。老话说，没吃过猪肉，也该见过猪走路，可是某局长这边吃着猪肉，另一边不相信猪会走路。近日，江苏溧阳的一位局长微博直播与情人开房全经过，让屁民大跌眼镜。
有一点似乎不需争论，抛开这位局长的身份不提，单单就调情工具而言，QQ、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甚至微博都已经被情种们利用的非常到位。一则说明大家与时俱进，二则也意味着情种们不在拘泥于花前月下，所谓处处有情处处调情。
在“有钱便有一切”的观念下，整个社会对小三的态度显得暧昧。甚至在行为上，婚外情也屡见不鲜。在你我的身边，处处可见。
透过微博开房的是不是局长无所谓。透过QQ视频裸聊的是不是街道主任也没关系。于是，全社会来讨论全社会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抛开当事人的社会身份。
但我们似乎有一种倾向，更愿意拿一小部分人来替整个群体抵罪。或者叫祭旗更恰当一些。因为挑出这些替罪羔羊之后，人们还是一切照旧，照样与小三卿卿我我，照样与属下暧昧不清，照样与朋友妻秋波暗送。那部分人的替罪变的毫无价值，只是可怜的无用的一个祭品而已。
全社会都在侥幸，这次捉不到我便是，下次我要更加注意些。出乎意料的是，整个社会的自我防御机能被提升了。
屁民特想问下，这算是笑话呢？还是笑话呢？还是笑话呢？
语出广东增城公安局近日发布的一则《通告》，称“举报者为外来务工人员，成绩突出的，可获‘优秀外来工’称号，给予迁入增城户口。”意思是说，举报老乡，就能给办户口。
我宁肯相信这是增城公安局的文字组织能力稍差了点，也不愿意相信鲁迅笔下的事件再次重演。1930年前，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记下：“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
如今，同是老乡，则要被互相告密。同是中国人，则要以办户口相诱惑。同是生命，却要分个你我高低优劣。
芳文觉得自己能做的好事不多，但最起码有一条，昧良心的坏事绝对不做。也许这一条已经够了。你觉得呢？
有媒体报道了一则父告子的新闻，大意是某父欲状告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不能常回去看他，法院的法官通情达理，按下告诉用一通电话解决了问题。听上去有点山海经的味道。但仔细一想，也是事实。留守儿童值得关注，留守老人同样不该忽视。
懂事的子女按时寄钱给父母，算是一种孝顺。但还远远不够。父母亲更需要的也是陪伴。我们可以陪着孩子长大，我们也应该陪着父母老去。
想起某人在昨天的饭桌上问起的那个问题：如果说上帝是全能的，我们人类又是上帝的子女，为何上帝自己要独享永生，而给人类只有100年左右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全能的上帝为何没有给子女们一个选择的机会。
人类或者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但社会就是上帝，冥冥中“安排”了一切。为了生存，你得离开家乡，去遥远陌生的城市，找一份工作。你必须忘记家里的孩子、老人，假装你是一台生存机器，然后，糊口，然后，养家。然后，老去。然后，看下一辈人如此循环。在这个过程里，你可以选择吗？或者问，你为了选择而做了什么？
或可从另一方面来理解人的选择，往好的方面去想。但只要问一个问题，“为何是你而不是他”。就可推翻所有假想的美好。
不如回到根本，你需要的是什么，美好的生活，对吗？你是如何定义这样的生活？完全由物质来决定？还是其他……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带一点理想主义的人，活得会更幸福点。
《北京日报》有评论指责当下媒体更喜欢“情绪表达”，而非客观理性的表情达意，并警告情绪表达很伤人，一来放弃了媒体责任，二来更是破坏了社会信心。
乱扣帽子是媒体的通病，可以理解的是媒体总得找一个理由去指责社会（包括媒体本身）。如果论据也足够充分的话，人们还是乐于相信或暂时相信或从中得到一个思考的机会。如果结果也只需要这样的话，媒体“哗众”之本性无从改起，也无可厚非。
指责谁或者赞扬谁，是媒体习惯做的，甚至成了业务模式：树立观点—-寻找论据—-去证明。无论是在何种地位的媒体里，也总是由一个单个的人去完成这种看似公平、客观的指责和赞扬，尽管社会允许，但扪心自问，你们做的真的没毛病可挑吗？
我想起许三多在《士兵突击》里责问队长的一句话：“你很在意你设计的那几个小时的经历，但你不能体会在那之外的大半年时间的其他经历？”媒体很在意自己的文字或认知，但也习惯回避事实。对那些与你论点不合的事实，总是视而不见，或者总是看重自己认为的对与错。要知道否定本身也是一种否定。
大众媒体不同于个人博客，在这点上，个人博客就自由的多。我更喜欢“情绪表达”，因为博客是没有设定读者的，博客能够提供的，只是一种认知的交流。是给世界提供一个看我的机会。
很明显，媒体需要忘记我是谁。
媒体的数据总是让人看不懂，针对个税起征点，凤凰网称有85%的民众不赞成3000元的起征点，有48%的民众要求改3000元的起征点。尽管凤凰网也承认参与此次投票的民众更多的还是来自发达地区。
但屁民还是没有看明白，民众们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起征点。或者，起征点是多少根本就没个统一的标准？
以自己举例。假设我（一家三口）在上海可以拿6000元的月薪，除掉房租（1800）、水电气网（200）、生活开销（1500）、子女教育及娱乐（1500）能够剩下的还有多少？可能是1000～1500元。但若换成在池州拿这样的薪水，同样的生活水准至少可以多剩个一、两千元。
这么说吧，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统一的个税起征标准，就好像是把中国与美国放到一个篮子里同等对待，不考虑地方、经济条件及人口素质等差异的统一标准，只是被统一了，但肯定不是个好标准。
屁民觉得，个税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制定一个最高限与最低限，最终还是由各地市参照国家标准而自行设定。对于经济状况落差极大的地区，比如说亿万富豪与低保户或许就是隔条街的城市，包括北、上、广、深等地，最好还应该依据不同的月薪来制定其个税起征比例。
当然，如果政府考虑不征个税或以其他方式—-比如购买国债、购买社会保险—-来加以改良，屁民更要拍手赞成。
不过，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是愿意让更会赚钱的人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呢？还是让更多的不会赚钱的人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
语出“央企负面新闻井喷，身陷丑闻焦虑”（南方网），从中石化广东公司的“天价酒”，到中石化云南公司“乱发奖金”，再到国家电网安徽公司“违规配公车及集资建房”，以及中海油人均38万元年薪等等，对于“民企”来说是该敲锣打鼓的“好事”，却因为“央企”的名分而被社会痛恨。
听上去，我挺同情央企。作为曾经的某国企下岗工人，一点都不隐瞒个人对国企那点小福利有所眷恋。走出体制之外不再享有这项特权或者从未享受过这类特权的人知道特权意味着什么！歧视！剥削！压迫！或者其他任何与不公平相关的词组。
但你还能怎么办？还是南航的机长说了句大实话：“跟央企玩，你玩不起”。
不过，我仿佛看见，有不相容的两股水流，一个已浑浊不堪，另一个则暗涛汹涌。
语出印度正当红的一家名为“我行贿了”的网站，这个站点在短短一年之内就汇聚了1万多条腐败举报线索，帮助印度政府惩处了20多位官员。办事效率有超越有关部门之嫌。
行贿是一种权钱交易，意指进行贿赂，以获得额外的利益。近年各类行贿案件在各大媒体被频频曝光，或可表明上层已下决心来惩治贪腐。
但贪腐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更加上国人自视比印度阿三聪明百倍，惹了自己的利益背后打个小报告是不用动员的，但若没有利害关系，国人更愿意将秘密藏在心底，或当成日后交易的筹码岂不更好。
芳文认为：
无论你是否支持，惩治贪腐、甚至从从学校教育上疏导“贪腐意识”这件事已经在慢慢进行了。
最近印度有家名为『我行贿了』的网站窜红网络，该站鼓励行贿受贿当事人以亲历者的角色来爆料，向公众及政府提供贪腐线索，惩治不法，以改良社会。
原本认为爆料人更习惯用围观者的态度来探讨社会问题的思路终于得到转换，亲历者自爆丑闻一旦成为主流意识，将会增进社会的自省机能。这比躲在角落里打别人的小报告要有意义的多。
远在中国的屁民们也该向邻邦的屁民们鼓掌致意！好在国内也有站长立即做出响应，包括“我行贿了”、“我行贿啦（522phone.com）”和“我贿赂了（ibribery.com）在内的三家网站也于近期分别上线。
与对待其他新生事物的态度一样，网友们对此事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样的平台可以成为民众与政府沟通的重要渠道，对打击贪腐现状的迫切期待是基本的民意。但也有网友对国内的这几家新站提出质疑，怀疑建站的目的不够单纯，作秀的成分较大。主要原因还是出自对于运营团队背景的担心。众所周知，当代社会永远不缺乏由下至上的推力，但起步开关始终还是捏在上头。
网友的担心可以理解。一则更多的浏览者是以围观猎奇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二则那些爆料者不得不面对举证等危险事而需要极大的勇气；三则，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能解决问题的人或机构来及时处理这些线索。
如果只是将一个人的愤怒通过传播演变成一千个人的愤怒，但没有为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而引发其他负面效果，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国内严苛的互联网环境下、民众明哲保身的社会意识里以及政府机构高高在上的沟通机制中，很难存活这种“有勇气”的网站。
它或许只是一现昙花，但无疑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一起值得纪念的事件。
语出当下流行的电视节目类型，比如正当红的《非诚勿扰》（江苏台）和《中国达人秀》（东方台），以平民的非角色表演，来试探人们的伦理底线。
真人秀的红火来自人的“偷窥欲”，试图对他人生活的观察以完成对自我的精神期许。在低档劣质的真人秀节目中，你会更容易发现这个本质。
以江西台的《金牌调解》为例，节目本该通过当事人先陈述事情因果及当前困局，由观察员抒发围观意见，最后由调解员提出更加合适的办法，以解决当事人的实际问题。
也就是说，“解决实际问题”的节目原则才能帮到当事人，同时也更符合社会伦理的需求。一旦观察员和调解员将自己当成审讯囚犯的陪审团或者法官之后，这档节目就彻底被娱乐了。
不过，在芳文看来，真人秀也是了解民情的一个好方式，你不可能很理解社会总是充满意外的。因为你可能会从中恶意的获得某种满足，看着别人的不幸，没有自省的同情就显得假惺惺了。
语出“吉林杀父男学逃生手册躲避追捕”。可耻的家伙应该是在《逃生手册》里没看懂“心理调节”这一篇，也或者是良心发现，总之最后放弃逃亡，自首归案了。
于是少数媒体淡定的宣布此次逃亡失败，以一个闹剧收场。但也惹出一小撮读者们有了期待“越狱”之嫌。当然主角不会是这等杀父禽兽，真正令人期待的是可以飞越疯人院的精神病们（延伸阅读）。既然杀人者可以大摇大摆的去“逃生”，那么被害人如何不可以正大光明的去“越狱”呢？
“越狱”一说并非由美剧所创，最早在土匪日记《水浒传》第三十回里就有提过：“此时武松得松宽了，已有越狱之心。”原指囚犯逃离监狱。现在也可引申做逃离或反抗某个不喜欢的环境。总之词义褒贬要因人而异。
但我最害怕因人而异，担心好人得不到好报，更害怕坏人得以偷生。
广州传来好消息，当地政府决定在今年给具备一定条件的7万多户困难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媒体显得很兴奋，还举例说明，只要40多元的月租就可以住上40平米左右的一室一厅。
帮助困难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屁民当然喊声支持。最低阶层的人因政策而获益也多少让我觉得身处社会其中的一丝自豪。但如果以今日老百姓务实的价值观来看，这种举措多少有点抑善扬恶，有失公平。
首先，我相信造成困难家庭之所以困难的原因肯定不全在社会，若因个人懒惰等原因来让社会去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于情于理不通，并不值得提倡。
其次，对于那些通过苦苦奋斗，背上巨额房贷并且慢慢苦捱二三十年才住上一室一厅的打拼族而言，廉租房更意味着实惠，不再有关心产权属于谁的问题了。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让大家都爱上廉租房将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鱼”或“渔”会影响一代人的价值趋向。
一个向善循环的社会，应该扬善抑恶，在帮扶弱势群体的时候，也需要奖励那些积极上进的群体。更重要的是，社会应当反思下如何降低奋斗成本，让一辈人不至于为了一套房而奋斗终身。我们不想成为没理想的民族，对不对？
围绕着强拆的话题无非是需要地表上的那片土，屁民们是否可以想个办法钻到地下去过日子呢？像个老鼠那样有尊严的去生活，或许就不用那么被动卑微了。
传说中的中国第十个特区义乌传来消息，为了让市容看起来更加整洁，约有2000名打工者被赶入深山，在坟墓群附近搭起新据点……是否有联想到好莱坞电影里的某些场景？肮脏的棚户区、卑污的人、冷冷的天空……好了，这些都是在发生的。
让我们来恶意的揣测下不会发生的，假如我们（也可能包括尚未中产的你）必须举家迁入深山，或者更进一步，往地下发展，真希望我们可以“进化”的更快一点，比如生出一对可以打洞的手？甚至是一双翅膀什么的。不过生理的进化速度不及心理，我们在心理上很容易接受一些现实，尽管在生理上根本就没法做出准备，但谁管你？
让我们放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的念头吧，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扔到一边去，暂且先考虑怎么活下来更加现实。
住进地下或者迁回深山确能保留一线生机。且退且想且怨恨：靠，要不是当年我穿皮衣的时候没想到今天，老子山里打猎过日子简直赛过神仙。
但今日，恐怕得好好的去适应与蚯蚓争食的日子了。
《纽约时报》对药家鑫执行死刑一事也有报道，该文提到国人对此案的看法有二，一则如我等屁民鼓掌欢庆，说什么这是法治的胜利。二则如那些理智的精英派略带不屑，将药之死归罪于网络暴政。对于这两点，屁民都有意见。
其一，如果说有法可依、有法当循是正常社会的正常事的话，哪里会有人对法治的胜利保有额外的惊喜？或许该文撰稿人还停留在70年代的中国。对此，我更愿意说，药家鑫的死是对“有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富人意识”的纠正，与法治本身的关系不大。屁民的焦点也从来没停留在法治层面。
其二，国内那些自诩理智、清醒的精英派，将他人的伦理观念强行提前与最高文明接轨，而将自身的伦理观还紧紧的绑在裤腰带以下。所谓的网络暴政，不过是他们对民意的一个曲解和掩盖，为什么要曲解？又试图掩盖什么呢？
首先，这帮围观者们早已习惯了站在远处指指点点。我们只要稍许注意下这类或那类新闻，受害者往往来自与精英无关的另一个阶层。精英看屁民总是居高临下，就好比站在岸上的人抱着双手对在水里挣扎的溺水者做一些仁慈、清醒的提示……但是看官们，如果你不能立即施以援手，我就只能祈祷下一个落水的是你。
至于群体暴政强于个体暴政，精英们防患于未燃也不算过分，但在连基本保护能力都没有的弱势群体身上加之“暴力”色彩，除了栽赃嫁祸之外，更是将屁民当作异类打压。可恨的是，精英们的强盗逻辑稳居上风，精英暴政已然流行，屁民们却浑然不觉。
在端午节祝福朋友们节日快乐显得不够庄重，因为这个日子与“怀念”有关。我们所有的怀念都应建立在悲情之上，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忧郁历史的传统民族。
南朝吴均（梁）在《续齐谐记·五花丝粽》里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意思是说得不到朝廷重用的屈原，眼见国家衰亡而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
在后人看来，屈原或忠或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还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有那样的一件事。人与事对一群人的教育应比知道一个人的对错更加重要。
但后人只是知道其重要，并没有从中学到什么。比如为官者的责任心，你只见过畏罪潜逃或自杀的，有见过因为做不好事情而自裁的吗？再或者围观者的包容心，你只见过里三层外三层的冷血旁观别家喜丧，有见过因为价值认同而悲喜的吗？
所以在今天来反思自己是一定没有错的。
想想我们为社会做了什么，社会才会如此对待我们，或许这个节日才有纪念意义。
语出“中国百万美元收入家庭超过百万户”，对比下个人的收入，想想也算活在这芸芸众生堆里，不知道该不该惭愧。
富贵，词出《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意思是说生死富贵都是命里注定的。 按照古人的说法，我大约能将红脸转回个白脸来。
一方面，农村里的大多数人月收入不到一千，另一方面，贫困农民的年低保也不过六百元。
所以，简单看来，富贵还真是一个“命”的问题，既然如此，各位也就不要在抱怨了。
借用一句歌词来安慰自己：
命里有时终需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语出“17岁小伙为ipad2卖肾”，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操蛋但又发达的物质文明，将精神文明不能同步的人折磨的痛苦不堪。
卖，词出《说文》，出物货也。意指拿东西换钱。比如卖婚、卖爵、卖货、卖春、卖契、卖文等等。似乎大家喜欢以具体事来对“卖”做个褒贬，可事实上凡“卖”必无对错，你能说哪种更好？
小伙为ipad2卖肾或者少女为iphone4卖初夜权与其他各种卖无高下之分，无非是用各自拥有的“资源”与其想要得到的另一个“资源”做个交换，这种可“交换”的权利需要得到尊重。套句名言“我可以不赞成你的交换结果，但我尊重你行驶交换的权利”。
不过，国人也不用太担心，在日本、港台等地流行的“援交”现象早告诉我们：国际社会“卖”的很疯狂，跟国际接轨不是我们的口号吗？
你情我愿的买卖都是不容置疑的。
芳文点评
买卖买买卖
卖买卖卖买
语出“微博直播打拐”。虽然是打拐路上的一个小插曲，但大多数网民还是肯定了这次警民合作。同时再次印证了那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打拐，意指打击拐卖人口。自本山大叔小品火遍大江南北之后，“打拐”也延伸出提防忽悠的意思。总之，防范胜于打击。
清人曾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提过“拐卖”的说法。可见，拐卖古已有之。
但“拐卖”之事为何屡禁不绝？除了自身应该做好的防范之外，社会给予的“多心”非常重要。简单说，我们应该向那位微博打拐的网友学习，只要人人都愿意在这件事上“多用点心”，真正的拐卖者就没有容身之处。
芳文点评
群众打拐要支持
警民互动暖人心
抓住一个算一个
错上一千又何妨
语出“冷血护工”，既包括“郑州护工郑焕明夜半逼老人喝尿”，也包括可能已经被人遗忘的“大连某养老院老人遭护工拖鞋抽打，后因脑出血死亡”、“安徽女护工撕下老人半只耳朵，随手扔进垃圾桶”等事件。
养老，意指奉养老年人。《周礼·地官·大司徒》有记：“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意思是说，政府照顾好老百姓需要做到六个方面，第一就是爱小孩，第二就是养老人，其余不表。
按我的理解，护工应该与老师一样，是一个极具高尚道德色彩的职位。但现实之社会，护工不义，反而显得正常，热情或冷血，全要看护工的心情。于是，冷血护工层出不穷，也不足为奇。
如果想要求护工多点公益心与爱心，成为义工，社会又该做点什么？
芳文点评：
一小和一老
烦恼真不少
多爱多关注
社会才能好
『每日论语』将在安庆生活社区、私人媒体及乳透社三处同步更新，感谢阅读。
5月26日，湖北省监利县一名小学生用一根塑料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年，他才九岁。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一名父母离异的留守儿童在校园里被推销教辅材料的推销员忽悠—-谁听说过教辅材料里还夹带电子表的？—–回家后向爷爷奶奶要钱没有得到及时满足而自杀。
因为学校管理不当，让推销人员进校推销教辅，甚至用卑劣的手段哄骗低龄学生的行为应该是一个主要诱因。如果没有那块电子手表在作祟，一个九岁的孩子会为买不到一套教辅材料而自杀吗？
问题不止如此。父母离异，被留守也是一个因素。
就算国内高达30%以上的离婚率不会令西方人咂舌，但也一定让孩子们承受不起。不负责任的父母可以打着自由生活的幌子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可曾想过自己的幸福需要毁掉孩子一辈子的幸福作为代价。孩子是你自己，是家庭，是家族，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希望，家长的那点幸福跟孩子们的未来比起来能算什么？
父母离异的孩子是被抛弃的，孩子们自己会这样认为。被留守的孩子是另一种抛弃，孩子们潜意识里会这样认为。试问，一个孩子能承受几次这样的被抛弃？
说回学校，作为义务教育，我很难理解教辅材料的作用。即便需要，至于搭上一块电子手表来做促销吗？很想问学校，你们搞的是义务教育？还是义务促销？
……
想到这个孩子比我的儿子仅仅大两岁，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有逻辑的来表达我的愤怒。要骂他的父母、他的学校都不够。可是，除了责骂，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
该去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家老少三代在同一个地方去工作、去学习、去生活？还是要问那些吃公粮做私活的混帐玩意儿就不怕天打五雷轰、有天谴、遭报应？
或许等你发现“留守的是儿童，禁锢的是希望”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都做不了，真的，除了表达疼痛和愤怒！
或者，赶紧回到父母妻儿的身边，那里才是家。
语出“李承鹏参加人民代表选举”，对于李大眼尝试实践公民权利的行为，屁民表示支持、支持、再支持！尽管李承鹏代表的仍然不是屁民这群低阶的人。
选举，意指用投票或举手等表决方式选出代表或负责人。但这种“从下自上的关系”在近代西风东进之时才有转变，更远一点，选举还是“从上至下”的，也就是由上面说了算。
古人在《文子·上义》称“仁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轻重之权，此上义之道也。”明确选举必须公平、公正。尽管这种选举还是来自一种“上对下”的提携，但公平、公正的要求已成选举的基础。
李承鹏是个写字的人，能说点真话，而且有条件让更多的人听到他说的话，他在表达上少了很多障碍。但作为人民代表，也就是民意代表，该如何保障“倾听”而不是个人好恶，会成为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顺便插个小故事，西汉时候，武帝召集群儒问：“我欲振兴政治，效法尧舜，如何？”谏臣汲黯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唐虞呢？”……我只想强调汲黯的“胆量”太不容易。
当然，开放之中国，若上比武帝更有雅量，下比汲黯更有胆量，才是中国的幸运。
无论如何，对于任何人遵守宪法去实践公民权利的行为，我们都应该无条件的支持！即便是围观，也要给出掌声！
芳文点评
一路走好！
装笔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困扰过我，无非是对农民身份的眷恋，对于城市身份的鄙视，以及，更重要的，我想去纠正别人眼中的我真的很在意农民身份，这就是无意义的困扰，时常检讨自己有没装过，怎么装的，装到什么程度，一一分解开让自己知道。
昨天，我又听@司马平邦分析所谓的精英腔，于此，我又开始担心。精英腔或可理解成装笔的另一种形式。
@司马平邦：现在的网上邪气四溢，全缘于正气不扶，人们以叽叽歪歪的精英腔为荣，不管是鸡蛋还是土豆都要挑出两根骨头，没有骨头恨不得塞进两根再挑出来，这是病，虽然它多少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病，但自己的病还得自己治，因为没人会替你去病死，如果你不想跟着这个患病的社会一齐死的话。
于是连同我所知道的人与事联想起来，会发现这种精英腔确实流行的很。无论是报纸评论，还是杂志专栏，或者个人博客，尤其是在大大小小的微博上，“批判”是行文表意的目的，精英们将自己放在围观者的立场上，去评述别家的事，若真是别家，倒也还好，毕竟热心于跟自己无关的事，也能称作公益。问题是，他批判的反而拉底了他的道德底线。
随意举个例子（对高晓松有点残忍），高晓松醉驾前对药家鑫案表达过批判，结果他也犯了其中的一件错。原本站在道德高地的批判者，见到犯错者的错误被社会容忍并符合他的心理预期的时候，他也许就会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当然，我说的可能极端。
我只是被提醒这种精英腔的坏处来，一则精英腔无人去听，听不进去，自我站队成两个世界的人没有沟通的基础。另一种精英腔会将精英层带进一个死胡同，那就是每日里思考的不是改良，而是批评。一个充斥批评而无建言的社会，人们该往哪里走？
我当自己也有这个毛病，从今天开始起，我会改。
语出“河蟹”，谨以此篇悼念又一家可能已被河蟹的网站及无数家已经被河蟹的网站。当良心与责任心需要付出额外代价的时候，悲哀的人一定不会觉得羞耻。
和谐，意指“使和睦协调”，词出司马光《瞽叟杀人》：“所贵於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
司马光提倡的是“百善孝为先”，也对也不对，尽孝必然使得家庭和睦，但“家和”不一定能“社会和”，如果不能正确的看待“别家的和”的话。所以我更喜欢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解释，也就是说，和谐就是包容异己，允许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行为存在。包容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但今日之社会，河蟹横行，肆意践踏民意，甚至让我等屁民，不知民意何在，将原本属于大家的声音变成一个个无力的呐喊，成了一群被割裂开的精神病人。无语的围观者和失语的呐喊者隔着高墙，对空长叹。
芳文点评
墙外花开墙内烦
河蟹翻墙为谁忙
始皇功劳大过你
仓颉岂容尔猖狂
语出“极具职业精神”的律师路纲之“药家鑫案受法外因素干扰导致审判极不公正”一说，我想请路纲先生出面解释下何为公正？何为极不公正？
公正，意指公平正直。词出《朱子语类》卷二六：“只是好恶当理，便是公正。”
“药家鑫案”能被视为普通案件？开车撞人确实普通，举刀杀人就不普通，开车撞人之后为逃避责任而举刀杀人更应该被视作天下奇闻，用“普通”来开脱，路纲律师如何对得起你的职业？
莫非路纲律师每天遇到的普通事都与之类似？如是只能极度同情你了。或者你只是想开一个很冷很冷的玩笑？还是你觉得穷人就该有这样的下场？
芳文点评：
缺德律师若无畏
穷苦百姓就遭罪
懒理路纲装无知
良心帮你辩是非
听人劝，吃饱饭。我刚听小村的建议把社区的名字由公民社区改成生活社区，结果就听到来自最高级别的指示，原来公民社会就是西方为中国人设计的一个陷阱。感叹中国人英明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高兴，真想唱一首歌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好一朵美丽的……
唱歌我会忘词，对于公民社会的理解，我也是不全面的，但公民与生活有点类似于男人和阉人的区别，不能说生活就是公民的全部吧？但一想想昨晚给儿子讲的关于“胜”的解释，我心里也就多了一点安慰，能生存才是王道。
为啥说公民社会是个陷阱呢？上级领导分析：『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容易使人们产生对现实生活的高期望，反而把人们欲望的“胃口”吊得越来越高，社会情绪就无法安抚；政治上，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如果不“遏制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综合体。领导强调要抑制极端个人主义，对于我爸是李刚这样的行为，对于药家鑫的行为，对于韩方奕的行为，对于已经形成的群体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比方说官二代、富二代、商二代、妓二代……上级领导的意思是都要抑制、打击，对此，屁民表示坚决拥护！
这些人，有了钱和权利，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想着要做衙内了，就想着要鱼肉百姓了。幸好我们的领导看得非常清楚，深刻洞察这一切，这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在捣鬼，什么公民社会，就是个陷阱。
屁民个人觉得上级领导还有一个很明确的意思要传达，就是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要积极举报这种情况，对于各地的极端个人主义情况要积极反映，口口相传，让领导们处理起来更有信心。
对此，屁民表个态，我会积极利用微博来向这些极端个人主义宣战，努力做好一个屁民该做的工作和义务！领导们，你们放心、大胆的工作吧！
对于我所不喜欢的安庆来说，我一直想做件事，让它变得让我喜欢（理解我这种变态心思的人，定能成为我的好友）。或许，一件我认为值得去做的事能让我超脱所谓的喜欢或厌烦，低级的心情游戏咱该无视，都已成年了不是？
于是，利用着业余时间做了一个小型社区，想法很幼稚，动机很单纯，行动很快捷。从有想法到最后上线，花了一个月多点的时间。我期待围观的人能看出我的诚意和好意。
D.L叮嘱我，不要老想着给别人什么，得看看人家需要什么。能做到这点当然更好，问题是凭什么让人家主动来告诉你他的需要呢？所以我会担心这份好意，未必会有人心领。
但我的“担心”又是“多余”而“危险”的，我发现掩藏在内心深处的某个欲望在闪耀。不是说“无欲则刚”的吗？好吧，灭了它。
除了宣布网站上线的事，我还想征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的身份，我想该称做“公民记者”。
说公民记者，或许又要解释上许多，对于《宪法》我了解的又太少，只隐约记得在《宪法》上，我该称作公民，如是而已。
而在传统社区里，也早有“版主”一说，但看懂这四个字（公民记者）的人一定知道我要的不是他。折中下吧，我们不如叫做“平民记者”或者“百姓记者”。
这个人或许刚从田埂里走回家，脚上还是一脚的泥，但双手已经洗的干净，他想告诉我们这个季节该做些什么样的事，要除草还是施肥，或者告诉我们麦子缺水没法生长，该从三里外的大坝引水过来才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告诉我他们村的哪户人家生产了，生个男孩，有9斤9两重……
我希望从百姓嘴里知道百姓关心的事，而这个人就是百姓，他的眼睛就是百姓的眼睛，他的嘴巴就是百姓的嘴巴，他就是我要找的合作伙伴，他就是我的同道中人。
当然，他不一定能受到世俗的尊重。但一定可以让专业的新闻人瞩目，我确认这一点。任何一切以事实为基础，以民众需求为中心的观察和写作，都是值得尊重和关注的。
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人，最终我们会组成一个独特的团队，最终，我们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社区。
据各大媒体刊发的新闻通稿报道，中国启动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屁民试图探讨下个人未来的社会角色，好适应新的发展趋势。
报道中称，这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2010年3月《选举法》修改后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也就是说，不分城乡，每一个数量级（假设为100）人中将选出1个代表，城市人与农村人的代表比率将均等为1：1。在此之前，城乡有别，比例为4：1，看上去城里人要比农村人优秀个4倍以上。
于是，关于农村代表的人口素质问题被人关注。在屁民看来，那些依据人口素质来决定代表权的家伙，与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鼓噪者其实就是一个逻辑：优胜劣汰。并未理解“民主”本身所具有的与“生命”同样的平等意义。
对这种认为是被恩赐的权利，屁民表示难受。更难受的是，报道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屁民是开始有了选举权，还是也同时拥有了被选举权？当你不能保证自己也可以被选举，你怎么能确定你要选举的人愿意为你服务？如果只是做个围观撑场面的观众，屁民还是洗洗睡睡更加实惠。
当然，屁民也该乐观点，相对于以往来说，屁民似乎多了3倍的机会，如果走走关系，搞搞帮派，说不定也能混个代表做做。好日子快到了。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说：个税体制设计极其简陋，甚至弱智。这种税制毫无疑问打击了劳动所得，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与GDP相比差距更大。因此，这样一个设计非常不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事实上已经沦为工资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局部的修修补补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
我举双手支持李教授，屁民每月拿个几千元的生活费，去掉吃喝用住，能剩下的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说句惭愧的话，每月担心的就是财政赤字，钱不够花。
我特想有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在包吃包喝包用包住的基础之上，老板还能再发点钱，这才像“工资”嘛。若针对“工资”部分抽个税，我也就认了。但理想总是离现实遥远，话说回头，如今可以安分的打份工也不容易，我得换个心态去感恩……自慰完之后，继续围观着等待着以及默默的忍受着。
以屁民的肤浅智商都不相信没有贤达能设计出更为合理的个税制度来的，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愿意不愿意或者需要不需要的问题了。谈到这个问题就难免尴尬起来，想不愤怒都难。嘿，我的无产阶级兄弟，昨天我们都还是龙的传人，今天就成了两个阶层，你让我怎么接受？
当选为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的黄艺博，在新浪开博，才写了一篇“开博宣言”，就引来五万多次点击，好事者转贴过来，请大家围观，同时请认真思考下自家孩子的出路。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出自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儒学大师 “横渠先生”张载之语。此句以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承继先贤、泽被后世的立业精神，济世安邦、造福天下的博大胸怀，不仅为广大学者所传诵，更为历代王者所推崇。本人今天在自己的博客里，拿来这四句作为开博的前言，是想借此言志，表达自己为了“中华民族之复兴，续写汉唐之盛世” 的修身齐家、济世安邦之信念、气度、襟怀、理想和抱负。总之，我将会把《易经》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传承不朽的伟大精神作为我的座右铭，奋发图强，立国立民，坚信中国雄居东方，称霸世界，必将在我们这代实现。因此，我将会在 “恰同学少年”开始，以风华正茂，豪气冲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凌云之志, 来抒发胸纳五湖四海的乾坤心胸，来造就笔扫九洲万国的巨椽恬笔 ，放眼评说天下大事！ 敬请您和您的朋友们光临指导！！！辛卯年二月二日辰时于武汉西北湖
这种糟践文字的作文虽然有点恶心，但也带点黑色幽默的意味。我能确定的是：第一，这些都不是人话。第二，正常人说不出这些。第三，正常的孩子不可能懂这些。
于是我无法理解这孩子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加上这孩子自鸣得意的表情，就更让我疑惑。最后只能说，幸好他不是我儿子，否则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换当事人的思路去想想，就不必大惊小怪，既然有总队长这样的一个位置，总得有人去坐，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另一个孩子。既然当了总队长，就得来点与众不同的东西，不是在这方面不正常，就是在那方面显得超常，以非常超越正常，算不得什么过分。你个屁民在一边呀呀的叫唤个屁啊！
好吧，既然你们习惯了把孩子养坏了当成养熟了，屁民们就一边围观好了，看看最后是谁来拯救谁！
WSJ报道，成立才三年的新闻网站Propublica今次二度获普利策奖。Propublica主要靠慈善赞助运作，专门从事深度的调查报导，许多采访成果会分享给实体媒体。去年，他们与《纽约时报杂志》一起分享了“调查报导奖”，今年又独获“国内报导奖”。
这等荣耀让人羡慕嫉妒恨都来不及，或可模仿它做点什么，好平复下自己的虚荣心？我在揣测如何做出一个中国版的Propublica，当然，我的合伙人必须有能力搞定各类繁琐的手续才行，虽然这个也不是绝对要做的事。
简单来说，做Propublica需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聚集一批有理想的新闻人，使其义务供稿或采取得到某种资金协助雇佣最好的新闻调查记者；第二，与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媒体合作，将自己定位在专业的深度报道提供商这个角色上，与其分享报道；第三，采取收费阅读方式；
很明显以上这几件事都不好做，也做不好。有理想的新闻人很多，但有共同理念的该怎么找到？有影响的大媒体多，但不重商重利只重内容的都成追忆！愿意付费的读者也多，不过，与其花钱买你一两篇新闻，不如好好的看看CCTV一团和谐比心里憋屈要强太多。至于那些繁琐的手续，更是一根缰绳，让你往东，就不可能往西，你怎么可能会绕得开？
于是梦醒后检讨自己，所谓的理想和抱负大多来自我的这种虚荣、嫉妒和占有，但也源自某种天真，对于环境和周遭的认知落差，让我习惯于白日做梦，只是梦醒时需当醒，不沉溺就好。
工作的自由或者自由的工作，其实是不同的，但任何一样，都是你我该得到却又不在意的。重点在于自由，你懂？
而如果说某人的工作就是自由，对此句的理解力就需要再上一个层次。或许你也懂？只是我重复这句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其含义的。只是隐约觉得这里似乎也包括我。
包括我，这个短语也很重要，无论我是观众，还是演员，或者只是幕后的工作者，我的参与让它“包括我”，可惜我却不能理解，懂的太少，是我经常的感叹，不是谦虚，是真话。
不仅仅是自由，几乎一切与“自己”有关的名词，比如自尊、自爱，我们都懂得不多。仿佛也只剩下怀疑与谴责，伴随着羞耻心的破碎而沉寂下去。
……
总之，这个早上我说过什么播过什么不重要，我想过什么才要紧。你懂？
“死无葬身之地”算是中国人熟知的一句最毒最狠的话，原是用来诅咒那些罪恶滔天的人，但不想如今成了多数人的魔咒，大家像是同时犯了什么错。
中国十大天价坟墓出炉之后，在800万的豪华墓穴面前，“死不起”一时之间成了屁民们热议的焦点，而“坟奴”则成了新阶层的称谓。可怜见屁民现在脑子里算计的不是当前的营生，而是身后的琐事，这种逻辑也该见怪不怪了。
有人应该指出，这都是“富裕”惹的祸。极富阶层的财富值早已膨胀，对财富的管理方式堪称甚至变态，从买奢侈品、炒楼、炒黄金、炒古董、到炒墓穴，都是这些人做的好事。而另一极的极贫阶层，骨子里的“跟随”心态帮了对方一个大忙。
对比房奴或者车奴，坟奴的面子或者益处在哪里，我一时还没找着。就跟房子一样，我也不必思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该做何抉择，我总觉得，不合理的现象都只是暂时的。但这样的自我安慰是无助于思考的延续。
既然怨不得极富阶层有钱乱炒，只好骂骂屁民们不该跟风助长，至少在“坟奴”这件事上，屁民没那个实力，就别跟在后面玩吆喝，站在一边围观不是更好吗？
来自“WSJ”的消息，据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所有者说，在最近几周其已达成的交易中，共出售了五层高层楼面，已公布的第72层业主为台湾地产商集团汤臣集团，其成交价格2.67亿元，每平方米8.23万元。
正如买家代表所言，这种购买并非“常态”的市场状况，我们也不能以屁民的心态去评论这样的价格是否合适。如果换我来卖这样的楼，定价也应该在这个级别。若是让我遇到汤臣这样的客户，甚至我该有理由超越汤臣一品，将价格再往上翻上一番。
看上去买楼卖楼在中国无论炒到多高都算“正常”，但屁民又觉得这里面会有其他猫腻。
有回我坐在浦东星河湾销售中心里的宽大沙发上，只有一个感慨：这些富人们将左边口袋里的钱装进了右边口袋，那些开发商们则努力保证着在周转的过程中，那些财富不至于贬值过快。当然，如果他们同样清醒的话，他们就会一起期待不断有买家入场离手，再入场再离手。
对于高端房产的认知已经超出了屁民的理解范围。住宅不在是住宅，不在是三尺之地，不在是父母膝下。也不再是什么身份，什么标签，什么圈层，看上去，无论你有多少的金钱，你的社交或者说你的交际思维都不会有本质改变。一切都没变得更有趣味。
但这个交易本身很重要，造就了某种繁荣，虽然并没给社会带来真正的促进。
屁民最关心的还是能否给我一块地，让我自己盖间茅草屋，只要可以遮风挡雨就好了，什么水啊电啊煤啊宽带啊春暖花开啊面朝大海啊，统统都可以不要。我只要属于我的一块地一间房，无论是在哪个角落。
这个春天还很冷……
妻：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住上更贵点的房子。
夫：下个月就可以了。
妻：真的吗？
夫：是的，房东来电话说，下月起开始涨租金。
这边高房价还没实质解决，那边涨房租的消息又被传来，所谓的中产到底是被解决了温饱，还是温饱者被谁忽悠中产了？一路走着，大部分人被逼到“高”处，高负担、高压力、高风险……高处不胜寒，要是掉下来，死的就会是一大片，但掉下来也是迟早的事，你我都在等着。
我总以为一切反常状况捱不过太久时间，于是对某些需求变得淡淡的，比如说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更贵的房子，要是这样的心态能够一直保持终了，不受外界干扰，我敢说我会比别人少点压力多点快乐，就算死了也无多牵挂。
但人又不总是只生活在自己的快乐之中。明白我那种道理的人很多，但做起事来，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这算是我们的软肋，一旦被开发商捏住，你就得俯首称臣，甘愿为奴。但这奴被叫的或许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犹如贴上了某个标签，有另一个精神层次的享受，物质带来的虚荣，你我都有大大小小的经历，可以理解。
剩下来没机会做奴的，只好做奴的奴。如我，无论愿意与否。
或者如某人所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在围观者看来可做简单处理的事情，却让当事人那么为难。于是也“多亏”有这些难言之隐，让围观者“好受”一点，国人倾向于这样去理解或接受，往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夹杂在里面，让事情多了一个借口，变得有说服力，国人脸上的皱纹都是被那些寓意非凡的“哦”声带出，刻在脸上，供自己在镜中凭吊。
奴的奴总在捱着，住的不好，吃的又不安全，人生在世，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去追求。索性放开翻身做奴，这路又该往哪里走？
“农民对农村房屋没有产权证很有意见，这导致农民的房子不能为农民带来收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在政协分组讨论中发言表示，农村住房体制必须改革，要研究农村宅基地转为个人的问题，要给农民发房产证。
不出意外的话，这会是千万条被搁置的好建议之一，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人都在期待着它的发生，但你也知道，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一步到位解决更多问题，老百姓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无穷尽的等待，等待那些事情的自然发生。
我们假设这条建议能够通过并被落实下来，农民一夜之间就能够有本质的改变，无产阶级会因为这张房产证而成为中产阶级，反过来留给城里人的则是莫名的羡慕与嫉妒。
一两套房产、三四亩自给自足的自留地、五六棵花花绿绿的果树、还有大大的院子、更难得是开阔的天空，微微的清风……这样的组合成了私产，并且足够奢侈。
事实上，这样做并没有损失城里人的利益，所以至少应该得到他们的默许。简单点去理解，只是多了一张纸而已。如果说我有点焦虑，那就是不能保证好吃懒做之徒，到最后真的会变成彻头彻尾的穷光蛋，而另外的一些人，可能也会因为勤奋过头而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也许政府正是对这帮人还不够信任而变得犹犹豫豫。
但你也觉得这样的理由算数吗？
好吧，我现在真正害怕是政府愿意给你发证，但你必须得掏钱来买，拜托，我还是不要那个证了！
最新出版的《南都周刊》（第7期）封面主题为『大国公关』，谈及今年初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播放8000多次的一部30秒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南都基本还原了这部片子的创意及制作过程，也找到几位生活在中国的外国友人，谈谈对这部广告片的理解以及个人的中国印象，来探究今日“中国形象”实际为何。
友人们来自德国、美国、英国、南非、墨西哥和加拿大等不同国家，尽管他们也可能只是一个路过此地的淘金者或投机分子，不懂得什么广告创意或者国家营销，但居然会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这部宣传片没有主题，没说清楚中国的特点，甚至连中国是什么都没有解释清楚。
这个结论让人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我们地大物博，解释不清太正常不过。但难受的又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只是难受而已。
很明显，这类宣传片的必要性已经不需争论。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注意力成了具象征意义的新诉求，无论这个诉求从长远来看是多么的肤浅和脆弱，但你似乎也得这么去做。我们经常安慰自己：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中国人应该主动来表达自己。
换个话题，如果由我来做创意，我该在30秒的时间里提供什么样的的信息给世界呢？这个话题也可以问到所有自诩爱国的仁人志士，在你们的脑袋中，中国与世界不同但又吸引世界的地方在哪里？
起码我的答案不是那些呆呆站立没有感情的人，那不是我，希望也不是你。
抱歉，你还在紧皱眉头吗？不如做点有趣的事，我们来比较比较，看看你更喜欢哪支片子，如何？
对应这个标题，其实有很多值得一说的格言警句可以贴在这里，但我的脑子关键时候就掉链子，只好用中国人最常说的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熟悉，我就省点口水。
当然，卡扎菲被杀只是一个江湖传言，但也可能是利比亚示威者的一个战略，甚至是不怀好意的美国人的一个计谋，在得到新华社确认之前，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不是一个传言，姑且听之，如果不是，那一切照旧，如果是的话呢？那还是一切照旧，是与不是，干我鸟事？
就当传言有误吧，但我们的那句老话后半段是不会错的，我坚信。所以呢，对于一个示威者宣称占领了80%的国土以及大约10万人出逃而形成的一个大约“还”剩6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证明的？或者又有什么是值得去隐匿的呢？
恭喜利比亚人民！
我现在很想喝一杯比亚茶，不知道跟我们家的东至云尖相比有什么不同，或者，那根本就是两码事？
此刻，还有3万同胞身在利比亚，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安全返回。
起码在这段时间，我们还是默认卡扎菲政权的合法性，连接送包机都还需要等到对方的着陆许可。我祈祷同胞们能有充足的时间去等待100多架次包机的起落，最好还可以悠闲的喝上一杯比亚茶？
我只是在幻想，我们该派遣一支强大的空中营救部队，直接护送包机去利比亚接回我们的3万同胞呢？在利比亚内战胜负未定的情况下，同胞们的生命比个什么鸟主权要重要的多。这个理由我看行。另外重重的骂一句：CNM的“许可”！
至于利比亚为什么内战，我没有兴趣，在我眼里，剩者为王才是唯一真理。你懂的！
“秒杀”如今成了一种风尚，也是这个竞争越发激烈的社会似乎唯一会做的勾当了。秒杀者自鸣得意，被秒杀的只好黯然神伤。
被媒体形容“寡淡”的2012伦敦奥运会一直没什么新闻可挖，倒是2016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迫不及待的想在世人面前炫耀，借助好莱坞电影给到设计师们灵感和刺激，里约奥运会公布了标志性建筑“太阳城”的规划方案，网友们是不是一边惊呼，一边对英国人报以同情呢？
好吧，同情还是免了吧，我倒是很喜欢英国人这种一毛不拔的个性，再说了，媒体说的未必也全该信，伦敦奥运会究竟会不会被秒杀，只有等过了2016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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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照片来自通时代
这几天关于电表在飞、电费飞涨的消息通过微博让更多的人知道：哦，原来这事不只发生在我一家。
以我家为例，从去年10月份开始看起，分别是81度（10月份）、96度（11月份）、187度（12月份）、253度（1月份），翻了三倍不止，重点是1月份，我们还只用了20天的电。一开始我怀疑家里电器较多，加上有些电器比较耗电。但能有这么大的耗电量，真的让人在这个目前动辄环保的城市里感到惭愧。
是谁让电表在飞呢？
对于收费者电力公司来说真是屁大个事，某外地电力公司不是刚刚拿出7亿元的分红吗？当电力公司的员工们都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变的怎样？下一步又有谁需要赶紧富起来呢？
假设在这次电费上涨中，每人比平时多交25元，以上海1500万人口来计算，电力公司每月将有3.75亿的收入，前面说的那家外地电力公司，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好在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同我的这个逻辑，纯属乱讲。
现在微博上有人已经在号召大家拒付电费。问题是那些已经支付的人该怎么办？一方面他也需要知道事实的真相，另一方面他又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样的拒付活动，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其他人往往还是以这样的一些人为证，来寻找千百个等待与观望的理由，要说改革，还真的有人能够坐享其成。
也有人比较乐观，大家总在讲被这个新型敏感的电表多收了电费，但少有人换位考虑，这么多年下来多使用了很多电，给政府和电力公司带来那么大的损失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我忘记了我是怎么相信上有“因果循环”这样一说的，回忆下从我的经历里也不曾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某年栽赃嫁祸给一个孤儿致其被吊死的几个人，如今在县城里活的更滋润了，据传其中某位早就发了大财，当年可也就是一个跟在后面瞎起哄的小瘪三；比如90年代那几年私分国家抗洪赔偿款的那帮人今天依然可以拿着工资不用上班；再比如昨天我们池州的父母官说的那句“不干市长也要铲平梅龙镇”的豪言壮语……我所能见到的事实总与“奖善罚恶”的天理背道而驰，只能在心里掂量着“因果循环”就显得幼稚和可笑的。
还好，我们还有微博，起码它还能说点真话。
事情经过：@邱大春：11月3日中午11点左右安徽省池州市市长方西平带武警、城管、公安等参与梅龙镇拆迁谈判。由于他的态度恶劣，声称不干市长也要铲平该镇，激怒了在场的一千多村民，双方发生了冲突，方西平在特警的保护下才逃离现场，但是他乘坐的奥迪车则被愤怒的村民砸烂并四脚朝天。当天也有一些村民被打伤住院治疗。
也有人在微博里透露了事件的起因：@时报翔哥:安徽省里的补偿标准是30000/亩，池州市将改标准改为10000/亩，剩下的强制购买养老保险。10月底出补偿标准的，11月30号前，要求梅龙镇必须拆迁90%，今年冬天据说非常寒冷，拆迁了让老百姓住在哪里？(11月5日 22:55)
对于类似事件，有好事者回忆：@夜班工人丙：说的是大约6年前的池州的另一起群体性事件，市委书记兼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后被法办 //@夜班工人丙:此地上次发生类似事件时，市委书记正在九华山与情妇鬼混，后被办了。
这就是池州的父母官。我原来想在标题前面加上“我们”二字，后又觉得不妥，虽然叫着父母官，但又有哪一位是我们选的能为我们做主的？等个像传说中的焦裕禄那样的人，估计全体百姓要修上几辈子的福才可以。既然如此，就不要怪百姓刁了。“庸官欺良民，刁民出清官”。想要社会真正变好，就得先做个刁民。这就是我的基本判断。
这个世界可以有真富人，但很难去找到真穷人。如果给贫穷来个排行榜，只怕是穷人自己都不齿。中国人的固有观念就是“笑贫不笑娼”，也就是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穷人。本来这个概念也是全民推广的，结果，不是很穷的那些人早点开化，如果可以拿到点好处，说自己穷也没啥关系。如此一来，真穷人渐渐也就被遗忘了。
我身边有发生过明明自己开着一家小作坊，收入明显高于当地平均线的朋友，却通过关系拿到了低保待遇。也有看到很多跟我一样，下岗之后再也没有麻烦过政府半毛钱关系的自生自灭一族，管你是冻死还是饿死，谁认识你是谁……过去，我对这类现象觉得不公平，并感叹“关系”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基础，再后来，我醒悟了，在这个游戏里，你不了解规则，不去尊重规则，那结果只能是被规则去玩。这样的“醒悟”是让人恶心的，干脆点说，我是投降了。
但没人接纳我进去懂得玩游戏的那一边，那一边也饱和了。就像是在爬楼梯，每一层都有人不断上升，也有人不断下坠，大家都拼命的踩着别人往上走。而沉寂在最下面的那帮子穷人却不得开化，旧守着脸皮挣扎着过自己的日子。没有电视机、没有互联网、没有读过书、村里的喇叭每天叫嚣着“谁家又过上了好日子”这样的话题。至于低保？保障性住房？你让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跟自己有半毛钱关系。
不仅仅是信息上的被截断，人情上的冷淡更加重要。我曾见过一个捡破烂的老人站在一个卖红薯的摊子前央求摊主送他一只红薯，摊主以还没开张做生意拒绝，有路过的小伙目睹之后，花了4元钱给老人买了两只红薯。那小伙估计得去想，是什么让这位老人需要到乞讨的地步？又是什么让拥有财富的人如此吝啬？
我说真正的穷人是没人愿意承认或者知道承认的，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宿命。而社会给予的各类协助往往都来自于一时的怜悯，很难有一个长效的从根本上改变贫穷现象的方式或者思维。更不用说将低保、保障性住房能交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另一方面，也期待那些已经拥有一点点的人，可以在遇到比你少很多的人的时候，给予对方一些让你觉得小心痛的帮助，可能就会让他捡回一条大感恩的生命。对了，你就该往夸张的地方去想，你的帮助真的就有那个作用。
Z君是台湾某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通过朋友介绍，前段时间路过上海时我们有了一番交谈。我们谈的这些话题，其实我都不懂，或者似懂非懂。都没有经历，或者都想经历，都想做点什么，但是不知道要做什么，能怎么说。当时的表达也只是为了表达，或许那意味着我知道了该去知道这些东西，但那又如何？
Z君以项目名义申请来陆，对两岸传媒做个调研也只是个人兴趣和教学需要，看得出来那并不影响他正在进行的项目。但无所谓，我也想了解下这位台湾副教授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话题从《台商》杂志开始，聊到台商在大陆的境况，说喜也说悲，比如当下的台企土地置换问题，不知怎的，却也聊到了其他的一些平常我根本不太可能会去说的东西。先记录下来，有时间的时候，每段都可以单独写篇文字。
关于鲁迅
Z君问如果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鲁迅还活着，他还会继续为红色革命唱赞歌吗？
鲁迅是否是革命文人或者说他属于哪个门派，我并不知道。但是以文字来看，他应该不屑于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加之其已有的影响力，随大流在他身上或许是看不到的。而延安文艺座谈的主题是“文艺为民众服务”（这点需要考证）的文艺路线，如今是否还在影响着文艺界，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比鲁迅，我更喜欢胡适，虽然我对二位的了解都一样的少。我是主观的。
不错，鲁迅和胡适，还有陈独秀，这三个人可以放在一块来讨论，如果有人愿意指点的话。
天涯社区中日关系趋势
Z君组织学生做过调研，在天涯社区上针对中日关系趋势有个分析，他们发现有一部分理智的人还是能从两面性上去看待日本，及日本的优缺点，而不是一味的打死，或者更极端的出现一些骂人话。我不否定他的观察，但为了表示我觉得那些极端表现不代表很多人的时候，我举了个不恰当的例子。我说我们看一个社会的舆论方向，会关注那些精英分子，平民的话再有道理也只是参考，算不得数，网络也是如此，那些极端的人哪怕再多，说的话不够理智，就不能当作思想趋势的样本，我们应该将那些理智表达情感的人视作网络舆论趋势的范本，如此种种，大约如此。
关于礼仪
这个话题源自我对朱注学校的观察，我认为学校教育的可能不是礼貌，而是礼仪。礼仪是一种仪式，但缺乏尊重与信任的内核。Z君也觉得大陆的礼节太多，如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我有不太恰当的打断：你发现没有，我们传统的端午、春节是有礼仪的，但却没有大力提倡，反而是一些“新”的节日却被隆重的过着。
关于民主
Z君谈到大陆吸引了台湾的精英阶层，来大陆投资，创业。留守岛内的就觉得失业压力很大。我问了一句，起码你们有私产，土地至少是你自己的吧！Z回应说是。于是话题又回到台商土地置换的问题上。民主的好处需要长时间来消化，不能仅仅关注一时之得失。我特别感兴趣当初蒋经国先生是如何决定实施民主之路的，难道真的是知道大趋势之下，莫能挡焉？
……
这些话题都只是随意的聊了下，但于我来说很重要，我有点知道台湾人在想什么。Z君对我的背景有点兴趣，介绍了下经历，也谈了下学历，等知道我只是职校生之后，有点漠视。不过我无所谓。
临了告别的时候，还帮他约了一个他在台湾的旧同事，现在上海经营一份报纸，台湾人真的很有趣。
想起张国荣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像我们这样级数的艺人，就应该多做些尝试性的工作，那样才会有意义。”张宏也一样，似乎并不单纯的就是为了这样的理由，但起码是这样去做了，是的，在做的开始和过程里，也许事情并没有想的太过全面，以至于复杂到不敢开始，这是新闻人的短板，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这个月初，《经济观察报》等十多家主流媒体以联合社论的形式，联合刊发《请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并敦促户籍制度改革》一文，原意从民生出发，为民代言，在形式上则较为“另类”。但事后不久，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此次新闻活动的主要操作人—经济观察网的副总编辑张宏—被解职，其他相关人等也受到来自高层的严重警告。
且不论张宏的被解职与之前的这场新闻运动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其他媒体的猜测也不必过多操心。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做了所谓的主流媒体应该做的事情，这才是他们理应受到尊重的理由。但相反去看其他的更加“主流”的各类媒体，你就会知道尊重强者不如尊重智者。
我不是新闻人，但我一直渴望自己有新闻人的骨气，在我看来，那骨气里多少包含着一点天真、任性、包容和直率。但可惜的是，好的新闻人和好的新闻媒体并不总会对应在一起结对前行，有的时候，看媒体做的很辛苦。有的时候，看某些人很悲壮。静下心来，我应该说声：向张宏们致敬！
打工的人抱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干得多赚得少”，做老板的人也有同样的埋怨，只是换了其他的说法，怨天尤人的人也是如此这般境遇，否则不会每天唉声叹气，好不容易抚平了心绪，平衡了心情，忽又觉得青春没了，合理的抗议变成了快要断气的一丝幽怨。生活就是这样，等你学会了接受一切不公并成为习惯，你就不会发现自己已经沦为平庸。
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通过调整国家与居民之间的收入比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老百姓不在觉得“干得多赚得少”。代表们的建议多从“分配”角度来考虑，但事实上，劳动报酬的增长意义需依附于社会激励模式的成熟而得以彰显，不仅仅是让人得到合理的报酬，更需要激励人们的满足感和荣誉感，使之有动力去追求更富效率的生产方式。只谈分配，仅限于汽车换胎，轮胎是新的，但速度不变，外表好看而已。谈及激励，则是换了新车，有了更大马力的发动机，可以更快更稳的前进。
但民怨又很难通过一两条简单的措施得到彻底根治，新的问题会随之产生，即便有了合理的分配，但民众对此分配模式比之从前的接受度还需要时日磨合，在这个不够成熟的过程里，民众更需要强化的是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财富管理方式，很明显，收入增长后的生活方式调整往往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到时候，“干得多赚得少”可能就要被“赚得不少花的更多”替代了。如此，还是会回到是数字增长（分配调整）或素质增长（激励手段）的争论里，不如现在就解决好它！
人大代表宗庆后在两会上提议：给低收入群体发放1万亿消费券，并提出3：7消费模式，即每购买100元商品，个人只需要支付70元，另外30元由消费券支付。如此算来，1万亿的消费券最低可以拉动3.3万亿的消费。这样好的提议里，有几个问题我没法弄明白，第一，低收入群体怎么界定？第二，1万亿的消费券如何均分？第三，买什么商品可以使用消费券？第四，用消费券购买的商品如何保证其定价合理？第五，低收入群体的真正实惠在哪里？
据说宗先生在之前的达能和娃哈哈之争中有被曝光其（及其家族成员）的国籍问题，这个疑问我想网上给到的答案都是模糊的，当然，这里也不是要翻旧账，我只是在想，这位人民代表到底代表的是哪国人的哪个阶层。如果说宗先生可以代表商业界的商人无疑是没有人反对的。所以，商人的提案与商业有关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了，说到底，这份民生建议怎么解读都与商业计划书没什么两样，实质上更像是一份商品促销计划书，只是发起的范围和发起动机被提升了而已。
至于我为什么会有那几点疑问，各位可以环顾下自己的四周也许就可以找到答案。应该吃低保的无人问津，明明日子过的滋润的人到了年关总有更多的上级关怀与问候。我们到底有多少名低收入人士？或许给13亿人平分3万亿大饼如何？一人分点，至少是均分，就算正面意义不大，但保证没负面影响也是好事一件。问题是你拿到了你的消费券，那么你可以做什么呢？去菜市场买菜？怎么买？一次买100元的？要不怎么保证最划算的标准呢？但如此又会造成多少不必要的消费呢？更何况原本定价78元的商品完全可以重新换个品牌定价做99元，谁又在管？该怎么管？说到底，一个月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该如何算计着将这30元的收益最大化呢？
有意见的人总是到处都有，提建议的也总是煞有其事。关心本身是好事，但能否解决真正的问题才是根本，是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付出关心，但一定不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回到关心自己的利益为止，更不要只顾着解决自己的问题。貌似社会总欠缺这种行动力和执行力，其实只是看这种行动和执行是为了什么对象，针对弱势群体的，总是那么的不得力。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总能看到这些不得力的提案，除了标榜自己尽力为民之外，是一点作用也没起到。一个会议里总有太多的旁听者，但是看上去他们活的比谁都对得起人。
我来上海快10年了，除了在其他时间买到过上海到家乡的火车票之外，近10年春运期间，无论我请过几天假，排过几次队，都没能在伟大的铁道部的安全呵护下乘上火车。当然，售票员的白眼和车站监管人员的粗暴倒是眼见了不少，直至习惯。从中我也感受到很多伟大的哲理，比如说这些的经历其实只是一个大都市和一些大机构在磨练我等小民而已，并无恶意！想想看，你在寒风中缩着个脖子，跟着长长的队伍从东拖到西，在回几圈，一来你看到中国人实在是多之外，另一方面也在告诫自己，在这个大都市，如果你想明年继续在这里排队，你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改进自己的生活与追求，以便可以在这个都市继续生存下去，之后，你才有“从农村出来”及“从城市回去”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体会到这个城市的伟大进步除了实在是必然和必须的之外，对我们自身的鞭策也要算在感恩的心里。
当然，落实到我这个小民头上，一切必须变的简单。第一，我得继续维持我在这里的工作，以保障我可以在这里生存，这样我就有从家里出来的必然性；第二，我可以有钱和有时间在春运期间实现“回家过年”的伟大理想的必须性；第三，我得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修炼出“以忍为本”的做人宗旨；由此，我会得出我只要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我就一定可以变得很有钱很有时间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伟大的推论，我认为。
但是今天我买到票了，心情去突然失落了。从心里讲，我感谢铁道部，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见识下春运期间的火车长得的个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我也终于可以和数千老乡一起共同渡过一个胜利者的夜晚，在这以前，这些都是奢望，从来不属于我这样买票未果的失败者，甚至成了是牛人的特权，而今我享有了，却心有遗憾。
我也终于觉得售票员阿姨其实还不算老，脸色也不是十分难看，语气也还可以接受，当她问我是买什么类型的票的时候，我盘算了下硬座只要100，软卧却要300多的巨大差价，再摸摸口袋里的钱，只好对GDP说声抱歉，只能稍微意思意思了，我买了属于我们这个阶级的硬座，感觉和我的身份实在是相称。这样让我更加激动，我买到票了！尽管我还是略带莫名的遗憾。但是不管那么多了，感谢下铁道部和伟大的上海更加重要！
其实我不算是一个激进人士，我一直以为只有学识、品格超人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一名激进人士，可以带领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人冲锋陷阵。可能是我对这个词有太多的美好幻想，以至于我今天拿这个词来形容一些事和人，感觉心中不忍，并隐隐心痛。
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不要太意识形态，可是这人生、社会、生活哪一样可以脱开意识形态的困扰。我们可以没有立场，但是我们一定不会无差异的融入周边的群体中去。我们还是要讲“你喜欢什么，你厌恶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抉择，你对当今社会现象为什么这么看，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立场，我不能同意你的某些立场，因为……”可是这些东西真的有意义么？我不知道，或许有，那也只是存在在那个时刻和那个场合，大多数的普通人往往是没有什么立场的，深谙此道的人就会捡起这点，蒙蔽大众，用自己那点超人的智慧混个伪领袖的地位，然后振臂一呼，让天下小乱，完了自己得个乐呵，最后干脆先闪，剩下的人，还真的以为自己在为什么理想而牺牲！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现象的本质，其实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做个愚民未必是坏事！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说的也是相同的道理，一切在心里可以衡量就好了！
如果一个错误被犯了很长的时间，那它还是一个错误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可惜的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或者说都不想回答。
马英九称『台湾』为『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显然比一些人所认定的『台湾本身就是一个主权国家』要来的正统。
简单点来说，即便你台湾地区说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那这个主权国家也只能叫『中华民国』，而非『台湾』。坚持以『台湾国』自慰的人，是不是不想记得昨天？
中国人好像都喜欢玩文字游戏，其实文字游戏嘛，就是愚民的。老百姓不是喜欢被愚，而是不得不被愚。这和关在强盗窝里的无辜女子一样，再多贞烈，还是得做人肉玩具。
理顺了这个思路，就知道了马英九只是在纠正一个犯了多年的错误而已。难道这还需要道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