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妓是什么问题

昨天,“薛蛮子嫖妓被抓”一事引起热议。对薛蛮子而言,既然是名人,就得概括承受各种是非,谈不上冤枉。但公众们却似乎谈的太嗨,错了方向,跑题太远。

假设如大家所议,薛蛮子被人做局陷害,嫖妓之说不过是被其对手泼来的一盆脏水,有警告威胁之意,也有杀鸡骇猴之嫌。于是,本质另有原因,超出了嫖妓这个表象,谁能追究到底?到最后,不过是又一件无头公案,不了了之。

若只看表象,一个有点名气的,六十来岁的老男人,做了一件不合道德不合法律不合身份的事,的确该受点指责,至少“辜负”了在其粉丝群中所具备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对这类事的理解和判断,往往基于一个前提:偶像应该是个道德完人。

实际上,对粉丝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拿偶像真正当过道德完人,甚至,偶像根本就是一件可以两面穿的衣服嘛!

他们认为:在对偶像善行的传播上,偶像只是一个给他启发的人,前者唤醒了他的善心,使他跟随,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善人,并非受到前者的感化。在这点上,对偶像善行的认同,只是在帮助这位粉丝为其个人能力做一次背书而已。“我追随薛蛮子打过拐”与“我打过拐”,前者更能唬人,也更容易让自己得到满足。

另外,在对偶像恶行的批判上,粉丝必然会拿出一个道德完人的帽子扣住偶像,就像扣住一只不小心被他踩到脚下的过街老鼠一样,以彰显自身的好道德,不容被欺。

所以,无论嫖妓本身是个什么问题,都不是他们会关心的。他们关心的只是他的道德标准能在何时发挥作用罢了。

美国电影《The Campaign》(政坛混战)中有个桥段,候选人让一家大小各自讲述不可告人的隐私,以尽可能的避免其对手的陷害。而这些隐私,却又是些关乎道德的个人问题。比如嫖妓、偷窥、说谎等等。

所以,嫖妓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拿道德说事的人来说,似乎真的不太重要。就算我能说服大家相信“嫖娼是个人自由”,它至少也与道德脱不了干系。尽管我们只是喜欢拿道德绑架别人而不是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各种脏水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一个道德品质不好的人,难道不该受到质疑吗?谁敢回应个“不”字呢?

可是,道德问题就是一个公厕,连苍蝇都能插上一脚。谈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否怀念陌生人

昨天,有位网友告诉我,他计划近期去安庆祭奠海子。

晚些时候,我翻看吕露新出的诗集《望我天真如初,愿你善良如昨》时,也注意到第一页记着海子的一首诗:『我相信有人正在慢慢地艰难地爱上我,别的人不会,除非是你。』

可能是我身份证上的地址,架构了我与那位网友的『关系』。他可能认为,作为一个安庆人,或者一位怀宁女婿,我应该对海子有更多敬意才对。

而另一位诗人,是我默默关注的对象之一。但也因为在同一个时刻发现了海子的诗,让我觉得冥冥中我们三个因为海子而可能有点什么关联。

可惜,我对海子全无了解。那位网友也与海子不熟,不过是一种陌生的怀念,莫名但却温暖。正如我对后者的关注,我会想,能喜欢上一些文字,已经有缘。

我想到『祭奠』这个词。在它面前,关于是非黑白的辩论真有意义吗?

若翻看历史书,或不小心在哪一辆公交车上瞄了一眼移动电视,你会注意到昨天也是日本战败日。可当天早上,依然有190位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对此,中国人照例提出抗议,我本人,照例对日本多添一分仇恨。

不过,我似乎也能明白,我们不至于对『祭奠』本身会生多大的气。否则,我们就不会承认中曾根康弘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要知道,他在职参拜靖国神社的次数比小泉还要多上四次。可小泉那厮命好过中曾根了吗?

令国人不爽的原因,可能来自那次侵略对中国人的羞辱和亏欠,也来自日本迄今为止依然强大,令国人自卑。而中国人的懦弱本性,更难令日本诚心认错。这些,都是国人清楚却无力扭转的事实。只是不愿多提而已。

每当我听到有人叫嚣着要对日本还以颜色时,我总期待有些大事情发生,就像那些需要靠行动完成的祭奠,你得走到战场上,才能痛击对手。

好吧,如果说这就是肚量,那今天的中国人,比起30多年前,要小太多了。

母爱是一种习惯

这个暑假,对朱注而言,太过沉闷。原本憧憬过的精彩假期,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做出调整,他也只好服从。

这服从,多半是在我面前的表现。至少芳不这样认为。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十岁大的家伙已经不在意我们对他提出的一些要求或规范。

我试着尽量平等的与他交流,让他理解父母亲的一些言行的用意。他口头表示理解,但行动未见改良。

为人父母,若想做的安心,看来也需时刻检讨。

有一则来自“浙江在线”的新闻展示了另一种『母爱』,新闻标题曰《心疼儿子早晨上班停车难 母亲每天骑车提前占车位》,已基本将事实阐述清楚,无需另说。话题在于,这样的母爱看起来不太正常。

不过,围绕着『母爱』,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但也能令旁人感动的故事可分享。比如,我会记录一些在朱注身上发生的事,正是为了他长大后可以体会父母亲的一些想表达但未必表达完全或正确表达的东西。

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共鸣,这则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围观群众发表意见,褒贬不一。有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也有说这妇人的儿子不够孝顺。但无论各位说出多少本《新道德经》或《新弟子规》来,这母亲必然还会一如既往的为儿子做其他类似的事情。

大多数时候,母爱是一种习惯。让你接受不了的,只是坏习惯而已。比方说这则新闻里的所谓母爱。

新闻还提到妇人的儿子是一名教师,围观者自然可以就这个身份,多一点议论。但结果必然让更多人不开心:让这样的人教育下一代,下一代岂不是会更糟糕?

当然,如果忽略『母爱』,单纯从民生角度去看,汽车越来越多,城市管理越来越难,管理者也越来越没有办法,民生越来越畸形……倒是另一种现实。

很明显,这前后交叉的关系脱离不得。我只能说,我们的生存适应能力还真不弱。

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某民国女子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好吧,如果大家认同这母亲为儿子占车位只是个人自由,那就散了吧。只是,莫冠以母爱之名。母爱,不该让人生气。

他的羞耻与隐私

新闻报道,江西瑞昌的62岁教师『陶表功』,长期猥亵多名女童并致6人患性病。家长们找到市政府提出赔偿,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蒋贤智对其中一位家长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

蒋贤智认为,出于“保护”6名孩童的隐私,避免在公众面前受到二次伤害,她才有了上述言论。

简单理解下蒋副市长大人的观点,第一,隐私比尊严重要,如果你受了一些不便明说的伤害,你的“自我保护”只能是隐忍;第二,自救比他救重要。出了事,老老实实自己消化,别给政府添乱;第三,政绩比民生重要。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在这种状况面前,不自责治下如何纵容这等妖孽罪人的存在,反而起怪罪受害者,不是穿一条裤子的同伙,就是在其位不谋其事的寄生虫。

可以想象家长会有的反应,各位看官倒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位蒋副市长也有类似的遭遇才算解恨。不过,是什么让她能违背人性、母性说出这种混帐话来?更可恨的是,当地的教育居然由这样的一个人渣主事,实在是不幸中的不幸。

外地人的围观或有偏颇遗失,但我总强调,道德底线是量化不得的,说出这种话的人,以为花个5万元就能像“消费者”一样买个太平其实是糊涂到家了。但官老爷的这种高高在上,只手之下莫非我土的畜生做派,该到动大手术切除的时候了。

当然,看官们也需理解这其中的羞耻与没尊严的地方,不过,并非蒋副市长的所谓母亲之见。

比如在呼和浩特,官员们搭台唱戏,你要上访,我给你上访办,你要见中央巡查组,我就给你扮钦差大人;再比如贵州普定县,18名新晋副科级领导上任前居然要“金盆洗手“,以彰显廉政,但看起来更像是强盗上岸;再看四川阆中,当地国土局劝慰民众,40年太久,只看朝夕,视民生如儿戏……

这各地的各种醉生梦死,倒也能看清哪些才是最羞耻最没尊严的事。而那些恰好就是他们的隐私,他们正在努力保护着。问题是,能捂到几时呢?

如果停电会不会好点

昨天没有做到简单的出门。临近两点睡的觉,恍恍惚惚中,四点二十几分起床过一次,走出卧室转了转,又折回。那个时候的温度好似去年此时的某个午后。

热气未曾从这间屋子里消退过,而一夜空调不休的代价,是昏昏沉沉的脑袋和感冒。当然,还有没做到的简单的出门。

于是,我骗自己说,晚上回来也可以去跑一跑。绕着华泾公园两圈,差不多该有三公里。等我坐在屋子里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我这一天连走带跑靠双腿量过的路,不可能超过两公里。咕咚都有记录来的。

所以,我想我的问题可能就是懒惰,另外加点依赖。

假如说这段时间停电,没有空调,没有舒适的屋内,我会不会喜欢上凌晨四点钟的室外呢?

做其他事,也有类似的感觉。

比如说面试,我越发觉得这比相亲要累要紧张。

虽然我从未相过亲,只是看过几期“非诚勿扰”,常常为那些男士捏汗。如果没这节目,你就不讨老婆了?

面试有类似的感受。希望第一面就能彼此看中,一拍即合,省的我总是麻烦人事多帮我找些简历,更不必像那些卖春药的在豆瓣里贴小广告。

如果停电会不会好点?里里外外都一个温度,考虑问题起来是不是会高效的多?那样我就可以不装逼的说声:行了,明天过来上班吧!

既往不念?难!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里有个故事,说丑表哥求俊表弟代为相亲,结果花了钱财却成全表弟好事,这一出让这丑表哥只能暗生闷气,念念难忘。冯老夫子原是劝人向善,莫诓莫骗,若真要教人学好来,难免还要劝这位表哥既往不念才算合适。

我最近听到既往不念这个词,来自“冬吴相对论”,一个自媒体的典范。在博客时代,这也就是一个播客。但在今天,不说它是自媒体,怕是那些以自媒体自居的人也不允许。无所谓怎么叫,至少有一点,我愿意提它,是因为它真能给我启发,教我受益。比那些整天嘴上叫着内容为王,手里只懂粘帖复制的家伙们要厚道的多。

而我时时刻刻都在体会这个词,一直没过了“不”的那道槛儿。既往不念,对我来说,是奢侈的。对我这种生闷气生到习惯的家伙来说,在可见到的地方写个“做事,心不动”已经是足够内省了。但这真没什么用。

有人喜欢我,我窃笑;有人无意中的一句玩笑话,我偏想弄清楚原委;有人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我也觉得莫不是对我有啥意见;甚至是网络聊天里常用的几个图标,我也用来判定对方的情绪。这还不算,我居然会念念不忘,有时候,只是一瞬间,我也能翻起过去所有的关于那一瞬间的不快乐来做诠释。

我是一个有理由让自己生闷气,却也矛盾的认为自己是个混蛋的人。天晓得这种性格是不是小时候受多了委屈呢?瞧,又来了,不念好难。

举头三尺有神灵

OndAzul Foundation Turtle

OndAzul Foundation Bird

OndAzul Foundation Trash

我以前算是无神论,我父亲对我说,信一点鬼神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在谈论三观时,总有一个两段论,往往又总以“按唯心的说法”去表述自己。我不知道我纠结的性格是否根本就来自我父。

我开始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是在我读初中时,大概十四、五岁的年纪。每晚下自习课之后,若没人同路回家,我总会按外婆的说法解开胸口第一个纽扣,然后又朝头上看看,仿佛看见了什么一样,更重要的是,心真的就能安定下来,再黑的路也敢去走。

渐渐长大之后,我对神灵的理解与认知也略有更新,但大致还是信一点也无妨的做派。走黑路的时候,也照例来个那样的仪式。

好在我们能开口表达,说点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事。对自己无法解释的或者无法更改的事,也能找点借口去遮掩。另一些遭遇杀戮无法言语的动物呢?另一些默默滋生无人代言的罪恶呢?另一些赖活在底层惶惶不见天日的人呢?它们又当如何?去信点什么呢?

今天发上一组某NGO组织关于环保的系列创意,呼吁看到的人爱护环境。但现实如文案一样无力:“Just because you’re far away, doesn’t mean it’s not happening”(大意是:仅仅因为你离我很远,但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我不客气的理解成:爱莫能助。这呼吁也一样无助。

这让我想起了“举头三尺有神灵”这样一句话,并把它作为这篇博客的标题。我知道的,对于如何触动你强大的内心,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于这句类似诅咒般的安慰,我们也都清楚,只是为了撇清自己罢了。

防不胜防 猜不胜猜 越防越猜

有些事情虽然看不到真相,但总觉得原因必然是那样。有些人虽然没见过,但天然觉得应该被关注。理由很简单,就是害怕自己会成为那些事的受害者。

比农夫山泉更紧迫的事,却是京华时报们不愿关注的。说简单一点,农夫山泉再不能喝,比河水是否要好?河水尚且知道烧开了再喝,为农夫山泉多加一道手续,又不会麻烦死人?同样是会死人的事,一百年后的中毒死真比明天可能坠楼死更恐怖吗?搞不懂这些记者的逻辑和良心是不是长在一个身体里面。

当然,向善点去想,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发泄。对这些更要紧的事即便重视关注也只是无能为力。而对这类若干年后的可能总能找到空中对决的勇气和动力,那简单的多。

说勇气,真糟蹋这个词了。

有天老牛告诉我,沟通也需要勇气。之前我真没重视过。不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和谈话吗?勇气有什么作用?对我这种人来说,只有不想说的和说不好的,没有不敢说的。但这事被老牛重点提到,我开始反思,对勇气有点重视,才觉得自己真正糟蹋了这好东西。

勇气是什么?肯定不是敢于质疑你有没有做错!而是能告诉你错在哪里,如何改正!这点我做的不够。莫说对别人,即便对自己也是将就将就。

但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时候,都是喜欢追问别人而非留给自己反思什么。于是,我们就不自觉的去猜,去防,再猜,再防,结果一团乱麻。

好吧,这就是社会,你能怎样?

北方的霾

近期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事情应该包括这桩,绝不输于让人心烦的傅苹女士血泪史。可北京远在北京,雾霾却已密布13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能遮住4个德国。

霾,语出《诗•邶风•终风》中的一句“终风且霾”。当代人非常有爱的将它译作“狂风席卷扬尘埃”,这豪气听上去与“醉卧沙场君莫笑”是一个意境,仔细想来倒也有几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哀!

若请公知们出面总结这局面如何造成,怕又是一场无休止的论战。斗嘴容易,却始终解决不了问题。换老百姓,就算将“霾”理解到“埋”的境界,也没几分现实教育意义。

大家都务实一点,可伸手去做的,无非是各种节约,各种环保。诸如电灯少开一盏,电脑少用一天,电话少打一会,出行尽量搭公交云云,能喊能做的也就这些,能做好能长久的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可问题是,当真做好就能除根了吗?那些制造问题的家伙们哪里去了?他们是不是该负点责任,至少从现在起能被管理起来,不再犯错!

好吧,谈到治标又治本的问题,似乎又绕到另一件论战上去。我们吵吵了5000年,脑袋一代比一代糊涂,眼光一代比一代局限,莫说是北方的霾,即便是南方的雾,也迟早能蒙瞎我们的一双眼睛。

保安不必装

道德和责任心不是用来装的,作为尚未解决基本幸福的人,有份工作不失业就是最大的责任心,不给政府添麻烦不让小家庭出乱子就是最大的道德,至于学什么雷锋、做什么超出个人职责范围之外的善举,我看是不必要的。出大于进的事,于上于下都不合理,更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我这通唠叨,是因为武汉晚报的一条新闻,让我哭笑不得。你能说这个保安善良么?好吧,即便是遵从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要,我也只能说大概是吧。但我坚持认为,一个愿意在腊月的凌晨3点起床为你开小区铁门还不带一句埋怨话的保安才是一个好保安。诸位保安对照这点去做,全国小区就全幸福小区了。

或者,我想表达,所有底层民众对富人的示好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仇富”这种事不可能在“博爱”之前消失。难为了这位保安蹲守一夜的委屈,也难为了媒体为了一句不存在的“谢谢”而愤概呼吁,更难为了围观者们只能用有没道德做个区分。

当然,有人可以理解成只有我才是真正的仇富,如果对象是一位下岗女工,不慎将救命的几千元钱遗失在停车场,然后这保安蹲守一夜侯来失主……或许,我就会大声叫好了。

我想我真的不会去骂。如果你有点生活经验,如果你理解贫富差距,你就懂五万元钱对于穷人的意义是全部,而对于富人的意义是……没有意义。底层的人们,若有闲心,该照顾好跟你差不多的人吧,那些上层人自有他的潇洒,就算也有痛苦,但不会像我们,每天为了柴米油盐挣扎,犯不着跟着他们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