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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数据总是让人看不懂，针对个税起征点，凤凰网称有85%的民众不赞成3000元的起征点，有48%的民众要求改3000元的起征点。尽管凤凰网也承认参与此次投票的民众更多的还是来自发达地区。

但屁民还是没有看明白，民众们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起征点。或者，起征点是多少根本就没个统一的标准？

以自己举例。假设我（一家三口）在上海可以拿6000元的月薪，除掉房租（1800）、水电气网（200）、生活开销（1500）、子女教育及娱乐（1500）能够剩下的还有多少？可能是1000～1500元。但若换成在池州拿这样的薪水，同样的生活水准至少可以多剩个一、两千元。

这么说吧，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统一的个税起征标准，就好像是把中国与美国放到一个篮子里同等对待，不考虑地方、经济条件及人口素质等差异的统一标准，只是被统一了，但肯定不是个好标准。

屁民觉得，个税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制定一个最高限与最低限，最终还是由各地市参照国家标准而自行设定。对于经济状况落差极大的地区，比如说亿万富豪与低保户或许就是隔条街的城市，包括北、上、广、深等地，最好还应该依据不同的月薪来制定其个税起征比例。

当然，如果政府考虑不征个税或以其他方式—-比如购买国债、购买社会保险—-来加以改良，屁民更要拍手赞成。

不过，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是愿意让更会赚钱的人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呢？还是让更多的不会赚钱的人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

广州传来好消息，当地政府决定在今年给具备一定条件的7万多户困难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媒体显得很兴奋，还举例说明，只要40多元的月租就可以住上40平米左右的一室一厅。

帮助困难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屁民当然喊声支持。最低阶层的人因政策而获益也多少让我觉得身处社会其中的一丝自豪。但如果以今日老百姓务实的价值观来看，这种举措多少有点抑善扬恶，有失公平。

首先，我相信造成困难家庭之所以困难的原因肯定不全在社会，若因个人懒惰等原因来让社会去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于情于理不通，并不值得提倡。

其次，对于那些通过苦苦奋斗，背上巨额房贷并且慢慢苦捱二三十年才住上一室一厅的打拼族而言，廉租房更意味着实惠，不再有关心产权属于谁的问题了。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让大家都爱上廉租房将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鱼”或“渔”会影响一代人的价值趋向。

一个向善循环的社会，应该扬善抑恶，在帮扶弱势群体的时候，也需要奖励那些积极上进的群体。更重要的是，社会应当反思下如何降低奋斗成本，让一辈人不至于为了一套房而奋斗终身。我们不想成为没理想的民族，对不对？

围绕着强拆的话题无非是需要地表上的那片土，屁民们是否可以想个办法钻到地下去过日子呢？像个老鼠那样有尊严的去生活，或许就不用那么被动卑微了。

传说中的中国第十个特区义乌传来消息，为了让市容看起来更加整洁，约有2000名打工者被赶入深山，在坟墓群附近搭起新据点……是否有联想到好莱坞电影里的某些场景？肮脏的棚户区、卑污的人、冷冷的天空……好了，这些都是在发生的。

让我们来恶意的揣测下不会发生的，假如我们（也可能包括尚未中产的你）必须举家迁入深山，或者更进一步，往地下发展，真希望我们可以“进化”的更快一点，比如生出一对可以打洞的手？甚至是一双翅膀什么的。不过生理的进化速度不及心理，我们在心理上很容易接受一些现实，尽管在生理上根本就没法做出准备，但谁管你？

让我们放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的念头吧，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扔到一边去，暂且先考虑怎么活下来更加现实。

住进地下或者迁回深山确能保留一线生机。且退且想且怨恨：靠，要不是当年我穿皮衣的时候没想到今天，老子山里打猎过日子简直赛过神仙。

但今日，恐怕得好好的去适应与蚯蚓争食的日子了。

《纽约时报》对药家鑫执行死刑一事也有报道，该文提到国人对此案的看法有二，一则如我等屁民鼓掌欢庆，说什么这是法治的胜利。二则如那些理智的精英派略带不屑，将药之死归罪于网络暴政。对于这两点，屁民都有意见。

其一，如果说有法可依、有法当循是正常社会的正常事的话，哪里会有人对法治的胜利保有额外的惊喜？或许该文撰稿人还停留在70年代的中国。对此，我更愿意说，药家鑫的死是对“有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富人意识”的纠正，与法治本身的关系不大。屁民的焦点也从来没停留在法治层面。

其二，国内那些自诩理智、清醒的精英派，将他人的伦理观念强行提前与最高文明接轨，而将自身的伦理观还紧紧的绑在裤腰带以下。所谓的网络暴政，不过是他们对民意的一个曲解和掩盖，为什么要曲解？又试图掩盖什么呢？

首先，这帮围观者们早已习惯了站在远处指指点点。我们只要稍许注意下这类或那类新闻，受害者往往来自与精英无关的另一个阶层。精英看屁民总是居高临下，就好比站在岸上的人抱着双手对在水里挣扎的溺水者做一些仁慈、清醒的提示……但是看官们，如果你不能立即施以援手，我就只能祈祷下一个落水的是你。

至于群体暴政强于个体暴政，精英们防患于未燃也不算过分，但在连基本保护能力都没有的弱势群体身上加之“暴力”色彩，除了栽赃嫁祸之外，更是将屁民当作异类打压。可恨的是，精英们的强盗逻辑稳居上风，精英暴政已然流行，屁民们却浑然不觉。

5月26日，湖北省监利县一名小学生用一根塑料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年，他才九岁。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一名父母离异的留守儿童在校园里被推销教辅材料的推销员忽悠—-谁听说过教辅材料里还夹带电子表的？—–回家后向爷爷奶奶要钱没有得到及时满足而自杀。

因为学校管理不当，让推销人员进校推销教辅，甚至用卑劣的手段哄骗低龄学生的行为应该是一个主要诱因。如果没有那块电子手表在作祟，一个九岁的孩子会为买不到一套教辅材料而自杀吗？

问题不止如此。父母离异，被留守也是一个因素。

就算国内高达30%以上的离婚率不会令西方人咂舌，但也一定让孩子们承受不起。不负责任的父母可以打着自由生活的幌子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可曾想过自己的幸福需要毁掉孩子一辈子的幸福作为代价。孩子是你自己，是家庭，是家族，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希望，家长的那点幸福跟孩子们的未来比起来能算什么？

父母离异的孩子是被抛弃的，孩子们自己会这样认为。被留守的孩子是另一种抛弃，孩子们潜意识里会这样认为。试问，一个孩子能承受几次这样的被抛弃？

说回学校，作为义务教育，我很难理解教辅材料的作用。即便需要，至于搭上一块电子手表来做促销吗？很想问学校，你们搞的是义务教育？还是义务促销？

……

想到这个孩子比我的儿子仅仅大两岁，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有逻辑的来表达我的愤怒。要骂他的父母、他的学校都不够。可是，除了责骂，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

该去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家老少三代在同一个地方去工作、去学习、去生活？还是要问那些吃公粮做私活的混帐玩意儿就不怕天打五雷轰、有天谴、遭报应？

或许等你发现“留守的是儿童，禁锢的是希望”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都做不了，真的，除了表达疼痛和愤怒！

或者，赶紧回到父母妻儿的身边，那里才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