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不扰民

为了和谐,我尽量用平民而不是贫民来代表自己。从物质上而言,除了柴米油盐这些必需品之外,我对其他的玩意儿只有一种态度:价格即距离。比方说房价,我喜欢那种令人绝望的数字,比给你留有所谓的希望要痛快的多,你知道你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的事,自然就不是你该去努力的。

话说我这念头较为极端。但平民们都知道,生活不易,何苦难为。大家彼此间安慰的套路也都集中在对快乐或者不快乐的区别及重新定位上。某人去世了,我们说快乐就是健康。某人失业了,我们就说有工作就是好事。某人离异了,我们就说婚姻其实就是彼此包容。快乐易得,因为这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事。就算是麻痹,也该做到若干年前某人笔下的某人那样出色。

所以,听惯了各类天价货,就像听传说里的各路天神一样,舒缓下紧张的肌肉和心情而已。偶尔也会假装理智的做些点评:什么狗屁的奢侈品?能够复制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挎LV、带劳力士的家伙们是不屑于停留在与这种嫉妒辩论的角落里的。看上去,我们总喜欢讨论与自己无关的事。站在别处的人也一样,乔治克鲁尼就很关心苏丹。谁去问为什么了?

我只关心自己。我关心大米多少钱一斤,我关心水电煤有没有涨价。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关掉我的网络,停掉我的电,但我不能没有吃的喝的,这是都是基本的。从保护这些的角度出发,我倒是真心希望某些东西越贵越好,那些嗜血的家伙们吃惯了大鱼,怕是对我们这种小虾米就没多大兴趣了。但问题也有可能出现,如果他们一定要吃你,你又该怎么办?

算了,不去想了,在他们没有张口之前,不妨为他们摇旗呐喊下:“天价有理”……说得多了,不怕你飘不起来。靠,我真正想说的是:“你他妈的,不扰民就是真理!”可我怎么就是不能说出来呢?

唱支山歌给党听

 

小学五年级快毕业的时候,全校要搞个联欢会,我跟几个同学被选上表演节目。徐老师临时客串音乐老师,帮我们挑歌,说是挑,其实也没得选,他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另一首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这帮孩子一致同意选了最后一首。那个时候的心态是觉得咱学雷锋属于自不量力,是给集体抹黑,怕人耻笑。没今天你想的那么周到。

不过,唱唱工人该唱的歌,我也是惭愧到不行。同学们不会忘记,上劳动课我连挑个一担土的都要找人帮忙,更别说是装有力量的炼钢工人,绝对够让人笑上几天。

值得回忆的是,大家都很单纯,不懂得反讽,更不懂得自嘲,有什么就笑话什么,觉得自己不会什么都会脸红,不会有半点遮掩。而今呢,全都盖住了。

上上个礼拜,朱注的老师布置任务,要朱注说一个关于雷锋的故事。我一下子卡了壳,除了扶老奶奶过街,我还真不知道雷锋都干过什么。心底里还找借口,雷锋的故事到今天都还在反复强调?咱学生的素质要怎么才能超过上一代人呢?还是朱注的妈妈反应快,百度了一篇“雷锋日记”算是交了差。

上个礼拜,朱注的老师布置了另一个任务,让朱注对短道速滑发表自己的看法。正好那几天,上海举办了一项短道速滑赛事。原本老师还鼓励朱注去现场看比赛来的,因为我的反对而作罢。这次老师还发下来的一张问卷,要家长按序向朱注提问,比如你喜欢短道速滑吗?你最喜欢哪个运动员……等等,看着朱注莫名其妙的样子,我也觉得头很晕。立马上优酷,翻出一段短道速滑的视频,跟朱注一起研究。看完了之后,朱注终于承认不喜欢这种溜冰运动。

还好,朱注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就算随口说过自己喜欢,但还是改了过来而没坚持不诚实,这就是好事。

哦,对了,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还是联欢会,被要求表演唱歌,我没去做。大家都学不来雷锋,我也不是给党唱山歌的,何苦凑那个热闹。

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新浪微博上有人讨论“赚多少钱才有安全感”,这个话题结合当下我国的富人们都在办移民的大背景,会有点无趣,讨论起来也挺伤自己的,除非我们还是努力撑着,不愿意叫穷。

安全感是一个虚构的词,跟房子、粮食不同,不能具体的指向某件器物,与快乐、悲伤也不一样,没法表达出某种有模有样的情绪。既然与物质、精神两不相干,我称它做打酱油的词也不过份。其他诸如尊严、价值、道德莫不如此,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不过,虚构的东西也是有理由存在的。当你无法从现实里得出一个具体结论来做行动指南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词来安慰自己。比方说,当你为没有房子而感到悲伤,一句没有安全感,就可以总结出你的真实心情。

“瞧,我还能找到一些词来描述自己的状态,不算太差,我还活着”。乐观的你会因此而高兴,为了这种高兴,我们有理由编织更多的理由,不是吗?

可是生活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悲伤,无论有多乐观都无法抑止。而之所以悲伤,就是碍于面子,不肯叫穷。不肯承认自己没力气得到什么,而是学别人拼命苦撑,那,可是个永远也吹不大的气球啊!

面子就是安全感。我们检讨自己,会说欲望无止尽,不好,安全感才会与我们越走越远。我们不用再算计着一天要吃几两米的饭,不用去管该种几亩地可以混个四菜一汤,也不要计较劈上几担柴火能烧够一个月……

如果生活能回归简单,安全感又怎会缺少呢?可惜,我们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人,回不去出生的地方,回不了生活的初衷,在所谓的以前途的名义而支撑着的欲望下,我们努力前进,却只能在原地打转,更无法后退。

所以,叫穷是一件好事,贫穷不会让人疲惫,粗茶淡饭也可以让人安静,而我们也不必一直浮躁着。是的,活着就好,“活着”并不能虚构,可以呼吸,可以吃饭,可以散步,还可以走在大街上看人打架……这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一点都不虚构,生活不就是如此吗?

痛苦的数字

最近因为花钱很多,收入骤降,变得对数字敏感,平常不在意的,如今也会拿来琢磨下,算是体会到了郎咸平教授那般清醒式的“痛苦”,而且,我是真的心痛,不像那家伙装的蛋疼。

早前网上流传一个数据,说国内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人口只有2400万,这个数据据说来自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之口。

而另一组由某商业机构炮制出来的数据则云:中国百万美元富翁人数已达到101.7万人。

另外,有好事者在国新办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看到,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占全国公务员总数的9.6% 。并以此推算:中国公务员总人数约为3919万。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也曾在CCAV《新闻1+1》中透露,中国年三公消费高达19000亿。

把这些数字放到一起,就会得出两条让我痛苦的事实:

其一、中国约有13.4亿人月均收入不足3500元,年收入不过4万人民币,这里有我;

其二、中国公务员人均年三公花费近4.8万元,这里没我;

简单说,有我没我就是痛苦的根由(如果有机构以这个做幸福指数统计,那该得几分?)。原本你不去算账,还会觉得自己活的挺好挺幸福,但如今看来,我是笑多了江对面的战友,浑然不觉自己也是愚蠢的可笑。我想我下一回再听到那些比我更穷苦的人的消息,是否会多点同理心呢?

道德在哪里?

说道德,感觉是一件很玄的事情,因为从小的教育,父母亲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讲道德。但至于什么是道德,似乎又没有交代清楚,一切都看家里长辈的一言一行尽心模仿。

每每有乞丐路过,外婆总会盛上一碗热饭或者一碗米,遇到家里有水果、糕点的时候,外婆也会搭上一点,外婆说行善积德就是有道德。

父母亲与人共事,总持一条规矩:不能让共事的人吃亏。比如一起出去收购鱼种,除了各自要买的数量之外,路上的吃喝开销,宁可多付不会少付。又或者路上遇到同乡叔叔阿姨,一同坐车出门回村,为对方买个车票,也是必须要做的事。父母亲的不让人吃亏,就是自己的有道德。

我们是这样看着做着长大的,所以在各处时遇到行乞的人,不免会多用点心,一元两元多少尽点道德,但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呆久了,遇到奸诈之徒多了点,对于道德二字就忘了许多。更多的时候,同情心大于同理心。我是说,同情心已经不叫有道德了。

至于与人共事,也还是想讲道德的,但这道德讲的比较苛刻。于人严厉,于己宽松。希望对方要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吃亏。嘴巴上虽还说吃亏是福,心里念的却是为什么我不能沾点光呢?这一进一出,道德自然又要打折。

所以,我总觉得说道德是一件很玄很虚的事,于人于己的要求不同,道德就没了基础,说也就无趣了。

当然,再坏的家伙都不会否认自己对道德有一种极高的标准,诸如进步、光明、向善之类,只是用以修饰的华丽词汇而已,当不得行动指南。若真的进步,就不用在意不仅不,相信人人皆好人。若真的光明,又何必自吹自擂,酒香怕你巷子深吗?若真的向善,就不会去作恶,小小的恶做的越多,对道德的伤害也就越大。

更加悲哀的是,今时今日,“道德”不是伤不起,而是无处可觅,哪位曾见过道德在哪里?

ERT784QHWBJ7

难得糊涂的医院

首先我得说下,我并不打算就此事向各方要个什么所谓的公道。今天记录下来,也仅仅是对能看到这篇文字的朋友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尽管媒体也经常曝光各家医院的丑闻,但一想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可能的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不得不继续保持沉默。

而新闻里再传肿瘤医院发生将患者姓名恶意涂改的消息,作为另一名正在该院就诊的病人家属,我几乎将认定这些所谓的大医院,实在是有意把事办错。

从今年10月以来,我和我的家人辗转在上海、安庆两地的四家三甲医院之间,包括上海华山医院、安庆市立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和上海肿瘤医院。遭遇到各种如索要红包、医生乱改患者记录、护士态度恶劣等状况。感叹来医院看病,不止是病人要承受生理上的各种痛苦,病人家属也要跟着受受医院的气。

让人疑惑的是,无论是在哪里,这几家医院都会犯同样的一个错,故意将病人的年龄和姓名写错。一个1954年出生的人,居然会被写成48岁或者56岁,一个名字里明明是“风”,硬要被写成“凤”才肯罢休。更令人费解的是,同一家医院,在缴费单、病人病历以及病人病理报告上的姓名、年龄居然都可以不同。

作为病人家属,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医院是在故意制造这样的一个误会,好在事后推卸(至少是掩饰)应负的责任……要知道,这些医院可都是拿着身份证去登记挂号的。

当然,我没有心情从医院的角度去理解这种事,我只能说“店大欺客”还有市场。如果你经历过必须在外面排个二、三十天的队才能入院,而你又亲眼所见空缺的床位一直在被内部人员用来应付各种各样的关系,你就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自己是个屁民了。

拜托,能认识一两个医生到底还是好事,这个从小我就知道。难得糊涂的人,总是有选择的。

如果当初我有那些钱

当我这个穷N代,穷到麻木之后,会天真而又不耻的认为穷不是我的错,穷反而是一个蛮主流的标签,贴在身上,在这个普遍仇富的社会里,显得“合群”而“有趣”。

但若仔细回想过去,如果当初我有那些钱,我还是现在的我吗?比如,我有能力考入中戏编剧班而不是看到5000元的学费而却步呢?或者,我花2000元的价钱学个B照而成为一名大货司机呢?再或者存出10000元的小资本开一家碟片屋等等……

答案似乎也是可以预期的,像我所说的这些事其实没一样绝对需要花钱,如果我真的喜欢写字而且能写出很多故事,有没有中戏的一张文凭,我也该写出《士兵突击》才对。或者,我笃信大货司机一年收入过万,怎么着东拼西凑也能把前期投资给借出来。又或者,如果我真想去开一家碟片屋的话,1000元起步也不是没可能……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贫穷,我们忽略了自身实际的能力,太过感叹物质基础而没在个人行为上采取半分积极的举动。这其实是让人讨厌和鄙视的。只是我们平常不太习惯关注自己的不合适。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贫穷并不是可耻,可耻的是丢了志气。悲哀如我,惨淡如昨。

一刀切不是万能的

可能是怕再出事,重庆荣昌的警察在查出当地一家幼儿园的校车超载之后,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建议教委取消这家幼儿园的办园资质。由于新闻里并没有交代取缔之后,这些孩子的入园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好事者会疑惑:一刀切是不是办事者应有的思路?

我想起90年左右,为了迎接一大员考察我们村,领导半年前就下命令,家家都得把厕所改成沼气池,新装一套使用沼气点灯烧火的设备……劳民伤财的大举动,仅仅是为了一个统一的形象。

而99年那会儿,我们两班约70几个同学被某国营工厂下岗分流,一句道歉也没收到过。你能体会到你生命中有六年的时间奉献给了这个冷漠的地方,你不会痛哭一场吗?可是谁又有时间和闲情理会该与不该呢?

当然,我们会说,在国内办事就是需要一刀切。要不,托关系、走后门的准能有机会脱身。所以一刀切起码能维持表面上的一个公平。好吧,就算一刀切是一个标准,但它过于暴力,过于野蛮,过于绝对。

回到重庆荣昌,校车超载,那就换部校车解决问题。若买不起,那就租了。就算学校租不起,租费转嫁到学生身上也没问题。只要有道理,家长就没反对的可能。

实际上,把问题聚焦到一个点上,总会容易解决。而那些怕麻烦,拒绝后遗症的明智做法,总显得过激而愚蠢。我们不可能因为那个人是小偷,就一定要剁了他的手才肯罢休。

伪城镇居民

我向来不喜欢虚假的东西,而“交易”又被我看成是作假的标准之一。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久很久之前的某一天,在我初中快要毕业的当口,为了想留住一点真东西,我天真的想用一本新的毕业纪念册来做个悼念,或者我怕我会忘记曾经属于这里。

虽然听起来悲愤,但事情很简单,不过是我的亲戚为了我的前途,让我的父母花钱将我的户口从一个小渔村买进了一座城市而已。但为了买这个户口,却让多方不爽:其一,我的家庭为此承担了一笔负债,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偿清;其二,这位亲戚的帮忙得罪了另两位亲戚,惹起了嫉妒与恨;其三,于我本人,每每经过那个城市,总有许多感伤,心理阴影是留定了。

从道理上来说,我应该感恩,无论我有没从这件事上得到快乐,至少亲人的初衷可以理解并值得肯定。好在也有一些人与我有类似经历,恰好是我们的“热忱”参与成就了一些虚无的数字。

那时候,全国还有80%的人是农民。而今天,能称之为农民的人已经不足50%。更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在转变中的人还被冠以一个尴尬的称谓:伪城镇居民。

虽然尴尬,但却现实。一纸户口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还是99年的那个下岗工人。在那个城里,除了派出所里的户籍档案之外,我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我,给那个城市的贡献也可能只是“中等规模城市”人口统计里的一个“1”而已。

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我正在感受。你呢?

一个警告

人一旦懒起来,就像山洪爆发那样没完没了,不晓得何时能是个尽头。

我在博客后台注意了下,发现从8月底开始,我就没怎么认真打理过这个地方了。以前给自己定的那些好规矩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败掉。这让我感觉非常糟糕。可能我失去的远不止这点“好”习惯。

客观上我相信天道酬勤,但我也似乎一直在与好逸恶劳结伴同行。勤奋的只是活跃的脑细胞,而手却一直窝在口袋里。会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或者有了答案之后我会多少好过点。

但我不想找借口。所以,我得记录下,做一个警告。那些对自己说过的话都能不负责任,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