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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渔民子弟，『退休』一词在我听来很共产主义，但我认为它与无产阶级难有关联，即便是间接的。

比如我的父母，如今年过六十，依然还得自个儿下地干活，打工糊口。他们与其他地方的近十亿农民朋友一样，离『退休』二字距离遥远。

当然，身为人子，不能做到让父母衣食无忧，令我羞愧难堪。可诚实点不打肿脸的说，我也不必找什么理由去掩藏个人的无能，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事算不上不孝。尤其是对向来自力更生的人而言，没给社会带来麻烦，已是万幸。

我不打算抱怨什么，至少在法律上，这种抱怨也不会得到回应。即便是嫉妒心在作怪，那也只是偶尔几秒钟的不爽而已。

如你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四条曾明示：『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对照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我也不敢对这条规定有太多想法。换个乐观的角度去想，继续保持『让一部分人先退休起来』至少也说明这社会没在后退。没有后退就是进步，我以为。

如果要加点阿Q精神，也可以去古诗里找些平衡。

比如说，唐人武元衡曾在《酬李十一尚书》中写到，『时景屡迁易，兹言期退休。』大意是说局势不稳，该考虑辞官休息了（也只是清贫如武元衡这样的人才会有的念头，换其他官，巴不得乱世里浑水摸鱼才叫痛快）。

瞧，阿Q告诉我们，古往今来，农民是万万无官可辞、无职可退的，也就不存在『退休』一说了。你不能奢望那些从未得到过的东西不是？

不过，我还是想问：即便那些『退休』的人，有多少不是生存在『退而不休』的状态里呢？

一胎化政策、老年化社会、高房价、高物价、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同样前所未见的消费狂潮……有多少老人会舍得让孩子独自去战斗呢？

看起来，除非能做到『衣食无忧、与世无争』，否则，老人们只能是『愿退但不敢休』。

在这个前提下，再谈什么退休延期或不延期，又有多少意义呢？

昨天，“薛蛮子嫖妓被抓”一事引起热议。对薛蛮子而言，既然是名人，就得概括承受各种是非，谈不上冤枉。但公众们却似乎谈的太嗨，错了方向，跑题太远。

假设如大家所议，薛蛮子被人做局陷害，嫖妓之说不过是被其对手泼来的一盆脏水，有警告威胁之意，也有杀鸡骇猴之嫌。于是，本质另有原因，超出了嫖妓这个表象，谁能追究到底？到最后，不过是又一件无头公案，不了了之。

若只看表象，一个有点名气的，六十来岁的老男人，做了一件不合道德不合法律不合身份的事，的确该受点指责，至少“辜负”了在其粉丝群中所具备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对这类事的理解和判断，往往基于一个前提：偶像应该是个道德完人。

实际上，对粉丝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拿偶像真正当过道德完人，甚至，偶像根本就是一件可以两面穿的衣服嘛！

他们认为：在对偶像善行的传播上，偶像只是一个给他启发的人，前者唤醒了他的善心，使他跟随，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善人，并非受到前者的感化。在这点上，对偶像善行的认同，只是在帮助这位粉丝为其个人能力做一次背书而已。“我追随薛蛮子打过拐”与“我打过拐”，前者更能唬人，也更容易让自己得到满足。

另外，在对偶像恶行的批判上，粉丝必然会拿出一个道德完人的帽子扣住偶像，就像扣住一只不小心被他踩到脚下的过街老鼠一样，以彰显自身的好道德，不容被欺。

所以，无论嫖妓本身是个什么问题，都不是他们会关心的。他们关心的只是他的道德标准能在何时发挥作用罢了。

美国电影《The Campaign》（政坛混战）中有个桥段，候选人让一家大小各自讲述不可告人的隐私，以尽可能的避免其对手的陷害。而这些隐私，却又是些关乎道德的个人问题。比如嫖妓、偷窥、说谎等等。

所以，嫖妓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拿道德说事的人来说，似乎真的不太重要。就算我能说服大家相信“嫖娼是个人自由”，它至少也与道德脱不了干系。尽管我们只是喜欢拿道德绑架别人而不是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各种脏水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一个道德品质不好的人，难道不该受到质疑吗？谁敢回应个“不”字呢？

可是，道德问题就是一个公厕，连苍蝇都能插上一脚。谈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昨天，有位网友告诉我，他计划近期去安庆祭奠海子。

晚些时候，我翻看吕露新出的诗集《望我天真如初，愿你善良如昨》时，也注意到第一页记着海子的一首诗：『我相信有人正在慢慢地艰难地爱上我，别的人不会，除非是你。』

可能是我身份证上的地址，架构了我与那位网友的『关系』。他可能认为，作为一个安庆人，或者一位怀宁女婿，我应该对海子有更多敬意才对。

而另一位诗人，是我默默关注的对象之一。但也因为在同一个时刻发现了海子的诗，让我觉得冥冥中我们三个因为海子而可能有点什么关联。

可惜，我对海子全无了解。那位网友也与海子不熟，不过是一种陌生的怀念，莫名但却温暖。正如我对后者的关注，我会想，能喜欢上一些文字，已经有缘。

我想到『祭奠』这个词。在它面前，关于是非黑白的辩论真有意义吗？

若翻看历史书，或不小心在哪一辆公交车上瞄了一眼移动电视，你会注意到昨天也是日本战败日。可当天早上，依然有190位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对此，中国人照例提出抗议，我本人，照例对日本多添一分仇恨。

不过，我似乎也能明白，我们不至于对『祭奠』本身会生多大的气。否则，我们就不会承认中曾根康弘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要知道，他在职参拜靖国神社的次数比小泉还要多上四次。可小泉那厮命好过中曾根了吗？

令国人不爽的原因，可能来自那次侵略对中国人的羞辱和亏欠，也来自日本迄今为止依然强大，令国人自卑。而中国人的懦弱本性，更难令日本诚心认错。这些，都是国人清楚却无力扭转的事实。只是不愿多提而已。

每当我听到有人叫嚣着要对日本还以颜色时，我总期待有些大事情发生，就像那些需要靠行动完成的祭奠，你得走到战场上，才能痛击对手。

好吧，如果说这就是肚量，那今天的中国人，比起30多年前，要小太多了。

这个暑假，对朱注而言，太过沉闷。原本憧憬过的精彩假期，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做出调整，他也只好服从。

这服从，多半是在我面前的表现。至少芳不这样认为。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十岁大的家伙已经不在意我们对他提出的一些要求或规范。

我试着尽量平等的与他交流，让他理解父母亲的一些言行的用意。他口头表示理解，但行动未见改良。

为人父母，若想做的安心，看来也需时刻检讨。

有一则来自“浙江在线”的新闻展示了另一种『母爱』，新闻标题曰《心疼儿子早晨上班停车难 母亲每天骑车提前占车位》，已基本将事实阐述清楚，无需另说。话题在于，这样的母爱看起来不太正常。

不过，围绕着『母爱』，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但也能令旁人感动的故事可分享。比如，我会记录一些在朱注身上发生的事，正是为了他长大后可以体会父母亲的一些想表达但未必表达完全或正确表达的东西。

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共鸣，这则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围观群众发表意见，褒贬不一。有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也有说这妇人的儿子不够孝顺。但无论各位说出多少本《新道德经》或《新弟子规》来，这母亲必然还会一如既往的为儿子做其他类似的事情。

大多数时候，母爱是一种习惯。让你接受不了的，只是坏习惯而已。比方说这则新闻里的所谓母爱。

新闻还提到妇人的儿子是一名教师，围观者自然可以就这个身份，多一点议论。但结果必然让更多人不开心：让这样的人教育下一代，下一代岂不是会更糟糕？

当然，如果忽略『母爱』，单纯从民生角度去看，汽车越来越多，城市管理越来越难，管理者也越来越没有办法，民生越来越畸形……倒是另一种现实。

很明显，这前后交叉的关系脱离不得。我只能说，我们的生存适应能力还真不弱。

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某民国女子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好吧，如果大家认同这母亲为儿子占车位只是个人自由，那就散了吧。只是，莫冠以母爱之名。母爱，不该让人生气。

新闻报道，江西瑞昌的62岁教师『陶表功』，长期猥亵多名女童并致6人患性病。家长们找到市政府提出赔偿，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蒋贤智对其中一位家长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

蒋贤智认为，出于“保护”6名孩童的隐私，避免在公众面前受到二次伤害，她才有了上述言论。

简单理解下蒋副市长大人的观点，第一，隐私比尊严重要，如果你受了一些不便明说的伤害，你的“自我保护”只能是隐忍；第二，自救比他救重要。出了事，老老实实自己消化，别给政府添乱；第三，政绩比民生重要。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在这种状况面前，不自责治下如何纵容这等妖孽罪人的存在，反而起怪罪受害者，不是穿一条裤子的同伙，就是在其位不谋其事的寄生虫。

可以想象家长会有的反应，各位看官倒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位蒋副市长也有类似的遭遇才算解恨。不过，是什么让她能违背人性、母性说出这种混帐话来？更可恨的是，当地的教育居然由这样的一个人渣主事，实在是不幸中的不幸。

外地人的围观或有偏颇遗失，但我总强调，道德底线是量化不得的，说出这种话的人，以为花个5万元就能像“消费者”一样买个太平其实是糊涂到家了。但官老爷的这种高高在上，只手之下莫非我土的畜生做派，该到动大手术切除的时候了。

当然，看官们也需理解这其中的羞耻与没尊严的地方，不过，并非蒋副市长的所谓母亲之见。

比如在呼和浩特，官员们搭台唱戏，你要上访，我给你上访办，你要见中央巡查组，我就给你扮钦差大人；再比如贵州普定县，18名新晋副科级领导上任前居然要“金盆洗手“，以彰显廉政，但看起来更像是强盗上岸；再看四川阆中，当地国土局劝慰民众，40年太久，只看朝夕，视民生如儿戏……

这各地的各种醉生梦死，倒也能看清哪些才是最羞耻最没尊严的事。而那些恰好就是他们的隐私，他们正在努力保护着。问题是，能捂到几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