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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算是无神论，我父亲对我说，信一点鬼神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在谈论三观时，总有一个两段论，往往又总以“按唯心的说法”去表述自己。我不知道我纠结的性格是否根本就来自我父。

我开始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是在我读初中时，大概十四、五岁的年纪。每晚下自习课之后，若没人同路回家，我总会按外婆的说法解开胸口第一个纽扣，然后又朝头上看看，仿佛看见了什么一样，更重要的是，心真的就能安定下来，再黑的路也敢去走。

渐渐长大之后，我对神灵的理解与认知也略有更新，但大致还是信一点也无妨的做派。走黑路的时候，也照例来个那样的仪式。

好在我们能开口表达，说点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事。对自己无法解释的或者无法更改的事，也能找点借口去遮掩。另一些遭遇杀戮无法言语的动物呢？另一些默默滋生无人代言的罪恶呢？另一些赖活在底层惶惶不见天日的人呢？它们又当如何？去信点什么呢？

今天发上一组某NGO组织关于环保的系列创意，呼吁看到的人爱护环境。但现实如文案一样无力：“Just because you’re far away, doesn’t mean it’s not happening”（大意是：仅仅因为你离我很远，但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我不客气的理解成：爱莫能助。这呼吁也一样无助。

这让我想起了“举头三尺有神灵”这样一句话，并把它作为这篇博客的标题。我知道的，对于如何触动你强大的内心，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于这句类似诅咒般的安慰，我们也都清楚，只是为了撇清自己罢了。

有一位女艺人，用她的民国逻辑来思考大陆的事，可以看作一个留洋归来的热心邻居，在教一位没出过方圆三十里的老先生，何为开明？

她说点别的，也就罢了，观念与环境倒也分割不得。偏她所言，落到最后却是价值观的底线：真话未必就能好听。

这里的“真”，当然与虚伪、修饰相反，容易理解但不易践行。

《老子》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大意指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道理，尽管未必合理。

教科书将这里的“真”译作“真实”，我更愿意理解成“本原”。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真实”未必是那件事的“本原”，真也可以是假，它发生过，但看起来就是没人能理解成一个样。

不纠结这些了。马上就要过年了，“私人媒体”也会暂停几天，于它而言，真实的只是文字，本原却是写字人的心路。

附上那位女艺人的原话，她是谁并不重要。

“如果我守法，您能不能保障我生命的安全。如果我纳税，您能不能保障我劳力的付出不被贪腐夺走。如果我以您为荣，您能不能成为那不可置疑的光荣。如果我爱您，您愿不愿意听我说几句真话，而不是好话。”

近期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事情应该包括这桩，绝不输于让人心烦的傅苹女士血泪史。可北京远在北京，雾霾却已密布13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能遮住4个德国。

霾，语出《诗•邶风•终风》中的一句“终风且霾”。当代人非常有爱的将它译作“狂风席卷扬尘埃”，这豪气听上去与“醉卧沙场君莫笑”是一个意境，仔细想来倒也有几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哀！

若请公知们出面总结这局面如何造成，怕又是一场无休止的论战。斗嘴容易，却始终解决不了问题。换老百姓，就算将“霾”理解到“埋”的境界，也没几分现实教育意义。

大家都务实一点，可伸手去做的，无非是各种节约，各种环保。诸如电灯少开一盏，电脑少用一天，电话少打一会，出行尽量搭公交云云，能喊能做的也就这些，能做好能长久的却是个不小的考验。

可问题是，当真做好就能除根了吗？那些制造问题的家伙们哪里去了？他们是不是该负点责任，至少从现在起能被管理起来，不再犯错！

好吧，谈到治标又治本的问题，似乎又绕到另一件论战上去。我们吵吵了5000年，脑袋一代比一代糊涂，眼光一代比一代局限，莫说是北方的霾，即便是南方的雾，也迟早能蒙瞎我们的一双眼睛。

新闻里又在提陈光标，看来做他的员工还得有韩信的本事才可以。被老板绑架的日子应该不太好受。至少我就不喜欢有组织的被组织去做好事、学先进什么的，除非老板给个盒饭钱。

我曾打听过群众演员的行情，大约50元一次的水平，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戏，这一天的成本就是700个亿。不过，演到后来，有的人成了角，有的人依然一天50元这么熬着。陈光标的员工们，可能还得继续熬着。

不过，不拿车马费费劲跟着光标哥的这些记者们真够奇怪的，是吃剩菜叫节约还是不剩菜叫节约？这应该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吧？偏偏就没人回答？还好我不让朱注看这种新闻，免得他怀疑不吃剩菜的陈光标就不是一个好记者。

可记者不是群众演员，也不是陈光标的员工，陈光标新闻奖不可能比新闻伦理更重要，多少得装着点端着点吧。

话说回头，自从年初陈光标花20万重奖了一名记者之后，各路媒体头牌、站长、首席啥的心理难免失衡，但这些靠码字谋生的家伙真的以为自己比陈光标更懂传播吗？

我看还是省省吧！

道德和责任心不是用来装的，作为尚未解决基本幸福的人，有份工作不失业就是最大的责任心，不给政府添麻烦不让小家庭出乱子就是最大的道德，至于学什么雷锋、做什么超出个人职责范围之外的善举，我看是不必要的。出大于进的事，于上于下都不合理，更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我这通唠叨，是因为武汉晚报的一条新闻，让我哭笑不得。你能说这个保安善良么？好吧，即便是遵从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要，我也只能说大概是吧。但我坚持认为，一个愿意在腊月的凌晨3点起床为你开小区铁门还不带一句埋怨话的保安才是一个好保安。诸位保安对照这点去做，全国小区就全幸福小区了。

或者，我想表达，所有底层民众对富人的示好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仇富”这种事不可能在“博爱”之前消失。难为了这位保安蹲守一夜的委屈，也难为了媒体为了一句不存在的“谢谢”而愤概呼吁，更难为了围观者们只能用有没道德做个区分。

当然，有人可以理解成只有我才是真正的仇富，如果对象是一位下岗女工，不慎将救命的几千元钱遗失在停车场，然后这保安蹲守一夜侯来失主……或许，我就会大声叫好了。

我想我真的不会去骂。如果你有点生活经验，如果你理解贫富差距，你就懂五万元钱对于穷人的意义是全部，而对于富人的意义是……没有意义。底层的人们，若有闲心，该照顾好跟你差不多的人吧，那些上层人自有他的潇洒，就算也有痛苦，但不会像我们，每天为了柴米油盐挣扎，犯不着跟着他们凑热闹。

创刊已100多年的法国《回声报》近期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称有49%的法国人认为自己是穷人或正在变得贫穷。这是当下法国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普遍认知？虽然去年有数据统计，法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都达到了3.1万欧元。而那个时候，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刚过1000美元。

如果拿中国农民来比较法国农民一定是自不量力，甚至，我也不确定在法国，农民到底属于什么样的阶层。不一定会像我们这边的农民那样没地位，等着国家扶持接济吧？就算我错误的用中国人的认知去理解法国，但有一点还是能明确的：整体来看，法兰西人比龙子龙孙们有钱的多。

不过，在央视上的中国，国民的幸福感却是空前高涨，这让我有理由相信，贫穷与幸福是可以被分割的，就像我们神奇的友邦朝鲜那样乐观。换句话说，中国人不会因为贫穷而觉得不幸福，法国人也该不会因为贫穷而失落什么。从这个角度去看，《回声报》大可不必担心什么。

至于幸福感，有朋友告诉我，“庸人自扰”是不幸福的根由。但我悟性低，对“扰”的程度拿捏不准。是担心有了上顿没下顿？还是说投资10来套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要如何协调银行贷款才算自寻烦恼？我这样的庸人不晓得多不多？

或者国人的幸福感来自羞耻心？我理解的羞耻心，不大适合在这里讨论，谁还没点不堪回首的过去呢？这种“过去”，其实不是已经发生过了不可改变的事，而是一种善于“遗忘当下，以为一切都会过去”的本领，因为面子问题，又倚仗中国人特有的善良，将刚刚发生的痛楚轻易的压住心底。这时若走过来一位央视记者，那面容自然也是一副善良，口里会痛快的回应：我幸福的很……

这种对现实的暧昧，是新闻里每天都发生的，多多少少都在提醒我们，这依然是一群孱弱的、不敢正视自己的、自卑又自私的人，这样的人，与他们谈任何感觉都是奢侈或庸俗的。不是吗？

我实在想不起哪位名人说过这句话，看到被网友翻出来的一段视频，张兰女士信誓旦旦的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在脑子里充满疑问：是谁教她的呢？

当然，那段4分钟左右的视频，我只看了不到2分钟便关掉，看着又一个道德表演家在出演成人道德情操片，一件一件把自己的衣服褪尽，任谁个正常人也无法忍受下去。

我问谁教她如此，其实也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换我，看起来有钱有地位，在今天的中国会不会考虑移民呢？虽然这个答案回答不了我的疑问。说假话，敢说假话，而且能把假话说给全天下人听。若不是有人教她，她如何能做得出？

诚实一点来说，一个人选择留与不留，只是他个人基本的权利，没什么好讨论的。一个游戏选择哪些人用哪些方法去参加，也是这个游戏的规则而已，更不用多议。人生长恨水长东，众人一时看不透彻。唯一遗憾的是：做人不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罢了。

我听过一句话，说无产者无国。我分不清这话的对与错，要知道能分出对错，对我们这些小民来说重要的很，是方向性的问题。但很明显，如果有产者如张兰们也无国的话，留给我的不止是方向上的迷茫了，更多了“我来自哪里，要去哪里”的混乱。

小民们整天战战兢兢，混个三五斗米，求个身体健康，图个苦里作乐，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的也多有人在，想必这就是造成如今这局面的根由？如此，他们这些榜样是想要教小民学哪出呢？

话说回来，我还是那个问题，到底是谁教的她？

最近几年，西班牙球员在英超很吃得开，比如切尔西的玛塔、托雷斯，曼城的阿奎罗、席尔瓦，曼联的德赫亚，还有我个人很喜欢的阿森纳的阿尔特塔和卡索拉。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估价，现正在英超混迹的主要22名西班牙球员总身价可达4亿2350万欧元。若按我朝的风格，人才输出一定要算在GDP里头。

这项估值虽不是真金白银，但也是一件值得西班牙人自豪的事情，从服务另一桩生意的角度来看，也为“新西班牙人”的荣光加分不少。

有媒体报道，西班牙政府计划向购买价值16万欧元（约128万人民币）以上住房的外国人提供居留权，以帮助削减过剩住房库存。该计划主要瞄准中俄市场，预计将于未来几周内获准。据称，西班牙住房为私有产权，无遗产税，外国人买房后，家人可在西班牙居住并享受当地人一切社会福利。

以不到130万的价格，在上海是要被赶到外环之外的。但在西班牙，这样的价钱可以买到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虽然并不清楚具体位置是不是也在马德里的八环、九环之外，但想一想，这个不到5000万人口的“小”国占地居然超过50万平方公里，买在哪里都是一片开阔吧。

单纯算价格，也许还不能打动国人。但对于热衷于足球的球迷来说，实在值得深思熟虑一番。这应该是一桩好投资，不仅仅是因为皇马、巴萨。仔细打打算盘，买了房子，全家移民西班牙，面子有了。再把孩子送到当地足球学校，拼着命熬进西丙、西乙，运气好的技术不错的，找个靠谱的经纪人混到法甲、德甲、英乙，运气不好的技术不济的，随便找个人就能往中超送，当年的投资也就全部赚回来了。

有人问了，孩子大了，进不了学校怎么办？你怎么就不开窍呢？你是西班牙公民了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有木有？大不了多花点时间等着呗，国内买房熬个20年不也熬着的嘛！

1996年，Panda熊天平与上华唱片签约，如愿由一名音乐爱好者成为正牌歌手。在这之前，是长达八年的辛苦等待，这令Panda备感折磨。所幸，隔年发行的大碟《爱情多瑙河》大获成功，之后的四年里，Panda更是一口气发片11张，获奖无数，数十首作品被万人传唱。

其中，《火柴天堂》是Panda不得不提的经典作品之一，它讲述着一个关于流浪、迷茫、等待及哀伤的主题。借由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背景，Panda将自己在音乐路上的各种遭遇统统倾诉（也有媒体指出，《火柴天堂》是Panda特别为一位华年早逝的知己而作—-在车祸中丧生的表弟—-以寄托哀思）。

当然，你知道的，我并不想探讨音乐。贵州的五个孩子肯定能让很多人想起这首歌。是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想的，能做的，又能是什么呢？

16日早晨，贵州毕节有五名流浪儿被发现死于街头垃圾箱内，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约七岁。经当地公安部门初步调查分析，五名流浪儿可能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媒体还指出，15日，毕节当地最低温为6度，当夜曾下毛毛雨。

媒体也有“详细”报道，但不忍多看，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喉舌而已，做不得大脑的主。通过其他渠道发出的声音，有一些可实际操作的办法，比如为流浪人员捐衣过冬。也有一些除了表达愤怒别无他用的倡议呼号，比如惩戒贪腐、建立救助机制等等，但远水救不了近渴。还有一些附带条件的虚伪的人道主义，比如说名人赵丽华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的“转发微博捐款”活动，一个“腾讯微博转发有效”的限制让我对所谓“公益”又多了一丝不屑。

庆幸的是，无论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好赖不计，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这种悲剧的发生，但大多数人也不得不承认：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已经崩溃，求助与被救助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起事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机构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这五个孩子是“谁”？为什么会流浪？谁该管这种事？怎么管？

难道说，这个世界或有自由，若你只是为了活着，也许没人管你。有人说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比如Panda因为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但放在此时此地，会不会想说：活着就好。梦想虽然可以让生活发亮，但却不能延续生命，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笑。于是，众人感叹：“孩子，愿天堂里没有寒冷！”一句善意的、更多意义上还是为了安慰活人的、看上去能让逝者一路走好的祝福！

实际上，不止这首歌，我能想起的还有何勇有一句歌词：“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杜甫也有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世界似曾相识吗？比之20年前如何？比之1250年前呢？仿若重演！

今年5月，因炫富闻名的“业余”模特郭美美驾驶的玛莎拉蒂，被中粮集团所有的一辆奥迪车给撞坏。随后，郭美美获赔修理费、车辆贬值损失约60万元。一起普通不过的交通事故，媒体缘何会大肆报道，生造出一个网络热点事件，让公众再次沉浸在全民娱乐之中。

这样下去，媒体实在没资格得到尊重，没有基本的新闻价值观，没有自己的报道原则，更谈不上对社会舆论引导的责任心，浮躁的流量换来冷漠的广告，留下麻木的知觉在空虚的社会躯壳里打转。

我对“红人”向来厌恶，各种微博或网络红人，无非是广告公司炮制的一个符号，一个诱导全民通向某种利益诉求的恶俗通道，在这条路上，拥挤的不是我们被娱乐的好心情，而是一群找不到北的、丧失思考力的、甚至显得弱智的行尸走肉，像信仰赶尸人的符咒一般，蹦蹦跳跳，煞是精彩！

普通人做孙子是迫不得已的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倒也可以理解。但你一群媒体都做那没来由的龟孙子才愿意做的事，实在与你的声名不符。求求你们，你们就装次大爷，报点我们竖拇指的事情吧！

“十字路口，只有车，和一群散步的猪”

如果将这段话当成一部微小说去欣赏，不晓得能拍手的会有几个？不需着眼于它的文笔，只要环顾你的四周，我们任意路过的任何一条街道，无论是开车的人那种肆无忌惮的转弯，或是行人永远的乱穿红灯……那种心酸的体会就有了。

所以听到有外国将中国人列为“最不受欢迎的游客”之一，同胞们怕也只该低头反思。若真觉得冤枉，想大声反驳的，不如也安静一次，好好理解下外国人到底会欢迎一个什么样的客人。

我走过国内的一些地方，也在一两个城市有超过十年的生活经历，我真的愿意将第一段话当成一部微小说去对待。我也毫不掩饰对那些不讲规则的人的鄙视。如果我还愿意称他们做人的话，仅仅是因为他们也具备某些生理特征而已。

媒体在教育同胞这件事上没有起到作用。从满纸的公关稿上，我们看不到道德，看不到子曰过什么，看不到民不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国家对公民日常行为的规范有什么底线。

所以，当你看到李宗瑞、干露露成为新闻热点你不觉得可耻；当你看到表哥婊妹们微笑或吃醋你不觉得诡异；当你看到国民教育被推崇或被抵制你不觉得矛盾……它不可能将一群高等动物修炼出人、知礼成客。客，是人尊。

所以，无论在哪里，当你用一种低等动物去称呼同胞的时候，你总不可能得到什么优越感，那永远只是一种耻辱，我觉得。

一份自称发行过200万份的报纸近日发表评论说“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并有意指出“选举”一词供读者体味，不知道习惯为我朝威武高呼万岁的读者们是否看出了新意？而我等屁民却只能从微博上看到这个新闻，可如果不是微博，谁TM知道这家伙又在胡说什么呢？

如果死扣字眼的话，这份报纸的说法自然是没错的，首先，民主国家与民主社会似乎不可等同。其次，选举确实也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另外，这世上唯一绝对的道理就是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谈不上绝对正确的民主或者什么绝对万能的选举。问题是，民主与选举的关系仅止于此吗？

好在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不需要为苍生或者前途谋个论点。作为围观者，屁民只是觉得各路的反应不如这家报纸预期的多。或者说，不如屁民认为的这家报纸的预期。换句话说，屁民不可能跟上这家报纸的节奏去踏准它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唯一能确认的是，他们也相信，一个人听到谎言肯定会去质疑，但200万个人听到之后呢？或者，也要举一次手才能知道真正的答案。

好吧，权当是微博上的消遣。黑龙江地方上的官员如果也能看到这则新闻的话，估计会轻松很多，这些准备收编各类气候资源的公务员们很有当年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做派。可以理解各种公务员的工作决心，要表现，要上进，要进取，难免就会有牺牲，有取舍，有敢为。所以，今次告诉你“太阳能跟金子一样是国有资源不可开采”是正常逻辑，明天再告诉你“大气里的氧气是某某品牌特约释放仅供试吸还有苹果味可以选哦”就不是什么梦话了。总之，无知者无畏。

我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选举，所以，你谈什么都跟我没关系，我谈错什么也不影响我未来会因此而受益，而且我还能一直得利。我知道什么空气、什么水都没人管，所以，我来管管谁又能拿我怎样？就算我管错了，最多也只是好心办坏事，咱好心的目的达成了，坏事的结果还不就抹干就了？

所以说，我好才是真的好。操！

“将来”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因为说将来，未必都是励志的。我只在聊天时会扯扯这种务虚的话题，现实太累了，谈不起，也没乐趣可言。至于有点乐趣的那部分，又离我太远，谈不到跟前去。

这段时间，“舌尖上的什么什么”似乎很火，我是没兴趣去追去猜测的，我只是很喜欢“舌尖”这个说法，民以食为天，人的那点高兴或者不高兴不就是用舌尖去体面呈现的吗？当然，也有一些不体面的方式，就算不龌龊，也没多少正经，不好公开的说。

最近某机构发布了某报告，称20年后的中国，有80%以上的人会成为中产。我用“某”去定义一些注定没价值的机构、人或物，是因为我不相信文字游戏能扯出多么有趣的蛋来。我们总装作乐观的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的后面，那只是因为自己不想看到，眼不见心不烦而已。若仔细过起日子来，却是难熬的很。

但有人爱听就好。也有些人跟我一样，听完之后不晓得到底要做什么。哪怕他们能告诉我现在年收入不到5万就算贫穷我也不觉得可耻。可耻的是，他们不知道当下的这个标准该是多少。在我看来，这些研究者们就是一群疯子王八蛋。

回到“舌尖”上，也有同样的逻辑。像我这样的农民工，舌尖上除了酸甜苦辣，其他的滋味一概不懂。我分不清甜与甜蜜蜜的区别，我不理解爽滑与Q的感觉……我只知道，对我而言，米饭嚼在嘴里一粒一粒的才算踏实。但对舌尖而言，将来能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能知道。

郑钧写过一首《商品社会》，歌里说：商品社会，欲望的社会，没有怜悯的社会。这算是一种写实？真佩服他的勇气。数十年后，没人会觉得这是错的。比如说宜宾机场将被改名做“宜宾五粮液机场”，品牌策划者们还是认为注意力经济很有用，并继续无视社会效应。

不过，我们的生活早已被商品包围，谁在乎多出谁来？早晚你呼吸的空气都可以被人出售。无论你是否知道是谁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广大人民能确认的就是：一切一场梦，一切都成空。问题是哪得一直等下去，等待似乎成了生命的逻辑。

这几天，我在溜马路，为某个品牌的活动做前期调研，走在曾经十分熟悉的各条街上，与一些陌生的人做着交流，看到一些原本忽略的事，在加上目前的心境，对所谓“成功”越发理解的偏执，似乎进了不敢反抗的圈子里（当然，我还是不愿意就这样下去，要不我记录这些也就没了意义）。不过，既然是错误的，一定会有纠正的时刻，我得绕开什么然后去坚持什么。思路大致如此，虽然我还不确定细节。

早上朱注拿出一段作文来问我，“不能吃白饭，才算是对得起他们”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不做不劳动的人。他似乎有点懂。我只好更形象点，说不做公务员。他哦了一声，走开了……我仔细想想，这样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也有一些不需要劳动的人，比如上了年纪的人，比如身体不好不能劳动的人，都将他们归类在公务员，是不仁道的。晚上回来，我会跟朱注解释清楚。

好吧，我想解释下这几段文字之间的关系，首先，我认为商品社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商品兜售人需要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而那些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恰好是一些原本就属于公众的物品，包括公共空间、文化什么的。其次，在谁能决定它们可以被出售的事情上，大多数以服务公众为己任的人是不作为的，他们不是一个很好的看门人。最终，商品社会就是伤害公众利益的一个社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件聪明的事，不过，要是你看不到你的脚在哪里，就不能算有多愚蠢。

我们经常说改变社会的是某些人在某段时间做了某些事情。人是核心，而事情则可大可小。并不一定都得是成吉思汗率千军万马征南伐北才算建了功业，往往是蔡伦那样改进了造纸术更为珍贵。当然，现代人浮躁的很，降低数个标准级，做些换位思考的事也是值得鼓励的。换句话说，不追求改变社会，只追求能和谐共处。

媒体有报道深圳的公务员走上街头为市民擦鞋，强调一点一滴的行动会是改变社会的动力。这个看似成立的道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想要改变社会或市民的哪些成见？或是成为哪些事情的动力？还是能直接明确的承认街头商贩的合法性呢？或是提升最低收入阶层的薪资标准？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可供努力，一切可做改变的动机最终都将会不了了之。

而北京却更有意思，有新规指出，北京公厕苍蝇不得超过2只。这规定怎么听都觉得过了头。要怎么管理苍蝇的数量，怕是连科学家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吧？莫非北京打算给这些苍蝇们颁发居住证？对于这种拍脑袋作出的量化管理，我倒是建议其制定者们学学深圳的公务员，亲自走上岗位做个一年两年，相信能作出合理点的管理办法。

是的，做好一两件小事的确可以改变社会，或者说能增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有好处的，毕竟，大家活着都不容易，这是一个辛苦的社会。公务员也有烦恼，政策制定者也有瓶颈，且不说广大受苦受累的劳作者了。所以，有改善烦恼的动机本身是好事，但能否做好则更为重要，谁都不想自己做无用功，对不对？

广电总局总是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决定，说网络红人及有丑闻劣迹的人不能上电视做嘉宾。看上去广电的领导对各种红人怨恨不少？照这样的势头，电视没毁在新媒体手里，倒有可能葬送在掌舵人的脚下。今天这一个不准，明天那一个不准，限制又限制，到底算是哪门子发展观？

站在广电总局的角度去理解也有“道理”，其一，网络红人大多具可复制性，就像凤姐、芙蓉或者他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骏之流，引导一些家伙走上不寻常路，算不上什么好事，当禁；其二，有丑闻的人若以丑为卖点，甚至以炫丑为荣，必然也是价值观的一种沦丧，也该当禁。

可这个决定仍让人反感，是因为它是一条不容协商的“命令”，轻视了观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忽略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大多数有个性的青年都不会喜欢父母时时刻刻在约束自己，而广电总局显然还没意识到观众们已经长大了。

是一穷二白的贫民造成了这种“时刻需要父母保护”的假象。但也只有贫民有资格站在镜头面前，成为广电总局格外关照的对象。一没丑闻，二不会走红，就算站在镜头前说两句，也会遵照记者大哥早准备好的稿子。你有品位，我不费脑子，简直是天生一对好搭档。

也有些人极少看电视，像我除了英超，对于其他各种娱乐各种新闻各种讲座座谈访问一概不解，有那个闲工夫不如躺在床上听周公说梦。这样的人免不了对被限制的那些可怜人、不自由的灵魂产生点同情：就算上网多了伤脑，也比不动脑子要强。

不过，这又是另一种轻视，不该滋长……

总之，广电总局一出又一出的，看上去只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何苦来的。

话说“部分国家级贫困县‘不愿脱贫’”，理由是没了“贫困县”的帽子，就少了许多实惠。于县于民都没好处。所以，诸位大人决计不贪图虚名，只做个能抓到真金白银的“实干家”。想一想却也费了一番苦心，该宣传下。

很多人将这种做法—示弱—算作一种谋略，与乞丐博取路人的同情基本属于一个套路。哭穷或者叫穷本身并不可耻，只要有人愿意给予，就算是挺尸装死也无所谓。更重要的是，出处乃是国之府库，不要白不要，对吧？

实际上，汉朝人刘向曾讨论过府库与贫困的关系，曰：“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语出《新序·杂事二》）”。意思就是今天说的国进民退。按平民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有钱，老百姓没钱。按实干家们的勾当来说，就是把政府的钱借老百姓的名义拿来为自己铺垫政绩……如此而已，不必大惊小怪。

患有残疾的乞讨者，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才不得不去乞讨，他们不会因为残疾而到处“炫耀”。我见过那些行为卑微的人，小心翼翼的路过你的身边，在得到施舍的同时，也能保留一份尊严。相反，那些手脚正常的乞讨者，是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的。

同样，贫困不该成为治世者的道具，实干家们应该意识到它的无耻。

不如重新订下规则，实干家们的一届任期结束，若不能达标脱贫，那这个领导班子就一刀切，永不聘用。如此三五年之后，中国就再也看不到一个贫困县了。于县于民都有好处。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找回了羞耻心。那才是真的好！你说呢？

为了和谐，我尽量用平民而不是贫民来代表自己。从物质上而言，除了柴米油盐这些必需品之外，我对其他的玩意儿只有一种态度：价格即距离。比方说房价，我喜欢那种令人绝望的数字，比给你留有所谓的希望要痛快的多，你知道你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到的事，自然就不是你该去努力的。

话说我这念头较为极端。但平民们都知道，生活不易，何苦难为。大家彼此间安慰的套路也都集中在对快乐或者不快乐的区别及重新定位上。某人去世了，我们说快乐就是健康。某人失业了，我们就说有工作就是好事。某人离异了，我们就说婚姻其实就是彼此包容。快乐易得，因为这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事。就算是麻痹，也该做到若干年前某人笔下的某人那样出色。

所以，听惯了各类天价货，就像听传说里的各路天神一样，舒缓下紧张的肌肉和心情而已。偶尔也会假装理智的做些点评：什么狗屁的奢侈品？能够复制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挎LV、带劳力士的家伙们是不屑于停留在与这种嫉妒辩论的角落里的。看上去，我们总喜欢讨论与自己无关的事。站在别处的人也一样，乔治克鲁尼就很关心苏丹。谁去问为什么了？

我只关心自己。我关心大米多少钱一斤，我关心水电煤有没有涨价。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关掉我的网络，停掉我的电，但我不能没有吃的喝的，这是都是基本的。从保护这些的角度出发，我倒是真心希望某些东西越贵越好，那些嗜血的家伙们吃惯了大鱼，怕是对我们这种小虾米就没多大兴趣了。但问题也有可能出现，如果他们一定要吃你，你又该怎么办？

算了，不去想了，在他们没有张口之前，不妨为他们摇旗呐喊下：“天价有理”……说得多了，不怕你飘不起来。靠，我真正想说的是：“你他妈的，不扰民就是真理！”可我怎么就是不能说出来呢？

《华尔街日报》刊文报道中国富人们出于各种考量，包括子女教育、食品安全、空气质量、财务安全等等，已经或正在或将要移民国外。此举被戏称为富人们的B计划，主旨只有一条：赶紧赚钱，撤离中国。

作为同胞，却不敢嘲笑这种以生活品质做诉求的逃离，它看上去显得既正当又华丽。更不该否认的是，这些百万美金身价的人无论来自哪里，过去如何，但现在已然不同。我们这些还在为衣食住行操心劳命的芸芸众生，也不该与他们在同一个国度里共存。移民或“被移民”更像是一种必然。

但中国人的保守天性，使得对移民的态度显得犹豫，夹杂着羡慕嫉妒与恨。羡慕的是移民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应该会更好的那种）。嫉妒的是为什么我不可以？而仇恨却很难留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这种奇怪的感觉，犹犹豫豫的表达不出，或者，这种恨里也有祝福的意味？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富人的话，我相信你会有更多的祝福送给他。是不是？

于是，送别的人多了，空气中都少了一点味道。剩下的穷人们该不该为自己做一点打算，不如也有个B（bad）计划如何？稍微想象一下，当你留在一个资源枯竭，财富趋向于零，智慧被窃取，精英都在别处的国度，望着周围与你同样颜色的同胞，你还能剩下点什么追求呢？

无非是如何存活而已。穷人们该退守到当初生长的地方，至少还有块土地供我们生息，至少看不到更多的送别，至少不再有更多的犹豫……为一斗米而生存的族群，原始而又单纯。

昨晚做了一个梦，比较血腥。梦到一帮子专家、记者被带到了《决战猩球》（Planet of the Apes）里的场景，猿人们对这帮地球人轮流做各类实验，诸如活体取胆啥的，现场是哀嚎一片，而边上还有一些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鬼东西在围观叫好……

虽然是个恶梦，但梦醒之后，却觉得人更精神，有小时候吃完奶的那种亢奋。可能是这些天看多了“活熊取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就看不到动物保护组织通过媒体出来抗议呢？或者我该问，为什么媒体就不能报道报道这些抗议声呢？

至于归真堂邀请专家、记者去现场参观活熊取胆的全过程，更让人觉得可耻。诸位能记得鲁迅在《药》里提到的那个“人血馒头”吗？拿馒头等在一边蘸人血的家伙很无耻，难道围观看杀人的人就不可耻了吗？

这年头不必指责专家，群众早已看清了它的本质，就是混口饭吃的赖皮狗，踢一脚滚很远，喝一声就能立马滚回来的那种，没什么良知道德可供叹息。但媒体记者就不该也是这个标准了！用一个记者的名头，去充当一个“媒奸”的角色，可耻至极！

妈的！真希望有现世报！又是一群混蛋！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望江县还是做了一件于民有利的好事。在这个谈核色变的年代里，地方上少建一个核电站，民众们也就少一分安全隐患。我才不相信那些可行性报告上专门用来欺上瞒下的鬼话。

近日，安徽省望江县发文，以环保的理由，要求上级相关部门叫停江西省彭泽县核电厂项目的建设。在这之前，离望江县直线距离也不太远的东至吉阳核电厂，从2007年末的热闹筹备到如今的“默默无闻”，似乎留有三地政府利益博弈的印记（当然，这两个规模一致的项目不一定出自同一个提案）。

自去年日本大地震后引发各地对核电展开讨论以来，我们的地方政府似乎也找到了一条“平衡”之道，在发展核电项目上，得之，解决就业，提振经济。不得，打环保牌，安抚民心。

而可能侥幸逃过一劫的民众却反应的过于乐观。征地建厂给予的经济补助，建厂开工后可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让身份角色也将发生转变的人们期盼已久。在这个连专家都不想搞清楚核电是个什么玩意儿的年代里，让底层民众不安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贫穷。那种看不到尽头的贫穷才是耻辱，拿什么交换又有什么可畏？

彭泽县的民众或会用“羡慕、嫉妒、恨”来理解望江县的举动，而东至吉阳的农民工们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候下去，来年一定要在家门口上班才行。

我向来不喜欢虚假的东西，而“交易”又被我看成是作假的标准之一。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久很久之前的某一天，在我初中快要毕业的当口，为了想留住一点真东西，我天真的想用一本新的毕业纪念册来做个悼念，或者我怕我会忘记曾经属于这里。

虽然听起来悲愤，但事情很简单，不过是我的亲戚为了我的前途，让我的父母花钱将我的户口从一个小渔村买进了一座城市而已。但为了买这个户口，却让多方不爽：其一，我的家庭为此承担了一笔负债，直到很久之后才得以偿清；其二，这位亲戚的帮忙得罪了另两位亲戚，惹起了嫉妒与恨；其三，于我本人，每每经过那个城市，总有许多感伤，心理阴影是留定了。

从道理上来说，我应该感恩，无论我有没从这件事上得到快乐，至少亲人的初衷可以理解并值得肯定。好在也有一些人与我有类似经历，恰好是我们的“热忱”参与成就了一些虚无的数字。

那时候，全国还有80%的人是农民。而今天，能称之为农民的人已经不足50%。更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在转变中的人还被冠以一个尴尬的称谓：伪城镇居民。

虽然尴尬，但却现实。一纸户口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还是99年的那个下岗工人。在那个城里，除了派出所里的户籍档案之外，我没有任何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我，给那个城市的贡献也可能只是“中等规模城市”人口统计里的一个“1”而已。

我知道，这种感觉叫做孤独。我正在感受。你呢？

有一则新闻，说西双版纳某地有三五个流浪汉一起聚餐，其中有一位因对方没有喝完自己敬的酒而失手将对方打死。面子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哪怕同为天涯沦落人，怎么放也放不下！

这新闻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苦者对一僧人控诉，说自己的欲望无法放下而感觉苦恼。僧人请苦者握一杯子并给他加热水，热水加满之后，僧人还在继续，苦者因为被烫疼，将杯子丢在地上。僧人说：不是放不下，而是你没有痛。

面子这回事，实实在在的全是痛，但我们却真的放不下。说喝酒杀人，也是觉得自己面子不够，哪会多去替对方想想？更不会去问自己：一个流浪汉还要什么面子呢？

当然，也有很多人将面子与尊严绑定在一起。其实这两样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国人的特质在于以讹传讹。误导惯了，将错就错成了生活的全部。

围观者也有理由将这样的事情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去控诉谁谁谁，社会救助怎么做的？公共安全怎么保障的？但控诉之后呢？

我每每对这类事情都有深刻的悲悯，总是因为还能想象出他们当初也是从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开始了这段人生旅程的，在他们出生时，他们的父母也有多么美好的期待，而今天……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每一种期待都有好的收获。好的期待，坏的结果。全因过程中的际遇。

人生的一点一滴，都是那么的重要。

诸位有没有见到某媒体新推出的《中国力量百人榜》？

大多数时候，我会将这类榜单当成一个工具，掌握话语权的所谓媒体向掌握广告预算（也包括来承接这些预算的一群采访资源）的所谓社会精英献媚示好的一种方式。

我以为那些真的相信有“中国力量”这回事的人一定对谁更有力量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可惜的是，至少在今天，我们不会还天真的认为咱们工人有力量了。对于丧失这种天真，我觉得悲哀。

南方有八千制鞋工人罢工，为了要回自己应得的薪水。而这类榜单上又有谁可以帮助下这八千人呢？南方的事可能不算太坏，起码我们还能知道，而政府也提供了一个出口来供当事人宣泄情绪，这比被压抑着要好很多。

反过来看，如果社会不尊重底层的生产者，而来崇尚乔布斯这样的人，倒也是好事。

问题是，我们要能认识到“乔布斯式”的价值，而不至于像某前世界冠军狂言要打造一支乔布斯足球队，更不会荒唐到发生某地用5000万金培养1400名乔布斯的笑话。

现实的状况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认为有钱有权就可以得到一切。正是这种态度，抹杀了民众的上进心，这让中国“造”失去了意义。

近日，安徽潜山县费600万巨资新建“皖公像”引来争议：600万怎么来的？皖公是谁？立块碑就是文化吗？有多少更需要这笔钱的地方……民众们议论纷纷，但指向明确，皖公是谁并不重要，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才是大家心头永远的痛。

跟河南宋庆龄雕塑不同的是，潜山县在皖公山（即天柱山）下建皖公像，其出发点不算牵强，也有据可考。只是将“600万”巨资与“陌生”的皖公联系在一起，多少显得隐晦而让人难堪。以后游客从这尊“600万”面前走过的时候，不知道谈论的是皖文化的多还是官文化的多？

但官意与民情相错，怕也不是一回两回，也不止发生在一地两地，如今大家都以平常心看待，我们也惯于从所谓的坏结果里找些能承受的部分，当作幸运事来分享。这也可算是民情纯朴的一面。

所以有乐观的人说，从营销上看，潜山赢了。无论看官们是否乐意，潜山还是与皖公完成了对接，皖公也顺利的再次出山，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一个标签而被人谈论。试想下，今后安徽人礼佛去九华山，看美景去黄山，寻根问祖去天柱山，倒也是一个值得去努力的方向。

再考虑到整件事的传播及其最终影响，天柱山景区或该为潜山县政府支付这600万的花费，并痛快的将它编入年度广告预算，成就一桩经典的公关案例。

如此结局，皆大欢喜。如果他们能控制得当的话。

一则发生在上海的新闻，说“20名上海女中学生援交，最小的仅14岁”。因为写的像个蹩脚的故事，我这里权且当假新闻来看。

“援交”一词来自日本，跟AV一样，在日本社会里，是个在我们这些高尚人民看起来非常病态的一个“常态”。不过，东洋飘来的东西，上海学到多快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人们的看法总是那么“不讲理”。

某学大师李银河就此事感概：“拜金伤透了人‘性’。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没有卖淫的社会，性应当是完全自愿的、免费的、平等的，是为了快乐而不是为了换钱的。只有这样，社会的风气才不是低俗的，而是高雅的。”

我对李大师的疑问有二，第一，她所谓的理想社会存在过吗？第二，援交与卖淫就一定是对等关系吗？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将这件事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我听着都吃不消，想不到这20几个学生这会儿的作用能有这么大，居然毁了我们五千年的文化…..拜托了，大家不去反省自己的不作为，却在孩子们最痛苦的时候还要踩上几脚，这就是中国人吗？

按我的看法，援交的本质就是交换，也包括性，但肯定不独于性。可这社会上又有多少事又不是在交换呢？那些娱乐圈里的潜规则，那些商场上的公关术，那些官场、学术场里的权术，那些新闻纸上的骗术……哪一样又比援交更加高尚？

我们总是不愿意指认成人的骗局，却往往纠结于孩子们的迷途。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是成人，必须对自己视而不见，必须是装作正派才能做好所谓的教育吗？有一个现实，你得面对，孩子们犯再大的错，都有时间去改正。而我们呢？连承认都这么困难，结局自然是一个灾难。

我想说，所有带偏见的感叹都是一个屁！也包括这里的全部所说，它至少没能去解决好这些孩子们接下来的问题该如何处理，说或者不说，又有什么用处！

老话说，物以稀为贵。奢侈品的界定在于不可复制性。从这个标准上来看，繁荣的商业社会里充斥着流水线产品，难有奢侈可言。可笑的是，每年却有数以万亿的金钱在哄抬着这个产业。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ipad，它本不算奢侈品，但爱马仕推出的ipad套套，价格却超过ipad本身，让人忆起“买椟还珠”的陈年往事，于是“爱马仕”就成了奢侈品。再比如说，某女士花了280万元购买了四十几件家具后发现，所谓的100%意大利进口的“达芬奇家居”不过是以低廉的价格在东莞定制的国产货，于是“承诺”就成了奢侈品。

奢侈品可能满足了某种精神需求。而这种满足又成就了它在中国的繁荣，同时，也给世人一种“价高即奢”的错觉。我们必须承认，在奢侈品及强悍的广告面前，人们是没有智商的。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真正的奢侈品来自不可复制。譬如我们人类自身，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恩赐。但是，请试着自问，你的价值在哪里？

“死无葬身之地”算是中国人熟知的一句最毒最狠的话，原是用来诅咒那些罪恶滔天的人，但不想如今成了多数人的魔咒，大家像是同时犯了什么错。

中国十大天价坟墓出炉之后，在800万的豪华墓穴面前，“死不起”一时之间成了屁民们热议的焦点，而“坟奴”则成了新阶层的称谓。可怜见屁民现在脑子里算计的不是当前的营生，而是身后的琐事，这种逻辑也该见怪不怪了。

有人应该指出，这都是“富裕”惹的祸。极富阶层的财富值早已膨胀，对财富的管理方式堪称甚至变态，从买奢侈品、炒楼、炒黄金、炒古董、到炒墓穴，都是这些人做的好事。而另一极的极贫阶层，骨子里的“跟随”心态帮了对方一个大忙。

对比房奴或者车奴，坟奴的面子或者益处在哪里，我一时还没找着。就跟房子一样，我也不必思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该做何抉择，我总觉得，不合理的现象都只是暂时的。但这样的自我安慰是无助于思考的延续。

既然怨不得极富阶层有钱乱炒，只好骂骂屁民们不该跟风助长，至少在“坟奴”这件事上，屁民没那个实力，就别跟在后面玩吆喝，站在一边围观不是更好吗？

愚人节过后，美国媒体发起“全球十大最酷高球场”评比，作为全球首个（甚至也是唯一）主打“裸体”概念的法国拉杰尼高尔夫球场，在投票中遥遥领先。

拉杰尼高球场规定“打球时必须裸体”，这条规定让其与众不同。而报道此消息的媒体还特别指出“球场严禁在户外嘿咻”，禁令让观众“眼前一亮”，更让球场神秘之处无限放大，成为全球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试想下你将如何去应付这家球场？这不仅仅是脱掉衣服，不仅仅是放下对隐私的顾忌，也不仅仅是直面大自然。所以，你到底是脱还是不脱？放下还是不放下？面对还是不面对？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仅仅是这家球场代你发问而已。

换回想象下别人，比如你身边某个拿高尔夫装B装的厉害的家伙（最好就是你的上司或者难缠的客户），试想下他在那家高球场的尴尬或者快乐，你就该彻底放松紧绷的神经了。没有什么是那么让人难以面对的不是？

裸体并不重要，重要的在无形中解放了这项运动施加于人的压力，包括身家、地位、品味，要知道裸体面前，人人平等。或许，这家球场启用“裸体”概念的初衷也是如此？

重庆卫视决定从3月开始禁播广告，以公益卫视频道亮相。最新的新闻也显示，重庆市政府每年将给予重庆卫视1.5亿元人民币的运营补助。问题来了，其一，广告该不该用行政命令去禁止，其二，1.5亿元的补贴被批准该有怎样的流程？

我这里只能说说广告。

尽管大家都不太关注广告，但对于“广告”本身，很多人并不排斥，在广告极端分子如我来看，“广告”更有替代“教育”来改良社会的作用，当然，我所设想的是在一个人人都有良知且懂得自我反省的前提之下。

广告的好处，在于它恰当的利用了媒介的传播力及影响力，使受众的注意力不被浪费。无论广告稿的制作品质优劣高下，广告本身都具备了教育或影响社会的功能，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感叹于某一支广告的精妙，那种共鸣也只在少数优质的课堂上能感受得到。但毫无疑问，广告比之课堂，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会更加持久。

广告的另一件好处，是可以带来利润，建立其商业价值。因为广告（商业模式），媒介得以自给自足（或者存在自给自足的可能），并以此量化其市场地位，比之收视率而言，广告量不太容易造假。

不过，有些粗糙的广告也会被人排斥，但那出于人们对品质有了新的标准，我们不会满足于过去的认知，尽管大多数时候，我们也还只是原地踏步。

或许，如何避免垃圾广告的干扰远比全面禁播所有的广告更合适当下。当然，我们对“公益频道”本身这个新尝试也该报有一份期待（但公益与广告也不相悖）。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它的好或者不好呢？

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周末，刚刚打开电脑，就看到了LinkedIn被屏蔽的消息，虽然我的LinkedIn帐号几乎处于闲置状态，但这仍让人感觉不爽，我就像是一个被夺走玩具的小孩，我犯了什么错吗？

而一向比较“乖”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因为某篇文章被“关停”数日，到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还不能看到完整的网页。另外，邮箱里的谷歌buzz也停止了更新，而前几天还很顽强的某个谷歌浏览器插件也失去了作用，面对强大的“长城”，我想起了Beyond的那首同名歌曲……好吧，不提了。

至于LinkedIn为什么会在国内被屏蔽，CNN称与Twitter有关，简而言之，就是国人以前可以用Twitter做的事，现在只能通过LinkedIn来做，所以，多杀一个浮云算个神马。

我之前喜欢将这类捧杀与商业利益挂钩，但现在我得将“商业”两个字去掉，我终于明白，不只是商业才有利益纠葛。另外，我在想我该不该老老实实的关停在开心网、若邻、甚至新浪微博的帐号，以免到时候被动而显得惊慌失措，不够从容。

要知道，沮丧的事总是不断发生的。我提前安慰自己。

作为一个在外漂泊的农民工，我会经常关注家乡的建设消息。比如听到池州要跟铜陵合并成江南市、瓦陇要建核电厂、沿江高速要修到东至等等，每每传送这类消息的老乡总是浑身兴奋，满脸幸福。而听到的人也免不了一阵振奋，像小便时打个激灵那样。

但我听到这类消息总是高兴不起来，还喜欢泼泼冷水，末了还会多追问一句：“那你会怎样？”其实，我的意思大家该明白，无论这个城市的硬件有多好，对你自身的生活会有质的提升吗？但我也只对那些对自己有所期待的人才说那样丧气的话，而那些靠着屁股成功的人，是不屑与我争辩这些的，我懂，我收敛。

看来大家都有一种不愿意做小的心态。有一则新闻报道我国在200多个地级市当中，有183个有规划成为国际大都市。这点你可以从中央台早上七点左右的广告里看到，地方政府纷纷花着纳税人的钱在宣传自己的政绩。抛开这些城市的规划者对于国际大都市的定位本身存在重大差别之外，这些规划里还流露出某些近似的“气质”：虚伪、浮躁和不切实际。当然，我不能说，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如今的官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官场是个什么样，我哪里知道。

想起之前做文案的经历里，为了推一款价高低质完全靠概念炒作的产品，大家拼命往所谓的礼品市场去挤，好去忽悠那些纯粹为了花钱而花钱的二逼们。说到底无非是契合“腐败”之现状做点边缘化营销，称作腐败式行销也算是我们的特色。不过，我不打算过多解释这个标题。

今次为何想起这个无人再谈的话题，还是源于茅台酒接近1500多元的富贵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培育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就算我不想简单的误导读者，但大家还是觉得自己很容易理解这点：花钱的人不会去用，用的人不会花自己的钱。这种片面的逻辑在中国不一定经常站的住脚，要知道中国的亿万富豪总数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了。

在一个极富与极贫的两极世界里，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想生活的幸福，多少还真需要点阿Q精神。做自己正在做的，想自己不该想的，另外，最重要的是得淡定看待周遭一切。

可是，我觉得我们已经足够淡定，但为什么还是不够幸福呢？我们觉得你茅台酒就算卖到15万一瓶又与我何干呢？反正我又不会去消费。你中国的亿万富豪排到世界第一又如何呢？反正这样人都与我距离遥远。我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我们曾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却在不同的梦里成长。这是谁写的歌词，说的真好。

我写完这个标题甚至就不想继续写下去，接下来的内容没有超出标题多少。

这是我在看到“中国移动”的品牌价值560亿美元而生的感概。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这个市场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也就是一开始就允许所谓的竞争的话，中国移动能排名老几？当然，这种如果是没有实现机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谈论品牌价值，就有点怪怪的感觉。就像是武林大会，你只允许两三个人参加，完了册封其中一人为武林盟主，想想确实可笑。

我对品牌价值如何量化这样的技术问题并不关心，但我很是怀疑品牌价值真的可以被量化吗？从我的疑问里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品牌”的门外汉，我根本不懂的营销与产品的关系，我也根本不懂得市场与公关的区别，我只是在一个劲的猜疑或者嫉妒，真的是“如果不是那样就没有这样”的逻辑吗？

我很想有人帮我一起来论证“大公司不一定就有品牌价值”这个观点，这个论证本身一定也需要相关的数据支持，来对13亿人做一个调查可行吗？（如果有人利用这个调查做点其他的事情怎么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确实很诡异，我为我受过这样的教育感到羞愧）。

以我为例，我们家就有7名中国移动的用户，说实话，我们“忍辱负重”很多年，除了不定期被中国移动催缴话费之外，根本没看到中国移动在关心我们什么。但我们又“安于现状”，在我们看来，在联通或者有限的其他供应商之间做三选一的题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能得到的所谓服务标准只是他们自身的一个工作规范而已。他们在工作，而你在消费，你的消费只是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工作，你认为这里面有服务的概念吗？

既然没有服务，为什么还会谈到品牌，甚至品牌价值呢？我不得不联想到，想证明这个观点，很像是让大家来证明“1+1=2”这玩意儿一样，不是我在为难你，而是品牌在忽悠我们。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有好事者研究得出国内媒体的商业模式是“腐败+公关”，对外公关，对内腐败尔。就像你听说过的那个著名的两面硬币那样，孪生兄弟亲。我曾经也有过一番感悟：“如果你能洗钱，请选择用媒体做道具”。现在想来也不全是无病呻吟。

在我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有以公关业为职业诉求。在那个时候看来，无非就是用文字去行销而已，哪里上升得到“公共关系”的层次。幸亏我的理解过于初级，被这个伟大的行业一脚踢开，否则以我这样的素质无论如何仰视，也看不到这行业的半点阴影来。但如今，嘿嘿！我终于可以站在远处冷笑几声，叫你得瑟！

冷笑之后才发现这公关几乎不能叫做一个行业，它与我理解的“常规”相差甚远。即便现在所有的行业都有所交叉，但能如同公关这样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的也不太多。这让我感觉公关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随时准备伸向这里或那里，这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至于媒体业？算了吧，还有媒体吗？媒体已经沦为公关的道具，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该称为媒介业更为恰当。

公关的初级阶段就是花钱买关系。这种不正常的行为被看成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媒介人和公关人站在两端，扯起一根大绳，用力的甩着。不幸的公众们站在一边围观，被绳子套进去的，就不得不跟着绳子跳舞，最后累死此地。这种残酷被视为传播。而忽略了传播的基础是诚信及公正。

抛开诚信或者公正这些哄孩子的说法，公关就能上升到一个新境界：私关。即利用公共关系之器收获私人关系之利。看上去蛮符合老子的无有之论，这也为公关或腐败提供了可以狡辩的擂台。甲：为什么不可以腐败呢？如果你允许这样的公关存在的话。乙：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公关呢？如果你不腐败的话。公众：咦？他们在说什么？

好吧，公众继续围观。

如果开征烟草税，是否会增加青少年犯罪呢？

一包烟加一元钱（或其他数额）进行销售，会对烟民产生以下几种影响：
1、戒烟；
2、中高收入烟民不受加税影响，继续抽；
3、低等收入烟民或许会少抽，或者抽更差点的；
4、一些超低收入、无收入，但是又抽烟的烟民，他们怎么办？

问题会出现在第四种情况里，无收入，又有烟瘾的烟民会集中在青少年、老年人群体中。

重点就在青少年。设想一下，他们将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所以，烟草税的开征会否增加青少年犯罪呢？我认为值得探讨！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