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各地流行的各类指数，我很关心民众的“幸福指数”或者官员的“辛苦指数”，经济学术语被用以考量社会品质，算是一个好现象，起码好坏都有个参考值了。
相对来说，官员的“辛苦指数”更有价值，也更容易被关注，若指数能与官位高低挂钩，或与酬劳对等，就有了不小的一个动力。而百姓“幸福指数”就较难提升，一则众口难调，二则百姓不需要管自己是否在一个大框框里是否幸福，或者他更喜欢没事偷着乐。
可问题是各类指数是如何建立的，民众还不清楚。昨天糊里糊涂的被幸福了，今天或许也糊里糊涂的就被不幸福了。官员们倒是清楚的很，昨天你做模范，明天我做代表，一来二往的，“指数”就被废了，无人再信就没意思了。
幸运的是，今天既然有人愿意冒险勇立“贪官录”，明天他们也会愿意为好官们建个“纪念碑”！总之，愿意被指数的官员，都是好官员。
总理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对未来中国有诸多期许，对当下中国也有深刻检讨。但简而言之，这只是一次应景演讲，对国人没有实质意义。但凤凰网给的标题让人振奋，是的，我们都喜欢听到“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和公正”这样的消息，可惜那是在未来。未来会有多远？媒体怎会不了解。
我希望未来我有房子可以住，但眼下我每个月的薪水买不了一个平方，更重要的是，这点薪水还跟不上现在快速上涨的物价。未来国家会给我房子吗？我期待。
我希望等我儿子读大学的时候，大学也可以实现义务教育，不需要家长买单。但眼下，我不得不一边满怀感激的接受着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另一边也接受着老师们的冷漠和不负责任。谁能告诉我，“义务”也可以有责任吗？
我希望等我老了之后，可以不用为看病发愁。但也说点现实的，上海要从7月份正式开始逼着企业为外来务工人员缴纳与本地人相同金额的社会保险，让人不得不大骂你娘。当年你要大批民工，我们奉献出青春，你连基本的外来劳动力综合保险都不交，大家伙也没半点抱怨。今天你要少数精英，一纸命令就可以加高门槛，无非是想把这些老家伙赶回原籍。于情不通，于理不达的事，你打算还要干多久？
……
总之，我的希望与总理的希望是类似的。更加值得彼此同情的是，大家都不知道现在该做点什么，该怎样做才可以接近一点。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谁允许你做，谁推动你做，而又是谁决定那个“谁”是谁。
也许将一切快乐与痛苦推给未来也不是个坏主意。
新闻里，郭德纲像说相声那样宣布自己15岁的儿子已经放弃学业，跟着德云社混江湖。淡定的是，郭德纲对此表示尊重与支持。与早前的“童话大王”郑渊洁支持儿子郑亚旗辍学基本一致，名人对国内“制式教育”的失望由来已久，即便如郭德纲所言，他是有能力送儿子去美国读书的。
对于这样的新闻，我觉得最值得社会探讨的不该是责问郭德纲如何如何，或者说义务教育如何如何，但多谈谈教师该如何如何是有必要的。换句话说，义务教育就像做公益，教师是最具体的执行人。公益做的好或者不好，责任全在人，人比制度容易犯错。
师者，所以传业授道解惑也。今天的教师们有几个会对照这个标准来审视自己？或者只是为了一份老有所养的工作而忍气吞声，随波逐流？
我“恶意”的对于老师的不信任是因我看到、听到的现实，或者也来自我对于“师者”的过份期待。也或者是因为我小时候遇过的好老师太多，而对比今天，落差太大便不敢接受，甚至多了一份抗拒。
但我也知道，仅仅靠老师们自觉是不够的。若真的还是为了孩子好，家长们还得向郭德纲、郑渊洁学习，勇于放弃一些东西，尊重孩子的天性让其能自由成长，远比放在一条流水线上，得出一个质量好一点或者差一点的复制品要重要的多。
既然你的孩子是独一个，你就该保护这点，不是吗？
谐音“扬眉吐气”，语出“鄂尔多斯超七千人资产过亿”，指那些依靠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气等资源发财的家伙们，在鄂尔多斯，或在榆林，扬眉吐气道：“俺不穷了”。
古话说，“富贵在天”，但今人会有误解，以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生存哲理。其实，这“天”也不全在山山水水，个人的修为也是“天”，甚至更加重要。
假想下一百年之后以孙辈的情怀来追溯自己：我爷爷当年都如何如何发迹，你会喜欢听到哪种表述？最起码不该让子孙骂你连子孙饭都抢光了吧？
芳文感叹，这世上有优质的富豪，像乔布斯那样，用创意收获财富，更用创意改善生活。也有低劣的富豪，像煤老板那样，与子孙抢食，与环境为敌。可为什么你就只能做后一种呢？
这则标题来自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老师的一份毕业致辞，有思想的人总能把无趣沉重的事说的轻松，我做不到，只好去听，去体会。
何兵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感叹人进入社会之后，总会有一个改变，在号称有了生活的压力之后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改变：趋利、向钱、奔高位。独独忘记个体初衷，其实也曾有那么一段励志式的宣言。到了最后，给关心你的人剩下一条底线，做不成好人没关系，只要不做坏人便好。
老师愿意这样教导还算学生幸运。不至于对你描述未来如何美好，让你入世就不得平衡。不过，所谓的有理想在刚开始进入社会的时候可能坏事，忘不了对丰满的期望，也接受不了对骨感的失望。比之迫于生计而踏入社会的那帮人来说，后者更容易满足，反而会有“理想很骨感、现实很丰满”的意境。起点、方向与角度能决定个人的幸福。
如果如此，学校教育意味着什么？
可惜的是，我们处在一个不知道自己是否幸福的时代。迷茫、无知的寻找一个个新的幸福参照，试图告诉自己该过怎样的生活。少部分人会去思考，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但也以“守住自己”为底限。很明显，推动社会的肯定不是保守派。但若前进的人承受太多负担，最后只能累死。
或者该告诉自己，现实与理想就是一段距离，你能做一点就接近一点，你抱怨少一点就幸福多一点。如此一来二往，骨感的现实或将丰满起来。
语出“群众演员扮保安驱村民”，事发北京丰台，为了阻止当地村民在征地现场闹事，有关部门找来几千保安来镇镇场面。在人数不够的情况之下，又找到群众演员充数。
这条新闻反应了两个问题。第一，北京保安严重缺乏，全国各地职校可扩大生源，以供首都之需。第二，群众演员开始跨界发展，早前传知名演员吸毒、嫖妓。但与此事相比，统统都是浮云。
当然，如果你敢于自称“我是一名演员”，你就会无视这条新闻和这帮群众演员。
虽然演员不一定都是君子，不知道有所为或有所不为，但基本的自我修养还是应该要的。这让我想起毛主席说的某个动物，叫“纸老虎”。其实纸老虎也是一名群众演员，是道具，专门用来吓唬善良的人。
不过，芳文终于还是想通了，不该对一群只是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群众演员发难。尽管良心这件事是平等的，有或者没有，都不该找借口。但如果要张嘴吃饭，就不该自作聪明的讲什么良心，对吧！
说素质很重要，有人不信邪，偏偏把微博当作邮件来玩。老话说，没吃过猪肉，也该见过猪走路，可是某局长这边吃着猪肉，另一边不相信猪会走路。近日，江苏溧阳的一位局长微博直播与情人开房全经过，让屁民大跌眼镜。
有一点似乎不需争论，抛开这位局长的身份不提，单单就调情工具而言，QQ、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甚至微博都已经被情种们利用的非常到位。一则说明大家与时俱进，二则也意味着情种们不在拘泥于花前月下，所谓处处有情处处调情。
在“有钱便有一切”的观念下，整个社会对小三的态度显得暧昧。甚至在行为上，婚外情也屡见不鲜。在你我的身边，处处可见。
透过微博开房的是不是局长无所谓。透过QQ视频裸聊的是不是街道主任也没关系。于是，全社会来讨论全社会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抛开当事人的社会身份。
但我们似乎有一种倾向，更愿意拿一小部分人来替整个群体抵罪。或者叫祭旗更恰当一些。因为挑出这些替罪羔羊之后，人们还是一切照旧，照样与小三卿卿我我，照样与属下暧昧不清，照样与朋友妻秋波暗送。那部分人的替罪变的毫无价值，只是可怜的无用的一个祭品而已。
全社会都在侥幸，这次捉不到我便是，下次我要更加注意些。出乎意料的是，整个社会的自我防御机能被提升了。
屁民特想问下，这算是笑话呢？还是笑话呢？还是笑话呢？
有媒体报道了一则父告子的新闻，大意是某父欲状告两个在外打工的儿子不能常回去看他，法院的法官通情达理，按下告诉用一通电话解决了问题。听上去有点山海经的味道。但仔细一想，也是事实。留守儿童值得关注，留守老人同样不该忽视。
懂事的子女按时寄钱给父母，算是一种孝顺。但还远远不够。父母亲更需要的也是陪伴。我们可以陪着孩子长大，我们也应该陪着父母老去。
想起某人在昨天的饭桌上问起的那个问题：如果说上帝是全能的，我们人类又是上帝的子女，为何上帝自己要独享永生，而给人类只有100年左右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全能的上帝为何没有给子女们一个选择的机会。
人类或者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但社会就是上帝，冥冥中“安排”了一切。为了生存，你得离开家乡，去遥远陌生的城市，找一份工作。你必须忘记家里的孩子、老人，假装你是一台生存机器，然后，糊口，然后，养家。然后，老去。然后，看下一辈人如此循环。在这个过程里，你可以选择吗？或者问，你为了选择而做了什么？
或可从另一方面来理解人的选择，往好的方面去想。但只要问一个问题，“为何是你而不是他”。就可推翻所有假想的美好。
不如回到根本，你需要的是什么，美好的生活，对吗？你是如何定义这样的生活？完全由物质来决定？还是其他……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带一点理想主义的人，活得会更幸福点。
父亲节，源自美国，以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作为感恩父亲的日子。
如果说我反对中国人过西方节日，就有点不自量力了。我只是反对我去过西方人的节日，就好像我很鄙视西方人过中国人的节日一个道理。
这种情绪以个人的认知为判断标准，我想说难分错对。至于我的反对，没太多合理理由，只有一条，我想做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也希望看到一个有着各自特质的大世界。
早在1945年的8月8日，在上海文人们的号召下，中国人庆祝了自己的父亲节，这个节日直到今天还在台湾等地区被保存。而大陆的人呢？
芳文不禁感叹，国人在商业社会的熏陶之下，不幸被广告奴役，成了俘虏，搂着香车豪宅美女也就罢了，甚至连何时吃饭何时睡觉何时感恩也要受到支配。
幸运的是，从昨天起，我已做了一个自由的人。
《北京日报》有评论指责当下媒体更喜欢“情绪表达”，而非客观理性的表情达意，并警告情绪表达很伤人，一来放弃了媒体责任，二来更是破坏了社会信心。
乱扣帽子是媒体的通病，可以理解的是媒体总得找一个理由去指责社会（包括媒体本身）。如果论据也足够充分的话，人们还是乐于相信或暂时相信或从中得到一个思考的机会。如果结果也只需要这样的话，媒体“哗众”之本性无从改起，也无可厚非。
指责谁或者赞扬谁，是媒体习惯做的，甚至成了业务模式：树立观点—-寻找论据—-去证明。无论是在何种地位的媒体里，也总是由一个单个的人去完成这种看似公平、客观的指责和赞扬，尽管社会允许，但扪心自问，你们做的真的没毛病可挑吗？
我想起许三多在《士兵突击》里责问队长的一句话：“你很在意你设计的那几个小时的经历，但你不能体会在那之外的大半年时间的其他经历？”媒体很在意自己的文字或认知，但也习惯回避事实。对那些与你论点不合的事实，总是视而不见，或者总是看重自己认为的对与错。要知道否定本身也是一种否定。
大众媒体不同于个人博客，在这点上，个人博客就自由的多。我更喜欢“情绪表达”，因为博客是没有设定读者的，博客能够提供的，只是一种认知的交流。是给世界提供一个看我的机会。
很明显，媒体需要忘记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