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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数据总是让人看不懂，针对个税起征点，凤凰网称有85%的民众不赞成3000元的起征点，有48%的民众要求改3000元的起征点。尽管凤凰网也承认参与此次投票的民众更多的还是来自发达地区。

但屁民还是没有看明白，民众们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起征点。或者，起征点是多少根本就没个统一的标准？

以自己举例。假设我（一家三口）在上海可以拿6000元的月薪，除掉房租（1800）、水电气网（200）、生活开销（1500）、子女教育及娱乐（1500）能够剩下的还有多少？可能是1000～1500元。但若换成在池州拿这样的薪水，同样的生活水准至少可以多剩个一、两千元。

这么说吧，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统一的个税起征标准，就好像是把中国与美国放到一个篮子里同等对待，不考虑地方、经济条件及人口素质等差异的统一标准，只是被统一了，但肯定不是个好标准。

屁民觉得，个税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制定一个最高限与最低限，最终还是由各地市参照国家标准而自行设定。对于经济状况落差极大的地区，比如说亿万富豪与低保户或许就是隔条街的城市，包括北、上、广、深等地，最好还应该依据不同的月薪来制定其个税起征比例。

当然，如果政府考虑不征个税或以其他方式—-比如购买国债、购买社会保险—-来加以改良，屁民更要拍手赞成。

不过，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是愿意让更会赚钱的人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呢？还是让更多的不会赚钱的人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

最近印度有家名为『我行贿了』的网站窜红网络，该站鼓励行贿受贿当事人以亲历者的角色来爆料，向公众及政府提供贪腐线索，惩治不法，以改良社会。

原本认为爆料人更习惯用围观者的态度来探讨社会问题的思路终于得到转换，亲历者自爆丑闻一旦成为主流意识，将会增进社会的自省机能。这比躲在角落里打别人的小报告要有意义的多。

远在中国的屁民们也该向邻邦的屁民们鼓掌致意！好在国内也有站长立即做出响应，包括“我行贿了”、“我行贿啦（522phone.com）”和“我贿赂了（ibribery.com）在内的三家网站也于近期分别上线。

与对待其他新生事物的态度一样，网友们对此事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样的平台可以成为民众与政府沟通的重要渠道，对打击贪腐现状的迫切期待是基本的民意。但也有网友对国内的这几家新站提出质疑，怀疑建站的目的不够单纯，作秀的成分较大。主要原因还是出自对于运营团队背景的担心。众所周知，当代社会永远不缺乏由下至上的推力，但起步开关始终还是捏在上头。

网友的担心可以理解。一则更多的浏览者是以围观猎奇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二则那些爆料者不得不面对举证等危险事而需要极大的勇气；三则，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能解决问题的人或机构来及时处理这些线索。

如果只是将一个人的愤怒通过传播演变成一千个人的愤怒，但没有为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而引发其他负面效果，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国内严苛的互联网环境下、民众明哲保身的社会意识里以及政府机构高高在上的沟通机制中，很难存活这种“有勇气”的网站。

它或许只是一现昙花，但无疑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一起值得纪念的事件。

广州传来好消息，当地政府决定在今年给具备一定条件的7万多户困难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媒体显得很兴奋，还举例说明，只要40多元的月租就可以住上40平米左右的一室一厅。

帮助困难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屁民当然喊声支持。最低阶层的人因政策而获益也多少让我觉得身处社会其中的一丝自豪。但如果以今日老百姓务实的价值观来看，这种举措多少有点抑善扬恶，有失公平。

首先，我相信造成困难家庭之所以困难的原因肯定不全在社会，若因个人懒惰等原因来让社会去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于情于理不通，并不值得提倡。

其次，对于那些通过苦苦奋斗，背上巨额房贷并且慢慢苦捱二三十年才住上一室一厅的打拼族而言，廉租房更意味着实惠，不再有关心产权属于谁的问题了。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让大家都爱上廉租房将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鱼”或“渔”会影响一代人的价值趋向。

一个向善循环的社会，应该扬善抑恶，在帮扶弱势群体的时候，也需要奖励那些积极上进的群体。更重要的是，社会应当反思下如何降低奋斗成本，让一辈人不至于为了一套房而奋斗终身。我们不想成为没理想的民族，对不对？

围绕着强拆的话题无非是需要地表上的那片土，屁民们是否可以想个办法钻到地下去过日子呢？像个老鼠那样有尊严的去生活，或许就不用那么被动卑微了。

传说中的中国第十个特区义乌传来消息，为了让市容看起来更加整洁，约有2000名打工者被赶入深山，在坟墓群附近搭起新据点……是否有联想到好莱坞电影里的某些场景？肮脏的棚户区、卑污的人、冷冷的天空……好了，这些都是在发生的。

让我们来恶意的揣测下不会发生的，假如我们（也可能包括尚未中产的你）必须举家迁入深山，或者更进一步，往地下发展，真希望我们可以“进化”的更快一点，比如生出一对可以打洞的手？甚至是一双翅膀什么的。不过生理的进化速度不及心理，我们在心理上很容易接受一些现实，尽管在生理上根本就没法做出准备，但谁管你？

让我们放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的念头吧，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扔到一边去，暂且先考虑怎么活下来更加现实。

住进地下或者迁回深山确能保留一线生机。且退且想且怨恨：靠，要不是当年我穿皮衣的时候没想到今天，老子山里打猎过日子简直赛过神仙。

但今日，恐怕得好好的去适应与蚯蚓争食的日子了。

《纽约时报》对药家鑫执行死刑一事也有报道，该文提到国人对此案的看法有二，一则如我等屁民鼓掌欢庆，说什么这是法治的胜利。二则如那些理智的精英派略带不屑，将药之死归罪于网络暴政。对于这两点，屁民都有意见。

其一，如果说有法可依、有法当循是正常社会的正常事的话，哪里会有人对法治的胜利保有额外的惊喜？或许该文撰稿人还停留在70年代的中国。对此，我更愿意说，药家鑫的死是对“有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富人意识”的纠正，与法治本身的关系不大。屁民的焦点也从来没停留在法治层面。

其二，国内那些自诩理智、清醒的精英派，将他人的伦理观念强行提前与最高文明接轨，而将自身的伦理观还紧紧的绑在裤腰带以下。所谓的网络暴政，不过是他们对民意的一个曲解和掩盖，为什么要曲解？又试图掩盖什么呢？

首先，这帮围观者们早已习惯了站在远处指指点点。我们只要稍许注意下这类或那类新闻，受害者往往来自与精英无关的另一个阶层。精英看屁民总是居高临下，就好比站在岸上的人抱着双手对在水里挣扎的溺水者做一些仁慈、清醒的提示……但是看官们，如果你不能立即施以援手，我就只能祈祷下一个落水的是你。

至于群体暴政强于个体暴政，精英们防患于未燃也不算过分，但在连基本保护能力都没有的弱势群体身上加之“暴力”色彩，除了栽赃嫁祸之外，更是将屁民当作异类打压。可恨的是，精英们的强盗逻辑稳居上风，精英暴政已然流行，屁民们却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