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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到6月16号，安庆实施“中高考禁噪”，在限定时间内尽可能给所有参加中高考的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休息环境，在民意上似乎能得到广泛支持。但这种“保护”是否也印证了应试教育的正确性，高分真的能给孩子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人生吗？

这问题本身会有诸多争议，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差生家长的诡辩，而“有意义”本身就是件很难被界定的事，有人习惯性妥协，也有人习惯性抗争，一般来说，懂得妥协的人获利最多，像这些需要被保护的分数一样，似乎全社会已经认定它是个人价值的一种量化。

我们成人有否检讨过我们剥夺了孩子的哪些体会和快乐？接送他们上下学，让他们对街道恐惧，其实是我们不信任这些街道。帮助他们安排周末时间，让假期乏味，其实是我们习惯了自己的生活而不想有所改变。再帮助他们如何应试，获得文凭以及所谓的尊重，事实上是我们害怕被抛弃。再以后呢？继续帮着安排工作，给他们一个不用思考如何生活的工具，是我们害怕去面对他们本该乐意面对的一切。

我们这些成人耽误于“假如这一切有人帮我们都安排好该有多好”的假想之中，这种懒惰是今天我们浮躁的缘由。对的，今天我们可以“禁噪”，而谁又去关心过那些整日里生活在噪音里的工人的生活呢？他们是活生生的，是难以改变但又最需要被改变的……好吧，不提他们，假装他们不曾被父母也像我们一样爱过安排过。

我总会悲观的认为，无论我们可以替孩子安排到哪一步，我们终究有离开他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要怎么办？母狮子不会在临死前才去教会孩子们如何捕食，更何况我们这些高明的人类。可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高明的家伙总是在做着一些蠢事。不是吗？

曼奇尼赢球了，英超冠军的悬念将会保持到最后一刻，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当你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其实已经遭透了，爵爷今夜的体会更深刻些。生活大致如是。乐观点说，还有什么比当下更加糟糕的呢？

微博上有人民群众在热议1959年到1961年发生的某件事，说大饥荒时期究竟有没有饿死那么多人。关于这个，屁民想问，您认为饿死多少人才算恰当？另则说了，假设阁下的父辈被饿死了，阁下要怎样才能投胎到这世上来？所以，从“后人”的反馈来判定究竟死了多少人，其逻辑或者出发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当然，被绝了后的人，总是很容易被遗忘或被用来假设的。

大家所理解的绝后，多指生理方面没了基因上的继承人。但还有一种绝后，是在其他层面的。比如屁民对N多年前的历史没有学习和掌握，更不能辨别真相，这也是一种绝后。历史与现实被断绝了联系，在某人或者某群人身上发生。如此，这群人与之前的那群人能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这两种绝后都不算是坏事，这该是社会演进的基础，称作优胜劣汰也恰当吧？怕就怕在对真相的误导，而那些渴望对过去有所继承的人，往往要被假象蒙蔽。

但这事跟今晨的曼城德比关系不大。唯一能扯的上的联系就是，大家都在期待那个最终的结果，谁是冠军？或者说，真相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在讨论赵普，问他该不该身在央视，却以央视人的身份发布央视不允许发布的消息。有专业新闻学者强调职业素养，建议其遵从组织纪律。路透社在其《网络报道守则》中也告诫记者：“在社会化媒体上，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看来，新闻业界对此事的支持也不在主流层面。

倒是在民间，赵普得到了最基本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如果真相必须用这种手段才得以传播并让民众受益，赵普的行为就是超越了狭隘的职业操守，但尊重了更广义的社会道德。我不确定两者在此是否会引起争议，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该以任何理由凌驾于真相与普知之上。

问题不在于赵普是否遵从职业操守，而是看这条被发布的信息所关切到的群体。举个例子，如果只是一家公司的商业丑闻，我认为路透社的做法值得全球新闻界遵守。但如果关乎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试问还有什么组织纪律能比道德更重要呢？

也有人在微博上恶狠狠的评议赵普，此处不做反驳。只是想告诉他，正因为你缺乏真相，所以才抗拒真相，并以欺善之名。对于这类人，我是鄙视也来不及的，不知道怎么死的是一种罪恶。

与赵普一样身处困境的还有邱启明，希望他辞职之后，能做点现时媒体人做不到的事，比方说办一个中国式的《郝芬顿邮报》？只要媒体追求真相的理想不死，人们就会一直受益下去。而那些有理想的媒体人，就是施恩的人。这样的人，还需要怀疑其职业道德吗？

广电总局总是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决定，说网络红人及有丑闻劣迹的人不能上电视做嘉宾。看上去广电的领导对各种红人怨恨不少？照这样的势头，电视没毁在新媒体手里，倒有可能葬送在掌舵人的脚下。今天这一个不准，明天那一个不准，限制又限制，到底算是哪门子发展观？

站在广电总局的角度去理解也有“道理”，其一，网络红人大多具可复制性，就像凤姐、芙蓉或者他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骏之流，引导一些家伙走上不寻常路，算不上什么好事，当禁；其二，有丑闻的人若以丑为卖点，甚至以炫丑为荣，必然也是价值观的一种沦丧，也该当禁。

可这个决定仍让人反感，是因为它是一条不容协商的“命令”，轻视了观众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忽略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大多数有个性的青年都不会喜欢父母时时刻刻在约束自己，而广电总局显然还没意识到观众们已经长大了。

是一穷二白的贫民造成了这种“时刻需要父母保护”的假象。但也只有贫民有资格站在镜头面前，成为广电总局格外关照的对象。一没丑闻，二不会走红，就算站在镜头前说两句，也会遵照记者大哥早准备好的稿子。你有品位，我不费脑子，简直是天生一对好搭档。

也有些人极少看电视，像我除了英超，对于其他各种娱乐各种新闻各种讲座座谈访问一概不解，有那个闲工夫不如躺在床上听周公说梦。这样的人免不了对被限制的那些可怜人、不自由的灵魂产生点同情：就算上网多了伤脑，也比不动脑子要强。

不过，这又是另一种轻视，不该滋长……

总之，广电总局一出又一出的，看上去只是在跟自己过不去，何苦来的。

话说浙江金华某公交车队组织司机学习如何辨识豪车，与动辄数百万级的交通肇事赔偿相比，各位司机大哥有时间做做这方面的培训倒也必要。但正常人会问了，若真的出了事，还能分的清是不是豪车吗？“能有选择”，往往只是平民们的一厢情愿。

“惹不起，躲得起”的逻辑是想当然的，于现实中根本没法实践。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有本事“躲得起”，又管它什么车呢，平安不是第一要紧的吗？或者只是反映出另一些问题，比如说“恃强凌弱”。不提了，这话题悲哀了点。

说回来叹口气，人们是躲惯了。看见同学被老师脱裤惩罚，不言不语，躲上十来次，惹到一个不能惹的，才算“事发”而结束。看到路人跌倒不敢去扶，甚至绕过，回家后坦然在微博上一边倒的唾骂世风日下。得了众人信任，拿了个七八上十亿的资金成就了个人美名却不堪托付最后一躲了之，与某英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但却可能是相同的待遇……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各类事都在证明，“躲”没什么不好。

就好像饭前不洗手这回事，大家也知道不好，不过也不会去改正，反正习惯了就不觉得别扭了。社会也是，多一个坏习惯或者好习惯，它照样慢步走，怎么能指望它去自我纠正呢？

惹与躲是相对的，躲的人越多，惹的事也就越多，反正怎么惹你你都是躲，不惹白不惹。当然，要是每一个惹事的家伙都遇到药家鑫这样的该有多好？不怕耍狠的，就怕不要命的。

而正常人，也该敢为了一些事去不顾性命的。

不管怎么说，韩寒还只是一个孩子。记得《心灵捕手》里面的台词吗？可惜的是，这地方的大人们骂起孩子来，是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有道理。CAO！早点都干嘛去了？

近日，韩寒通过某报宣称要将自己的手稿出版成书，并以10元钱的价格亏本卖出30万册。这是证明作品有无代笔的一个办法，建议方舟子也来指点下，还有更好的招数吗？你都把人家孩子逼到什么地步了！

但问题是，他决定选在4月1号发售这本书，用意居然是为了纪念张国荣。好吧，我说我不喜欢这条理由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张国荣也是我的偶像。我相信很多荣迷并不喜欢有人—-无论他是谁—-拿自己的偶像去说事；其二，既然是证伪，那就得专心一点。如果你想一枪干掉一只鸟，那还是得把枪口好好瞄准那只鸟才对。一石二鸟的事，多少都要看点缘分的。既想这样，又想那样，搞不好最后又是一个昏招。

我愿意相信韩寒是无心的，所以，我会说他还是个孩子，在与方舟子这样的成人面前，一开始就出错了牌。韩寒完全可以学学马特戴蒙被吉米调侃之后的举动，跟对手的前女友拍支MV恶搞下对手，顺便还拿个最佳原创音乐奖玩玩，名利双收又不失风度。韩寒也可以考虑写本《打假，假打》之类的书，既然是个写手，还怕搞不定另一个写手？

从这事上看，主动跟被动的关系是很奇妙的，当你成被告的时候，看似被动，实则主动。反过来，当你成了原告，看上去掌握了主动权，但其实呢，你自己知道的，该有多幸苦才能干的事。无所谓了，连唐骏都还在江湖上漂着，韩寒还用担心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