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以来，老觉得时间不够用，老觉得生活里少了点什么，老觉得正在做的某件事总是不得劲，但又拗不过来。只好将就着，将就着。是时候该改变了。
总理前两天在国外也说，人应该独立思考问题。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喃喃自语算不算是一种独立的思考，或者，我只是一种纠结。说到思考，大多数该有一套清晰的知识系统作为支撑，可是我呢？永远不了解真相，永远生活在怀疑猜忌中，甚至永远生活中无聊的惶恐中，知识的匮乏，让我难以思考，更不要说独立。
独立是一个敏感的词汇，就像男女在一起讨论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哪种更可怕类似，思考独立与身份独立，似乎都是不能被容忍的但一定又是必成现实的，我期待那一天。
今天是五一小假的第一天（其实也就一天，不需要求太多），看看4月份都发生过哪些操蛋的事吧。至于其他的，就放在一边吧。
提到人口数量，我总会想起毛泽东说过的那句“人多力量大”，好像人多了，什么事都好办。也确实如此，毛用人海战术取得了对国军的大胜，那是善于用人的一个实证。但今天的办事者却认为，人多事难办，和平年代，要吃饭的人多了，想吃的好的更多了，众口难调，自然让办事者心烦的很。
总之，人口数量在办事者嘴里，就是一个好借口，好事坏事都可以赖上。所以，在中国做一个办事者，是办事者的荣幸，但在中国做一个几分之一，幸或不幸只有你自己知道。
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已经增至13.3972亿，其中，我们的父母辈，已经没有太多劳动能力的60岁以上的人口大约为1.782亿人，而我们的子女辈，暂时还不可能参加工作的14岁以下的人口大约为2.224亿人。
按照现实的竞争社会思维来说，你与我都有13.3972亿分之一的生存权利，但很明显，一人一个均等机会的可能性并不大，我的意思是说这个13.3972亿分之一与那个13.3972亿分之一是有不同待遇的。
不必举证说明，你我也许早就有了感触，只是一直压抑着不说。对于屁民而言，我必须希望自家的人口可以更多一点，理由很简单，一来我养老养小的压力要轻松很多，二来一旦被人欺负之后，反抗报复的动力也会更强一点。
再补充个轻松的理由，围在一起打麻将，也不必左等右等什么三缺一，你说呢？
药家鑫被判了死刑，张妙的家人日前也发出声明，大意是支持法院判决，并宣布放弃民事赔偿。
声明里特别提到，农村人并不难缠。我相信大多数农村里出来的孩子包括我都很赞同这点，就像那个小胡老师所说，这社会都是被那些所谓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给搞到乌烟瘴气！
我再想张妙的家人为何要主动放弃民事赔偿，除了他们声明的几点之外，更重要的莫过于对未来的不确定，不知道二审会不会改判，或者说害怕二审会有变化，比如说将民事赔偿金额从4万多加到40万多，换药家鑫一个死缓或者其他。
有钱人的逻辑就是这样，认为钱可通天。所以药家鑫们为什么没有人性，多半也是拜金钱所赐。想一想钱能救人，更能害人。
很能理解张妙家人的心情，钱可以买命，但买不来尊严。但这点估计也只有纯朴的农民会去坚守。希望老天开眼！给穷人一个公道！
人在烦躁的时候，是写不出文字的，更谈不上什么好文字。这几天我比较烦躁，一则是无趣的与工作有关的琐事太多，另一则又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心里面没有想到通透，于是便早早的睡，迟迟的醒，这样或许会好点。但对看这些字的你来说，我是充满愧意的。希望你能谅解。
这样下去终归不是办法，我得把它当作挑战或磨练去经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哈，都快四十的人了，还抱着这档子没边际的空想，也是一种天真吧，我喜欢自我安慰。
周末的时候与熟人们坐在一起聊天，恍如时空错乱。听到的大抵是某人过世了，某人生病了，某人创业了，某人发财了，这些事在熟人身上发生，被我听到，会有不同的感触。这种感触与我的天真较上了劲，让我始终不能脱离那种难受的情绪，他们的那些坏消息，让我想起了P君。
我知道，去年P君的离世，一直让我有点感伤。他刚走的时候，D君问我，为什么不写篇文字给他，我没有回答。其实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以前关系好过亲兄弟，后来却形同陌路，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我又不能对第三个人完全清楚的表达这些，这是我的痛苦。
而又听到的其他消息，让P君浮上脑海，让我不得不去回忆，去痛苦。于是，我对熟人们说，今后我们只聊大家的健康，不聊富贵贫穷。话说出口，有点后悔，但又不想再去解释。健康就是幸福，不是吗？
盖洛普上周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盖洛普所称的生活“美满”一档，而有71%的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有17%的人说他们生活“困苦”。
换我来填这项幸福调查，估计我会选择“美满”，原因是我还健康的活着。当然，我也知道盖洛普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找不到理由去支撑“美满”了，难道那12%的人也跟我一样？“面子”总是妨碍着“我们”承认和面对事实。
零星想起在这之前看到的一些关于“幸福”的调查，有一条道理比较明确：找幸福的人往往都不怎么幸福。我们在追求幸福感，追究幸福指数高低，说到底正是源于“匮缺”。精神强大的人或许能骗了别人也能骗了自己，说自己“美满”，但“那么说”就是远离“美满”太远的一个具体体现。
可是，调查之后能做什么呢？修正下自己的观点？哇噢，原来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不幸福啊？！那就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既然如此，也不该由我来解决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换一个更混乱的逻辑，如果继续将美满当健康的活着，艰难则表示我还活着，困苦呢就有可能是我可能活不了了。对比下数据，这生活怎么了？
所以，千万不要问自己：我幸福吗？
上海车展已经开展了，布展之前我恰好路过新国际博览中心，拍下了这张照片。
路人看我仰头拍照，也都跟着仰头围观，我很想知道下面的几个怎么看上面的几个，也想知道上面的几个有没注意下面的几个。
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如果我用某种同情的心态去看这几个贴广告的人，说明我的态度很有问题，甚至包括我现在用这种语调去说这件事也是不对的。但我想表达的是，其实他们就是生活的一种缩影，我们都有同一种生活，为了生存而生存而已。
听的人或许会随意笑笑，说你太多事了，“这”跟“那”根本不该扯在一起。好吧，但愿如此。
昨晚和旺11点多到的上海，我早上6点不到赶到他住的酒店，带着一种欢喜。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从工作、家庭到孩子的教育，从后半生到前半生，从同学到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在跟和旺聊天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这张照片，这也是促使我要把它贴出来的原因。
我会想到那些人也有这样的交谈，与他们喜欢的人。大多数的时候，他们远离熟人，在远远的某处，过自己的生活。这点与我向和旺交代的一致，我说我的快乐源自我远离熟人，没有他们给到的压力（这话不全对），我不用想着去攀比，我可以活得像我一点。
或许他们也这么想过。
WSJ报道，成立才三年的新闻网站Propublica今次二度获普利策奖。Propublica主要靠慈善赞助运作，专门从事深度的调查报导，许多采访成果会分享给实体媒体。去年，他们与《纽约时报杂志》一起分享了“调查报导奖”，今年又独获“国内报导奖”。
这等荣耀让人羡慕嫉妒恨都来不及，或可模仿它做点什么，好平复下自己的虚荣心？我在揣测如何做出一个中国版的Propublica，当然，我的合伙人必须有能力搞定各类繁琐的手续才行，虽然这个也不是绝对要做的事。
简单来说，做Propublica需要做好三件事：第一，聚集一批有理想的新闻人，使其义务供稿或采取得到某种资金协助雇佣最好的新闻调查记者；第二，与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媒体合作，将自己定位在专业的深度报道提供商这个角色上，与其分享报道；第三，采取收费阅读方式；
很明显以上这几件事都不好做，也做不好。有理想的新闻人很多，但有共同理念的该怎么找到？有影响的大媒体多，但不重商重利只重内容的都成追忆！愿意付费的读者也多，不过，与其花钱买你一两篇新闻，不如好好的看看CCTV一团和谐比心里憋屈要强太多。至于那些繁琐的手续，更是一根缰绳，让你往东，就不可能往西，你怎么可能会绕得开？
于是梦醒后检讨自己，所谓的理想和抱负大多来自我的这种虚荣、嫉妒和占有，但也源自某种天真，对于环境和周遭的认知落差，让我习惯于白日做梦，只是梦醒时需当醒，不沉溺就好。
那天有人问某教授，你是如何实践环保的。教授回答，我已经到了不需要靠汽车这些东西标榜自己的状态，所以，我每天上下班都是骑着我的小电驴。回答完之后，台下听众一顿热烈掌声。
很明显，这顿掌声献给“意外”。尽管很多人都明白这位教授的答案或许就应该与此类似（其他也无非散步、骑自行车、或坐公交等），但从教授口中说出，听众会得到一份认同，对于自身的猜测也能被印证，听众是激动的。而无论这位教授说的与实际上的情况有什么差异，大家都会给予“鼓励”，这种场景类似于好莱坞大片，某个小镜头里，人们情不自禁的报以掌声，用以渲染自己也有相同的价值观，这有点自私。
在这里，我并不是怀疑教授的诚实，也不怀疑听众的造作，我只是惊诧于我们的逻辑。如果一个刚刚吃饱穿暖的老百姓这么去做，大家会觉得应该的很，他们会想，你不这么做又能如何？而另一个年薪数十万，社会身份较高的人也这么做，大家就崇拜起来，他这么有能力还这么去做，真正值得学习。
于是，财富在评判道德的时候，成了一个重要的砝码。换你单独想这个问题，你必然反对。但似乎大家早已认定，人们获得财富之后的某些行为就是必然的，并把这种必然理解成一片淤泥。人们更喜欢淤泥中的莲藕，而不是清水里的红菱。
环保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标签，精英人士拼命往脸上去贴。但现实主义者终会发现，真正的环保要的是实际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实际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环保”这个词汇延伸出的某些道具。
请问，我们为什么环保？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
大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不安全的，造作的说，我也缺乏安全感，在这种生活模式下，在这种被外人评判的氛围里，在这种现实的一逼吊遭的浮躁里，我也想找一个精神导师，不停的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怎么走才不会错。但怎么走都不会错，会永远正确吗？
有人告诉我“犯错”也是一种生活，阿Q式的精神安慰基本上主导了我所有的对于事情结果的期待，期待下次好点，哪怕只好一点点。甚至也知道无论好与不好，现在都得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这一点或那一点，都是我要的，我得清楚。
昨天是财新传媒在上海第一次做思享家沙龙，我有参加。许纪霖教授谈了一个关于“反思中国精英教育”的话题，其中有给中国定义为一个“力”的社会，而理想中，应该是有德之人组成的一个有礼之国。可惜在中国，礼与力的博弈中，道德沦丧，人性泯灭。
这“力”成了一切出发点或终结点。学校谈智力，智力体现在学业成绩上，应试教育压过了素质教育。体力上谈竞技，冠军为王，其他人如粪土。商业上的竞争力更是量化在各个方面，凸现到业绩上成为一切价值的标准。人的道德，逐渐被掩盖、被遗忘、一代二代三代之后，道德灭种。
说现在的父母其实也很重视道德的培养，但老师们给自己的“职场”定位（而不是为人师表）使得他们只关心业绩（学生的科目成绩），而非道德，得不到呼应的教育是危险的。另一边在职场上，人们常说，“这人人品不错”，但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这话的后半截是“除了人品之外，我就不能在肯定他什么了”。因为人品好而不能获益，这也是一种现实逻辑。道德不能给人奖励。
这种“力”的竞争奠定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基础，将中国在表象上打造成了一个自由流动的社会，像那些新产品的广告一样耀眼：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有成为精英的机会。但这种精英所属的等级划分却更加残酷，它的缺陷或许在于不能世袭。
由更底层上升的这部分人，因为物质加冕成了新精英，而因为精神上的沦丧被讥笑做暴发户，无非是自诩有道德情操的人看不上自卑于缺失道德或有心理负疚感的人，彼此瞧不起的心态，才是“德”灭种的根本，而并非在于缺失。
回到我自己身上，首先确认我不是精英，紧接着确认我想成为这精英，再跟着我很焦虑，如果不幸成了这精英，我还会记得今天的我吗？
“自我遗忘”与“彼此瞧不起”都是人的原罪，谁来救赎？
药家鑫该不该杀，不是一个问题，药家鑫会不会杀，一定是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摸摸自己的良心就能知道答案，第二个问题你得摸着某些人的口袋才能知道答案。
这个时候，我特别渴望中国的教育能做到这样的一条：无需依靠法律，当一个人做出像药家鑫这样的事情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首，而是自裁。中国教育可以做到这样，就算成功了。但听上去好像跟某朝某代也差不多，古人该做的榜样都在哪里放着，学或者不学就是教与不教的问题了。
将法律问题寄托于教育，这个蛋扯的忒远了点，法官们乐享其成。教师们会连忙摆手，我只负责教他弹琴，当艺术家，但他要做一个有艺术修为的杀人犯，与我何干？最多也是家长的责任。家长那边也会摆手，我只生出这么一个儿子，想着要他成为某样的人，他不小心杀了人，大不了赔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说了，与你何干？剩下不会摆手的只有受害人了。
好端端的一条性命，就这样丢了，实在是惨。换我知道自己也有这样的遭遇，我一定也会随身带把刀子，遇到状况时，先捅你到半死不活，到最后我会痛快的认罪伏法，免得围观的人到今天还在议论纷纷，我没弄明白，这事有什么好议论的？
药家鑫被判死刑是必须的，他的家人做出巨额赔偿是必须的，他的教师和学校做出道歉是必须的。但这一切“必须的”成为“必须的”之前，什么“不可能的”都会发生。说不定哪天又传出消息，人家家属接受赔偿要求，放了药家鑫一马呢？到那个时候，“金钱买命”可就明了，想想那些没生命的钞票可以摆平一切，就不敢多想这社会要怎么才收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