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了很久，决定还是如期返回，原计划顺带做的一些事，还有想见的一些人，也都没有去做去见，可能与这鬼天气也有关系，但说句老实话，心情不好却是真的。
可能是我发现了我的自私，让心情落到极差的地步。朱注坐在后面小声哭着，说爸爸说话不算话。我安慰他不是很管用，只好说些他感兴趣的东西，或者临场编个故事，直到我们上了高速，甚至出了池州，朱注才稍微换了下情绪。
按计划，朱注跟妈妈会留下来在东至和怀宁去过这个暑假，至少一边可以待上两个多星期。为此，朱注不仅答应了奶奶，还答应了他的朋友超超，说他会从怀宁返回。可是……大人们的一个小小决定，让朱注不能兑现承诺，这是让朱注不高兴的地方。
突然之间，觉得朱注长大好多。心里会想着朋友的感受，也会记得自己说过的话该去实现。妈妈只好安慰朱注（或者说答应）等过一段时间，找个时间再回去一次，那样也不算食言。这才算解开了朱注的一个小小心结。
而我呢，今天开始继续上班了，感谢老板给的几天假期，让我可以冷静点再冷静点。
我有喜欢对某些事轻易下结论的习惯，但自问还是就事论事，不涉及到做这些事的人。若有人偏要纠正，只要有理，我也听得进去。
上回与某先生又聚了一次，谈及另一个人正在做的事，因为要证明我不能参与，我必须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之中，有给某先生在否定那事那人的意思。其实，我只是说那事的无意义，而非针对那人。对于一个我只见过一次面的人，我怎会愚蠢到去说他的不是？
但某先生说了一句让我认同的话，他说：任何事于我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经过了我的眼，入了我的脑，引了我的思考，那我都是有收获的。我很感恩他愿意指点我得到了什么。虽然他理解的与我所想表述的并不矛盾，但想想还是不要辩解，有好处收着就罢了。
过去他也有一些话让我多多思考，比如说“定”。这几天我在想着怎么才能“定”下来，却一直没有答案。是放下杂念吗？或者是单纯的去做某件事？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会本末倒置，没有想好就去做了，从这点可以看出我的局限来。
想想也没什么，能做多少算多少了，不必强求结果。
早上被停电了，打开电表箱，抽出两个插头，其中一个的保险丝断了。另一个插头上还多了一截铜丝，不清楚它是怎么被放进去的。或者这两个插头根本就不是我家的？
来了上海之后，脑子里就没了“邻里关系”。现在对门的两室一厅里合住着六七个人，这让我们多点担心。自从去年12月他们搬进来之后，我家的电表总会无缘无故的跳闸。可能我这种表述不太准确，但从时间点上来说，那是事实。或者不该将“他们”扯进来。
有一回下班，在楼下遇到对门里住的一个小姑娘，她主动与我说话，但我全以“嗯”、“哦”回应，可能会令到她不舒服。我也承认不够礼貌，但我真的不愿意去认识她们。
后来又有一次早上上班，在车站等车，又遇到这个小姑娘，老远的就同我打招呼，似乎是相熟已久的朋友，我同样以微笑、嗯、哦应对。只是等她走远之后，我开始检讨自己，觉到一种让我自己也不舒服的冷漠来。
对于邻里关系，我会习惯性的防卫。微笑、少言、少纠葛。不喜欢麻烦，更不习惯在这里打这样的交道。我是觉得，这种交道于我而言，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只是这种想法和做法，只在上海生效。回到家里，我很乐意见到熟人就会叫声婶子、叔叔，遇到需要帮忙的，也会毫不犹豫的去搭把手。
对比下这两种，我才知道，我不可能会在这里留太久的时间。从潜意识里来看，我该不会计较被停电这种事。能解决的就是好事。
说素质很重要，有人不信邪，偏偏把微博当作邮件来玩。老话说，没吃过猪肉，也该见过猪走路，可是某局长这边吃着猪肉，另一边不相信猪会走路。近日，江苏溧阳的一位局长微博直播与情人开房全经过，让屁民大跌眼镜。
有一点似乎不需争论，抛开这位局长的身份不提，单单就调情工具而言，QQ、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甚至微博都已经被情种们利用的非常到位。一则说明大家与时俱进，二则也意味着情种们不在拘泥于花前月下，所谓处处有情处处调情。
在“有钱便有一切”的观念下，整个社会对小三的态度显得暧昧。甚至在行为上，婚外情也屡见不鲜。在你我的身边，处处可见。
透过微博开房的是不是局长无所谓。透过QQ视频裸聊的是不是街道主任也没关系。于是，全社会来讨论全社会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抛开当事人的社会身份。
但我们似乎有一种倾向，更愿意拿一小部分人来替整个群体抵罪。或者叫祭旗更恰当一些。因为挑出这些替罪羔羊之后，人们还是一切照旧，照样与小三卿卿我我，照样与属下暧昧不清，照样与朋友妻秋波暗送。那部分人的替罪变的毫无价值，只是可怜的无用的一个祭品而已。
全社会都在侥幸，这次捉不到我便是，下次我要更加注意些。出乎意料的是，整个社会的自我防御机能被提升了。
屁民特想问下，这算是笑话呢？还是笑话呢？还是笑话呢？
《北京日报》有评论指责当下媒体更喜欢“情绪表达”，而非客观理性的表情达意，并警告情绪表达很伤人，一来放弃了媒体责任，二来更是破坏了社会信心。
乱扣帽子是媒体的通病，可以理解的是媒体总得找一个理由去指责社会（包括媒体本身）。如果论据也足够充分的话，人们还是乐于相信或暂时相信或从中得到一个思考的机会。如果结果也只需要这样的话，媒体“哗众”之本性无从改起，也无可厚非。
指责谁或者赞扬谁，是媒体习惯做的，甚至成了业务模式：树立观点—-寻找论据—-去证明。无论是在何种地位的媒体里，也总是由一个单个的人去完成这种看似公平、客观的指责和赞扬，尽管社会允许，但扪心自问，你们做的真的没毛病可挑吗？
我想起许三多在《士兵突击》里责问队长的一句话：“你很在意你设计的那几个小时的经历，但你不能体会在那之外的大半年时间的其他经历？”媒体很在意自己的文字或认知，但也习惯回避事实。对那些与你论点不合的事实，总是视而不见，或者总是看重自己认为的对与错。要知道否定本身也是一种否定。
大众媒体不同于个人博客，在这点上，个人博客就自由的多。我更喜欢“情绪表达”，因为博客是没有设定读者的，博客能够提供的，只是一种认知的交流。是给世界提供一个看我的机会。
很明显，媒体需要忘记我是谁。
昨晚算是失眠了，到2点都没睡着，这在过去不多见。估计是话说太满了，潜意识里要给自己一个教训吧，下回不再炫耀什么了。没意义。
昨晚住在福州鼓楼区的一个地方，可以远远的看到鼓山。如果将周边的场景置换下，只留下我待的地方与我看到的鼓山，我会觉得这里跟黄泥湖太像了，我在家里，面对着南山。两座山差不多的高度，差不多的远近，看它时候的心情似乎也差不多。
觉得这个地方与我的那个农村近似，是昨天上午时候就有的感觉。5点多钟出门，沿着长街走着，看着形状各异的榕树，会不由自主的去问，这些树都是从这里长成的吗？或者是从哪里搬来的，只是那些看过它长成的人，其实是否有在意过它长在哪里，最后又留在哪里呢？这些问题都比较造作，这脑袋里也问不出实用的问题来，不值得回答。
或者，我只管问下路人，鼓山该有多远，我是不是该去那里望望。但南山呢？在我面前矗立了20多年，我也只是从它脚下路过一两次。我是不是得想想我下回再见到南山该怎么做？事实上，即便连“南山”这个名字也没有来由，我只是从一首古诗中牵强借来，我甚至不确定它究竟叫什么。
但我确定昨晚的失眠与这些事情无关，只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会有一些不恰当的焦虑而已。
最近印度有家名为『我行贿了』的网站窜红网络，该站鼓励行贿受贿当事人以亲历者的角色来爆料，向公众及政府提供贪腐线索，惩治不法，以改良社会。
原本认为爆料人更习惯用围观者的态度来探讨社会问题的思路终于得到转换，亲历者自爆丑闻一旦成为主流意识，将会增进社会的自省机能。这比躲在角落里打别人的小报告要有意义的多。
远在中国的屁民们也该向邻邦的屁民们鼓掌致意！好在国内也有站长立即做出响应，包括“我行贿了”、“我行贿啦（522phone.com）”和“我贿赂了（ibribery.com）在内的三家网站也于近期分别上线。
与对待其他新生事物的态度一样，网友们对此事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样的平台可以成为民众与政府沟通的重要渠道，对打击贪腐现状的迫切期待是基本的民意。但也有网友对国内的这几家新站提出质疑，怀疑建站的目的不够单纯，作秀的成分较大。主要原因还是出自对于运营团队背景的担心。众所周知，当代社会永远不缺乏由下至上的推力，但起步开关始终还是捏在上头。
网友的担心可以理解。一则更多的浏览者是以围观猎奇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二则那些爆料者不得不面对举证等危险事而需要极大的勇气；三则，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能解决问题的人或机构来及时处理这些线索。
如果只是将一个人的愤怒通过传播演变成一千个人的愤怒，但没有为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而引发其他负面效果，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国内严苛的互联网环境下、民众明哲保身的社会意识里以及政府机构高高在上的沟通机制中，很难存活这种“有勇气”的网站。
它或许只是一现昙花，但无疑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一起值得纪念的事件。
围绕着强拆的话题无非是需要地表上的那片土，屁民们是否可以想个办法钻到地下去过日子呢？像个老鼠那样有尊严的去生活，或许就不用那么被动卑微了。
传说中的中国第十个特区义乌传来消息，为了让市容看起来更加整洁，约有2000名打工者被赶入深山，在坟墓群附近搭起新据点……是否有联想到好莱坞电影里的某些场景？肮脏的棚户区、卑污的人、冷冷的天空……好了，这些都是在发生的。
让我们来恶意的揣测下不会发生的，假如我们（也可能包括尚未中产的你）必须举家迁入深山，或者更进一步，往地下发展，真希望我们可以“进化”的更快一点，比如生出一对可以打洞的手？甚至是一双翅膀什么的。不过生理的进化速度不及心理，我们在心理上很容易接受一些现实，尽管在生理上根本就没法做出准备，但谁管你？
让我们放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的念头吧，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扔到一边去，暂且先考虑怎么活下来更加现实。
住进地下或者迁回深山确能保留一线生机。且退且想且怨恨：靠，要不是当年我穿皮衣的时候没想到今天，老子山里打猎过日子简直赛过神仙。
但今日，恐怕得好好的去适应与蚯蚓争食的日子了。
《纽约时报》对药家鑫执行死刑一事也有报道，该文提到国人对此案的看法有二，一则如我等屁民鼓掌欢庆，说什么这是法治的胜利。二则如那些理智的精英派略带不屑，将药之死归罪于网络暴政。对于这两点，屁民都有意见。
其一，如果说有法可依、有法当循是正常社会的正常事的话，哪里会有人对法治的胜利保有额外的惊喜？或许该文撰稿人还停留在70年代的中国。对此，我更愿意说，药家鑫的死是对“有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富人意识”的纠正，与法治本身的关系不大。屁民的焦点也从来没停留在法治层面。
其二，国内那些自诩理智、清醒的精英派，将他人的伦理观念强行提前与最高文明接轨，而将自身的伦理观还紧紧的绑在裤腰带以下。所谓的网络暴政，不过是他们对民意的一个曲解和掩盖，为什么要曲解？又试图掩盖什么呢？
首先，这帮围观者们早已习惯了站在远处指指点点。我们只要稍许注意下这类或那类新闻，受害者往往来自与精英无关的另一个阶层。精英看屁民总是居高临下，就好比站在岸上的人抱着双手对在水里挣扎的溺水者做一些仁慈、清醒的提示……但是看官们，如果你不能立即施以援手，我就只能祈祷下一个落水的是你。
至于群体暴政强于个体暴政，精英们防患于未燃也不算过分，但在连基本保护能力都没有的弱势群体身上加之“暴力”色彩，除了栽赃嫁祸之外，更是将屁民当作异类打压。可恨的是，精英们的强盗逻辑稳居上风，精英暴政已然流行，屁民们却浑然不觉。
今天是老爸生日，给老爸送上祝福先！
去年的今天，我们一家三口被堵在虹桥机场，早上的航班被排到晚上起飞，赶到老爸那里的时候，他已经吃过了生日蛋糕。这事让我觉得在特殊的日子做些特殊的安排总会被些特殊的意外给搅乱，于是今年就不准备那样做。其实，打个电话也挺好。
平常时候，我们也经常打个电话，他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身体，而我们最关心的也是他的身体。这可能是来自他的教育，身体为本是件好事。
每每这个时刻，我还会想起我的爷爷，感叹下要是他还健在该有多好。我很希望朱注以后在我生日的时候，也能想起他的爷爷。
或许这才叫传承？
我不知道，反正能记得该是一件多美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