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我不会写字，只是喜欢而已。
大多数时候，写出来的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自己，我知道那是写字的水平不够。我也意识到这样的写作多半是会造成误解而尴尬的。但我或者可以这样理解，阅读的人与写字的人，在心灵上有一种相通或者相斥的感觉，依照什么样的感觉，阅读之后的理解就会两样。可惜的是，这样的前提设置的太过复杂，且这本身也不是很多人都能理解的，因此，我为我的不会写字而感觉悲伤。我在这里道歉。
但我真的喜欢。这不像是给自己写一份情书那样随意。我只是努力的把自己在某一刻的感受记录下来。跟我一样，大多数人都喜欢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方式不同而已。我习惯了早上5点起来在键盘上随意敲打，或者你能感受到那种清晨时候的宁静。
不幸的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因为各类事情交杂，让人可以分得了身，但回不了神，静不下心。不能安静才是我的痛苦。而诸如偏颇、极端、局限、自以为是等等，都只是一个过程，又有谁还不会经历到呢？我渴求的是一种安静，在写字时能得到，在得到时可以写字，如此而已。
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途径，也是一种自我修炼的方式，我以为。
说段真事，先说前半截。
公交车上有帮孩子，四男一女，大概在读三、四年级。四个男孩坐在一起，肆无忌惮的高声喊叫，令人厌烦，女孩则安静的坐在角落里。
没多会儿，男孩们主动挑衅女孩，女孩还击，三言两语之后，女孩败阵。
车到某站，女孩下车，路过四个男孩身边，女孩嘟囔了一句，可能是骂人的话。四个男孩当中有两个极为“活跃”的，居然追了出去，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孩，一边嘴里不干不净，一边抓住公交车的扶手，学电影中的武术动作，荡秋千一样飞踹女孩，女孩可能被踹中头部，下车后蹲在地上大哭，无人理会……
这是前半截，完全属实。
再说后半截。车门关起之后，这个飞踹女孩的男孩由于用力不慎，导致自己摔跤，头破血流，而周围的叔叔阿姨，没一个拿正眼瞧他，与他同行的几个伙伴，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不知所措。
好吧，我承认后半截完全属于杜撰。老实说，如果真有后半截发生，我肯定会选择沉默，就像前半截在发生的时候，我也只是用貌似严厉凶狠的眼神瞪着那帮男孩为女孩帮帮腔而已。作为旁观者，我很想制止这几个呱噪的男孩，但又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似乎这正是孩子们的生活，成人不必干涉。更何况还是一个外人。
于是，我联想出这样的场景，难保我少不了一点幸灾乐祸……但这不是重点。
假设此事真的发生，而后上了新闻，新闻曰：“放学途中，三年级男生摔破头，车上30乘客无人施救……”媒体在报道此事的时候，又该怎样一边痛哭一边控诉这社会的冷漠？不知真相的路人，又该要逼着谁去检讨全社会的缺失……
重点是，如今的大多数新闻，都属于此类不涉及根由的报道。而根由是什么，也很难说清。一茬归一茬，两件事似乎应该独立去看。但联系起来，又像是因果循环，罪有应得，老天给的惩罚是不该去阻止的。众人也会这么去想。
但说到底，教育在哪里？这个时候，人们不去检讨孩子们的教育，反而会去拷问成人们的良心。我不知道，为何一定要把成人的良心放在孩子的教育之上，难道这些正在接受教育的孩子们不更容易被改变吗？
等到他们就这样的长大了，等到教育变成了他的某种习惯，之后成了他的良心，试问，社会给过他们改正的机会吗？
回到家里，我将这事——完全发生的前半截——讲给朱注听，问了他三个问题，第一，你会做这四个人中的一个吗？他回答不。第二，你如果成了那独自的一个，该怎么办？他回答，勇敢的反击。第三，你要是看到了这样的事发生了该怎么办？他沉默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他答案。也许，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不错了。不知道有了孩子的你，会怎么去想去做呢？
人在生病之后找病因，会无奈的将事情发散到过去，找某个坏习惯来责备，为自己遭罪找个合理的借口来平衡心情，而由外人代劳此事，就是所谓的安慰。
这种唏嘘或者没有对象的抱歉，似乎是相信有神灵存在。听上去还有一个依靠。但怕就怕在喜欢将坏事全赖在外人头上，不从自己做个反省、思考和改变，那样的人，是我不愿意做的。
做人确实很难，难就难在不知道什么样的做法最恰当，有满意的昨天，未必今天也会舒适。明天不调整下做法，可能就会是痛苦了。所以，很难得有机会对自己说再出发，更难做到如歌者这般的胸襟，唱唱跳跳、烦恼全消。
现在是早上五点，幸运的是，我又开始写字了。停顿之后会发现，没有什么比此刻更真实，更适合我，也更让我踏实。
体育新闻里有段中国篮球队与别国比赛时的历次冲突集锦，播到女篮在场上也发生过群殴事件时，我居然眼角湿润了，有大哭一场的冲动。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我能确定的是以后再也不看国家队的比赛了。
我想起故事片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励志词组：“东亚病夫”。大凡这个词组的出现总伴随着因国人团结而获得尊严的结局。小时候喜欢以弱胜强，不理解无中生有，就拿它当励志来用，会多出很多对同胞的幻想与期待。而今来看就是讽刺，就像一个太监独对装有命根子的小瓶子去幻想下辈子要如何做个威武男人那样可耻且无趣。
一个不懂得自省自强自尊的人试图通过某种手段将一个人的私愤化作一群人的众怒去宣泄的时候，我只能说，要么是他有病，要么是这个群体有病。不该预期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乌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又会怎样？你如果知道，当然会跟我一样想哭，不是吗？
同样，一个民族将某些罪责归罪于某种物品，比如鸦片、色、酒、赌或者其他的什么借口，都会让我倍觉荒唐。我们何时无知无畏到这样的地步？又何时可以停止这种找借口不找病因的进化逻辑呢？
是的，我也会劝自己要淡定点、理智点，我也并不想证明，我就是一个病夫，这里是一个病夫之国。但如果我们真的没病，为何又会生活的这么变态、畸形？
我们说不要去搀扶一位摔跤的老头，因为他可能会拉着你说是你撞翻了他！我们也可以路过看过但未曾救过一个被车子多次碾压的幼儿，因为我们有理由害怕抱起那个孩子之后还能做什么！我们尽管去指责那个撞翻老人的人，我们也可以去迁怒于那位碾死孩子的司机，但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代替受害者表示愤怒？或在事件发生之后，又代表受害者忘记施暴者？
我们习惯于代表别人去思考问题、去做事，但何时代表过自己去做点什么？去听听自己内心里的呼唤吧，看看那个还算清醒的自己，想要做点什么？认为什么是对的，觉得什么是有价值的，可以吗？
作为万万个逃避者之一，我多希望这里只是一个小说中的世界，描写民国的，或者清朝的，甚至是别国的，比如利比亚什么的。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者说，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都可以容忍。对不对？其实，即便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也能忍受，不是吗？
好吧，很明显你会跟我一样，看着周边有13万万同胞，但却只能抱有“好好活下去”这个信念，这种突然觉醒出“自己就是多余的一个物种”的现实来。我只能说，真的病了，我或者我们。
近日，《华尔街日报》在欧洲被爆出“自卖自买”丑闻。这让我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原来外国的月亮也有阴晴圆缺。
有英国同行指出：《华尔街日报欧洲版》长期通过一家公司以低价大量秘密购买自己发行的报纸，以此抬高发行数据，误导读者和广告商，让他们相信报纸很受欢迎，发行量很大，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我刚刚做杂志广告销售的时候，遇到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向广告主证明杂志的发行量（也可能是我刚入行，“关注”方向不对）。客观的说，我相信发行数据越真实，杂志广告效果就会越好。所以，我特别向往那些能在版权页上印有ABC或者BPA这些logo的杂志。我喜欢真实的、能被证明的东西。
但大部分杂志的发行数据都很难被证明，这让“广告销售”看上去只剩下“忽悠”。事实上，媒体也在想“办法”去提升发行量，包括付费读者数量，但更多的还是如何让广告主“相信”某些数据是真实可信说得过去的。诸如《华尔街日报》做的这点事，国人大多做过。甚至《华尔街日报》没敢做的那点事，国人也正在做着。
比如某国内杂志，它先预期其广告主属于汽车、房产和金融领域，在发行上配合着做一个布局。先列出这些潜在客户的清单（主要是办公地址），然后在客户位置附近寻找档次较高的酒店、餐饮及会所等公共渠道，通过谈判（一般是用广告来换发行），将杂志送入这些渠道。如此一来，发行诉求对象从读者变成广告主，成本被大大降低。况且能天天在客户眼皮底下打转的媒体当然会有更多的销售机会。
区别在于：在国外，作弊就是丑闻，必然会被揭露出来，被冠以“欺世盗名”之罪大加责问，甚至就此断送一个百年品牌也不一定。但在国内，作弊不过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在大家都说假话的环境下，假的也成了真的。
更何况，在山头林立、旗号过万的国内杂志业，想要活下去确实不易，正经生意要走偏门似乎也能被理解。“幸运”的是，在这个近似虚构的行业里，各位都能混水摸鱼，且又相安无事，谁也吃不了亏，那悲又从何而来呢？于是，好事者看外国人笑话而罔顾身边丑事便是有乐趣的。不是吗？
如果换我是那些被媒体誉为乔布斯接班人的家伙，我一定会谦卑的出来发个声明：“乔布斯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我做不了乔布斯第二，我只想做我自己”。但譬如马云、扎克伯格等等并不在意这些恭维话，况且就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循环炒作是媒体的平常事，让人懒得应对也有可能。于大众而言，一则厌倦了山寨概念，二则也并不如媒体那样习惯并轻信于夸大乔布斯或者其他人物作为的故事。一句话，没有永远的英雄。
但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何众媒体纷纷拿乔布斯来说事？乔布斯语录、乔布斯之后的苹果、谁是乔布斯的接班人……种种话题主宰着近期各公共媒体及个人博客。免不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名人或企业想借势营利，但在“伟大”或者至少是“伟岸”的乔布斯的身影下，显然讨不得好，想想那些“一潘”式灰头土脸的演出，让自爱的人笑出声来。眼尖的人倒也可以从中看出人品高下，这算是额外的见识。
但应该有的见识里，应该少不了一点：认真做事的人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尊敬。按说这点理解与国人所处的环境有所出入。孟子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什么时候谈起“把自己做好”这样的个人主义？难道各位都在国庆长假里祭拜了下胡适先生吗？不过，也难怪这个病态的社会已经扭曲到另一种层次：要求别人把自己做好，而对自己却无丝毫要求。于是对成功的人除了羡慕还得加上嫉妒和恨，少了一些学习和分享。这也决定了媒体在真诚悼念的外表下，难掩其动机上的苍白与无力。
到底要学乔布斯什么东西？绝对不是听听乔布斯如何做的，如何说的那样容易，更不是几句看似幽默实则无趣乏味的调侃那样搞笑。因为一切都会回到一个基本点，如果你也懂得认真做事并能践行的话，或者怀念乔布斯就更有感觉了。
无论如何，我们肯定不需要一个或者一群山寨版的乔布斯。
妈妈和老妹昨晚回安庆，在车上，老妹发给我一条短信，特意叮嘱我：要对朱注温柔一点。可能是我的温柔早在对朱注的期望中走了形、变了样，让老妹看不过眼。好吧，我承认，一切都讲规矩的话，天性就没了。这点我会改，下一秒钟就换个温柔的方式来对朱注吧。
比如今早，我就蹭到朱注的床上，跟朱注要一声“生日快乐”！可这家伙却说，那天不是给你过生日了吗？——他说的是四号吃蛋糕的事。我跟他解释，那是因为姑姑得按时回东至上班所以提前给爸爸过了生日。问题是，那天这小子也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啊！
只好让他蒙混了过去。用朱注自己的口头禅来形容下，我的心也“碎”了。于是打算来回忆下以前我是怎么过生日的。
具体我没有数过，只是记得有很多次，我会去大姨家过我的生日。那是我在安庆寄读时的少数几件开心事之一。如果生日是在周末，我会在放学之后渡江，三姐会在单位里等我一起回大姨家，晚上一顿有鸡有鱼的生日餐是少不了的。恰好大姨的生日比我早两天，大舅爹的生日比我早一天。从重阳节到今天，三天都快乐不休。这三天对我来说，不差似过年。
后来，上了班，再后来，出来务工，所谓的独立生活了，便会一个人过生日。说实话，我并不在意过个什么样的生日，如果没办法和家人待在一起，我还是宁愿一个人独处，而印象里也几乎没有跟朋友们一起过生日的经历。
但每到重阳，我都能给大姨打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而大姨也总是祝福我永远快乐！到九月十一当天，我也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老妈一直念叨“儿的生日，娘的难日”，我都记着的，而且也希望朱注可以记住，这也是为什么朱注的生日一定会给他妈妈买上一束花的缘由。这是爱，更是感恩。
所以，我觉得生日就该这样来过：和家人在一起，感恩自己的母亲……当然，如果有一天朱注要和他的朋友去庆祝他的十三岁生日，我也是不会反对的，这种事只要他自己喜欢就好。
最近一期《新周刊》用了一整本来关注大家的“日子”，试图分析“大日子”与“小日子”的区别，甚至想定义下“社会”与“个人”的价值所在。用我充满幻想的理解来向纠结的人做个说明：只有先过好个人的小日子，社会才能过好大日子。但反过来就会一团糟。
重点在于后面的转折。是转折也是区别。是区别也是现实。是现实更是方向。我们总是强调自己不怕吃苦、不怕受累，怕就怕方向不对。于是，我在这一瞬间有点理解自己那几天为什么会觉得累。我在老洪和老黄面前飞了一下午搭半晚上的唾沫星子都没能让他们理解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又该如何让更多安逸的人去理解“大日子与小日子”跟“鸡生蛋”或者“蛋生鸡”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讨论题呢？
我想起胡适。记得某人说胡适就是一个小文人。言下之意对文人群体都颇为不屑。也罢，各人有各人的路数，每人的学习方式受益路径不同而已。但不屑本身也意味着一种封闭。这种封闭很难让他去理解胡适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写的那些文字。
譬如这回《新周刊》的观点，胡适也早有表述，他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引自胡适《介绍自己的思想》）。简要来说：利己是最好的利人。
比胡适说这话晚一点，美国人威尔逊（前通用汽车总裁）也说过：“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必然会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之亦然”。即便美国人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还是让说这话的家伙做了美国的国防部长。对比来看，胡适就没那么幸运了。在宽容心上，中国人不如美国人。
其实，胡适过的也是一种小日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社会或者你的环境不允许你有自己的见识的话，你也不必难受与拘谨，照旧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或者就像一粒钻石那样把自己藏在沙砾之间，让那些愿意相信财富的人自己去寻去得。
与胡适不一样的是，普通人的小日子里面没有大财富，或者有点小安逸，但也没什么不好。要的就是这13万万同胞的小安逸。问题是，那得是真正的小安逸，不带一丝偏见或者愚昧，不带一丁点儿不屑或者自闭，不带一丝的不安与浮躁。
我看，这个得做到。
昨天上午和下午，各参加一场活动。
上午的时候在人民公园的上海当代艺术馆，连战和夫人受许博允之邀来参加“皮克斯动画25年”展的开幕式。连战夸许博允要比夸皮克斯的多，认为要多几位这样的人，这社会就会活跃的多。可惜的是，允许社会活跃的连战已经老矣。而能促进大陆社会活跃的人又藏在哪里？
下午在某台资酒店，举办协会的月度讲座。本次受邀的主讲人来自一家已经在台湾上市的大企业。据主讲人介绍，他们年销售额已达到300亿（但未知是人民币还是新台币）。讲完之后，一丝得意挂在脸上。我还记得开讲之前，他因为等待时间过长而表露出来的焦躁与不耐烦。
近距离观望连战，对比下曾经见过的其他台湾政商大佬如宋楚瑜、张忠谋等，大致感触相同，位置越高，越显得谦卑有礼，可能这就是修养到了一定的境界，言行举止间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诚恳与谦卑，都是急功近利的人学不来的。
相反，看些所谓的商界成功人士，没能发明出蒸汽机，也没有创造出互联网，都没做出什么对社会有促进有改良的事，或者说仅仅只是在做一桩看上去“成功”的买卖而已，便自诩其企业立意有多神圣，其创始人有多伟大，其经历有多么值得分享……人如沧海之一粟，日后他自己能跳出来想想，应该也会觉得可笑之至。
不过，这年头到处都是“小人得志”（反过来应该检讨的是有些人为何“生不逢时”），多一个或者少一个，区别不大。问题是，既然你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何妨换个方式，少点卖弄，多点诚实，少点自大，多点谦卑。
看上去，好事者如我才喜欢这样在背后嚼人舌头，但不认为自己有恶意，只是为了提醒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而已。而且也很明显，要做什么样的人与我现在的地位没一点关系。你说呢？
仔细想来，在我成长的过程里，还真没有一条教我如何救人的教育，甚至连自救都没有，可能大人们一向迷信新闻联播，以为这个世界太平的很，不需要传授这门手艺。
我说救人或者自救是一门手艺，可能有人不屑。或者等你看到一个生命在你眼前被残害甚至被消失而你又不知所措，同时还得让大家认为你不是道德缺失的话，我们只能怪罪于学艺不精，不敢造次。
《纽约时报》报道，在一起交通事故之后，一群路人合力救出了伤者（视频如上）。而《南京晨报》报道，南京有一名小伙子因失恋，将3名行人刺伤并劫持一名人质（贴图如下）。讽刺的是，行凶者身后的食客们，人多势众，完全可以将他擒拿住，但他们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自顾吃喝围观。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可以给犹他州公路上救人的路人鼓掌，但却没有资格去指责南京的这桌食客。换作是你在场，结果却未必两样。好在没人会怪你因为不会做而没有去做。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知道正确答案，而这种心照不宣的事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比如在各类展会上排队去占个小便宜领个免费的小礼品，在提供免费咖啡的地方占位置搞私人聚会等等。正义感不可能独立存在于其他品质之外。
当然，我们也会从新闻里看到一些好人好事，甚至好人比坏人还多。我只是有一个疑问，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接受掌声的好人，而不是一个无需接受指责的围观者？
无论如何，从今天开始，我得学学如何救人这门手艺了。